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化夹缝中书写殖民伤痕与流散灵魂 

—— 阿卜杜勒 - 拉扎克・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与精神求索

车向斌

2021 年 10 月，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作家阿卜杜勒 - 拉扎克・古尔纳，颁奖词称其 “以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剖析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文化和大陆夹缝中难民的命运”。这一奖项是对古尔纳半个世纪文学创作的最高肯定，更是对后殖民文学领域的重要聚焦。这位生于桑给巴尔、长于英国的作家，以自身流散的生命体验为底色，用十部长篇小说构建起跨越东非与欧洲的文学疆域，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中书写殖民历史的深层伤痕，探讨流散者的身份认同困境，更以温柔而坚定的笔触，为文化夹缝中失去根脉、漂泊无依的灵魂寻找精神栖居之地。古尔纳的生平与创作浑然一体，人生轨迹成为其文学书写的直接蓝本，独树一帜的写作特色让后殖民时代的流散叙事拥有了全新的表达维度，其文学成就不仅填补了东非印度洋沿岸殖民叙事的空白，更以人类的普遍情感联结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让殖民伤痕与流散之痛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反思。

一、流散的人生：从桑给巴尔到英国，伤痕与书写共生

阿卜杜勒 - 拉扎克・古尔纳的人生，是一部浓缩的后殖民时代流散史。1948 年，古尔纳出生于东非桑给巴尔岛的石头城，这座印度洋西岸的重要港口，自中世纪起便是阿拉伯、波斯、印度、非洲等多元文化交融的枢纽，斯瓦西里语的日常交流、阿拉伯文化的宗教影响、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英语教育，让他自幼形成对 “文化混杂” 的直观认知，港口的商旅、多元的人群、跨洋的故事，为其日后的空间书写与跨文化叙事埋下种子。彼时的桑给巴尔虽受英国殖民统治，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并非全然对抗，这种独特成长环境，让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理解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更能洞察其深层的文化渗透与精神异化。

1963 年，桑给巴尔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虽然 1964 年的革命让岛屿陷入动荡，种族冲突与政治清洗成为常态，古尔纳家族因所属族群受到冲击，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1966 年，18 岁的古尔纳被迫以难民身份远赴英国求学，这一离开成为他与桑给巴尔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初到英国的他，遭遇文化、语言、种族的多重隔阂，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经历显性歧视与隐性 “微侵略”，使他深刻体会到 “异乡人” 的孤独与无助，始终处于 “自我怀疑与身份迷失” 的状态，“回不去的故乡，融不入的他乡” 成为其无法摆脱的精神困境。

为在异国立足，古尔纳发奋求学，考入肯特大学后，获文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从事非洲文学、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中他发现，主流殖民历史叙述始终带着西方视角，对非洲历史与文化进行简化与误读，这种 “历史的不公” 成为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动因。他曾坦言，对殖民历史叙述的不满、离乡的经历，以及渴望重拾对故土的认知，成为写作的双重动力。于是，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同时，古尔纳以日记记录漂泊感受，零散文字逐渐演变为虚构故事，最终凝结成 1987 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这部被当时评论界认为 “不够非洲” 的作品，道出了所有漂泊者的共同困境，也标志着古尔纳将个人流散体验转化为文学书写的开端。

此后数十年，古尔纳始终保持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双重身份，这成为其创作的独特优势：学术研究让他对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论认知，使其文学书写摆脱单纯的情感宣泄，拥有严谨的思想深度；文学创作则以感性笔触，弥补学术研究在人性表达上的不足，让后殖民理论变得鲜活而有温度。2006 年，古尔纳因其在文学与学术领域的双重贡献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还曾担任凯恩非洲文学奖与布克奖评审，成为英国与非洲文学界之间的重要桥梁。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让这位此前并不为大众熟知的作家走进全球视野，此时的古尔纳虽已在英国生活半个多世纪，却始终未曾放弃对桑给巴尔的关注，作品始终以故土为背景、以流散者为核心，在记忆的回溯中持续书写殖民时代的历史遗产与流散者的精神求索。

古尔纳的人生轨迹，与笔下主人公形成鲜明互文：从桑给巴尔到英国的地理位移，从本土居民到难民的身份转变，从文化交融到文化隔阂的精神落差，从对故土的眷恋到对异乡疏离的情感矛盾……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成为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库，而他的写作，也成为对自身流散伤痕的精神救赎。书写对他而言，既是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也是对自身身份的确认，更是对所有有着相似经历流散者的精神慰藉。

二、文学成就：后殖民叙事的东非维度与人类情感的普遍表达

古尔纳的文学成就，并非简单的奖项累加，而是为后殖民文学开辟了全新叙事维度，填补了东非印度洋沿岸殖民叙事的空白，更以流散者视角，将后殖民时代的特殊体验转化为普遍的人类情感，让殖民伤痕、身份迷失、思乡之苦成为跨越文化与地域的共同话题。从 1987 年的《离别的记忆》到 2020 年的《来世》，古尔纳的十部长篇小说形成完整的文学体系，以桑给巴尔为原点，以印度洋为纽带，以英国为终点，构建起后殖民时代流散者的精神图景，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1.填补东非殖民叙事空白，构建本土化的历史叙述

