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始终坚持“两个正确”认真搞好学术研究

文/李瑞祺

【编者按】本文以《光明日报》对“秦刻石”学术争鸣的报道为引，结合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实践，深入探讨了地方学术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困境。文章视野开阔，既有对全国性学术事件的敏锐观察，又扎根于基层文化工作的具体经验，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文化自觉与学术担当。全文核心突出“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的精神，强调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历史正确与政治正确。作者不仅展现了地方学者在考据辨误上的扎实努力——如对建县时间、古城地址等重要史实的修正，更直面基层研究中“积习难返”“各自为政”等问题，并提出了“求同存异、集体研讨、形成结论”的务实方法，体现出可贵的反思意识和建设性思考。文中大量引用毛泽东、习近平关于批判继承、守正创新的论述，将学术求真上升到方法论与思想高度，使地方文史工作与国家文化战略相呼应。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不回避工作中遭遇的质疑与阻力，并以“真的猛士”自勉，彰显了在浮躁氛围中坚守实证、敢于正本清源的文化操守。整体而言，这是一篇有格局、有见地、有温度的学术随笔。它既是对一场具体学术争鸣的响应，更是对基层文化研究者使命的深刻阐发——在信息纷杂的时代，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严谨的态度与联结真理的勇气，这正是学术研究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力量。【编辑：纪昀清】

2025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载了题为《那山那石那事，引出这段学术佳话——青海“秦刻石”学术争鸣综述》，并配合评论员文章《愿这样的学术争鸣多些、再多些！》，读后令人热血沸腾，耳目一新。这篇大块头文章说的是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在《文化记忆》版刊出《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秦始皇”“采药”“昆仑”这几个热词，一时间集聚了全社会的目光，成为舆论场的焦点。真耶？假耶？信之？疑之？传统媒体、自媒体、专家学者、民间“达人”纷纷进场发表观点，展开激辩，引发了一场持续百日的学术争鸣。这次发现见于报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继1965年“兰亭论辩”60年后又一次激起全社会关注的学术争鸣，其对当代学术文化影响之广之深，已然铸成“现象级文化事件”。

作为国内著名思想文化大报，不是麻木不仁，而是主动为学术争鸣搭建平台，他们及时在该报推出《学术争鸣》专版，并在第一期“昆仑石刻”《学术争鸣》专版配发“编者按”：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和论争中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态。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望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

由光明日报发起并引领的这场学术争鸣，长达100天，激发起全国大专院校、各学术门类的积极参与，收到了数百篇来稿，并引发了富有启发性的延伸讨论、读者反响。最终，国家文物局又组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专家组，再次对刻石及周边区域开展现场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并形成考古调查报告，召开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扎陵湖畔之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并评价这方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光明日报》始终铭记使命——团结联系引导服务广大知识分子。“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始终是该报不变的追求。我们无法和国家级的《光明日报》比肩，但我们应该以《光明日报》为榜样，搭建平台，让我们周围的历史文化专家学者、爱好者、民间文化“达人”，在这方天地开掘周至历史富矿，明辨历来史志记载中的讹误，为弘扬深厚悠久周至历史文化，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其酝酿成立之前的2007年3月，就在县档案局内设的县地方志办公室创建《周至史志通讯》，其后2012年8月又改《周至史志通讯》名称为《周至文史》，至今前后18年来，本着为《周至县志》“查漏、补缺、纠谬、正误”，依靠民间学者的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依据精心考证，纠正了诸如周至建县时间，更正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为汉武帝建元初（前140年—前138年间）；周至县城西迁准确地址，周至县城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由今鄠邑甘河镇迁往今址，即更正迁往今县城西“古城村”为今县城东部“长城戍”；更正西周古矢国不在豆村，即1975年内部出版，1982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终南镇豆村标为西周时期的矢国所在，为早在商周时就已存在，且位于汧水上游陇县南坡和下游宝鸡县贾村的古矢国，与豆村毫无关系，等等。

