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 陆幸生
明末出版业的潮起潮落之一
礼崩乐坏下的新思潮汹涌
在明末清初那个新旧王朝的交替时期，是一个衰世、乱世，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却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那些离经叛道的思想、推陈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璀璨出新时代、新思想的光芒，永远照亮着中华文明在历史中坎坷前行的道路。
和祁彪佳一起走进历史深处的还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王阳明、李贽、袁宏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汤显祖、徐渭、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等等。至于在那个乱世之交的殉道者中也不
然而，这些人毕竟都曾经是饱读诗书的儒生，在读书、藏书、著书、刊刻出版书籍的活动，几乎伴随了他们的一生。图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他们是在攀越文化险峰途中的先驱，为后来的时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承载物——传世的典籍。随着出版载体不断更新和高科技化，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其值得传承的精神价值也是永恒的。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明末就是这样一个乱象纷呈，而又推陈出新的时代。
从宫廷到官场乃至全社会作为纲常伦理的“礼乐”象征，也就是统治阶层所追捧定为官学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法统的崩塌，道统也相对瓦解，因而在对内专制手段的加剧，财富聚敛的速度加快，出现了贫富悬殊、腐败蔓延、信仰缺失、道德解构、法治松弛、官僚治理疲软等败象丛生的世像，形成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土崩瓦解的整体态势。实际上演绎着王朝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不能统摄人心王朝末世的乱象。朝廷话语体系完全处于脱离实际的临空蹈步般的虚空，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般地表演着伪善，在精神文化层面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东汉末年“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思想在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管控相对松弛时开始萌芽，在民间知识分子阶层中得到广泛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官阶层的思想走向。而明末藏书、著述、刊刻图书的风气盛极一时，印刷业的发达，在事实上催生了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缓慢地沿着世界文明史的路线碎步前行，遵循的依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步伐迈向现代化，如果不是外民族的入侵，封建王朝内部所滋生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成长。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中国社会的进步，只能沿着自己的客观规律艰难曲折地向前推进。
祁彪佳画像
祁彪佳家族三代藏书的历史几乎是伴随着家族的造园史一样漫长而执著，造园和藏书共进退，园林毁于战火而藏书也在变乱中流失。原来在绍兴城中祁家就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旷园。其父祁承爜（1563—1628）字尔光、号夷度，又称为旷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曾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南为官，累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参政（相当于副省级）。祁老爷子曾经耗巨资在绍兴城建造了一座庄园—旷园，“园林极盛,藏书娱乐其中。”这应该就是祁彪佳兄弟充满着书卷文化气息的老宅。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旷亭记》中称祁承爜治旷园于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也；有旷亭，则游息之所也；有东书堂，其读书之所也。”祁氏为其藏书楼起名“澹生堂”，取义于《文子•上仁》中“老子曰非澹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表达了他澹泊明志的藏书志向。而名其庄园为“旷园”并自号“旷翁”，亦在表明自己神怡心旷，无往不适的豁达胸襟。祁承爜从小就是个拥有书癖的人。如同张岱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
在整个官场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指导下，都嚷嚷着要“从天理而灭人欲”，而现实生活中“天理”从来就没有战胜或者消灭过“人欲”。人的各种欲望和追求，只是人的自然本能和主体精神的表现形式与生俱来，不可或缺。压抑的结果却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凡是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压制，反而越是压抑，越是如同天狗吞日那般猖獗，如同火烧着了云彩，变着法子在天际流窜，最终在天地一片昏黯中终究会亮出一丝熹微。
汉末军阀主导的乱世所演绎出的《三国演义》正是王朝崩溃的真实写照，治乱循环交替是中国封建朝政的写照，小说勾勒出的王朝政治的阴暗和枭雄之间的阴谋诡计迭出，是中国权术主宰下宫廷政治的昏魅和下作，演绎成了历代政治的主旋律。至于那些有着儒家美好理想追求的士人往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人格悲剧，一直在王朝盛衰的历史中演绎着重复着。儒家先贤们勾画出的儒家“仁者爱人，世界大同”乌托邦，最终湮灭在法家愚民牧民暴政苛政的血泊中。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残酷。众多美好的言说骨子里却是杀人和被杀，戕害的不仅是肉体还有灵魂。
明末横空出世的“四大名著”其思想艺术成就时人论述颇多，不再赘述。而在戏曲艺术上奇峰凸显的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的思想艺术成就直逼同时代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写出了封建纲常礼教压迫下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中的无奈和苦闷，在情与理的冲突中，美丽的爱情之花凋谢在礼教的压迫之下，以悲剧形式将人类有价值的灵魂毁灭，又以喜剧形式编造着王权恩赐婚姻圆满的大团圆结局。塑造了追求人性自由和美丽爱情的叛逆女性杜丽娘的感人形象，其中蕴含着作者本身的理想追求和思想的局限。
那些新兴起的代表市民阶层追求的通俗文学表现形式，揭示了社会大变革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解构、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俗风情等触目惊心的现状。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在近似“礼崩乐坏”社会大转型期的拼图中，给人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关照，至今仍然像是镜子那般映照着当下的天空。
