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先圣

乡村的月光

       在故乡生活的十几年中，每当月亮升起来，记忆中都是孩子们最浪漫的事。

      白天的忙碌过去了，踏着淡淡的暮色，当人们从田间、从集市、从不同方向回到女人和孩子正翘首以待的家里。整个村庄很快就从一整天的纷乱中安静下来，从村头传来的几声鸡鸣犬吠，整个村子都清晰可闻。这个时候，从远处的山顶，从村头的树梢上，月亮穿过薄薄的云层，悄然悬挂在了村子的上空。刚刚暗下来不久的村子，又明亮了起来。但这时的明亮与白天的截然不同，到处都是朦朦胧胧的，像挂着一层轻柔的薄纱。

      一切都宁静下来，天空像拉上了一幅巨大的黑色帏幔，一轮硕大的玉盘向大地挥洒着无边的清辉，地面上宛如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水银，空中的风也没有了白天的强劲，变得清爽柔和起来了。

      突然间，有一户人家的门“咣”的响了一声。接着就像有谁发出的命令似的，“咣咣”的声音从村子的四面八方传来。这是村人们走出家门的声音。乡村的人们没有吃过饭呆在家里的习惯。我们这些孩子们早就盼望着天黑了，草草的吃了饭，就刮风般地跑出家门，聚集到村边的场院里。场院里到处都是一个个的柴草堆，有一间间的看护场院的简易土房子。孩子们就开始了玩打仗、捉迷藏的游戏。如果是没有月光的晚上，父母就不会让孩子出门，到处都是漆黑一团，担心摔着孩子。只要是有月光，孩子们就自由了。

      接着走出家门的是男人们，劳累了一天，吃饱喝足了，男人们放下碗筷，踩着月光，迈着悠闲的脚步，从家里走出来。如果是夏秋天，就到坑塘边；如果是冬春天，就到牛棚里。大家天南海北地乱扯，大到国家时局，小到家长里短，远到古代的传说，近到村里的新闻，人们称这种场合为“啦大云”。街上碰上了，问声干啥去？说“听啦大云去”，就明白了。

      最后从家里走出来的是女人们。如果是没有月光的晚上，女人们就在家里不出来了，但只要有月光，女人们没有呆在家里的。附近几个家庭的女人，有端了纺车的，有拿了针线筐子的，有织席编篓的。年幼的孩子则躺在奶奶的怀抱里，听老奶奶讲月姥姥的传说。老奶奶手指着月亮说，月亮上有一棵大槐树，月姥姥在大槐树下正纺线呢。孩子问，咋听不到纺车声呀？老奶奶说，等长大了就听到了。孩子问，啥时候才能长大啊？老奶奶说，每天多吃一个馍馍就快长大了。听着听着，孩子就香甜的睡着了。

      月光使沉静的乡村变成了情趣昂然的田园诗，变成了美仑每奂的山水画，变成了悠扬舒缓的小夜曲。因为有了月光，乡村不在寂寞。乡村的每一放土地，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饱含了令人神往的诗情画意。

离开故乡几十年了，月亮依然还再升起，但是故乡这样的月光如水的夜晚，似乎早已经定格在了少年记忆的深处。

我的母亲

母亲因为晚年有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随我居住在济南，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母亲的一生。

母亲是1925年4月25日出生的，属牛，按传统的虚岁，如果母亲还健在，今年应该是96岁了。

母亲是小脚。对于母亲这双小脚，我自幼就充满了好奇，问过很多次。母亲说，过去只有小户人家的闺女才会长一双大脚，大户人家的闺女从五六岁就开始裹脚了。母亲的脚是从六岁开始裹的。把骨头硬硬地裹断，很疼，但还是得裹，不然长大了就会没有人要，就嫁不出去了。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母亲的脚才大功告成。这十几年中间，母亲基本上是足不出户，天天在家里裹脚。那时，外祖父家是富户，母亲只有兄妹两人，自然是不用母亲帮助料理家务的，只是一心一意在闺房里裹脚就可以了。难怪母亲说穷人家的闺女就不行，这裹脚要十几年之功，穷人家的孩子是要劳动的，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家里裹脚呢。

母亲记忆最深的事情是黄河发大水。母亲说她经历过十几次，只是不知为什么发大水都是在晚上。傍晚的时候还好好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到了半夜，忽然间听到村外到处是排山倒海的水声和树木、房屋歪倒的声音。接着就是打更人的铜锣声，呼喊大家赶快上房顶。母亲说，为了防洪水，外祖父早年就买了一只大船，平日里就倒扣在后院里。听到消息，外祖父马上就叫醒帮工的人赶快把船调整好，放上衣物和粮食。母亲说，那只船很大，能容纳十几口人。一旦大水来了，外祖父就载着全家到一家家的亲戚家去，看是否有被洪水围困的人。有好几次都是船装满了人，有亲戚，也有邻居和不相识的人，外祖父把他们运到安全的地方再去救别的人。尽管外祖父家有大船，但母亲对于发大水一直充满了恐惧和胆怯，一生惧怕下大雨、响巨雷，即使现在只要听到雷声也很害怕，必须有人在身边才会感到踏实。母亲关于洪水的唯一美好的记忆是大水退去时到村外的小河沟、小水洼里捡小鱼。有一年外祖父捡了上百斤的鱼，一直到过年晒的鱼干都没有吃完。

母亲共生了七个孩子。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生下来活了三天就死了。第二个是个男孩，活了一个月。现在我的大哥是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母亲说，过去死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谁家都有死孩子的记录。有的是难产死的，有的是生下来了活了几天不知什么病就死了。那时候乡村里没有医院，有一点病就让土医生看看。孩子小吃不进药，只能扎针，但往往收效甚微，扎不了几次就死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活下来的都是大命的。后来，在我的后面，母亲还生了一个男孩，但只活了一个月就因发烧而死。母亲晚年住在我这里，只要看到我的孩子发烧就紧张，但看到我们抱到医院打了针就好了，就会说，要是过去也有这样的针多好。