在后殖民文学发展历程中，长期存在 “重西非、轻东非” 的现象，主流后殖民叙事多聚焦西非、南非等地区的殖民经历，东非印度洋沿岸的殖民历史与文化交融则被忽视。古尔纳的创作以桑给巴尔为核心，将东非印度洋沿岸的殖民历史与社会现实纳入后殖民文学视野，填补了这一重要叙事空白。与其他后殖民作家不同，古尔纳笔下的殖民历史并非简单的 “西方对非洲的侵略与压迫”，而是展现了更为复杂的殖民图景 —— 东非印度洋沿岸作为多元文化交汇地，其殖民经历不仅涉及欧洲列强的军事与政治统治，更包含文化渗透、贸易交融、族群碰撞，这种复杂性让其殖民叙事摆脱二元对立的简单框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维度。

《天堂》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百年前处于德国殖民阴影下的桑给巴尔，以少年优素福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再现东非内陆的商队贸易与殖民扩张的碰撞。古尔纳并未将德国殖民者塑造成单一的 “反派形象”，而是展现了殖民统治的深层逻辑 —— 欧洲列强通过 “分而治之” 策略，利用本土族群矛盾实现对东非的控制，这种策略对非洲社会的伤害，远比直接军事冲突更为深远。2020 年的《来世》则以八十余年的纵向跨度，全方位展现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地区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历史变迁，从德国殖民统治到英国接管，从民族独立运动到革命动荡，小说通过伊利亚斯、哈姆扎、阿菲娅等小人物的命运，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紧密结合，让东非的殖民历史不再是冰冷史料，而是鲜活的人性故事。

古尔纳始终坚持 “以非洲的视角书写非洲的历史”，摒弃西方殖民历史叙述中的 “欧洲中心主义”，不再将非洲视为被动的 “被殖民者”，而是展现非洲本土族群在殖民时代的反抗、适应、妥协与挣扎，展现非洲本土文化的韧性与生命力。《天堂》中商队首领阿齐兹的智慧、优素福的成长，《来世》中伊利亚斯与哈姆扎的相互扶持、阿菲娅面对苦难的坚韧，皆是非洲本土文化与生命力量的体现。这种书写，让东非的殖民历史拥有了本土化的叙述方式，也让后殖民文学的版图变得更为完整。

2.深度剖析流散者身份认同困境

书写后殖民时代的精神阵痛“身份认同” 是后殖民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古尔纳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自身流散体验为基础，将流散者的身份认同困境剖析得更为细腻深刻。在其作品中，流散者的身份迷失并非简单的 “文化隔阂”，而是多重复杂的精神困境：他们既因殖民历史影响失去对本土文化的完整认同，又因种族歧视与文化差异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最终成为 “悬浮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这种身份的游离与无根性，成为后殖民时代流散者共同的精神阵痛。

《赞美沉默》是剖析流散者身份认同困境的经典之作。小说主人公在英国生活 20 多年，始终试图融入主流社会，却始终无法摆脱 “异乡人” 的身份，为了维持在故乡家人心中的形象，他隐瞒自己在英国的真实生活，这种双重伪装让他陷入严重的身份迷失。一封家书让他踏上回乡之路，试图寻找父亲出走的真相与自我身份的答案，而故乡的真相，却让他再次陷入绝望。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心理刻画，深刻展现了流散者在 “故乡与他乡” 之间的进退两难。

《最后的礼物》则将视角延伸至移民后代，首次探讨移民后代的身份危机。主人公阿巴斯逃离桑给巴尔后，对故乡往事始终闭口不提，这种 “沉默” ，成为笼罩家庭的阴影。其子女作为移民后代，生于英国、长于英国，却因肤色与种族始终被视为 “外来者”，既无法理解父亲的痛苦，也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最终陷入比父辈更为深刻的身份迷失。古尔纳通过这两代人的命运，揭示出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影响具有代际传递性，流散者的身份认同困境也成为一种跨代的精神遗产。

在对身份认同困境的书写中，古尔纳并未停留在单纯的批判与感伤，而是试图探讨流散者的身份重构之路。他认为，纯粹的非洲民族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时代已然不复存在，流散者不应执着于 “非此即彼” 的身份选择，而应树立 “流动性、模糊性和混杂性” 的身份观念，在非洲本土文化基础上，以开放心态接纳西方文化，构建一种 “混杂的文化身份”。这一观点，为后殖民时代的流散者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路径，也让其作品拥有了超越单纯批判、指向希望的精神内核。

