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子湾，那遥远的仲夏夜》

  作者/潘龙华

落潮时分，有着七百余年沧桑的彭越浦河自北向南迂回至此，忽然像个调皮的孩子，轻轻一折，便向西扑入苏州河的怀抱。河东岸的上海火车站旁，沪杭、沪宁两条铁路线跨河而过，也顺着河道走向往西延伸，渐渐隐入城市朦胧的天际线。

就在这河道与铁轨环抱出的三角洼地里，藏着普陀区“三湾一弄”之一的潭子湾协记里。二三百户人家聚居于此，被铁路、潭子湾路与垒高的河堤温柔地围拢起来，自成一方独立而鲜活的天地。

记忆中，每逢夏季大潮汛，弄堂便成了齐腰深的河汊。孩子们挎着圆滚滚的木盆、塑料桶，像驾着小船在水中穿梭嬉闹。溅起的水花裹着笑声，撞在斑驳的墙上，漫过整条街巷。而母亲总会早早拖出床底那只被我们戏称为“诺亚方舟”的大木盆，将油瓶、盐罐、米袋和暖水瓶一一安放进去——那是家当们最安稳的避难所。

后来我在这座城市搬了几次家，日子愈发宽裕，老两口如今住着一百四十多平的房子，小区景色宜人，所谓“诗意栖居”仿佛已成真。可魂牵梦萦的，却始终是潭子湾协记里那片浸着水汽与烟火的故土——那里藏着我二十余年的生命痕迹。

仲夏夜的协记里，从来不缺热闹与风情。刚过六七点，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羊肠小巷就被各式露宿的床铺填满：竹榻、躺椅、长凳、门板，还有高矮不齐的方桌，密密匝匝挨着、靠着，连空气里都飘着蒲扇扇出的清凉风。曾有个女孩夜半翻身，迷迷糊糊竟滚到了邻家的床铺上。这笑话在弄堂里流传了很久，成了夏夜纳凉时津津乐道的谈资。

这里的人家，大门总是敞着，仿佛从不需要设防。横在门前的床板像一尊尊门神，躺在上头呼呼大睡的多是赤膊短裤的男主人；那些一半在屋内、一半探出门外的竹榻，则往往是女主人的领地。男人们大多坦荡着胸膛，鲜少穿背心；女人们身着各色花汗衫、碎花衬衫，如一道道流动的风景，为灰扑扑的弄堂添上几分亮色。

我家正在潭子湾路拐进东协记里的“Y”字形入口，有幸拾取了许多难忘的画面。能在江苏文学杂志发表诗歌的林哥，与身穿红格暗花裙的许姐，是傍晚最惹眼的一对。他俩拎着小提琴盒，在纳凉的人群中笑吟吟地走过，身影绚丽如晚霞。

有一回，晚归的林哥瞥见我好奇的眼神，竟停下脚步，在我家门前拉了一曲《新疆之春》。豪迈的旋律淌过巷弄，夏风仿佛也跟着躁动起来。我像是插上了遐想的翅膀，一心要飞向远方的天地。

我印象尤深的，还是在林哥家中与两位名人的偶遇。

那天下午，在不足十平米的昏暗堂屋里，十五支光的灯泡下，我撞见赵德华就着咸菜稀饭喝小酒；而与人大毕业的薛德堂大哥海阔天空聊上三个多小时，则是在他那间紧挨堂屋的卧室里——仅有一床、一橱、一桌，床与橱的距离只容得下一张小方凳。薛大哥坐在凳上，大多时候倚着橱门；弱冠之年的我被林哥安排坐在床沿。

赵德华与薛德堂也是“三湾一弄”走出来的人。前者后来成为大画家刘海粟最得意的入室大弟子；后者官至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兼干部调配局局长。

协记里的人群中，身形高挑如青松般的史老师，在我心里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在曹杨中学教数学，有点秃顶。我每次遇见，总会恭敬地喊一声“史先生，早”或“史先生，好”。

每当暮色初沉，邻居们端着饭碗、摇着蒲扇围坐闲谈时，这位年青的史老师便背着黄挎包放学归来。他总是长裤长袖，目不斜视，走几步便低头沉思，像在琢磨什么深奥的学问，随后又抬头望向远方，身姿永远那样挺拔。