母亲还常常给我讲我的一个小姑姑的故事。母亲说，那一年她刚刚嫁到我们家，我的一个小姑姑才三岁。正置夏天，奶奶和母亲都在家里忙着事情，小姑姑闹着要出去玩。奶奶就把她放到了大门外的树荫下，让她自己玩。过了一会，母亲突然间想起来，赶快去看看孩子。可是孩子却没有了。母亲赶快给奶奶说，孩子没有了，快去找。奶奶依然忙她的，说，一个三岁的孩子还能跑到哪里去，你去找找就行了。母亲急了，我们家不远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塘，里面有很深的水。母亲赶快到那里去，结果到了那里正好看到邻居刚把小姑姑捞上来，小姑姑已经淹死了。母亲很悲伤，一边抱着小姑姑一边哭着往家里跑。不料到了家里，奶奶说，淹死就淹死了，你还抱到家里来干啥，快抱到乱死岗上喂野狗去。奶奶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情。直到今天母亲依然对奶奶不可理解，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没有了，自己却能无动于衷。我想，这也许正说明上一辈的人在脆弱的生命面前的无奈吧。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的嘉祥县北部，因为距县城较远，日本兵只到过我们村里一次。母亲说，当时也不知日本兵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说日本兵要来了，男人都藏到村外的野地里去，女人都在脸上抹上锅灰，穿上男人的衣服藏起来。家里的大门口都用高粱杆和树枝围起来。有好多次听说日本兵要来了，但都没有来。后来真的来了一次，大队的日本兵站在村外的路上，只有两个人到村里来，在街上喊话说，日本人只是从这里路过，大家不要害怕。村里人都藏着，只有村长出来与他们说话，不久日本人就走了。日本人在我们村里杀了一个人。就是那一次日本兵是要到与我们相邻的郓城县去，但不知道路，想在我们村里找一个带路的人。一开始找不到人，后来就让村长带路，但村长却把他们带到了乱死岗上，日本人一怒之下一刀把村长砍死了。

日本人来了那一次以后就没有再来，经常来来往往的是区大队和国民党的部队。母亲说，那时侯都知道，只要是晚上来的，就是区大队，白天来的就是国民党。其实到了后来也搞不清是谁了，有时候区大队刚走了，国民党就来了。不论是谁，来了就借地方做饭，要水喝，喂马。当时也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你打我，我打你，互相追着打。母亲说，她最看不得伤兵。有一次看到住到我们家的一个兵一条腿没有了，母亲就问他，你这是图个啥，腿都没有啦，咋回家过日子。那兵就哭了。

母亲说，那时侯最害怕的不是兵，他们不论是谁，来了不过是借地方吃住，几天就走了，不祸害人。最害怕的是土匪，在我们那里叫老雀。那些老雀都在一些比较大的村子里和集镇上，较大规模的有几百人，有刀有枪，区大队和国民党的部队都不敢惹。哪一个村子得罪了他们，不定哪一天就把村子洗了。村里为防土匪挖了护村沟，修了很高的围子墙，一到傍晚就关村门派人打更。但还是防不胜防，常有人被老雀绑了去。他们绑了人就喊出价来，限几日内送钱赎人。只要被绑过一次，一个家也就破败了。我的姥爷就被绑过一次，也就是那一次以后，我的姥爷家结束了殷实的日子。稍稍富裕一点的人家，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更不敢单独出行。因为老雀在各个村子里都有自己的内线，看到有隙可乘，就会下手。

一直到晚年母亲随我住在城市里，母亲经常叮嘱我的话是过日子要有底。母亲说她这一辈子遭难最多的是灾荒挨饿。尽管在母亲年幼的时候姥爷家的家境十分殷实，但也常常因为灾荒而出现生活危机。后来嫁到我们家以后，因为我们家的家境一般，生活的窘迫就一直拌随着母亲。有两件事母亲常说。有一年春天，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粮食，父亲又去了东北，爷爷身体有病，母亲就把家里所有能换钱的衣物打成一个大包，用独轮车推着到距我们家有五十华里的梁山去卖了换吃的。母亲说，那包东西有五六十斤重。母亲就靠一双小脚在一天走了个来回。母亲把衣物卖了，然后去买了五斤高粱，又买了四十斤土豆。母亲说，她走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到了家就赶快生火煮土豆，因为家里人已经一整天没有饭吃了。我的爷爷只活了58岁，母亲说就是那一次饿的很了，后来再补也补不过来了。实际上爷爷已经几天没有进食，家里仅有的一点吃的，爷爷都省给了当时正直年幼的哥哥。

母亲常说的荒年是58年。母亲说她一辈子都不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都像疯子。本来那一年是大丰收，麦子丰收，秋季的地瓜也是好收成，但不知为什么地瓜都滥到地里也不让收。天天去开会，说是马上就到共产主义了，要什么有什么，都去吃食堂，还收地里的庄稼干什么。母亲说那一年幸亏奶奶。奶奶喜欢吃地瓜叶拌豆面的菜团子，她就天天到地里去摘地瓜叶，到家里凉干了放起来。从地里刨地瓜不允许，但摘地瓜叶没有人管。奶奶年纪大了，开不开会都可以，她就天天去摘地瓜叶，足足摘了两个月，我们家的一个小厢房都装满了。到了次年春天，食堂里没有粮食了，村里人发现上头说的共产主义没有来，而地瓜早就都坏在了地里，这下都急了，但却为时已晚。我们家也没有粮食，但地瓜叶总是可以充饥的。奶奶和母亲动用了她们的各种智慧。把榆树皮扒下来晒干，磨成面，与地瓜叶拌在一起，蒸熟了，就是当时救命的唯一饭食了。母亲说，我们家那一厢房地瓜叶不仅仅救了我们自己，还救了许多邻居和亲戚。听说街上谁家过不去了，听说哪家亲戚断了顿了，奶奶和母亲就会蒸一锅菜团子送去，那一家人家就有了救命的食物了。所以，母亲常说过日子要有底，要有后路，我知道母亲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我信然。

