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命名的“城市文学”

——当代青年书写中的城市文学

张菁

近些年来，关于城市的文学表现日渐增多，在当下城市生活中发育出的独特情感和精神记忆终于可以有所依托。与传统文学中将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面或者参照系不同，当下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及其生活开始以独立的面貌出现。这种面貌毫无疑问是通过人来表达的。城市文学并非单纯指发生在城市或者以城市为舞台的书写，它终究是发生或体现于高度现代化的、都市场域中个人生命的遭际与心态变迁的叙事，具有开放、动态，既面向自身更面向发展、面向未来的特征。

一、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差别

评论家孟繁华在《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乡土文学”——关于“新乡土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一文中指出：“百年来，乡土中国一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对乡土中国的文学叙述，构成了百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学。”确实，我们熟知的《创业史》《芙蓉镇》《白鹿原》等，皆是以对乡村生活的反映，切入时代变迁中人的心灵世界，且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回望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早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个格局是建立在农耕生产形式之上的，因而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形成稳定的文化结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熟人之间的社会。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人与空间的关系基本处于不流动状，即便重迁，各自依然保持着孤立与隔膜。人口流动性缓慢的特点使乡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点，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由此不难看出，乡土文学观照的是乡村伦理之下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结构，塑造出一批经典的文学形象，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为传统文化精神赋形，乡土文学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对农民命运和土地情感的深切关注，以及在时代巨变中对民族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反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启动并逐步迈入现代社会的步伐，工业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活作为理想和动力起到了主导社会发展的作用。伴随人口大规模流动与现代技术蓬勃发展，202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7%。未来学家预测，在未来十年内，全球近 80% 的人口将生活于城市群中，中国人“入城”的速度和人口在其中无疑占据相当比重。现在的城市文学作品在地域上呈现出更为国际化的视野；背景城市设定在国内的作品，除北上广深几座典型的现代城市外，也有二三线城市以及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在城市样态方面，既有城市现代化一面的描写，又有现代城市传统文化底蕴的呈现。不同城市的地域色彩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些都成为作品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城市已成为巨大的机器，“巨型机器”通过集体机构和大众传媒，制造个人和集体的主体化过程。城市通过其社会进步、创新的未来以及各个领域的创造，铸就人类的命运。城市生活开始更具独立的主体性，尽管还会有乡村及乡村生活的出现，但那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比照，以凸显今日城市的特点及城市文学的新状态。

现代城市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不停地成长、分解和重新组合，城市文学也把握其脉搏，回应社群、技术冲击以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日常变化。它的题材和形式是多样开放的，既有高耸楼宇中的寂寥孤单，又有寻常巷陌间的喧嚷烟火，从线性的叙事到碎片化、多声部的叙事，都可以容纳其中。在城市样态方面，既有城市现代化一面的描写，又有现代城市传统文化底蕴的呈现。不同城市的地域色彩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成为作品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生活的开放性是对封闭式的田园牧歌以及固定传统伦理格局的一种革命，它不以宗亲和传统文化伦理为支撑，不以家族和熟人生活为重点观察对象。相应的，今日之城市文学也不像过往乡土文学那样基于血缘宗族、地域风情、保守稳定等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来构建文学语境，它拥抱城市的流动性、混杂性和模糊性，注重的是在生存经验之上的文化经验。因此，从乡土文学到城市文学，意味着从以故土崇拜为中心到以注重发展空间为中心，从注重家族兴盛到重视自我成长，从高度秩序感到对多元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的探索。

二、城市结构与审美聚焦

当下的城市文学有着多样化的面孔，既不会简单满足于描写城市表象的繁荣或是对城市冷漠表象的简单批判，也不会沉醉于城市风景、生活或者仪式化的叙述中。它不会仅仅满足于展示城市风貌的表象与表象背后的结构、制度和心理等，而是更在意极强的“好奇心”和深刻的“开掘力”；它要与城市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不为人所关注的群体相遇。与此相匹配，城市文学也会孕育和包容多元的审美格局，呈现出复杂的文学景观。