现盘点梳理自2013年8月正式出刊纸质版《周至文史》12年间36期，刊登涉及探讨有争议历史人物、事件、地名的争鸣考证性文章即达100多篇，绝大部分文章是本会本地作者作品，更有少量精品考证文章出自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西安、兰州等大学专家教授的手笔，这些文章的出现，大大激发了本会本地作者的学术研究热情，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面对本会本地对旧有典籍、史志的错误记载，以及长期以来民间把以讹传讹、口口相传的张冠李戴随意编造的故事奉为正史，甚至把历史上封建士大夫为维护统治，蓄意制造宣传的错误人物形象事迹不辨正误，不论香臭继续加以渲染，毒害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们灵魂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去芜取精、去伪存真时，遇到的是强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有人说我们在搞异端邪说，是胡说八道，有人说我们没事寻事“劳心过余”等等。那么，我们究竟该不该做“真的猛士”“敢为天下先”，为追求真实、追求正确、追求真理，以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和毅力去继续我们的事业呢？

本来这些问题早应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秉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手中的锐利武器，我们还怕别人的打击、讽刺、挖苦、非议吗？在这里，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以建立我们的自信心。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在《实践论》一文中又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讲话都提到要“守正创新”。

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最大的底气和根本指导思想。我们研究会从2015年提出“从历史中搜寻正能量，在现实中弘扬主旋律”，正是深刻理解毛主席、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的结晶。现在我们还要叫响“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的调门，把我们的学术研究牢牢凝固在历史正确、政治正确的原则和方向上。

我在2025年11月2日举行的新刊物发行暨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谈到，要“讲究方法搞好学术研究”。既列举了五种旧县志记载中的讹谬记事，也简要介绍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五种常用方法。现在看来，有些地方没有点到或说透彻。这十多年来，我们开展学术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是积习难返。人们常说，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人的立场观点不是生来固有的，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多方面灌输、教育、熏陶交互影响形成的。所以一旦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成为定势，往往钻牛角尖，死犟活犟，很难听进别人意见，总认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要清醒，自己的东西，良莠混杂，甚至存在“糟粕与意淫齐飞，吹嘘与妄想一色”。这是一大忌讳。

搞学术研究，寻求事物真相，要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觉悟。证明一个观点和事物，要努力从多方找依据，用“死证”才能“证死”。一般说“孤证不立”，至少二到三证方能立论。但有时证据难找，一证难求，只能合理揆情推测，这种情况，不要闭门造车，要开门揖谏，主动征求别人意见，在自己确实弄错了时，要不怕丢面子，勇于认错，知错即改是君子，知错不改是小人。

二是要改变方法。我们的研究会，现在看来最大问题是不搞研究。每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各打各的鼓，各放各的炮。譬如策划了一个研讨题目，大家分头找资料，寻证据，实地勘查，走访知情人，带回了研究成果，会上一读了事，认识趋向一致，取得共识，这是理想的结果。但由于各人占有的证据资料不同，或都只有一件“孤本”证据，且互相抵牾，结果只认可自己的证据，不接受别人的证据，两人本无矛盾，因观点不合，人与人竟成了对手，甚至视若仇敌。现在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可以就一个不统一观点，召开小范围会议，梳理各人论文中相同部分，先“求同”，再探究意见对立部分的“异”实质是什么，再找证据破解“异”。实在一时无解，就“存异”，搁置争议，着手新的课题，缓和冲淡针锋相对造成的“积怨”。

第三点，要形成一项新工作程序，每开展一次课题研讨，一定要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结论。作结论无非全体同意和部分同意，结论应写清楚，哪些地方取得一致意见，是什么意见，哪些地方还有分歧，分歧点是什么，为今后克服这些分歧做好“备注”。

第四点，回到标题上，我们的学术研究，是为周至挖掘整理弘扬历史文化，是光彩的事业。同时，我们的研究，是在坚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站在政治正确一边。这两个“正确”自然要求我们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任何违背真理原则，逆时代潮流而动都是绝对错误的。让我们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怀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信念，团结合作，辛勤耕耘，在新的一年里，创造新的光辉，书写人生的新亮点。

2026年1月25日 

【作者简介】李瑞祺，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