母亲对于文革的记忆很深，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六十年代，我的父亲是我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父亲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干就想干好，当了几年支部书记，把我们村搞成了先进单位。但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有一天，县里和公社里的领导都被一帮小孩子赶下了台，接着村里的几个小孩子也打着红旗把我父亲赶到村里的场院里，把父亲捆上，让父亲站到桌子上，又把全村的人都叫来，说父亲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然后把父亲关了起来。母亲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去那小孩子的家里问他们我父亲犯了什么罪。他们说是因为与公社里的书记一心。母亲说，不与公社里的书记一心那才犯错误。人家说，那你也是保皇派。他们又把母亲也关了起来。第二天，那小孩子的父母也关了进来。母亲问为什么自己的儿子还要关他们，他们说，儿子说吃饭前一定要宣誓四个首先、四个忠于才能吃饭。他们说儿子这是没事找事。结果儿子就说他们是反革命，给关了进来。

母亲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记忆，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而是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纪念。每当想起这些记忆，母亲的身影便犹如老人家健在的时候一样亲切。

我的中学时代

我读中学是在嘉祥县二中，这是一所位于嘉祥北部的农村中学，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当年的学习生活依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我是1979年入学。那一年是中专和高中一个卷，尖子生都被中专先录取了，其次是高中录取。高中又分重点班和普通班，我上了重点班，嘉祥二中高中一年级一班，班主任是教物理的孙金华老师。

高一教语文的是钱道君老师。钱老师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让我们写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他让我们走出课堂去，去校外的田野，看看小河，看看树木，看看庄稼，看看阳光，然后回来再写。

学校墙外的西北角有一片很大的梨园，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梨园里洁白的花朵让我想起了唐朝诗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句子，茅塞顿开，回到教室，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题，奋笔疾书写好了一篇作文交给了老师。晚自习的时候，钱老师急匆匆地来到教室，拿着一本作文本说：“一篇难得的好作文，我要读给大家听。”

他开始读了。我惊喜地发现，正在读的作文正是我写的那篇。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激动兴奋喜悦的心情。下课后，钱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很有写作天赋，你的思维很敏锐，好好努力！然后钱老师又说，把这篇作文重新用方格稿纸抄写一遍，他要投稿给报社的副刊。

一个月以后，我的文章在省里的《大众日报》“丰收”副刊上发表了！消息传遍了全校，那篇文章又被老师抄写在了校宣传栏里，我成为了全校的作文明星。

这件事，对中学时代的我影响深远，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成为我文学创作的开端。

我读中学的时候，生活还非常艰苦。学校由于离家有十多里路，学校规定一次要带一个星期的干粮。所以每到周末，母亲就忙开了。父亲、姐姐加上我和母亲去村头的石磨屋去磨粮食。因为是给我上学去准备的，所以母亲就从几个很小的布袋子里拿出几把黄豆、高粱放到磨眼里去，而不像平常只是玉米或地瓜干了。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十多斤地瓜干、黄豆、高粱三合面就磨完了。

而后母亲就忙起来，将面蒸成整整两大锅窝窝头，像军事沙盘上的一座座小山似的。姐姐负责开火拉风箱。到了傍晚，母亲就把大约四十多个窝窝头凉在厨房的一个箔子上。姐姐拉完风箱，母亲看到她瘦弱的样子，便拿一个给她说：“给你一个，尝尝就行，等你弟弟考上大学给你买好吃的。”姐便很高兴地拿了去院门口慢慢品着吃。

这种三合面的窝窝头香脆、酥甜，在一般人家是少有的，父母姐姐在家里吃的是清一色的地瓜干，那种窝窝头往往因地瓜干的变质而充满了酸涩的霉味，难咬、粘呀，像皮球一样富有弹性。每当母亲用那种自做的很大很大的网兜给我盛满三合面窝窝头，我背上去学校的时候，我就将滚动的泪珠咽到肚子里，暗自立志：将来一定让全家都不再吃纯地瓜干的窝窝头，吃这种三合面的。

白面馒头，那时是不敢想的，那太遥远了。

在学校里，同学们一般每顿饭吃三个窝窝头，个别同学吃四个。每天饭前一小时，就用一个笑网兜盛了放到学校食堂的大蒸笼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地瓜干窝窝头，像我拿着三合面的，几乎是没有的。一样的窝窝头，却不会混淆，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扁的，大家都不会搞混。

下课铃声响过，同学们一窝蜂去食堂拿走各自的窝窝头，就有了继续学习的力量了。一般窝窝头到了星期四就开始长那种细小的白毛毛了，我们就用水先洗一洗再去蒸，但却没有同学会大方地扔掉的。因为，这也比家里人吃的要好一些。

当时，老师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考上大学就吃白馒头。我们于是就赶紧地把窝窝头吃下肚去，憋足劲到教室里学习，从不知疲倦。

有的教室里挂着一个窝窝头和一个白馒头，中间画一个箭头，极形象地显示出那种遥远的差距和目标。后来学校不允许挂，但我们心中却挂得很牢很牢了。

我吃母亲特做的那种窝窝头一直到1982年，我考上大学了，离开了嘉祥二中。

吃着窝窝头读中学的经历，在当时我年少的心中，以为是一种人生苦难，但但是今天，我却毫不怀疑地相信，那种艰苦的生活，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生财富。

我与弟弟在一个年级，我学文、弟弟学理。弟弟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但却极其好玩，学习不刻苦。相比而言，我却刻苦好学，尽管资质一般，在班里的成绩一直是最好的。在刚进校的第一个学期，弟弟在他的班里成绩平平，当时担任我们班物理课的孙金华老师，同时教弟弟班的班主任。孙金华老师极其严厉，不苟言笑，由于当时在班里我的成绩很好，就格外为老师所关注，师生关系较之一般同学似也融洽得多。

作为弟弟的班主任，弟弟的成绩，成为老师的心病。他多次找到我，分析对策，让我带领弟弟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临近升高三了，同学们都在作最后的努力，还有一年考大学，可供利用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此刻的弟弟依然故我地学玩参半，成绩不见起色。

一天，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我去了，见弟弟已在那里。弟弟的眼睛红红的，刚哭过的样子。

见我进来，老师对弟弟说：“你看看，你比哥哥少了什么，吃的穿的都一样，同时进校，你哥明年考大学走了，你却扛着被卷回老家去了，有脸回村，有脸见父母吗？我看你是天生的不可救药了，是不可雕的朽木，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走吧，我要与你哥商量他明年报哪所大学的事。

