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轶事(51)

▓ 陆幸生

明末出版业潮起潮落之四

明末图书市场的兴盛

明代的藏书往往是和读书、编书、出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图书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的产业链在市民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初步形成。使得图书从士大夫阶层的专利和帝王专制统治政治洗脑工具的狭隘局限中解放出来，成为市民欲望追求和表达的载体，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传播的渠道。图书由此被程朱理学改造后的儒家驯服愚弄老百姓束缚天下读书人的政治教化的产品，转化成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商品或者愉悦身心获取知识的价值载体，其性质和品质发生了质的飞跃，即既有文化科技的传播功能，又具备了一般商品的属性，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受到价值规律和市场看不见手的操纵。

如果说图书的广泛传播得力于印刷术的科技创新，那么德国文艺复兴最大的亮点乃是德国人古登堡（1398—1468）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推动了欧洲图书市场的形成，打破了统治者对于图书的垄断，逐步形成市场，使得人类文明的成果超越时空得以传播，这才产生资本主义最初的权益理念。而中国的毕昇（1041—1048）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胶泥的活字印刷，发展到了明末这项技术完全成熟，不仅出现了木版套色的彩色印刷，而且可以灵活使用木制雕版和铅制、铜制的活字印刷，推动了图书生产的流程化和市场化的步伐。冯梦龙等一干底层文化人其实就是根据市场需求将写书、编书、出书成为谋生的手段，客观上起到了教化和引导民众文化审美消费需求的积极作用。

广泛的社会需求激活了士大夫阶层和底层文化人士的文学艺术创作，根据市场需求由朝廷、官场的垄断走向社会和民间，使得文化精神的传承发展从形式到内容呈现多元化、社会化、商品化、市民化的趋势。

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的仕途经济被打破，不少士子走上了“学而优则商”的经商致富之路，尤其是那些文化底蕴较丰厚的官员，转行成了书商。比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殿试状元焦竑（1541—1620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曾经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后来主持顺天乡试时竟然录取一些“文多险诞”的考生，也就是说这位仁兄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录取了一些具有危险荒诞思想的异议分子为举人，被降为福宁州同知，以后一路贬官，焦状元干脆辞职回到了南京老家一门心思藏书、写书、编书、出书当起书商来了。曾经出版过《献征录》、《澹园集》、《易筌》、《焦氏笔乘》、《焦弱侯问答》、《玉堂丛话》等十余种图书，编撰过《国史籍志》、《类林》、《熙朝名人实录》等图书。

南京当时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嘉靖三十九年明末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李贽被打发到了留都先是担任从八品的国子监博士，隆庆五年（1517年）升任刑部员外郎的七品小官。繁华热闹的南京，八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之风盛行。就是在南京的六七年时间内他结识焦竑、耿定理、王畿、王艮、罗汝芳、李材等一批学者，成为王阳明学说泰州学派的重要成员。开始写作他的学术著作《焚书》（出版时改名为《藏书》）。万历五年，李贽升任正四品的姚安知府。由处级官员跃升为地市级高官。三年后他在任期即将届满，可望进一步升官时却辞职离开云南，开始了他的著述游学生涯。在南京期间，他的异端思想几乎和状元书商焦竑一拍即合，他的那部持不同政见的大作《藏书》68卷就是由焦状元主持，于万历二十六年秋在南京出版，焦状元还为他专门召开了一场读者见面会，他的书很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应该说市场前景看好。老焦同志在当时表现了极大的思想学术勇气。一部好书的出版往往与作者、编辑者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分不开。这样李贽的思想在南方诸省不胫而走，得以广泛传播。后来被人举报后，书被查禁。当局也没有过分为难作者和出版者，只是毁版禁销了图书。直到万历三十年李贽被东林党人张问达上书弹劾，万历皇帝以“敢创乱道”的罪名，将其逮捕，打入诏狱，李贽不甘受辱自尽于狱中。

焦状元还当着自己的藏书家、出版家、书商，他一生勘刻了不少图书《两苏经解》7种60卷、《东坡集》16卷、《陶靖节先生集》8卷等。此刻的南方诸省已经形成完整的图书编辑、印刷、出版产业链，能够借助完整的图书流通渠道，在短时间内将图书发行到全国。

民间的图书发行业已经渐成规模在福建的建阳、长汀、河北武强，以及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四地已经形成规模很大的图书流通集散之地。据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记载：

北京的书市：“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市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之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

杭州书市：“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肆达衢也。”

南京书市：“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苏州书市：“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

如在南戏《桃花扇·逮社》一出中就描绘了三山街一家小书店的情况，这家小书店出版了复社一本被定为非法出版物的文集，老板被魏党余孽逮捕，开头店主人蔡益有一段道白：

“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笑介）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贴介）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

蔡益详细介绍了南京图书市场的规模、品种以及本书店所具备的出书条件，看来这位图书策划人对市场需求十分熟悉，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图书编辑出版宣传上已经开始注意了广告效益，产品很是适销对路，只是在政治类敏感图书的出版上违背了当局的意志，才遭到逮捕。

在浙江湖州甚至还出现了沿水路流动往返的“书船”随时装运转运图书销往各地兜售，书船和藏书家有往来熟知门道和行情，常常根据藏书家需要送货上门。

明代末期，虽然朝政腐败，内外战乱频乃，北方地区长期成为动乱之源，直至明朝崇祯朝覆灭。但是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海禁的开放，水陆商品交易的繁盛，社会生产力还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工具的创新取得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比较快。从明代科技图书的出版，可以看到明代和西方科技的直接交流，互相接轨的明显痕迹。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这四部书被称为“明代四大科学巨著”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宏大的篇幅；完备合理的体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封建专制体制因为本身管控能力的式微出现了一股以王阳明心学理论流传的诸种由封建理学统摄天下向主观内心转化而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客观上冲击着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三纲五常的秩序涌现了李贽、“公安三袁”以及明末刘宗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等王学左派对于专制体制的冲击。思想、文化的活跃，表现在士大夫阶层讲学结社成风，出现东汉末期“处士横议”局面，逐步成为社会舆论而形成对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凡是权臣当道阉党横行之时都将竭尽全力封杀民间讲学和结社。如王阳明在阳明学院、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李贽在麻城书院、刘宗周在石篑书院、王夫之在船山学院的讲学都将形成各自的学派，盛况空前，他们的学说勘刻成图书在市场流通可以左右一时的舆论，形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思潮，这样新思想观念就从封建的枷锁中破茧而出。

文人学者的结社成风也导致了的借助商品流通渠道和印刷术的普及使得新文化、新思想得到超越时空的传播和普及，市民社会最基本的特色反映各阶层利益的社会中介组织在晚明呼之欲出，这些其实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雏形。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当政时期文人结社和讲学之风被严格禁止。到了康熙朝严禁结社和私人讲学，实行出版控制图书审查，康熙、雍正、乾隆朝更是文字狱盛行，对于社会舆论管控更加严厉，明末的出版繁荣成为早期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昙花一现，文艺复兴掀起的小高潮，最终为清王朝政治高压思想钳制消失于无形。

王阳明龙场悟道

李卓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