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 檐

张光仕

上周末，我回到老城整理书房旧物。当轻轻拂去一本旧书上的薄尘时，一张照片从泛黄的书页间滑落——鸭溪中学朴素的校门前，我们几个一起租过房的同学肩并肩手勾手地站着，衣衫虽已洗得发白，笑容却穿透时光，明亮如初。我拾起它，那一个个“屋檐”便在眼前连绵浮现。它们从未真正属于我，却在记忆深处连缀成一条温暖的河，曾托举着我这个农家子弟的读书梦，在改革开放的晨光里，静静地流向未知的远方。

鸭溪酒厂的家属楼里，藏着第一个屋檐。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拖着编织袋改织成的行囊站在表叔家门口时，酒厂家属房一楼的楼道里弥漫的酒糟气息扑面而来——那是高粱发酵后特有的微酸与馥郁，混合着国营工厂的生活气息。表叔是鸭溪小学的教师，说话带着粉笔灰般的质朴。那时正逢县里有个难得的机会，他被选送到地区教育学院进修音乐，他的帆布包里除了课本，总横躺着那把用深红色绒布仔细包裹的小提琴。表叔娘在鸭溪酒厂包装车间上班，三班倒。他们新婚的屋子不足六十平米，我来了，便更显局促。我和年过七旬的舅公同住朝北的房间，只容一床一桌。夜里我常把舅公蹬醒或把被条蹬到床下，舅公总是慈祥的对我笑着说：“我年纪大，瞌睡少。”

在这里，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表叔娘领回厂里发的票，带我去看根据李宽定同名小说改编的《山雀儿》。黑暗中，黔北的山山水水透过银幕向我涌来，山雀儿的歌声清亮，落在一个少年怦然的心上。而更动人的是周末黄昏——表叔会对着东窗亮光擦拭琴身，然后提起琴弓。当《梁祝》的旋律细细生长出来时，整栋楼都静了。水声、炒菜声、远处的锅炉声，都退成遥远的背景。琴音柔柔地迂回，停在舅公微眯的眼角，停在我久久未翻的书页之间。血缘像一张网，将三代人轻轻拢在这狭小空间里，勿须多言，却踏实温暖。

校门口那栋三层新房的底楼，是第二个屋檐。

一九八八年秋天，哥哥高三，我高一，我们俩兄弟和周贵、谷三家兄弟俩一起，六人合伙租了蔺老师家的一间房子。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鸭溪不久，私人建房还是新鲜事。这间屋只是作了简单粉刷，外墙红砖裸露着原始的肌理。条件简陋得如今看来像一场行为艺术：一根电线垂下来吊着十五瓦灯泡，晚上谁看书就得坐在灯下；用水需到门外的公用水管，端盆、提桶排队；一到冬天，后半夜常常被冻醒。可青春不在乎“不便”，我们在昏黄灯下一起摘抄毛主席诗词，一起传阅卷了边的《读者文摘》，在雨夜倾听万千雨点的注脚声，在冬日挤作一团背英语单词时呵出的白气在头顶汇聚成云。屋子“嘈”——鼾声、磨牙声、翻书声、饥饿时肚子咕咕声交响，却嘈出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最珍贵的，是父亲咬牙买下的那台收录机。除了能恶补英语外，每晚八点半，我们会围坐着听《平凡的世界》。少平的故事在电流声中流淌，几个少年在各自的沉默里，用泪光悄悄结盟。离学校仅百步，我们总在上课铃将响的最后一刻冲向教室，布鞋沾着清早的露水。那个屋檐让我深信：再贫瘠的土壤里，一群少年的梦想也能相互取暖，长成一片遮风挡雨的竹林。