老师怒气冲冲地一气说完，而后赶了弟弟出去，并猛地关上了门。

我感觉到老师说得太重了，弟弟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怕出现意外，就忙着要去追弟弟。

老师制止了我。他说：如果他意识到了羞辱，就有救了。

自从那一次起，弟弟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玩了，全身心投入到了学习上。弟弟天资聪颖，他的发奋，导致了成绩的直线上升，到了快高考的前一个月，他的成绩已经位列理科班前几名。当年我们双双进入了大学的校门。

多少年以后，在一个落叶缤纷的秋天，我们双双回到了老师身边。10年不见，老师的双鬓已染上了白发，背也驼了，走路也有些蹒跚。

见到我们，老师激动地热泪盈眶，而弟弟却禁不住地哭了。我知道，弟弟明白了猛药其沉疴的道理。

人格的羞辱，是人最脆弱的部分，也是人最刻骨铭心的伤害。但假如这种伤害，能够促发人的自省，则会产生不可遏止的巨大能量，使一个人走出原来的自我，重塑人生。

任何一个人的知识范围都是有限度的，任何人都会面临有所不知的困惑和迷惘。当面临这样的困惑时，是诚实的承认自己的不知，还是闪烁其词地回避，就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度量了。

尤其是在学校里，当自己遇到不懂的问题之时，向老师提问，没有学生会想到老师也有可能回答不上来。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老师几乎是全能的，无所不知。

当学生的问题自己真的不知的时候，也许有的老师会因为自己的虚荣而搪塞过去。因为老师可是担当着“授业、解惑”的重任呀。

可是，在嘉祥二中读书的时候，我却遇到过明确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老师。

读高一的时候，我在一堂语文课上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写一篇作文，想到了辍学这个词，但是却不会写。我问老师，辍学的辍字怎么写。老师略一迟钝，他说，这个字他也不会，他接着问全班同学谁会写这个字。

有一个女同学回答自己会写这个字。老师很高兴地让她到讲台的黑板上写出来。她写出来以后，老师又让这个同学带领全班同学读了很多遍。

老师让我站起来，他对全体同学说：我们应该感谢鲁先圣同学，他让我们大家认识了这个字，同学也让我弥补了自己的知识缺陷。

这个字我彻底记住了，我相信全班同学也彻底记住了这个字。

再后来是读高二的时候，我在阅读文言文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在晚自习的时候问教我们语文的谷峰老师。谷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在全校都是语文的权威。我当时想，应该不会难住老师的。但是没有想到，听了我的问题以后，老师真的被难住了，他说：他也难以解答这句话，他回办公室查一下资料再告诉我。

半小时以后，老师回到了教室里，他让大家停下来，听他讲这句话。他讲得很细致，一句话的含义，每一个字的意思，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并要求大家要永远记住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发现，当时，德高望重的谷老师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神色，他似乎对于我的问题十分赞赏。他当时在自习课上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任何人都有所不知，老师也有很多不知道的知识，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大家都能够提高。他同时鼓励大家要向我学习，要善于发现问题。

我记住了这句话，相信全班同学也记住了这句话。

后来的很多年中，我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也遇到过很多学识渊博的人，有过答非所问的尴尬，也有过顾左右而言他的窘迫，都不能一一记起了。但是，我的两位老师的形象，却始终在我的记忆里耸立着，他们在我心目中的重量，丝毫也没有因为他们的有所不知而减轻，反而变得更加厚重而崇高。

三年的高中生活，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都感慨万千。那所座落在田野间的农村中学，那片青砖瓦房的校舍，那片茂密的绿荫，永远是我不断前行的精神家园。

生物老师心头的“十字架”

我上高一的时候教生物的老师叫李元生。我那时候已经决定高二时上文科，而文科不考生物，所以，上生物课就不听课不做作业，自己独自学文科的课程。

这让李老师非常生气，到生物课他就让我站到教室外面，我就在外面自己背历史地理。

这样的情景持续了一段时间，就上高二了，文理分科，李老师也不是我的任课老师了。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十六七岁的年龄，认为自己受到了老师的“羞辱”，在校园里见到李老师就远远地躲开，更不要说喊老师了。那时学习紧张，这件事也很快从我的记忆里清除，我高三毕业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中文系，更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后来的事情是，我几年以后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给分管文教的县长当秘书，就有很多机会跟随领导到县里的几个学校检查工作，二中自然也是经常去。因为是我的母校，非常熟悉，当时的任课老师都还在继续任教，每次去，在工作的间隙，我都会去看望几位恩师，给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老师们都非常高兴，鼓励我努力工作，实现梦想。

有一个周末，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突然，父亲很郑重地给我说，昨天有一个在我们村小学任教过的老教师专门来我们家找我父亲，说他的儿子叫李元生，是我的老师，但是在学校时却对我不好，结下恩怨，现在我发达了，希望不要报复他。

父亲说，这个老教师在我们村任教多年，与大家关系都很好，与我们家还有老亲，咱不要计较老师。

这个时候，距离高中生活还没有几年，当时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但是，我真的没有记在心底，更没有什么报复老师的想法。我甚至觉得错在自己，不在老师，自己没有理由记恨老师。

但是，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李老师能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亲，再请老人去我的老家向我的父亲解释，说明在他的心里成了难以释怀的大事。我就想找个机会专门给李老师说一下自己的想法，请李老师放下。

后来，我又有一次跟领导到母校检查工作，我还专门对当时的韩校长说这件事，让韩校长转告李老师我的观点，不要有思想负担。

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1992年我离开故乡的政府机关到省城新闻文学艺术界发展，我的各项事业发展非常快，消息自然也不断传回故乡。故乡的老师同学，也经常有人因为自己的私事来省城找我帮忙。有一次，接待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席间这位老师又说起这件事，他说他与李元生老师住一个小区，每次大家谈起我，李老师经常说这始终是自己任教生涯的一个污点和阴影，今天如此杰出的学生，自己却曾经那样对待，不仅仅无颜以这样的学生为荣，反而从不敢说是自己的学生。