3.创新后殖民文学叙事范式，打造独树一帜的文学表达

古尔纳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技巧的基础上，结合非洲本土的叙事传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为后殖民文学的叙事表达提供了新的范例。在叙事结构上，他以 “记忆” 为核心，将回忆与现实交织，形成独特的时间叙事，回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的重要线索，也成为流散者确认自我身份、探寻历史真相的重要方式，对于流散者而言，记忆是连接故土的唯一精神纽带。

在叙事视角上，古尔纳善于运用多重叙事视角与不可靠叙事，让作品内涵更为丰富。《海边》以萨利赫・奥马尔与拉蒂夫两个主人公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两人的对话与回忆相互补充印证，展现桑给巴尔的革命动荡与流散者在英国的生存困境；《遗弃》中则通过主人公的 “沉默” 与 “隐瞒”，展现流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此外，他还善于运用少年视角，如《天堂》中的优素福，以少年未经世事的视角讲述殖民时代的历史变迁，让作品既具有童真的纯粹，又具有历史的厚重。

在语言表达上，古尔纳融合斯瓦希里语与英语的表达特色，构建起一种 “混杂的语言体系”。他将斯瓦西里语的词汇、表达习惯与叙事传统融入英语写作，让作品的语言既具有英语的严谨，又具有斯瓦西里语的生动，不仅让英语摆脱了殖民性与侵略性，成为表达非洲经验的有效工具，也让后殖民文学的语言表达变得更为多元。

此外，古尔纳还开创了以 “印度洋” 为核心的空间书写范式。在其作品中，印度洋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成为重要的文学符号，既是连接东非与欧洲、故乡与他乡的物理纽带，也是流散者精神漂泊的象征。他将后殖民文学的空间视野从陆地拓展到海洋，构建起一种 “印度洋的后殖民叙事”，为后殖民文学的空间书写开辟了新的维度。

4.斩获多项文学大奖，成为后殖民文学的标杆人物

古尔纳的文学创作，不仅获得瑞典学院的认可，更在英语文学界斩获多项重要奖项，成为后殖民文学领域的标杆人物。1994 年出版的《天堂》，入围布克奖、惠特布莱德奖，并入选英国 “女王禧年阅读书单”，成为后殖民文学经典之作；2001 年的《海边》，入围布克奖长名单，获得洛杉矶时报图书奖提名；2005 年的《遗弃》，入围英联邦作家奖，成为其聚焦难民处境与流散者救赎的重要作品。这些奖项的获得，证明了古尔纳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更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得到英语文学界的高度认可。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让古尔纳的文学成就获得全球认可。其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让更多读者了解东非的殖民历史与流散者的生存状态，也让后殖民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古尔纳成为连接非洲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重要桥梁，其创作证明了非洲文学的独特价值，也证明了后殖民文学具有跨越文化的普遍意义。

三、作品以人性为核心，编织殖民与流散的生命图景

古尔纳的十部长篇小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学整体，创作主题始终围绕殖民主义、流散、身份认同、记忆与救赎展开，每一部作品又有着独特的叙事视角与艺术特色，从不同维度展现后殖民时代的人性图景。其中，《天堂》《海边》《赞美沉默》《最后的礼物》《来世》五部作品，最能代表古尔纳的创作水准与文学思想，成为其文学体系中的核心之作。

1.《天堂》：殖民阴影下的少年成长，东非本土的生命韧性

《天堂》发表于 1994 年，是古尔纳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首次获得英语文学界高度关注的作品。小说以 20 世纪初德国殖民阴影下的东非为背景，以少年优素福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失去、反抗与希望的故事。优素福因父亲欠下巨额债务，被抵押给阿拉伯商人阿齐兹，跟随商队行走于东非内陆，从懵懂孩子逐渐成长为懂得生存与思考的少年，他亲历自然的艰险、人性的复杂，更目睹殖民主义对本土社会的破坏。德国殖民者抢夺本土族群的土地，破坏商队的贸易路线，利用本土族群矛盾制造冲突，而商队首领阿齐兹则以智慧与勇气，在殖民势力的夹缝中维持着商队的生存，守护着本土的贸易体系。

古尔纳以少年优素福的视角，展现了鲜活的东非内陆图景，通过优素福的眼睛让读者逐渐感受到殖民势力的渗透，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让殖民主义的影响变得更为真实可感。小说的标题 “天堂” 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对于优素福而言，家乡与商队都曾是他心中的 “天堂”，但最终，他发现殖民主义的阴影无处不在，生存的艰难如影随形。但古尔纳并未让小说陷入绝望，而是通过优素福的成长与阿齐兹的坚守，展现了非洲本土文化的生命韧性。优素福在经历种种苦难后学会独立与勇敢，阿齐兹始终坚守着商队的尊严与本土的文化，成为非洲本土族群反抗殖民统治的象征。小说结尾，优素福离开商队踏上新的旅程，他的未来充满未知，但他的成长，让读者看到了非洲年轻一代的希望。