沿着明末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脉络，将这些文学现象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探讨作品所展示的政治文化、民俗风情、经济活动、观念形态、器物日用等诸多现象，并在中西思想谱系的比较中定位，完全可以在明末的社会世相中提炼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封建政治法治体系在实践中的名存实亡，甚至于全面解构的残酷现实。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大量揭示：政治生态的无序化触发了官商勾结，权力和金钱交媾后权势张扬的社会黑暗，人的欲望在失去思想道德约束后犹如脱缰的野马疯狂践踏着人性的底线，人欲横流而演变成兽性般的群魔乱舞和对社会财富贪婪攫取和鲸吞。
那些被称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诸多发人深省的典型事件，在历史的变迁中，延续着永恒的魅力，给当下的人们以诸多的联想。容易让我们体味到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分配不公，精神崩溃、信仰缺失、道德瓦解、贪腐蔓延所导致上层庙廊和民间江湖的互动，造就了貌似太平盛世下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中所深藏着的污水横流，导致了社会整体文明水准下降。
程朱理学作为整个帝国官方所竭力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从上到下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完全沦落坍塌。很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文人学士们对整个社会现实是绝望的，绝望中诞生了许多叛逆的文人从心学大师王阳明到“童心说”的创导者李贽延续到“性灵学”的鼓吹者“公安三袁”以人的主体精神的确立到独立人格的塑造，进一步否定了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乃至延续到了明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的诞生，对于整个王朝合法性的反思和质疑，是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相呼应真可谓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红楼梦》所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显然大明王朝的倾覆前兆，在孤独中相守的文人士大夫中是深刻体会到了的。
这些文学、思想作品的传播都是和明末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在内外交困中瓦解而使自由思想之花在夹缝中抗烈日严寒依石隙微土顺势萌发，这完全在于市场经济中所孕育出的图书、文化市场催生了明末的图书出版和戏曲文化的繁荣，这是市民社会萌芽的标志。所欠缺的恰恰是以卢梭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天赋人权理论，上帝造人生而平等，人人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力，以及保障人权限制政府特权的社会契约论所蕴含的民主宪政理念，公民有选择政府的权力，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则公民有权推翻政府。政府实施对于社会的管理则在于公民对于政府的授权。这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些均为早期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所孕育出的市民社会逐步向现代民主与法治制约下的公民社会过度的基础。
其标志是独立于国家存在的某些民间社会组织是形成对于国家公权力制约的强大力量。而公民的诉求则是借助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载体——图书得以传播的。当然明末还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社会是由皇帝及其庞大的官僚组织所控制，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和发育只是一个雏形，如民间讲学、文人结社等等，私人对于图书的刊刻发行，只是不自觉地适应商品经济的需求，这些都和建立在宪法制度上的出版体制机制加以保障的出版自由相距十分遥远。可以说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摇篮，而言论自由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才能够形成独立的社会舆论对于政权本身的监督，因为言论自由是检验政权文明程度的标志。
这些现代文明传播体制萌芽的出现，在明末均是借助于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借助于文学社团的联络文学同仁，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于帝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制约，比如以南方新兴地主集团为基础的东林党人和以后的复社就有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在明末凡强权运作一时猖獗时，则焚毁书院，禁止私人讲学，比如张居正和魏忠贤执政时期。到了清代政权安定后，则开始实施文字狱，到康雍乾三朝则登峰造极开始了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全面思想禁锢和人身杀戮，在事实上窒息了政权的革故鼎新，使得专制权力进入超稳定结构而使臣民被碾压进政治同构体成为没有思想自由和独立意志的奴才，匍匐于皇权的的神坛之下为猪狗或者成鹰犬。
皇权的至高无上，权力宰制社会的肆无忌惮，按照等级专制的金字塔式结构布局，地位越高的人，占有财富的欲望越强烈，贵为帝王欲望占尽天下美女，贪尽天下财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女人也只是财富的一部分，是权势张扬的象征。至于官场只是按照权力金字塔的层级不断对于天下财富进行按等级再分配的过程。
因此，道德说教和理论倡导与行为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导致了政权的虚伪性，其合法性基础完全动摇。一部千疮百孔的人才孵化机器和建立在程朱理学基础上的科举人才拔擢机制，孕育出来的就是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行若狗彘的伪君子，在失去公平、公正的政治体制下只能形成“窃国者侯，窃珠者诛”的法治在实践中的巨大反差。公平正义的丧失，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荡然。
那些道学先生掩盖自己真实嘴脸的官僚在张岱看来都是戴着面具行走的假面人，作为人不可能无个性无情趣，而那些看上去干干净净一本正经的官场大员，其实是将自己喜怒哀乐的真实性情掩盖起来，在政治上包藏着更大的祸心野心家、阴谋家，比如王莽、李林甫、严嵩那样的奸佞，在人前人后的嘴脸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真实性情被巧妙掩饰起来，为的是实现自己见不得人的政治目标，以政治的权势去攫取社会的财富，表面上还要装得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然而，真正的性情中人，是不回避自己个性张扬的，其实就是性情趣味的展示，而追求到了极致就是成癖了，在一般人看来就是病态或者变态了，其实是他们异于常人的特别秉性的张扬，是对于社会传统的个性化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