讲完这个故事，我对朋友说，相信你的学生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反而一直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居然让老师一辈子背负了这样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我感觉，一方面的原因是，故乡的中学老师，这么几十年来，始终关注着我这个学生，提及的时候多，而他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所以这段故事才一直存在，一直冲击着他反思自己。如果我后来发展平平，泯然众人矣，事情也早就消失在他的记忆里，不存在了。

同时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年，我写中小学读书时代的文章很多，那些在每一个人生的关键转折处，给我以关怀和引领的恩师不断出现在我的笔端，至少有6位中学老师成为我散文作品的主人翁，发表在很多报刊，这些文章自然成为老师们常常谈论的经历。我没有写过这位曾经“羞辱”过我的李老师，他因此多想也就自然而然了。

这40年当中，这件事不断被提起，也始终是我抱憾的事，这说明它始终存在于李老师的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过，其他人知道都是从李老师口中得知。其实，如果李老师不在意，事情早就消失在时间的尘埃，我也早就忘的干干净净，可是，因为一再被多人提起，竟然成了我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细节。

故乡的几个孩子

有的人也许是幸运的，一生中没有经历什么坎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中总是会有几段黑暗的邃洞要你独自穿行。这个时候，能否让自己在苦难和寂寞中变得更加强壮，就成为一个人能否成功的试金石。

这是我故乡的几个特殊的孩子，小禾，小席，小鸽，还有小宝。他们都是我的晚辈。这些年来，我始终关注着这几个孩子的命运。他们中间，有的已经成功穿越了那几段最黑暗的邃洞，有的依然还在黑暗的邃洞中独自穿行。

小禾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他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就在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灾难接踵而至。先是他的父亲一病不起，花了几万元还是没有保住生命。接着是他的儿子得了一种怪病，看了一年多也告不治，而且又花了好多钱。本来生龙活虎的5口之家，顷刻间支离破碎，而且债台高筑。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再遭受厄运，三次自杀，两次出走。

回乡的时候我见到他，告诉他，相信自己，你每天早晨看到的阳光比别人不差分毫，人生中总有几段黑暗的邃洞要你独自穿行，总会好起来的。

几年以后，当我回乡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果然走出了困境。他又添了一个儿子，他从骑着自行车走街串村收购废品，到办收购站，依靠收购废品发了财。他春风满面地来见我，告诉我他对于人生的领悟：一切黑暗都会过去的，总会好起来的。他说他把我曾经告诉他的这句话，写在自己时刻能够看到的墙上，时刻激励自己不要怕，竟然真的挺过来了。

小席是从我们村考出的大学生，他考取的是一所交通学院。但是，当他毕业以后，怀抱着美好的理想准备到社会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没有在城市里找到愿意接收他的单位。最后还是我们村一个在乡政府工作的本家帮忙让他在乡里的交通站上了班。身份是临时工，月工资很少。他很困惑，他学有所长，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可是自己看不到自己人生的出路在哪里，难道就要在这个只有3个人的交通站里干一辈子临时工吗？如果这样，不要说什么抱负和理想，就是养家糊口也不可能啊。

我对他说，你应该想办法突破自己，既然没有什么希望，就应该另辟蹊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你迎接下一个黎明，一切都会过去，当你穿越了人生中黑暗的邃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当时与我告别的时候，那种闪现在他眸子里的闪闪泪光。现在，这个青年已经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他在与我见面的那一年发奋苦读，次年考取了母校的硕士生，毕业以后就职于省里的交通主管部门，现在已经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了。

他常常到我的家里来，他也常常给我讲起他这些年的人生感悟，他说他最相信这个道理：经历黑暗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我一直这样认为，一切都会过去，总是会好起来的。我不仅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人财富和信条，也时刻在告诉那些面临人生困境的人们。当你感觉末日即将到来，当你感觉自己难以逾越面前的沟壑，你就应该这样提醒自己：自己与他人一样面对明天的日出，自己被太阳照耀的时间与别人同样多，只要自己勇敢面对，总是会好起来的。

每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都能够见到小鸽。初一的凌晨，按老家的风俗是给村里长辈拜年的时刻，小鸽就会由父亲领着来我的家里给我母亲拜年。小鸽是我一个远房二哥的儿子，正在家乡的中学读高中三年级。

从乡人们的口中，我知道小鸽的母亲在他８岁那一年就离家走了，去了附近村里一个日子殷实的人家。原因并不复杂，那时小鸽的父亲做生意亏了本钱，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小鸽的母亲忍耐不了贫寒而清苦的日子，就扔下男人和儿子攀高枝改嫁走了。

那个春节，我认识了小鸽。二哥自豪的表情告诉我，对于儿子他寄托了无限的期望。我也看得出来，小鸽是个非常出色的孩子。

因为是第一次见我，孩子的脸上露出一些腼腆的神色。二哥告诉他，这就是你二叔，爸爸的发小。孩子说他在一些杂志上读过我很多文章，他也坚信自己可以像二叔那样走出乡村。

他问我：“二叔，你说我能够成功吗？”

“当然，只要你有远大的志向，只要你勤奋努力，你就一定可以成功。”我看着他坚定地说。但是，孩子的回答让我很吃惊。他说：“不，二叔，我没有远大的志向，我只想考上大学，让我们家富裕起来，让妈妈回来。”

当时，二哥很生气，对我说：“这孩子多么没有出息，她抛弃了我们，我们富裕了也不要她，儿子你将来要做大事。”孩子接着问我：“二叔，我听说山东大学有法律系，我就考那里，我要用法律讨回妈妈！”

望着孩子清澈的眼神，我十分坚定地告诉他：生活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的人，只要你努力了，你就一定能够收获。

小鸽的影子始终在我的眼前晃动。不管小鸽美好的愿望能否成真，但是我想，执著的追求一定能够让这个孩子走出贫穷，穿越他黑暗的人生邃洞，走出一片光亮的人生。

还有一个叫小宝的孩子，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复员军人，有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复员以后，走村串乡做家具，有不错的受益；母亲能织会纺，是实在勤快能干的女人，家里田里一把手，把一个五口之家打理的井井有条；爷爷和奶奶身体硬朗，还能做些轻微的劳动，小宝家是村里少有的殷实人家。爷爷常常对人说，凭自己家的条件，说什么也得把小宝供成个大学生。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宝6岁的那年冬天，爸爸因为外出做家具积劳成疾，竟然不治身亡。家里的顶梁柱垮了，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了，又因为看病花光了积蓄，看着两个老人和幼小的儿子，年轻的母亲承受不了这突然的变故，扔下老人和孩子，跟随一个外地人走了。