《天堂》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殖民历史的深刻剖析，更在于其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紧密结合，让殖民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鲜活的人性故事，优素福的成长历程也让读者感受到少年成长的普遍情感，使作品具有了跨越文化的普遍意义。

2.《海边》：难民的生存困境，文化夹缝中的孤独与理解

《海边》出版于 2001 年，是古尔纳聚焦难民处境的重要作品，也是其叙事技巧最为成熟的作品之一。小说以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萨利赫・奥马尔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在英国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与另一位桑给巴尔裔移民拉蒂夫之间的相遇、冲突与理解。萨利赫年过半百，因桑给巴尔的政治动荡被迫离开故土，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的他在英国遭遇歧视、冷漠与误解，成为 “被世界抛弃的人”。而拉蒂夫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自幼随家人来到英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对桑给巴尔的记忆早已模糊，他对萨利赫的到来充满抵触，试图摆脱自己的 “非洲根脉”。

两个身处不同人生阶段、有着不同文化认知的桑给巴尔裔移民，在英国的海边相遇，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是个人性格的差异，更是两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古尔纳在小说中运用了多重叙事视角与不可靠叙事，通过萨利赫与拉蒂夫的交替叙述，展现了两人不同的内心世界与流散者的不同生存状态。萨利赫的叙述充满对故土的眷恋与对现实的无奈，拉蒂夫则充满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对萨利赫的误解。随着两人接触逐渐增多，他们开始了解彼此的经历，萨利赫的故事让拉蒂夫重新认识了桑给巴尔的历史，拉蒂夫的帮助也让萨利赫逐渐适应了英国的生活，两人最终达成了理解与和解。

《海边》的背景设定在英国的海边，海洋成为小说中重要的象征符号，它既是萨利赫离开桑给巴尔的通道，也是他在英国的精神寄托，更是连接故乡与他乡的纽带。海边的一切都成为萨利赫回忆故土的触发点，也成为他与拉蒂夫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的媒介。小说通过两人的故事，深刻展现了难民在英国的生存困境，打破了人们对难民的刻板印象，证明难民并非单纯的 “受害者”，他们有着自己的记忆、情感与尊严，也有着在异乡努力生活的勇气。同时，小说也探讨了文化理解的可能性，即使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人性的理解与共情依然能够跨越文化的隔阂。

3.《赞美沉默》：身份迷失的精神阵痛，故乡与他乡的进退两难

《赞美沉默》发表于 1996 年，这部小说并未设置宏大的历史背景，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在英国生活了 20 多年的非洲流散者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了流散者在文化夹缝中的身份迷失与精神阵痛。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无名的叙述者，他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接受西方教育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却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他在英国生活 20 多年，始终试图融入主流社会，努力模仿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却始终无法摆脱 “异乡人” 的身份，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他始终感受到隐性的种族歧视与文化隔阂。他与英国女子爱玛相恋组建家庭，但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情感隔阂，让这段感情在平庸的日常中逐渐消耗殆尽。

为了维持自己在故乡家人心中的形象，他始终对家人隐瞒自己在英国的真实生活，这种双重伪装让他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内耗，最终成为 “悬浮在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他的胸口始终有一块 “硬块”，这颗无法治愈的 “心病”，正是身份迷失带来的精神痛苦。一封来自故乡的家书，让他踏上了回乡之路，家人为他张罗着相亲，而他则试图通过这次回乡，寻找父亲出走的真相 —— 这也是他身份迷失的重要根源。回到故乡的他，发现自己早已成为故乡的 “异乡人”，故乡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而当他终于得知父亲出走的真相时，却因真相的残酷而彻底崩溃，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迷失与精神懦弱，与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

《赞美沉默》的标题具有深刻的内涵，“沉默” 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主人公对家人的沉默、对自己真实情感的沉默，故乡家人对历史的沉默、流散者之间对彼此经历的沉默……这种沉默，既是流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也是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带来的精神创伤。而 “赞美” 则是一种反讽，主人公试图通过沉默来维持表面的和平，逃避身份问题，却最终发现，沉默只会让精神痛苦更加深刻。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回乡之旅与心理剖析，深刻揭示了流散者身份认同困境的本质：身份的确认，需要直面历史与现实，需要打破沉默，正视自己的根脉与经历。

4.《最后的礼物》：跨代的身份危机，记忆的传承与救赎

《最后的礼物》出版于 2001 年，是古尔纳将视角延伸至移民后代的重要作品，也是其探讨记忆与救赎的经典之作。小说通过阿巴斯一家的故事，展现了流散者的跨代命运，揭示了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影响具有代际传递性，而记忆的传承，则成为流散者身份重构与精神救赎的重要途径。主人公阿巴斯 19 岁时因自卑与猜忌，抛下妻女逃离桑给巴尔，成为一名水手，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十五年后，他在英国与玛丽亚姆相遇并组建家庭，生下几个孩子，但阿巴斯始终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着沉默，从未向妻子与孩子提及自己在桑给巴尔的过往，这种 “沉默” ，成为笼罩整个家庭的阴影，也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