最让我憧憬的，是他胸前那枚上海师范大学的红色校徽，后来换成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听说他还是华师大艺术系的领头人。未曾想，多年后我也拿到了丽娃河畔那所大学的校徽，只是底色并非鲜红，而是属于学生的朴素。原来有些仰望，真的会悄悄长成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

暮色渐浓时，上钢一厂的克余大哥便会带着一叠画稿，与画友说说笑笑从我家门前经过。这位美协会员、远近闻名的画家，我曾读到他发表在《青年报》上的作品《火候》。每次见他这般模样，就知道又有一幅佳作正在孕育。后来他的《毛主席视察钢铁厂》远赴欧洲巡展，消息传来，整条弄堂都跟着骄傲。

从他同为绘画高手的胞弟克宏那里我还得知，除了画过红楼梦宝黛邮票的刘旦宅大师，许多画坛大家都曾在这片时常湿漉漉的土地上留下过足迹。原来在这“下只角”的洼地间，也曾倒映过璀璨的艺术天空 。

而我的记忆里，仲夏夜晚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前弄堂李叔叔家的京韵悠扬。

八九人围坐堂屋，记得还有西协记里同学靳海佩的爸爸。京胡试弦，板鼓起拍，一场小小的京剧沙龙就此开锣。尤其李叔叔出场时，老生的苍劲随调流转，声情并茂，听得我如痴如醉。方寸厅堂，丝竹与京腔相融，余音袅袅，尽是梨园雅味。从那时起，我便偷偷爱上了这门国粹。

几十年后，当我在甘泉公园一试音喉，还会想起李叔叔家那段温馨而文艺的时光。

潭子湾协记里的邻居们，日子虽非大鱼大肉，终究是粗茶淡饭、普普通通，却藏着最真挚的人情暖意。每逢哪家有喜事或做寿，总会端出漂着葱花的一大碗排骨面，满脸笑意，挨家挨户送至左邻右舍。这些大多来自江苏、安徽、湖北、山东及本地的乡邻，待人热忱，遇事相助从不犹豫，恰如“搭天桥”共享菜肴的邻里情，在窄巷间流转不休 。

记得东头紧挨河边的倪家，常传来男主人奋不顾身下河救人的佳话。有一回我闻讯赶去，正见大叔浑身湿透坐在门口喘气，脸上还挂着坦然的微笑。还有学波小兄弟，一次在铁路上为救小孩，落下了终身残疾。至今，我仍保留着当年为赞扬他投稿《文汇报》后，编辑热情嘱我补充细节的回信。

当夕阳烧红西天时，你会听见带着苏北里下河口音的大妈吆喝：“来来，吃西瓜啰——吃西瓜啰！”她双手捧着切好的红瓤西瓜，朝巷口几位老人走去；刚下班的青年工人会带回工地剩余的酸梅汤，一碗碗盛给围上来的孩子们。我就曾喝过隔壁码头工人魏大爷带回的饮料，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酸甜，至今仍萦绕在记忆的味蕾上。

若有陌生人来此寻亲访友，在盘根错节的窄巷里茫然四顾，纳凉的人群便会露出关切的笑容。转眼就有热心的孩子蹦跳着引路，让久别重逢的笑声如花一般在巷弄深处绽放，芬芳久久不散。

我家对面吴家大瓦屋的山墙上，斜伸出一盏不算昏暗的路灯，那是我夏夜纳凉的专属角落。搬一张小板凳，双手托腮，聚精会神听老人们讲“千里走单骑”“七侠五义”的侠义传奇；而左隔壁大我几岁的定国哥，总爱讲“一双绣花鞋”“梅花党”“女尸还魂”之类的惊悚故事，听得我瞠目结舌，常常夜半惊醒。

路灯下的风景总在流转，最难忘是看吴二爷下象棋。他棋艺高超，常让慕名而来的棋手悻悻而归——我的同学、住在天助桥北堍的龚士林便是其中之一。这时吴二爷会朝我咧嘴大笑，等我伸出大拇指，用蹩脚的沪语喊一声：“侬瞎结棍！”龚同学则不服气地嚷嚷：“才一盘！三战两胜！”