一个殷实幸福的家庭，突然间成为村里最困难的人家。看着年迈的爷爷奶奶手牵着幼小的孙子去收割庄稼，村里人总会伸手帮他们一把。但是，就要到了升学年龄的小宝怎么办？家里哪里还有钱供孩子读书？

就在这个时候，在小宝的母亲改嫁后的第二年春天，更大的灾难再次袭击了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爷爷在晚上去田里浇庄稼的时候，不甚摔倒在水沟里，尽管沟里的水不是很深，但老人身体羸弱，活活被淹死了。

一个活生生的家庭，只剩下了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奶奶和幼小的孙子。老人无法承受这一再的打击，半年以后的冬天，也一病不起。

小宝的父亲是棵独苗，没有兄弟姐妹，谁来抚养这个可怜的孩子？冬天到了，乡亲们送件自己孩子的衣服，把孩子领回家吃顿热饭，让孩子去陪他一起熬过漫漫长夜，但是孩子上学的钱呢？

村里的小学了解到了小宝的情况，孩子免费入学了，可是孩子的一日三餐呢？在学校没有多久，小宝终于无法克服遇到的生活问题，辍学回家了。

小伙伴给小宝送了一只兔子，一个远房亲戚送来了一只小羊羔，小宝从此有了两个相依为命的生灵。小宝与它们住在一个屋子里，就是那间靠近大门的小草房。羊羔栓在墙角里，小兔子满地跑，小宝学会了熬汤蒸饭，家里又有了生活的气息了。

小宝的伙伴放了学就来小宝家，所以每天小宝牵着羊下田割草的时候，总是赶在放学前回来，他要听小伙伴们给他讲学校里的事情，他要看伙伴们的课本，而伙伴们在他的家里却像进了自由的天堂。他们无拘无束，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讲故事。不到一年，小宝的兔子越来越多，已经繁殖了20多只了。羊羔也长大了，他卖了羊羔又买了长毛兔，好剪兔子毛卖。每当小宝割草回家，几十只兔子从各个角落里奔跑过来，小宝就像一个凯旋的将军。

所有的孤独寂寞和困苦，小宝都靠自己坚韧的意志敖过来了。今天的小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村里人知道，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自学，弄不明白的问题就去学校问老师，他在艰难的生活中，一天也没有放任自己。不论谁家需要帮忙，他都会帮一把，在乡亲们的眼里，小宝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高考的时候，乡亲们和伙伴都鼓励小宝去试试，小宝去了考场，他第一次让自己的知识接受检验。生活这一次没有辜负他，果然，小宝考了高分，被一所北京的名牌大学录取了！

我春节回乡的时候见到了小宝。他的眉宇之间已经完全具有了来自名牌大学的那种自信和坚毅。我说，你已经把人生中最深重的苦难都独自担当，你已经成功穿越了你人生中最黑暗的邃洞，还有什么困境能够阻止你前行的脚步？

小宝自信地告诉我，他时刻都在以我的话激励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的恩师王春兰先生

我在嘉祥县二中上高中读书三年，语文老师有三位，其中一位是王春兰先生。

王老师担任我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是1981年，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大概二十六七岁的年龄。王老师是属于长相很精致的女性，印象中夏天就是穿白色的衬衫，春秋天穿一身蓝色的制服，冬天是黑色的棉袄，身体总是很健康，从来没有见她有生病的时候。她走路与一般人不一样，不拖沓，快捷，感觉她是在走舞步的样子，很有节奏和美感。

每一次王老师上课，我们都喜欢。每当有同学听课走神，或者开玩笑，王老师最常说的一句批评的话是：“你这个孩子，真调皮！”

因为我的语文成绩是班里最好的，自然得到王老师的格外关注，每一堂课的提问，我是少不了的；每一次诵读范文，也大多是我的作文。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她对我学业上的严谨和认真，而是几个有意思的故事。

一次晚自习的时候，王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很神秘地递给我一本杂志，低声对我说：你把这本杂志送到李忠朝老师宿舍去。我当时不明白，李老师是后勤老师，不任课，而且他们的宿舍相距很近，为什么让我给他呢？后来，当我毕业几年以后，得知王老师与李老师结婚了，才恍然大悟，我做的是信使！现在想来，王老师给了我多么大的信任，我完成了一次多么美好的作业！

高中毕业以后，我考学离开了学校，有几年的时间没有去过学校，但是，几年以后，我分配到故乡的县政府，做分管文教的县长的秘书工作，经常有机会随县长到学校去检查工作。每次去，工作间隙，我一定会去看望王老师，感觉每次见到我，她都很欣慰，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先圣，上学时我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王老师的这句话，我常常记得，常常回忆起她多次当面说的情景，成为我一直以来的人生鞭策。不论走到那里，我都没有忘记过。

后来，李忠朝老师调到嘉祥南部的三中当校长，王老师也跟着去了三中任教，我那时已经到济南生活了，有一次借到故乡采访的机会，邀了几个同学一起去三中看望王老师。记得那次雨下的特别大，我们进校园的时候，操场里的雨水几乎淹没了我们的车轮子。但是，当我们到了操场南边的那个小院的时候，我看到王老师正站在院子门口接我们，雨水完全淋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我后悔提前打电话给她了。我们进了她的客厅里，她也不去擦满脸的雨水，一直高兴地说：“真高兴啊，又看到先圣了。”听着老师的话，我的心中一阵阵暖流流过。

李老师那天因为去外地没有在家，王老师请了两位副校长作陪，她专门请了厨师给我们做了一桌子菜，给我们拿出了李老师藏了多年的茅台酒。那天，我们都喝醉了。

这次见面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有一次在山东师范大学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恰好与山师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景科教授邻座，她得知我是嘉祥人，特别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王春兰的老师。我说，王老师是我的恩师啊。她说，王春兰老师是她的学生，毕业以后几十年了，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消息。我当即拨通了电话，两位近半个世纪没有联系的师徒，激动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得知，70岁高龄的王景科先生没有过几天，就专程去嘉祥看望她的得意门生了。