阿巴斯的孩子作为移民后代，生于英国、长于英国，接受着西方的教育，却因肤色与种族始终被视为 “外来者”。他们无法理解父亲的沉默与痛苦，也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最终陷入了比父辈更为深刻的身份迷失，成为 “没有根的孩子”。六十三岁那年，阿巴斯中风发作，在临终的岁月里，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对着录音机讲述了自己在桑给巴尔的经历、自己的逃离，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与愧疚，这盘录音带，成为他留给孩子的 “最后的礼物”。通过这盘录音带，孩子们终于了解了父亲的过去，了解了自己的根脉，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他们踏上了前往桑给巴尔的旅程，在寻找父亲故乡与亲人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父亲的痛苦，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定位。

《最后的礼物》通过阿巴斯一家两代人的命运，探讨了记忆与身份的关系。对于流散者而言，记忆是连接根脉的唯一纽带，而沉默则会让根脉断裂，让身份迷失。阿巴斯的沉默，让孩子失去了了解自己根脉的机会，而他最终的讲述，则让记忆得以传承，让孩子拥有了身份重构的可能。小说也探讨了移民后代的身份认同路径，移民后代并非要在 “非洲身份” 与 “西方身份” 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了解自己根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混杂的、开放的文化身份，既接纳自己的非洲血统，也接纳自己的西方成长经历。

5.《来世》：历史长河中的小人物命运，东非百年的历史变迁

《来世》出版于 2020 年，是古尔纳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创作生涯中格局最为宏大的作品。这部小说以八十余年的纵向跨度，将故事背景从 19 世纪末的东非延伸至 20 世纪 60 年代，通过伊利亚斯、哈姆扎、阿菲娅等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地区从德国殖民统治到英国接管，从民族独立运动到革命动荡的百年历史变迁，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东非史诗”。

少年伊利亚斯被德国殖民军队拐走，被迫成为一名士兵，在战场上经历生死考验，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多年后他逃离战场回到村庄，却发现父母早已去世，妹妹阿菲娅被寄养在他人家中，遭受着如奴隶般的虐待。哈姆扎也是一名从德国殖民军队中逃出来的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切，肉体与精神都伤痕累累，回到家乡后，他遇见了美丽而勇敢的阿菲娅，两人在相互扶持中逐渐产生了感情。三个经历了战争创伤的年轻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他们一起面对生活的艰难，试图在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丝安宁。但殖民时代的阴影并未散去，英国取代德国成为东非的殖民者，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革命的动荡让这片土地再次陷入混乱，历经艰险才得以重聚的亲人，又一次面临着分离的命运。

古尔纳在《来世》中，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完美融合，他没有对东非的百年历史进行平铺直叙地介绍，而是通过小人物的生命故事，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德国殖民军队的残暴、英国殖民统治的虚伪、民族独立运动的热血、革命动荡的残酷，都通过小人物的经历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而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古尔纳始终聚焦于人性的刻画，伊利亚斯对妹妹的守护、哈姆扎对阿菲娅的深情、三个年轻人之间的相互扶持，都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性的光辉也从未熄灭。

《来世》的标题象征着希望与重生，尽管小说中充满了苦难与分离，但古尔纳并未让作品陷入绝望，而是通过小人物的坚守与努力，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与希望。这部小说，既是对东非百年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对人类生命力量的高度赞颂。

四、写作特色：以真诚为笔，构筑后殖民叙事的独特表达

古尔纳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文化与地域的界限，成为后殖民文学的经典，不仅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更在于其独树一帜的写作特色。他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底色，以真诚的笔触为核心，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技巧的基础上，结合非洲本土的叙事传统，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叙事范式，让他的作品既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又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后殖民文学叙事表达的典范。

1.记忆为核的时间叙事：连接过去与现在，书写流散者的精神根脉

“记忆” 是古尔纳创作中最核心的叙事手段与文学意象，其小说几乎均以主人公的回忆为展开方式，回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线索，也成为流散者确认自我身份、探寻精神根脉的重要方式。对于流散者而言，地理的位移与文化的隔阂切断了他们与故土之间的物理联系，而记忆则成为他们连接故土的唯一精神纽带，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身份的根脉。

古尔纳的记忆叙事，并非单纯的回忆性叙述，而是将回忆与现实交织，形成独特的时间结构。在其作品中，过去与现在并非相互割裂，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现实的场景会触发主人公的回忆，而回忆则会让主人公重新审视现实，过去的痛苦会在现实中延续，而现实的困境则会让主人公更加渴望回到过去。《赞美沉默》中，主人公在英国的生活场景总会触发对桑给巴尔的回忆，而回到故乡后，故乡的一切又会让他回忆起英国的生活，两种文化的对比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身份的迷失。《最后的礼物》中，阿巴斯的现实生活始终被对故乡的回忆所笼罩，他的沉默与痛苦都源于对过去的逃避，而他临终前的回忆，则让过去与现在达成和解，让记忆得以传承。