夜渐深，凉意渐浓，要上早班的大人们陆续回屋。隐隐约约从西协记里飘来断断续续的叫卖声：“香是香来——糯是糯，要吃白果哟……”接着，有人挑着担子悠悠经过，敲击竹筒的“笃笃”声清脆入耳。“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悠长的吆喝勾得人直抿嘴。随即便是趿着拖鞋、追赶担子的脚步声。

白日里“笃笃笃，卖棒冰咧，赤豆棒冰，绿豆棒冰！”的吆喝，还有挑担子以碎玻璃、旧铜丝换麦芽糖的小贩叫卖，早已消散。随着夜色降临，最吸引我们的，莫过于香酥脆嫩的油墩子。

丁字路口的街灯下，一口铁锅架在通红的炭火上，金黄的油墩子在沸油中“滋滋”作响。香气一起，前面西面弄堂的、东边巷子的小伙伴们便纷纷从家里蹿出来；我家斜对面又传来急促的下楼脚步声——想来又有一位小馋猫加入了“围剿”油墩子的行列。

当夜色将协记里温柔揽入宁静的怀抱，几个晚归的女孩披着月色，穿着木屐走在弹硌路上。“笃笃笃”的声响清脆利落，传遍整条巷弄。我总忍不住猜想：白天那个挑着两铅桶水、盈盈走过门前的少女，还有弄口梳一条乌黑长辫、总带着微笑的姑娘，是否也在其中？

在不远的露天给水站旁，常有刚下班的男人在暗处冲凉——多半是附近上海啤酒厂、面粉厂的工人，或是收摊晚的杂货铺大叔。影影绰绰中，他举起一桶水当头浇下，“哗哗”的泼水声与木屐声相互应和，像一首平和安详的小夜曲，在昏暗的巷弄里游荡、漂浮，最终悄悄潜入人们的梦乡。

夜，终于如浓墨般铺展开来，温柔地笼罩着协记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却毫无睡意，揣着一本书，在父亲母亲、小我近十岁的金华弟弟，还有小华、青华妹妹的鼾声中，蹑手蹑脚来到茅屋的后门口。这里紧挨着铁路，向西百米便是潭子湾路铁道口——白天，那位嗓门洪亮、戴黑框眼镜的山东大叔总在道口大声疏导行人。此刻，他的值班室窗口仍亮着一盏灯，小房子却蹲在夜色中，静默无语。

铁路边，十几株桑树、槐树并排而立。几小块不规则的野草地上，矮墙爬满了丝瓜花。晚风拂过，空气中浮动着草木与花朵的清芬。白天黑夜，除了维修铁路的工人，很少有人经过，这里成了我静谧而独属的天地。

我在路灯下翻开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夜色已经降临，你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二十步以外的东西。在黑暗中间的狗，显出一片暗淡的白色。在那边，在黑暗的树丛上面，天边在朦胧地发亮……是什么？——一团火吗？不，是月亮在上升……”

我合上书抬起头——宝蓝的天穹正捧出一轮皓月。协记里交错杂陈的瓦房与草舍，还有高出屋脊的树冠，全都浸在溶溶的月色里。蛙声与虫鸣浮起来，又沉下去，氤氲成一片祥和的静谧与温馨。这景致，宛如吴冠中笔下那淡墨晕染的梦江南。

这么多年过去，潭子湾的仲夏夜依然像一枚青橄榄，含在我记忆的唇间。初嚼是涩的——那些潮湿、拥挤、局促的日常；可慢慢地，竟渗出一丝清甜——那甜，是井水的清冽，是邻人递来的半块瓜，是琴声穿过闷热夜风的震颤，是油墩子香气里藏着的、鲜活的童年。

原来最深的乡恋，不是怀念某一片土地，而是难忘在那片土地上，曾经那样真切地活过、走过、年轻过的自己。

我那遥远的潭子湾，难忘的仲夏夜！……

2026.1.25改于德韵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