2014年，因为我把孩子送到故乡的嘉祥一中读高中，借居的住所，恰好与王老师同在一中隔壁的盛世花园。因为李老师任嘉祥一中的校长了，王老师的家就安在了县里。孩子高三那一年我常回去，多次到王老师的家里去，也几次组织同学们一起请王老师吃饭。每次聚会，王老师都穿得特别讲究，认真梳理头发，她说：“我不能让我的学生感觉我已经衰老。”其实，在我的心中，王老师一直是我刚刚做她学生时的样子，那样亲切，那样和蔼，像一位年轻的母亲。

有一次下大雪，因为提前看了天气预报，我与爱人上午就专程赶回故乡陪孩子。到了晚上九点多，我们听到敲门声。儿子说：“一定是王奶奶来送吃的，她经常这个时间来，因为她知道这个时间我下晚自习了。”我开开门，果然，是披着一身雪花的王老师！她拿着一包热腾腾的肉包子，拿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烧鸡。她说，我没有想到你们会回来，我想你们不在，孩子一个人在家，下大雪了，就下午在门口饭店给孩子预定了吃的，刚刚拿来。

我什么也没有说，有温暖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2015年6月，孩子考学离开故乡的时候，我们去王老师家里告别，可惜她与李老师一起回老家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

我回故乡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是，王春兰先生的音容笑貌一天没有忘记过。

致敬高考，我的高考故事

所有的有过高考经历的人，都有自己的感悟与思考。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洗礼，人生必定有缺憾；而有过高考经历的人，可以说，人生无憾，青春无悔。

常常有故乡的青年朋友说，在我的故乡有一个传说，他们听我中学的同学和老师说，我会背那部有1567页的《现代汉语词典》。我解释说：这话并不准确，我不是会背，再说，词典就是工具书，花费精力和时间去死记硬背，也不必要。为什么大家有这样传说？因为当年，我在班里成绩最好，同班的同学都会有不少同学常常问我问题，比如一个生僻字的读音，一个词汇的解释。我想，如果以我的理解告诉同学，一定会不准确，就当面查那个字或词，与同学一起看。并不是班里每个同学都有这部词典，我有，而且因为每天都无数次翻阅，几乎每个页面的空白处，我都做过批注，所以非常熟悉。很多时候，同学问一个词，基本就能顺手准确翻到那个页码，词在那个页码的具体位置也基本清楚。久而久之，同学们就传说，我会背那部厚厚的词典了。

这部词典，我到现在，一共买过5部。初中，高中，大学，工作以后，都买过，因为，一部用了几年，就把一些页码翻烂了，就封存起来，再买一部。

而这都是因为高中三年，要参加高考的缘故。参加高考，知识必须准确全面而扎实，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虚假。在很多讲座的时候，我都给我的听众讲这个故事，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参加过高考，有过高中三年那样对知识的全面积累，有过那样扎实的基本功，你的一辈子，不论干什么，就不会再有知识的死角和短板，不会有遇到孩子问问题答不上来的窘迫与尴尬，更会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左右逢源，驾轻就熟。

这仅仅是从掌握知识的角度说，更重要的是，高考的经历，会让一个人养成学习的习惯，养成珍惜时间的素养。我现在讲座很多，大学的讲堂，中小说，企业机构和文化论坛，但是，我讲座从来没有事先准备的课件和讲稿。主办方根据录音整理，发现数万字的讲座，就是一篇严禁的学术论文，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说理透彻，调理清晰，从无纰漏。我告诉大家，一个有过高考经历的人，所有的知识都已经扎根在自己的脑子里。

高考，给了你知识，更给了你人生的勇气和自信，给了你可以说不的人生底气。

我青年时代在故乡的县级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在省里的新闻媒体，几次面临人生的转折与取舍。每当遇到这样的人生关口，我从来没有过瞻前顾后的犹豫，从来没有过患得患失的彷徨，都毫不犹豫地壮士断腕，踏步前行。为什么？因为我有自己的知识自信，有自己的人生期许。事实上，我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都是自己的浴火重生，都是自己的脱胎换骨，都是人生的一次质的飞跃。

而这一切，我都归功于我的参加过高考的中学经历，是那几年扎扎实实的知识储备，是那几年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拥有知识和能力，并有着坚强人生底气的人。

虽然过去了40多年了，但是，我的高考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1982年的7月6日，母亲早早起来做好了早饭，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和弟弟要去县城的县一中考点参加高考了。那一年，我们村参加高考的共三个人，我考文科，弟弟先灵和同村的另一个同学鲁伟考理科。

我们读书的中学是县二中，学校坐落在距离县城25公里的镇上。尽管那一年我们都接近20岁了，但是我们三个人都还没有去过县城，只是听人说县城在南边，坐公交车可以直接到达。

母亲给我们煮了鸡蛋，冲了鸡蛋茶，准备了三天的干粮。然后我们就各自背了一床被褥，在早6点半准时到达了距离我们村2公里的公社驻地汽车站。汽车站发往县城的客车一天两班，早7点和下午3点。因为下午要认考场，我们还要去一个在旅馆工作的亲戚那里投宿，我们就必须赶上早晨的车。

客车是那种前些年在城市里也常常看到的大通道两节车厢的，开起来以后呼呼作响。我们都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出远门，感觉开得真快。汽车在中间停了很多次，上上下下了不少人，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到了县城了。

我们那个亲戚叫侯守顾，他是我们村本家的女婿，按照辈份是我们的远房姑父。在县城的汽车站附近的东方红旅馆工作。那个年代，我们村没有一个人在县城工作，父亲想了很久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可以攀上的亲戚，前天晚上就去他的岳父家里拜托人家。正巧那个姑姑住在娘家，人家一口答应，让我们下了车就去找他。