第三个屋檐，落在粮管所斑驳的家属院中。

读高二的时候，父亲觉得该让我有个更静心的环境备战高考，便趁着赶场天去找大孃，大孃答应我吃住在她家。她们住在粮管所仓库最里面，屋子是五十年代的青砖瓦房，阴凉，木窗棂的漆有些皲裂，藏着粮库特有的、陈年稻谷的叹息。粮管所那时还是“好单位”，但大孃家并不宽裕——杨姑爷是仓库保管员，他们有两个儿子在鸭溪中学读书：表哥大我一个月，与我同年级，读文科；小表弟刚上初中。可傍晚时分，厨房飘出的饭菜香具有神奇的磁力：腊肉炒蕨菜里的腊肉切得薄如蝉翼却片片可见，油渣白菜里的油渣金黄酥脆，偶尔有一小碗蒸鸡蛋，永远放在离我最近的位置。

每晚，我和文科的表哥各据桌子一端，他背他的历史年表，我算我的物理公式，偶尔交换一个疲惫又默契的眼神。小表弟则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业，有时会偷偷问我数学题。杨姑爷话少，总在饭后点燃一支“朝阳桥”，在蓝色烟雾中看我们做作业。他偶尔说话，声音像仓库里谷粒滑落的声响，沉稳，饱满。搪瓷缸里的茶总是热的，我的鞋垫总是被大孃悄悄烤干，棉被也经常有阳光的味道。在计划经济的余温与市场经济的潮声之间，那个老旧的屋檐像一座孤岛，守护着最传统的善意——不计成本，不问回报。

最后一个屋檐，是崭新的。

一九九一年春，我站在游叔叔家的三层小楼前。白色瓷砖映着阳光，蓝玻璃窗里流云舒卷。他的房子宽敞明亮，却邀我来“看屋”，住二楼朝南的房间。推窗可见池塘如镜，远山如黛，新建乡镇企业的烟囱正吐出白色的烟。

在游叔叔家，我感受了太多“第一次”：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第一次拧开就有热水的太阳能，第一次接触一套叫《走向未来》的丛书。他们的书柜对我敞开，除了课本，我第一次读到《第三次浪潮》《山坳上的中国》。他的妻子董孃孃在区妇联工作，她对我说：“好房子不该只装身体，更要装下开阔的思想。”我经常听他们聊深圳速度，聊干部“下海”，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些话语如早春的种子落入心田。在那个崭新的屋檐下，我感受到时代急速前行的风声——它从很远的地方吹来，带着海腥味和机会的气息。游叔叔说：“我们这代人没赶上好时候，你们要走出去，走得越远越好。”他的声音里有羡慕，有期盼，有交棒般的郑重。临考前夜，他特意带回一本《青年文摘》，指着其中一篇关于大学生活的文章说：“看看，这就是你们的明天。”

如今，我书房宽敞明亮，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但时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半夜醒来，恍惚间又回到那些流动的屋檐下——表叔家酒糟气中温暖的逼仄，合租屋里少年鼾声起伏的合奏，大孃家地板吱呀作响的陈旧，游叔叔家抽水马桶水声潺潺的新奇。它们像四块迥异的积木，搭起了我通往外部世界的阶梯。

而将这些屋檐串起的线，是父母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他们在我看不见的乡土深处，一次次弯腰求人，一次次在煤油灯下商量，用最朴素的智慧与尊严，为自己孩子“跳出农门”拼接出连续的晴空。那些屋檐下的亲人、师长、甚至并无血缘的善良人们，他们递来的不只是一碗饭、一张床，更是在社会急速转身的年代里，一份对“读书人值得善待”的执着相信。

照片放回抽屉时，窗外正是华灯初上。这座城市有千万个光点，每个光点下都有一个安定的屋檐。而我知道，在所有流动的屋檐之上，永远有两双目光——那是我的父母，用毕生心血在黔北山区为我撑起的，最辽阔、最沉默的屋檐。它从未流动，却推动了我整个世界的流动；它不曾言说，却让所有路过的屋檐都学会了说话。

那些年，中国在流动，时代在流动，无数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从少年走向青年，在流动的屋檐下，完成了第一次精神上的迁徙。而我们带走的，从来不是砖瓦，是那些屋檐下从未明说却世代相传的信念：再简陋的遮蔽，也能孕育千里之外的晴空；再微小的善意，也终将在时光长河中，找到它注定要浇灌的那颗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