城市裂变带来的是个人与他者的隔离。蜂巢般的居住方式，让每个人疏离而遥远。科技的迭代虽不断缩短着交流的距离，但数字化交际带来的无距离感却难以让人们产生彼此之间的切近。数据显示，每到凌晨，人与智能机器人聊天的数值会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峰。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物理空间里见到一个人，还是在网络空间里联系一个人，科技的发展都让这些变得更加迅捷，但是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却需要在相互的掂量中跨越更多时间。在这之中，存在着有声与无声。一方面，我们像橱窗中的货品一样在数字场域里摆放自身，点赞和夸奖纷至沓来，热闹非凡；另一方面，理解、感受和懂得，存在于“沉默”与“孤独”的自由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才能道出那些真正值得被道出的。写作者们正是在这样的热闹与沉默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言说与隐忍，观察他者，审视自己。

在青年作家蔡东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人们在困境中努力探寻出路，探寻生命的意义。小说《月光下》出现的“我”和小姨曾经情同姐妹，因身处不同的成长阶段而形成的体验和感受的差别，让他们产生隔阂。多年以后，“我”和小姨在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和解中也达成了自我和解。蔡东在平静的叙述中蕴含波澜的层次递进，有着静水流深下的浩荡波澜，叙述力道稳健，文字营造的气息舒展清润。作品有明暗两条线索，月光一直潜藏在小说内部。她笔下现代人的困境，不是在某个场景突然发生，而是在和过往的牵扯和连缀中延续而来。人物内心的微妙、复杂和幽微，对于他人全然交付的信任，即使有着剥离，也终究在人性的真诚中走向阔大。蔡东不是单纯旁观已经摆放在那里的事实，而是不断地去经历和体验，参与和思考，并在其中有所感触，有所发现。虽不想出卖自己的内心，不愿驯服于假大空的规约，但这种内心的冲突又没有暴风雨般的急和烈，而是在自己所特有的那种温婉、富于意境的文字中不动声色地缓缓溢出。

“文化经验”产生于大量的人口聚集、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工种的分化、消费社会的繁荣、公共场域的往来等城市生存状态，表现为人们在这座繁忙、动荡、充满了形形色色符号和信息的文化熔炉中生活，找到生存和自我确认的方式，形塑身份认同。生活变化中的努力自洽，也是每个人在城市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的课题。在对城市生活经验的书写中，我们通过部分感受到整体的存在，经验本身虽不具备单一的属性，但它直接在场，那种现场感使得写作者在寻找经验之外的表象时，又是在通过自己的生活去感受它们。在这个过程中，生活的面相和细节沉入了作者的写作。青年作家孙睿的小说《替身》，在家庭里，儿子替代“我”的角色让母亲重新有了把控感，“我”在片场是明星们的武替，身为编剧的前妻逐步被自己找的枪手取代了在项目中的位置。孙睿敏锐捕捉到生活细节中的缺口，并顺应这个路径去思索。替身本身意味着一种角色定位，既如此，就有了相应要承担的责任，如同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是身份认同的辨析，也是自我在社会位置中的确认。

三、城市文学青年书写者的特点

如今的城市文学更加聚焦于个体在匿名化、快节奏、信息泛滥的城市丛林里寻找自我、观察自我、倾听自我的过程，每个人在自我发现、意义追寻、疏离与联结和归属感的寻求与确认中逐步建构自我。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城市的书写者需要具备观察现代城市问题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世界眼光；需要有不断更新的知识系统；需要有持续认识自我、理解他者的自觉与能力。唯此，才能避免旧经验重复打转和喋喋不休地讲述我们了然于心的道理，才能以新的洞见和有效的表达，回应这个时代城市群体最真切的精神脉动和存在疑问，为快速流动的都市生活确立和提供有意义的文学指针和精神地图。

城市文学青年书写者特点之一：

写作的克制。

身处古都南京的朱婧和蔡东一样也在高校任职，她的写作含蓄、清冷，一直在寻找恰当的呈现。她笔下的男性很少表现出过分的强势，文中人物均和沐，都是温和的，甚至有些软弱的。男性和女性的相处，如同上午10点左右的太阳，或是60摄氏度左右的水，温暖，但不会灼人。《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里，“我”和太太有着男女之间的被触动，却缺乏她和沐之间充满生命气息的打动。所以她会着意写到，“我”的太太童年像个男孩子一般的模样，充满了活跃跳动。她面对突然出现的蛇，没有惊慌，而是胆大心细，文中也一再说，看到蛇的关键，就是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视线。她的生动、聪慧和生机勃勃，凝结在过往的成长岁月里。细雨中行驶的黑色婚车，何尝不像一辆在花束中行进的葬礼中的车。自此，相亲时太太端庄中的美丽，转化为婚后贤良角色的适配，走进太太的壳里。规约平静之下，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太多被忽略的习以为常。整部作品冷静克制。在那间储藏室里，“我”不厌其烦地依次罗列出那些日用品。是那些日用品上的生活气息，让太太还有着一些生动的色彩。而夫妇之间的了解、理解、感受，肌肤之间的摩擦，早已擦肩而过。朱婧擅长表现秩序感下的暗流与微妙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着力的并不是故事的跌宕和波澜感的强度，而是使用着“神经末梢”的极度敏感，为阅读者建立起了与均、与沐、与“我”的太太、与梨花等等他们微妙的心灵连线，让我们得以窥见：她是如何理解生活，认识生活和这些事件的，同时这些理解、认知，又是那样微妙地牵动着我们。