侯很客气，但是他说他只能给我们安排一张床，他没有更大的权利。我们很感激，能够在旅馆里住，又不花钱，就知足了，好在我们都很瘦小，挤在一张床上勉强还可以躺下。我们下午一路问着去了一中的考场，对照着准考证认好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就在第一次来的县城大街上闲逛。县城并不大，我们没有多久就逛了个遍。大街上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很多，大部分都是从乡下的中学毕业来赶考的。我们三个人边走边看边议论，都在内心里想着即将开始的高考。临来的时候，父亲说，要是你们三个都能够考上大学，咱村里放电影！

父亲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件事情他能够做到。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电，放电影是乡人们唯一的娱乐方式，不管哪个村放电影，附近村里的人都来看，每一场都是人山人海，不论什么影片。

连续三天的高考，我们晚上去那个叫东方红的旅馆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每天一早去考场，吃从家里带的干粮，考试顺利结束了。

还是坐那种公交车，我们一起回到村里。父亲在村口等着我们。我们都感觉考得不错，就这样告诉父亲。我感觉父亲很激动，他说，要是你们真的都考上，咱村就放电影！咱村从解放以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人吃公家饭。但是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只有百分之五的升学率，考上的概率很小啊。

从考试结束到公布成绩是20天的时间，在这个20天里，我们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我们往往在不自觉中就走到了村口的路上，我们知道，如果考上了，学校会派老师来通知我们，老师就会在这条路上出现。

在7月的最后一天，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教我们历史的王继安老师骑着自行车从学校来到了我家。他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我和弟弟还有鲁伟都过了分数线，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一本、二本、专科线，过了线，就是考上了！

立刻，我家沸腾了，我们那个胡同沸腾了，我们整个村子沸腾了。父亲赶快杀鸡，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起来，说什么也要请老师喝酒。老师说，我知道这几个孩子每天都睡不好觉，刚刚知道分数，我就立即赶来了。一整夜，父亲，叔叔，鲁伟的父亲，老师，我们三个，还有我们村里所有的乡亲，都陶醉在无限的喜悦中。

几天以后，父亲和叔叔，还有鲁伟的父亲，去我们学校，把我们的任课老师请到了一家饭店。父亲说，再穷，这顿饭也要请，没有老师就没有我们的好成绩。

晚上，父亲果然把公社的电影队请来了我们村，而且，电影队的队长在喇叭里喊：为了祝贺村里三个孩子同时金榜题名，电影队在村里连放三天电影！

连续三天在一个村里放电影，这是何等的荣誉！三天三夜，我们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到处荡漾着欢声笑语。

当年，还有一件重要的经历至今难忘。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间，也是奶奶咽气的日子。

那一天，我与弟弟同时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奶奶最终也没有明白她心目中“大专”的内涵，带着永远不解的迷惑，撒手去了。

我父亲兄弟二人，父亲居长。我是家中老小。弟弟是叔叔家中老大。哥哥比我大一截，自我八岁即从军入伍，一直在部队；叔家的小弟当时还小。因而，奶奶虽然四个孙子，但年龄相近、赶上高考时代的我与大弟，成为奶奶的愿景。

1979年夏，我与弟弟初中毕业。当时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对于大学、大专、中专的定义还很模糊，只是知道初中毕业考中专，上了高中考大专。临初中毕业时，一家人商议我们是考中专还继续求学上高中考大专。奶奶问：“是大专好还是中专好？“叔叔说大专好，大专在大城市上。奶奶说大专好还争啥？就考大专。奶奶说话了，大家也就不再争论。爷爷去世得早，奶奶主家多年，父亲与叔叔都听奶奶的，这是多年的规矩。我们兄弟也就按奶奶的意思，全力考离家最近的嘉祥县二中。

一个月后，我和弟弟都接到了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奶奶异常高兴，特意吩咐做了好吃的给我们壮行，千叮万嘱我们要考了大专拿来给她看。当时叔叔和父亲还对奶奶说，大专是学校，不能拿来。奶奶问，大专怎么会是学校呢？大家都解释不清了。我与弟弟就笑着说：我们考了给您看，奶奶很宽慰地笑了。

奶奶的身体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健康，但实际上有几种疾病，常常卧床不起。但是，只要到了星期天，奶奶一定要起床的，而且往往一扫几天的病容，满脸生气，眼睛极有光辉，她就坐在床前，等我们归来。那种情不自禁地溢在脸上和眼睛里的渴盼与期望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奶奶的身影，成为我与弟弟学习的强大动力。我们两个本来都爱好文学，十几年共同做着美丽的作家梦，但为了升学更有把握，我们两个商量，我学文科，弟弟考理科，使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因为那个年代，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考上太难了。

三年以后的1982年，我与弟弟进了临战状态，极少回家，负责给我们送干粮的姐姐说，奶奶已经不能起床了，天天念叨着你们两个考大专。我与弟弟星夜回村，奶奶尚能说话，问我们是否考大专了，要我们考了拿回来给她看。奶奶躺在床上，精神憔悴，身体也瘦弱了。我们含泪向奶奶保证，一定考上拿来给奶奶看。

最后高考冲刺的三天结束了，我们回到奶奶身边。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进食已非常困难，住在公社卫生院里，但她念念不忘的是她两个孙子的大专。她吃力地问我们，考完了咋还没有拿来。我们说要等20天。奶奶就平静下来，很安详地入睡了。

奶奶最后的20天，我与弟弟一直在病床前守着。奶奶每天都要问大专拿来没有，以至后来奶奶神智不大清楚，但一俟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我们大专的事。我们知道，这是她难以瞑目的最大心事了。

20天以后的上午，奶奶过早地醒来。她已不能说话，但两只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两个。而我们的心，此刻也早已提到了喉咙眼上。而就是在这一天，我们得到通知，我们兄弟两个都考上了。

奶奶枯瘦如柴的手，攥着信封角，望着我们，微笑着，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鲁先圣简历】：作家、书法家、画家、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教育部十一五课题组文学专家，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专家指导委员会评委，山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委员，2024年被济南市委评为省级高层次领军人才。

 《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特别关注》《思维与智慧》《语文报》等知名报刊签约作家，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散文集《持续地敲门》 获得第十八届全国孙犁散文奖、2009年度冰心图书奖，随笔《法兰西的良心和尊严》获得第五届（2015）鲁迅杂文奖特等奖，获得2024年齐鲁散文奖。

（编辑：王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