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源，西王母记忆的重现

             文/大漠苍狼

2025年9月15日，青海“尕日塘秦刻石”获国家文物局权威认证，成为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刻石矗立于黄河源头，文字跃然“石”上，将我们带回两千多年前：秦朝使者奉命西行昆仑，跋山涉水、风尘仆仆，最终抵达海拔四千多米的扎陵湖畔。“尕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或许是这山水吸引了他们，又或许他们认定这里便是传说中的“昆仑仙境”。使者在此驻足，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将使命与足迹深深镌入岩壁。这方刻石，犹如那轮秦时明月，曾映照过坚毅西行的身影，而今又连接起同一片月光下的青海大地，传递着跨越时空的启迪与力量。

作为现象级的学术事件，“尕日塘秦刻石”（曾称“昆仑石刻”）的发现曾引发学界广泛争鸣。国家文物局的最终定论，不仅为持续数月的学术争议与公众热议画上阶段性句号，更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华文明源头叙事的新大门。

  （一）  尕日塘石刻图像与象征的解读空间

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日月山下，湟水谷地静静延伸。这片被古人称为“湟水之源”的土地，长久以来在历史典籍中仅以边陲之地的模糊形象出现。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两次考古发现——大华中庄卡约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尕日塘石刻的确认，如惊雷般劈开了笼罩在湟源历史上的迷雾。当考古铲剥离千年积土，当石刻纹路在阳光下重现，一段被遗忘的文明记忆竟与《山海经》中“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西王母形象产生了惊人的叠合。湟源，这个今天地图上的寻常地名，或许正是华夏神话地理中至关重要的西王母信仰发源地之一。

尕日塘，这个在青海境内并不起眼的地点，因一组石刻的确认而跻身重要考古遗址之列。石刻位于山岩之上，虽经年风霜侵蚀，细节模糊，但整体轮廓与典型特征仍可辨识。岩画主体为一威严神圣的女性形象，其头戴“胜”形饰物，这正是文献记载中西王母的标志性头饰。《山海经·西山经》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后及五残。”所谓“戴胜”，郭璞注曰：“胜，玉胜也。”即一种中部突起、两端下垂的玉质或金属发饰，象征权力与神圣。尕日塘石刻人像的头部形态，与“胜”的造型高度吻合，显非普通装饰，而是蕴含着特定信仰内涵的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尕日塘石刻中的“戴胜”形象，虽与《山海经》对西王母的描述高度吻合，但需谨慎解读。“胜”作为一种头饰，在早期华夏礼制中亦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祭司或权贵象征意义。因此，该图像究竟是特指西王母，还是代表某个拥有相似威仪的女性神祇或部落领袖，仍需保持学术开放态度。其作为“西王母可能形象”的价值，在于它与文献、出土文物及地理环境形成了指向性明确的证据集合。

此外，石刻周边环绕着独特的几何纹样与可能象征星宿的凿刻点阵。有学者将其与《山海经》中“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的宏大场景相联系，认为这些图案可能描绘了以石祠为中心的仪式空间或宇宙观想。石刻风格古朴粗犷，凿刻技法具有早期特征，其文化意涵无疑指向一个崇拜至高女神、并拥有复杂宇宙观念的社群。这方沉默的石头，成为西王母崇拜存在于古代湟源地区的有力物证，仿佛《山海经》的文字在此获得了坚硬的形体。

     （二）  大华中庄物质文化的体系印证

如果说尕日塘石刻是凝固于山岩上的信仰告白，那么相距不远的湟源大华中庄卡约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3600年）的发掘，则从地下奏响了恢弘的物质文化交响，为石刻的解读提供了丰满的历史语境。该遗址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其中两类尤为引人注目，直指西王母文化内核。

首先是“虎噬”母题器物。遗址中出土了多件饰有虎纹或老虎造型的青铜饰牌、用具。虎，在《山海经》描述中是西王母的重要属性（“豹尾虎齿”）。这些文物不仅证实了当地先民对虎威力的崇拜与艺术表现，更可能暗示着部落首领或祭司藉虎形沟通神权、象征勇武与支配力的观念。这种将猛兽特征与至高神性结合的思维，与西王母“虎齿”的神格描述如出一辙。

其次是丰富的玉器与特殊饰物。大华中庄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璧、玉琮、玉料及各类玉饰。玉在先秦是通神、象征权贵与祭祀的核心物质。《山海经》多次提及西王母与玉的关联，后世更有琼浆玉液的传说。遗址中明显的玉器加工痕迹，表明此地存在玉料加工与使用传统，具备支撑高级别神权人物（如佩戴“玉胜”的西王母原型）的物质基础。此外，一些造型奇特的骨角器或金铜饰，可能与“戴胜”的具体形态或其它仪式法器有关。