古尔纳的记忆叙事还具有鲜明的 “创伤性” 特征。他笔下的记忆，并非温馨的美好回忆，而是充满痛苦、创伤与遗憾的记忆，这些记忆既是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带来的历史创伤，也是流散者的个人生命创伤。《海边》中萨利赫的记忆充满桑给巴尔革命的动荡与血腥，《来世》中伊利亚斯与哈姆扎的记忆充满战争的创伤，这些创伤性的记忆成为流散者精神痛苦与身份认同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古尔纳的书写，并非要让流散者沉浸在创伤中无法自拔，而是要让他们直面记忆、正视创伤，通过对记忆的梳理与反思，实现精神的救赎与身份的重构。

2.多重交织的叙事视角：多维展现人性，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

古尔纳善于运用多重叙事视角与不可靠叙事，让作品的叙事维度更为丰富，让人性的刻画更为立体。其作品打破了单一的叙事视角，以多重视角的交替与交织，让不同主人公从各自视角出发讲述故事、表达内心世界，这些视角相互补充、印证、冲突，让作品内涵更为深刻，让读者能从多个维度了解流散者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

《海边》中，古尔纳运用萨利赫与拉蒂夫两个主人公的交替叙事视角，展现了流散者的两种不同生存状态：萨利赫作为第一代移民，坚守非洲本土文化，对故土充满眷恋却无法适应英国生活；拉蒂夫作为第二代移民，接受西方教育，试图融入英国社会却对非洲身份充满排斥。两人的视角相互冲突，展现两代移民的文化隔阂与身份差异，而随着接触增多，视角又相互补充，让读者逐渐了解桑给巴尔的革命历史与流散者的共同命运。《来世》中，古尔纳运用多个人物的视角，展现东非百年历史中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小人物的命运，让作品的历史图景更为立体。

除多重叙事视角外，古尔纳还善于运用不可靠叙事，通过主人公的 “沉默” 与 “隐瞒”，展现流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也让作品充满悬念与张力。《遗弃》中主人公的叙述充满隐瞒与回避，读者需要通过叙述细节探寻背后的真相，这种不可靠叙事让读者更深入地洞察流散者的内心世界。此外，古尔纳还善于运用少年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对比，如《天堂》中的优素福，以少年的纯真视角看待殖民时代的历史变迁，而成人视角则展现了历史的残酷与复杂，这种视角的对比，让作品既具有童真的纯粹，又具有历史的厚重。

3.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直击流散者的内心，引发情感共鸣

古尔纳的作品以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著称，他善于捕捉流散者的微妙心理变化，直击其内心世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流散者的孤独、无助、迷茫、痛苦与挣扎，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其作品没有激烈的情节冲突，没有宏大的场面描写，而是将笔墨集中在主人公的心理刻画上，通过对内心活动、情感变化、精神状态的细腻描写，展现流散者的身份认同困境与精神阵痛。

《赞美沉默》中，古尔纳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达到极致，他细致描写了主人公在英国生活的精神内耗：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卑微与无奈，面对种族歧视的愤怒与隐忍，对家人隐瞒真相的愧疚与不安，对身份问题的迷茫与焦虑。主人公与英国人交流时刻意模仿对方的发音与表达习惯，生怕出错引来嘲笑，这一细微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流散者在异乡的卑微与无助。《海边》中，对萨利赫的孤独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在英国海边漂泊，无人理解、无人陪伴，大海的喧嚣却盖不住他内心的孤独，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难民的生存困境。

古尔纳的心理刻画，并非单纯的心理分析，而是将心理描写与情节发展、环境描写紧密结合，让人物的心理变化变得真实可感。在其作品中，环境的变化总会引发人物的心理变化，而人物的心理变化又会推动情节的发展。《赞美沉默》中，主人公回到故乡后，故乡的环境变化让他感受到深深的隔阂，这种环境隔阂引发其心理变化，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故乡的 “异乡人”，而这种心理变化又推动了他寻找父亲出走真相的情节发展。这种融心理、情节、环境于一体的写法，让古尔纳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4.融合多元的语言表达：打破殖民语言桎梏，构建非洲的英语表达

语言是后殖民文学的重要议题，作为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古尔纳面临着重要问题：如何用殖民者的语言，表达非洲的经验与情感，如何让英语摆脱殖民性与侵略性，成为表达非洲文化的有效工具。古尔纳的答案，是融合斯瓦西里语与英语的表达特色，构建起一种 “混杂的语言体系”，这种语言体系既具有英语的严谨与规范，又具有斯瓦西里语的生动与韵味，既能够表达非洲的本土经验，又能够被英语读者所理解，实现了非洲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语言对话。

