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外公的生日了。我把旧相册从柜子里取出来，纸页起毛，翻动时沙沙作响。翻到中间，那张照片仍在——每次看到它，我都会停一下。那是许多年前在公园湖边拍的合影：水面平静，树影落在岸上，外公坐在我身旁，衣着朴素，神情安稳，像一位普通长者。那时我还年轻，只觉得这是一次寻常的留影，并不懂得“寻常”也会在时间里变得珍贵。外公庄世平一生低调，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没听过他的名字。我细细端详着，只见照片中的湖水仿佛随着记忆一圈圈荡开了，我也跟着想起他走过的年代和故事。

我第一次听母亲讲起外公在曼谷讲课的样子，是在整理旧相册的时候。她从一叠旧照片里抽出一张发黄的黑白照，边角卷起，像被岁月反复摩挲过。照片里是一间简陋的教室：几张长桌，十几位年轻人坐得端正，目光都朝向前方。最前面那个人穿着白衬衫，身形清瘦，站得很稳——那就是庄世平。

母亲指着照片说：“你外公那时候在泰国教书，教的不只是经济、历史、国文。他更在意的是，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遇到大事该怎么做。”她说得很轻，却很笃定。那一瞬间，我对照片的感觉变了：它不再是一张“留影”，而像一个年代留下的证据。

20世纪三十年代，外公辗转到曼谷，在华文学校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社会震动很大。消息从报纸、电台传来，街谈巷议里夹着担忧、激愤，也夹着迷惘：祖国在打仗，远在海外的人能做什么？有人选择沉默，有人转向自保，把一切当作“与我无关”。外公不这么看。他的判断很直接：越是离得远，越要把根守住；越是局势乱，越要把道理讲清。

他在课堂上讲经济，也讲历史；讲课本里的段落，也讲现实里的中国。不是用空话煽动，而是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战争意味着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个人能承担什么。学生们回家把课堂内容讲给父母听，慢慢地，侨界里开始有人主动来问：能不能办讲座？能不能组织募捐？能不能把零散的力量拢起来？外公也就一步步参与进去——联络人、拟章程、写文稿、安排活动，把一件件“想做的事”变成“能做的事”。

那段时间，他与当地侨界知识分子、商人、青年来往频繁，参与推动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组织筹款、义演、讲座，把钱和物资尽可能送回国内。外公负责的往往是最费神的部分：文宣、动员、对外联系。他写文章、做讲稿、上台讲话，也去一场场会议里解释细节：钱怎么收、怎么记、怎么送，谁负责交接，如何避免中途出问题。他对“热情”从不怀疑，但对“松散”很警惕；他总说，做事情要让人放心，放心才能持续。

公开活动做得多了，麻烦也会跟着来。到1939年前后，当地环境更紧张，相关活动受到更严厉的审视。外公曾一度被当局扣留审查，连续数日不得与外界联系。家里后来谈起这段经历，外公并不渲染，只说“问了很多话”，也只交代一句：“该讲的我讲，该保的我保。”他没有把团体的细节说出去，靠着侨界人士的担保才得以脱身。那之后，他行事更谨慎，但方向没有变。他明白这条路危险，却也明白，一旦退开，许多事情就会散掉。

不久后，他离开曼谷，改以记者身份继续奔走，参与对滇缅公路等抗战“生命线”的实地考察与报道。外公后来常说的一句话，家里人都记得：“在海外，最怕的是把自己当成旁观者。”他把讲台当成一个凝聚人心的地方，把文字当成一种负责任的工具，把组织当成行动得以持续的保证。

我再看那张照片，最打动我的并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外公站在讲台前那种沉稳：他面对的是一群年轻人，面对的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做的事情很具体，耐心细致地将一件一件事情落实。

1979年年底，我外公庄世平受邀到广州参加一场座谈会，主题很明确：广东要怎么搞改革开放，特区要怎么建。母亲后来跟我说，外公去之前，把有关部门拟的政策草案一页页读过，还在边上做了不少标记。可他读完并不满意。草案里限制多、程序繁，审批层层设卡；对外资真正关心的税负、效率、规则透明、营商软硬环境，谈得不够。尤其所得税，名义上说比内地低，算下来仍接近30%，放在香港16.5%的对照下，很难谈吸引力。

