在离鹤峰县城130公里的西南边陲——鱼山乔家村，未通公路的那些年，溇水河是横亘在乔家村与外界之间一道恒固的屏障。出村的“路”是山民们在骡子界山脊用草鞋踏出来的；被山水冲刷得筋骨毕露的羊肠小径；像一道陈年的伤口，永远镌刻在骡子界的山巅。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村民们出山，是件需要择吉日、下决心的大事，天不见亮就要起身，背负着山货，手脚并用的攀爬在十洞溪的岩壁上，脚下的石头常年在溪水的冲撞下，变得异常松散，每一次迈步，都像是在与石头角力。走到江口的“半边街”时，日头早以偏西，回来时，背篓里装着盐、煤油及几斤过年过节或来人来客才舍得吃的大米，在十洞溪的沟壑里仰望暮色中黑黑魆魆的山影；脚踩晃动的鹅卵石；听着汩汩的流水声；喊着祖辈传下的山歌，跌跌撞撞地回到炊烟袅袅的柴门内。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一餐杀猪饭的故事：

     1970年农历10月的一天，地上让寒风积攒了尺多厚的冰雪，社员同志们开了一上午的斗争会后，不能搞集体农业劳动，只得被迫放假。因我明年就要启蒙上学，开完会回家的母亲，正要我用铅笔在父亲带回家的报纸上学写1、2、3、4、5时，比我年长一岁的皮娃和驰宝，踏着积雪来到我家，他两乘我母亲剁猪草之时，把我拉到埋叉茅房的后阴沟，悄悄对我说：“瑛宝，今天对门的张二爷家杀年猪，我们几个去逮杀猪饭。”其实，我是不愿意去的，一是怕大人骂或者是挨揍；二是我已经懂得了什么叫怕丑和不好意思，可皮娃和驰宝他们才不管你的什么理由，一前一后硬是把我架走了。

     张二爷家离我家最多也就三百多米远，百多年的一正一横的木房，虽然已是腐破不堪，但他依然是乔家村唯一的大瓦房，也是张二爷常常在村民们面前炫耀他祖人的资本。

我们三个不一会儿就到了他家塔坪，杀猪的李大汉，穿着一件涂满猪油且能照出人影的蓝布破棉袄，不停地指挥着帮忙杀猪的二把手们——也包括驰宝的父亲，只见三个年轻人和屠夫一起，把一头约35公斤瘦得皮包骨的黑猪，从脏兮兮的牛棚里提了出来，在案板上李大汉一刀进去，就毙了它的性命，张二爷和张二婆抬着洗脚的木盆，接着喷薄而出的猪血连同猪挣扎时脚丫子里的猪屎。

杀猪饭也就是现在的“刨汤宴”，虽没有呆呆的人气和流量，但自古以来就是宴请亲朋好友的传统礼节，也是拉关系求帮忙的好机会，张二爷这个在乔家村也算“人精”的班子，利用杀年猪的机会，也请了不少底层官员们来他家吃杀猪宴。

张二爷约六十四五岁，这天他穿着两件多年不洗的破棉衣，一头烂七八糟而且半年没有剪过的麻麻头发，把前额遮挡了一大半，一寸多长的白色胡须连同流出的鼻涕，把一口黄牙盖得严严实实，用钉耙一般的手指帮李屠夫不停地薅扯着猪毛。六十三岁的张二婆更显忙碌，她不顾自己的小脚，迈着粹小的脚步穿梭塔坪与灶房之间，不是搬柴生火就是择菜洗菜，眼疾在寒风的吹拂下更加严重，两双眼睛红肿得非常严重，一头未洗的披发，像鸡窝似的随着寒风在不停的左右摆动着。

我们三人实在冷冻得受不住了，就鱼贯地窜进屋内去烤火，哪知“巴掌宽”的火坑屋内，早就被张二爷接来吃杀猪饭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记、大队民兵排长、生产队长及生产队会记们围得水泄不通了，我们只好揣着手撤回到塔坪的一角进行商量着，我坚持不吃杀猪饭了，要回家烤火，可皮娃和驰宝非常坚决，非要吃这餐杀猪饭不可，为了御寒，我们就只好躲进离张二爷家十米远的包谷秆堆里抱团取暖，但我们时刻都在伸头窥视饭熟的那一刻。

约过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下午四点半左右，我和驰宝都在打盹时，有着敏锐观察力的皮娃突然大叫一声：“夹鸡巴了，他们都在逮饭”。我们三人一窝蜂似地从包谷秆堆里跳出，飞跑到二爷家门外，接的贵客已经在一张大八仙桌上落座，张二爷正拿着给病人打吊针的葡萄糖瓶子，在给客人们往土钵碗里倒酒，张二婆正端着一碗合渣向席间走来，看到我们后，她的脸马上由晴转阴，丧着刮得下屎酱子来：“三个猴儿来吃饭”，高八度的声音短暂而有力。