古尔纳自幼接触斯瓦希里语与英语，成年后的移民经历让他对两种语言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掌握，这为其语言融合提供了基础。创作中，他不仅使用标准英语写作，还将斯瓦希里语的词汇、表达习惯、谚语与叙事传统融入其中，让作品的语言充满非洲本土韵味。《天堂》中，他融入大量斯瓦西里语的日常词汇与谚语，借鉴非洲早期斯瓦西里语故事的叙事传统，形成富有韵律的叙事节奏，让作品的语言既具有音乐性，又具有画面感。

除了词汇与表达习惯的融合外，古尔纳还对英语的叙事视角进行了改造，让英语能够更好地表达非洲的经验与情感。他摒弃了西方英语叙事中的 “欧洲中心主义” 视角，将叙事视角从欧洲转向非洲，用非洲的视角看待世界，用非洲的思维方式进行叙述，让英语成为表达非洲经验的有效工具。《天堂》中，他以非洲少年优素福的视角展开叙述，用非洲的思维方式看待殖民主义与商队贸易，用非洲的情感表达对故土的眷恋与对自由的追求，这种非洲化的叙事视角，让英语摆脱了殖民性，成为非洲文化的表达载体。

古尔纳的语言探索，不仅为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提供了范例，也为后殖民文学的语言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他证明了殖民者的语言并非只能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也可以被改造、被融合，成为表达被殖民者经验与情感的有效工具，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对话的桥梁。

5.印度洋为核的空间书写：拓展后殖民叙事空间，构建海洋的流散图景

在古尔纳的作品中，空间书写具有重要意义，而 “印度洋” 则是其空间书写的核心。与其他后殖民作家聚焦陆地的殖民叙事不同，古尔纳将空间视野从陆地拓展到海洋，以印度洋为核心，构建起一种 “印度洋的后殖民叙事”，让印度洋成为连接东非与欧洲、故乡与他乡、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空间纽带，也成为流散者精神漂泊的象征。

印度洋是古尔纳故乡桑给巴尔的地理依托，也是东非印度洋沿岸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更是流散者离开故土、前往异乡的重要通道。在其作品中，印度洋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成为重要的文学符号，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是流散者的 “漂泊空间”，流散者在印度洋上的漂泊，成为他们流散经历的象征；它是 “文化交融的空间”，印度洋沿岸的不同文化通过海洋进行交流与碰撞，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这也成为古尔纳作品中文化混杂的重要背景；它是 “精神寄托的空间”，对于流散者而言，印度洋是连接故土的唯一物理纽带，望着印度洋，就仿佛看到了故乡，印度洋成为他们精神的寄托与根脉的象征。

古尔纳的空间书写，以印度洋为核心，辐射到东非的桑给巴尔、内陆草原，以及欧洲的英国，构建起一幅跨越海洋与陆地的流散图景。其作品中，桑给巴尔的港口、海滩，东非内陆的商队路线，英国的海边、城市，这些空间场景相互连接，形成完整的空间体系，展现了流散者从故乡到他乡的地理位移，也展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海边》中桑给巴尔的港口与英国的海边相互呼应，《最后的礼物》中桑给巴尔的海滩与英国的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空间描写都成为流散者文化隔阂与身份迷失的具象化表达。

古尔纳的这种以印度洋为核心的空间书写，不仅拓展了后殖民文学的叙事空间，让后殖民文学的空间视野变得更为广阔，更让流散叙事拥有了全新的表达维度。他将流散者的地理位移与精神漂泊相结合，将海洋的空间意象与流散者的身份认同相结合，让空间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表达流散者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

6.宏大历史与个体生命的融合：以小人物见大历史，让历史充满人性温度

古尔纳善于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紧密结合，以小人物的命运展现大历史的变迁，让冰冷的历史充满人性的温度。其作品没有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没有对历史人物的刻意塑造，而是通过一个个平凡小人物的生命故事，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并非由少数英雄人物创造，而是由无数平凡的小人物共同书写的。

《来世》中，古尔纳以八十余年的纵向跨度，展现东非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地区的百年历史变迁，从德国殖民统治到英国接管，从民族独立运动到革命动荡，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都通过伊利亚斯、哈姆扎、阿菲娅等小人物的命运得到生动展现。他们的命运始终被历史的浪潮所裹挟，他们的痛苦与挣扎，都是殖民时代与革命动荡的直接体现。《天堂》中，古尔纳通过少年优素福的商队之旅，展现德国殖民扩张对东非内陆商队贸易的破坏，展现殖民主义对非洲本土社会的深刻影响，优素福的成长经历，成为东非殖民时代的一个缩影。

古尔纳认为，历史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了小人物的命运，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而通过对小人物命运的书写，古尔纳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力量，即使在最黑暗的历史时代，人性的善良、勇敢、坚韧与希望，也从未熄灭。伊利亚斯对妹妹的守护，哈姆扎对阿菲娅的深情，优素福的成长与勇敢，都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也让读者相信，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人类的生命力量始终能够战胜苦难。