外公把意见直接讲给当时负责特区事务的吴南生听。吴南生倒很坦率，笑着说请他来就是要他不要客气，要讲真话。第二天全体会议上，外公发言很硬，核心意思其实很简单：办特区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敢于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既然要吸引投资，就要把税率、规则、效率做到能竞争，手续要简，审批要快，机构要改；投资与爱国不能混为一谈，商人求利是常识，判断外商好坏的标准是守法，只要遵法经营就是可用之资。他还提醒在场的人，国际上类似经济区已经有几百年经验，机会就在眼前，香港就有大量游资在找出口，政策若写成“限制法”，就很难把资金引进来。

这番话在当时并不“安全”。很多人思维还在旧框架里，担心税率低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外公为此没少跑部门、见负责人，反复解释利弊，讲数据、讲对比、讲操作。阻力并未立刻消失，但方向开始被推动。吴南生后来在北京汇报时也提到，条例初稿与国际惯例差距大，海外人士看后直言“像限制法”，在反复听取意见、对比数据后才逐步调整。最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几经修改，于1980年8月获得通过。条例中不少关键条款的形成，离不开外公当年直陈要害、反复奔走、把意见落实到具体文字里的推动。

几年后，“土地之问”又以更现实的方式摆到面前。深圳起步仍是荒滩，三通一平、路水电讯都要钱，钱却最缺。吴南生为筹措资金亲赴香港，再次登门找外公，希望走贷款这条路先把建设顶起来。外公听完，没有先谈借多少、担保怎么做，而是抛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你脚底下就踩着大把的钱。”吴南生追问钱在哪里，外公指了指地，说：“这就是钱。”外公的意思是借鉴香港经验：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不动，但使用权可以按年限有偿出让，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形成建设资金，再把钱投回基础设施。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提法大胆得近乎“犯忌”；但对外公来说，这是一条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外公的关切不止于宏观政策，也落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在他看来，城市现代化不仅是大工程，更体现在一件件便民服务能否真正运转。以广州引入出租车项目为例，他推动资金与运营经验落地，使市民出行方式发生实质改变，显著提升了日常交通的便利性。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城市交通服务体系还很薄弱。外公推动从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调拨三百万港币贷款支持，引入一百辆丰田出租车，并把香港“扬手即停、按表计费”的运营方式带进来。1980年，广州街头出现第一批红色出租车，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整洁划一的形象视觉背后，则更为关键：计价规则、司机管理、车辆维护、财务结算、投诉处理、监管接口，这些都需要从零搭起。

当时有人把它看作“引进一批车”，外公看的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他关心的是：价格要让市民接受，又要能覆盖成本；司机要培训，制服与服务规范要统一；计价器要准确，结算要清楚；管理部门要能监管，行业要能持续运转。外公不把这类事当“面子工程”，也不把它当“市场小事”。在他看来，城市现代化的一部分就是公共服务可以被信赖：你拦到车，知道怎么算钱；你付了钱，知道服务应当如何；你遇到问题，知道找谁。

一百辆车的意义在于规模适中。它不至于冲击过大，也足以形成示范。项目跑起来后，城市服务的标准被建立，公众习惯被培养，管理经验被积累。很多年后，人们把出租车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却很少回想它也曾是一次大胆的勇气和尝试，而庄世平的推动更是鲜有人知道。

今天回望，我们看到的许多繁荣与便利，似乎是“理所当然”。但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一项措施的落地都充满着艰辛。时至今日，外公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国家建设不能靠情绪推动，更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它需要科学的方法、现代的治理、清晰的规则与可执行的制度，才能把资源变成建设，把愿望变成道路，把口号变成工程，把爱国落实在务实与可执行的行动里。而在庄世平的生日纪念日里，重温并继承这种精神，或许对我来说正是最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