还是皮娃和驰宝捷足先得，碗筷瞬间到手，张二婆给我们各盛了鸡蛋大坨包谷饭后，因驰宝的父亲帮忙杀猪，再加上他家和张二爷家有点亲戚关系，就让他挤上了座位，我和皮娃端着鸡蛋大坨包谷饭就只能站在大人们的背后，望菜兴叹。

还是皮娃勇敢加霸道，他硬是侧身从人缝里挤过大人，一筷子叉了几片肉放在碗里，退回到大人背后，狼吞虎咽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挤过人群，又一筷子向肉锅叉去，张二爷瞪着眼一筷子按下，将肉送到大队书记碗里，满脸堆笑着：“书记吃肉，书记吃肉”，皮娃是不会就此罢休的，筷子再次叉了下去，张二爷再次按下筷子把肉送到大队长碗里，让张二爷始料未及的是，皮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三次终于成功，他退到大人背后，几大口就把肉饭咽进肚中。

七十年代，乔家村的灶家家户户几乎完全一样，用一米四高的四根木柱凿上槽口后，四方卡上横木板，就变成一个四方形体的木桶，一层一层往里夯上泥土直到夯满为止，然后取掉前面一方的木板就做灶门，上面按照锅的大小画个圆圈，用小锄头或铁瓢尖刀将土掏空，灶台也就算完工了，那时基本上都是一灶二用，煮猪食猪草后，用一块石头（又名磨锅石）一磨完后又给家人们做饭吃。故此，一般六七岁的小孩，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助是无法在这种灶锅里盛到饭吃的。

这一高难度操作，张二婆是不会相信皮娃有能力去完成的，只顾马着脸吃她的饭，可皮娃一点也不傻，他环顾四周后，急中生智地把一个砍骨头的木凳挪在灶前，拿起锅铲站上凳子正准备盛饭时，由于重力失衡，凳子歪倒在地上，锅铲重重砸在锅底，碗口大块铁片连同部分包谷饭掉落灶膛，整个吃饭的“贵客”们都惊呆了，眼睛齐刷刷地盯着皮娃，皮娃的脸红到脖子，但他又无可奈何地只得连忙赔不是。

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张二爷两老，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的愤怒了。张二婆端着碗几步来到灶前：“拐哒、拐哒、你这个猴儿把老子吃饭的东西砸了，这纳闷得了啊！”张二爷更是火上浇油，从地上揪住皮娃的衣领提了尺多高后又重重摔在地上：“你是不是家里火烧了，跑到老子家里来讨饭？你这个有娘养无娘教的东西，老子恨不得一把掐死你”。

屁娃怂拉的脑袋垂在裤裆里，眼泪掉了一地，这恰恰给我有了一个解脱跑掉的机会。其实，我自从端到饭碗后就一直站在人群的后面，看着大人们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喧闹着，大快朵颐，没有人喊我上桌，没有人给我盛饭，几个大人用身体围成一道密不通风的墙，仿佛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孩子是看不见的幽灵。我没吃到一片肉，但就为了我也是他们的“客人”，这一点自认为的尊严，不敢提前放碗，把鸡蛋大坨包谷饭，分成豆籽一般大小的颗粒，一颗一颗地慢慢嚼在嘴里，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饥饿，更是一种被他们拒之门外的难堪——那种眼神，那种沉默的排除，比冬日的山风更加刺骨。

这段舌尖上的回忆已经过去了五十五年，张二爷、张二婆也离开了我们四十余年，皮娃也在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中，从泥瓦工到建筑老板，现已经在三线城市安身立命，驰宝早就离开了乔家村，和堂客一起到省城带孙宝去了，我也从教育岗位上退休，赋闲在家。就在三天前我们在乔家村的一次邂逅，都不约而同的又提了这件事，他们要我用文字写写这段舌尖上的故事，于是乎，我就拙笔几句，让人贻笑大方。

在写这篇文章前，五十五年的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那不是简单的失礼，而是一个贫困时代的缩影，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顿杀猪饭可能是农家一年中唯一的一次盛宴，每一口肉都珍贵如金，自然没有余裕分给外人，那堵人墙，筑起的不仅是食物，更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因贫穷而生的隔阂，让生存本能压倒了传统的待客之道。

今天，当我坐在明亮的餐厅里，看着孙子们挑食的样子，我常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冬日，变化是如此之大，几乎像是两个世界。我知道最好的纪念不是沉浸在过去的苦涩中，而是带着这份回忆，教导下一代：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丰足，保持分享与包容的胸怀，在物质充裕的世代，不失精神的富足与人性的温暖。

时代真的变了，那些因贫穷而筑起的人墙，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一块一块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