五、精神内核与文学价值：跨越文化的人类共情，后殖民时代的精神反思

阿卜杜勒 - 拉扎克・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以殖民主义与流散为核心主题，以桑给巴尔与英国为地理坐标，以记忆与救赎为精神线索，构建起一幅后殖民时代的人性图景。其作品的精神内核，并非单纯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对流散者的同情，而是在于以普遍的人类情感为纽带，连接起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读者，让殖民伤痕、身份迷失、思乡之苦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反思，在于探讨后殖民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出路，在于呼唤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包容与融合。而古尔纳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为后殖民文学开辟了新的叙事维度，填补了东非殖民叙事的空白，更在于以其独树一帜的写作特色，为后殖民文学的叙事表达提供了新的范例，在于以其作品的普遍意义，让后殖民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神内核：以人类共情为核心，呼唤文化理解与融合

古尔纳的作品虽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流散者为书写对象，但其精神内核却具有跨越文化与地域的普遍意义，这也是其作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引发读者情感共鸣的重要原因。在古尔纳的笔下，流散者的痛苦并非单纯的 “非洲人的痛苦”，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痛苦；身份认同的困境并非单纯的 “流散者的困境”，而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困境；思乡之苦并非单纯的 “异乡人的苦”，而是每一个远离家乡的人都能够体会的情感。古尔纳以流散者的独特体验为切入点，书写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孤独、无助、迷茫、眷恋、希望，这些情感超越了文化与地域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古尔纳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 “人类共情” 的精神，他始终以平等、尊重的视角看待每一个人物，无论他们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是流散者还是本土居民，是强者还是弱者，他都能够深入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挣扎，展现他们的人性与尊严。他没有将殖民者塑造成单一的 “反派形象”，而是展现了殖民者的复杂人性；他也没有将流散者塑造成单纯的 “受害者形象”，而是展现了流散者的懦弱、逃避与勇敢、坚守。这种对人性的全面刻画，让古尔纳的作品摆脱了简单的道德评判，拥有了更为深刻的人性内涵。同时，古尔纳的作品始终呼唤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包容与融合。在其笔下，文化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性的理解与共情能够跨越文化的隔阂，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海边》中萨利赫与拉蒂夫最终达成理解与和解，正是因为他们在彼此的经历中看到了共同的痛苦与挣扎；《多蒂》中安娜身上的 “新族性”，则展现了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古尔纳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混杂与融合是必然的趋势，流散者不应执着于纯粹的文化身份，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文化的多样性，在文化的交融中构建新的身份认同，这一观点，也为后殖民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启示。

2.文学价值：丰富后殖民文学版图，为世界文学注入非洲力量

古尔纳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其填补了东非印度洋沿岸殖民叙事的空白，丰富了后殖民文学的版图。在后殖民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西非、南非等地区的殖民叙事得到了充分的书写，而东非印度洋沿岸的殖民历史与文化交融却长期被忽视，古尔纳的创作，以桑给巴尔为核心，将东非印度洋沿岸的殖民历史、社会现实与文化特色纳入后殖民文学的视野，让后殖民文学的叙事版图变得更为完整。他的作品展现了东非印度洋沿岸独特的殖民经历与文化风貌，让世界看到了东非殖民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让东非的声音能够被世界听到。

其次，古尔纳的文学价值在于其创新了后殖民文学的叙事范式，为后殖民文学的叙事表达提供了新的范例。他融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非洲本土叙事传统，形成的以记忆为核心的时间叙事、多重交织的叙事视角、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融合多元的语言表达、以印度洋为核心的空间书写，以及宏大历史与个体生命的紧密结合的叙事风格，不仅让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为其他后殖民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后殖民文学的艺术发展。

再者，古尔纳成为连接非洲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重要桥梁，为世界文学注入了独特的非洲力量。长期以来，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而古尔纳的创作，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高超的艺术水准，获得了英语文学界乃至全球的认可。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非洲的历史与文化，了解非洲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提升了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让世界文学变得更为多元与丰富。

最后，古尔纳的文学价值在于其以文学的方式，为后殖民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精神反思与价值指引。他的作品深刻剖析了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展现了流散者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危机，让人们正视殖民主义带来的深层伤害，也让人们关注到难民、移民等流散群体的生存状态。同时，他的作品始终传递着希望与光明，呼唤着人类的共情与理解，呼唤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与融合，为后殖民时代的人类社会构建和谐的文化关系、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

阿卜杜勒 - 拉扎克・古尔纳以其流散的生命体验，书写出后殖民时代最真实的人性图景，他的作品既是对东非殖民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对人类流散命运的深刻思考，更是对人类共同情感的真挚表达。在全球化的今天，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类的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而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类共情、文化包容的精神，也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岁月的长河中持续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车向斌，汉族，1967年生，大学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爱神的裁决》《秋日沉思》《过继》《二球》等；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卤肉西施》《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2023年5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优秀的“坑儿”》。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2022年，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获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

                   (审核:武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