这些出土文物共同描绘出一幅图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湟源地区，活跃着一个社会分化明显、手工业发达、拥有强大精神信仰和复杂祭祀体系的青铜文化群体。他们崇拜与猛兽结合的女神，珍视玉器并将其用于宗教礼仪，这与文献中的西王母信仰体系高度契合。大华中庄的遗物，仿佛是那个古老信仰在泥土下的悠长回音。

放眼全国早期文明，辽宁红山文化的“女神庙”、山西陶寺的蟠龙图腾、四川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分别代表了不同区域的独特信仰表达。湟源的“戴胜”女神石刻及配套文物，以其鲜明的“虎-玉-穴”崇拜组合，为中华文明多元谱系增加了西北高原的独特类型。它不同于红山文化突出生育崇拜的女神形象，也不同于中原地区后来发展的龙凤体系，展现了华夏文明在源头处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三）宗家沟神话地理的现实投射

基于尕日塘石刻的直观图像与大华中庄文物的文化系统支撑，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湟源县境内的另一处自然奇观——宗家沟。这里丹霞地貌发育，沟壑纵横，分布着上百个天然岩洞。其中一些岩洞开阔规整，形制奇特，宛如天成的屋舍殿堂。当地自古便有关于“西王母石室”或“王母洞”的民间传说。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段描述虽难与今地一一对应，但“穴处”二字明确指出西王母居所为洞穴。

文献史料中的“西海”即今青海湖，几无争议，因而昆仑之丘应在环湖地区。考察环湖诸山，符合“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坐标的，似唯有湟源县境内的野牛山。此处“流沙之滨”指青海湖东沙漠，“赤水”指黄河，“黑水”指大通河。野牛山是日月山主峰，为环湖最高峰，其藏语称谓“索日格山”、蒙语“河拉”（哈拉）均有“昆仑”之意。

当然，将湟源直接对应于《山海经》中的“昆仑”，在学界仍存异议。有观点认为，“昆仑”更可能是一个随着古人地理认知不断西移的神话空间概念，而非固定地点；亦有学者通过对石刻风化程度与凿刻技法的显微分析，对其断代提出更保守的估计。这些争议本身，正反映了上古史研究“文献-考古-神话”三重互证的复杂性与魅力。

《汉书·郡国志》载：“临羌有昆仑山”。《十州记》云：“昆仑山在西海之戎地”。后世方志亦多指认昆仑山在故临羌县境。关于临羌县治，《青海通史》等多认为在今湟源县城东南一带，位于青海湖以东、西宁以西。湟源宗家沟的天然岩洞群，恰好提供了“穴处”的绝佳地理条件。从卡约文化时期已具备相当规模的社会组织与精神信仰需求来看，这些洞穴很可能被当时的社会上层或祭司集团选作举行重要仪典、乃至被视为神明居所的圣地。

将宗家沟岩洞视为可能的“西王母石室”，并非臆测。它是石刻意象、出土文物与特殊地形三重证据链的合理交汇。在这个意义上，宗家沟不再仅仅是丹霞奇观，而是一个承载着古老神圣记忆的潜在仪式空间，是神话在现实地貌上的投影。

（五）文明融合的深层图景

尕日塘石刻的确认与大华中庄文物的出土，如双星闪耀，照亮了湟源地区被尘封的古老文明。它们以坚实的物质形态证明，最晚在商周时期，湟水上游已存在一个文化发达、信仰鲜明的社会实体，其崇拜的核心女神特征与《山海经》所载西王母惊人相似。宗家沟岩洞群则为这一信仰提供了具象的、符合文献描述的“故居”场景构想。

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地方史考据。它强烈暗示，华夏核心文献《山海经》中的部分神话内容，尤其是西王母这一关键神祇的早期形态，很可能汲取或反映了西北地区，特别是河湟一带古老部族的文化与信仰。

西王母形象从《山海经》中“司天之厉”的半兽神，到汉代成为掌管长生、母仪天下的女仙之首，其演变绝非单一文化的自我演化。湟源考古发现提示我们，这一过程可能深深植根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牧猎文明之间的长期互动。虎崇拜、玉礼器、洞穴祭祀等元素，可能是河湟地区古老部落文化的核心特质，随着周秦以来日益密切的西部经略、贸易与迁徙，这些元素被吸纳、改造，最终整合进华夏共同的神话体系与信仰实践中。因此，湟源发现的不仅是“西王母的故居”，更可能是文明融合的一个关键“源代码”。

尕日塘石刻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常珍贵的、可触可感的现实锚点，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神话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那片广阔的、动态的交融地带。

日月山依旧巍峨，湟水长流不息。那些深藏在岩石中的刻画、掩埋在泥土下的珍宝，以及静默于沟壑间的洞穴，共同诉说着一个关于神圣、权力与文明交流的古老故事。湟源的考古发现，不仅重现了一处可能的“西王母故居”，更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神话时代深远的渊源与动人的互动。石未烂，记忆终重光。

作者简介：

    魏富林：笔名大漠苍狼，青海湟源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湟源县作家协会会员，喜欢与文字打交道，性格开朗，豪放！《祁连文学杂志》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