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复出后，重教兴科，高考制度恢复如春风浩荡，吹遍大江南北，暖透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全国上下广设重点校、重点班，我在全公社二十余所小学的统考中位列第二，考入公社重点中学重点班，后又以优异成绩，跻身县里的重点高中。

 

那时我家距公社二十里山路，公社到县城又有百余里，县城的客运班车只通公社，全天仅三趟，过了下午两点，便再无返程的车。彼时还无双休日，每周仅休周日，我从周一晨起便盼周六——只因周六晚上，能回家见妈妈。

 

家中只有母亲与姥姥相依为命。母亲一九四六年参军入党，曾在游击战中负伤致残；姥姥年逾七旬，裹着小脚，腰杆弯成了九十度。家里吃水格外艰难，每日要到二百多米外的河里挑水。纵使身在县城的课堂，我的心始终牵系着家中二老，从未有过半分放下。

 

每周六下午五点放学，我便背起书包奔向十三线货场，寻送矿返程的司机软语搭车。所幸少时白净斯文，嘴也算伶俐，又因是学生，师傅们几乎从未拒绝。

 

到家多走些路倒不算什么，真正难捱的，是途中的寒与惧。那时日子拮据，人人穿得单薄，更无大衣御寒，能搭上货车已是万幸，只能蜷在货车斗里。日头西沉，气温骤降，车速带起的寒风割面如刀，浑身冻得发僵，可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妈妈，再冷的身子，心里也是暖的。如今想来，那一路的寒，才是年少时最真切的考验。

 

那时的农村，没有一盏路灯，农户人家稀稀拉拉散落在山野间。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心里还能稍安，可一旦踏入荒郊野外，半天见不到一丝人烟，恐惧便会从心底翻涌上来。

 

漆黑的夜里，山路蜿蜒崎岖，风刮林梢，发出嗖嗖的声响，身边不时有不知名的响动，听得人心里发毛。我本就胆子小、身形瘦小，平日里听过的那些鬼神传说，此刻全都在脑中浮现，挥之不去。那时也没有集中的墓地，村里人过世，大多草草埋在路边的地里，山间的小路，多半要从坟地间穿过，纵使是大人走夜路，也难免心生怯意，何况是我一个半大孩子。

 

有一次，村里有人在外地横死，按农村的习俗，横死之人不能进院，只能停放在路边门口，上面盖一张草席。夜路行至此处，暗弱的灯光映着那方草席，总觉席子在微微晃动，我硬着头皮快步走过，惊出一身冷汗，连大气都不敢喘。

 

山里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传说，月光下，树影、石影交叠，辨不清模样，漆黑的夜里，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跟着，只能走几步便慌忙回头张望，脚下的路，也走得愈发急促。

 

夜色愈浓，月亮躲进云层，偶有微光从云缝漏出，勉强照亮脚下方寸之地。山里的夜，静得可怕，唯有自己的脚步声，伴着远处几声犬吠，在山谷间悠悠回荡。我一边走，一边惦念：母亲的咳嗽是不是又重了？姥姥的腰还疼吗？她们会不会正坐在门口的石阶上，踮着脚，望着我回家的方向？这些念想，像一团暖火，在心底烧着，驱散了几分恐惧，让我攥紧拳头，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

 

终于走到村口，远远望见家里那盏昏黄的煤油灯，透过破旧的窗棂，在无边的黑暗里透出一点光，像一颗落在人间的暖星。母亲和姥姥，果然坐在门口等我，两个驼背的身影相互依偎着，见我走来，立刻起身迎上。“娃，可算回来了，饿坏了吧？”母亲的声音裹着浓浓的关切，伸手接过我肩上的书包；姥姥攥住我的手，她的手掌粗糙，布满皱纹，可掌心的温度，却格外暖，暖得我冻僵的手指渐渐舒展。那一刻，一路上的恐惧、疲惫与艰辛，尽数烟消云散，只剩满心的踏实与安稳，像漂泊的船，终于回到了最温暖的港湾。

 

那个年代的夜路，走得艰难，走得惶恐，却也走得坚定，走得执着。那条洒满月光与冷汗的山路，一头连着县城的课堂，系着我对知识的渴望；一头连着家里的煤油灯，系着母亲与姥姥的牵挂，更扛着一个农村孩子对家人的责任。

 

彼时我便懂得，回到家，见到亲人，吃上一口热饭，便是人生中最真切的幸福。为了这份幸福，所有的奔波与艰难，都值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家乡早已变了模样。昔日的崎岖山路，修成了平坦的柏油路，路的两旁，加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村通了油路，家家都有了小汽车，再也没有人会走那样的夜路了。可每当想起那些年的黑路与弯路，便知那是岁月的必经之路，正如国家的发展，唯有走过泥泞，才能踏上坦途；唯有熬过黑暗，才能迎接黎明。

 

1978年的那些周末，那条山路上的恐惧与期盼，早已刻进岁月深处。那条夜路，从来都不只是一段物理意义上的行程，更是我人生的成长之路。它磨去了我的怯懦，让我懂得了坚持的意义，更让我永远铭记，那些为了牵挂咬着牙勇敢前行的日子，那些藏在黑暗里，从未缺席的温暖。而那份从夜路尽头走来的温暖，也成了我往后人生里最坚实的力量，伴我走过岁岁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