朱婧对于故事并没有那么强的探寻，相较而言，她更在乎看似静气平稳的生活状态下，人的内心经受的控制、压抑、拘谨和释放种种矛盾的存在。她深入生活中的秩序感，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师生之间，通过角色的置换，寻访世间人情。在《猫选中的人》里，“父亲即使夏季下楼买早点，白色衬衫里也要穿白色背心，衫尾系进裤腰，腰带扣得工整”，这，是生活的秩序。“从说关于自己的话，说自己知道的话，到说无关紧要的话，说彼此都知道的话”，这，是恋爱的秩序。《在那天来临之前》，“在璀璨水晶灯下众人的欢声笑语、推杯换盏里，我们三人像静默的石像，却真正以家的名义再次团聚”，婚礼上，这，是一个家庭的形式秩序。生活如水流过，真实呈现出的面貌，寻度间是否能够接受。朱婧对未知的一切保持一种凝视、思索和警觉。看似水过无痕，果真如此？这让读者去思考。

青年作家淡豹的文字具有独特的筋骨感和信念感。在一吸一呼间，人物的倔强、瘦削、挺立的形象悄然生发，显现出清晰的生命纹理。这种筋骨不是钢筋水泥的坚硬，而是植物纤维般的柔韧与坚定。淡豹观察着生活的细微处。一些切口不大的场景与事件，透过自身心灵与心理的折射，呈现出斑驳的记忆。在《宇宙的尺度》中，淡豹辨析生活的场景：生长在北方，会知道有多种多样的树，就像有多种多样的雪，有多种多样的尘，灰尘中会有辛辣的土味，会有煤灰的味道，也会有夏天里清新灰尘的气息。这些细若发丝的生存褶皱里，藏着她所熟悉的北方的地域密码。同时，这样的尘不是泥土中的，而是飘在空中。所以会看到路上“不是玉米就是高粱，穗子挺立”。这样的细节特别有着城市中长大的作家特点。对庄稼的辨识，对于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稀松平常到直接划走，但对城市中的人来说，就是模糊不清的问题。同样的，“人车分流”这样的标准，也是在城市中才会有的。这些细微之处，透出人与人的差别，甚或一代人与一代人的隔膜。淡豹将个体经验提炼成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切片，她让我们思考：文学，不仅是在描述世界是怎样的，更是在讲述世界可能是怎样的，它呈现的是人性的多样和可能，是在把我们对生活的、人生的、命运的看法，以及他们身后的种种联系在一起，部分地呈现出差别性、异质性和新颖性。作家们或者提出问题，或者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寻求解决之道。

城市文学青年书写者特点之二：

审视规约。

我曾称青年作家张怡微为“温润的直面者”。张怡微内心平和，她面向生活，适度而清明，对现实的观察冷峻而敏锐。其小说作品从来不是阴冷的叙事。作品中呈现出的那股静气有别于冷漠与淡然，恰恰是以人文精神为底线，深入尘世的感知，携带温暖和热度。她是温热的。这种在看待人情世事时的冷静，在剥离时的温厚与理解，让张怡微和她创作的人物在精神世界里相遇，共同探究和求索。她作品中的情感有克制、有热烈，其笔下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热烈的。《缕缕金》中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安心，特别辟出那一方整洁的区域，专门用作和女儿视频的位置。《字字双》中的母亲，说不清女儿用英文写的作品是什么，也从没问过那本书里写的是什么，写的时候她去过哪里，跟哪些人在一起。但是她会竭尽全力为女儿争取拆迁房，哪怕方式不那么得体，她朴素的想法是：“你有那么多英文书，总是需要有一间房子放一放的。”

……

（全文见《芳草》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