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追求与乐趣

——我心目中的新华社记者边江

            文｜刘鉴

2026年元月6号，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两位研究生专程到宝鸡来，向我了解新华社陕西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新闻史专家边江。说是他们的导师设立了一个关于边江的课题，让他们调查研究。

我是1983年前后认识边江的。那时我在《宝鸡科技报》工作，边江在千阳县委宣传部工作。到千阳后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北部的曹家原一个村庄，采访全国奶山羊专家、西农大教授刘荫武在千阳办的一个莎能奶山羊示范点（后来成为国家级的莎能奶山羊原种场）。

那时候，边江在宝鸡各县区的通讯员中已经很有名气，他每年发表在省市到中央媒体的稿件一百多篇，被提拔为县委通讯组组长。

一

认识后我才了解到，其实他的人生起点非常低。

他1956年出生在千阳县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河北省康保县人，是抗日战争时参加八路军的老干部，后随部队解放宝鸡后被组织安排转业到千阳工作。但在十年动乱中，他的父亲在1970年初莫名其妙地被突然戴上一顶“叛徒”帽子，“双开”到农村监督劳动。在此之前的1969年，边江全家和他们院子里的几户邻居一起响应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由县城“居民下乡”到千阳县文家坡公社张家塬大队。父亲被“双开”后，边江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下子从“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时边江才十四岁。但他的父亲凭着数十年革命的经历相信党，相信自己的清白，相信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在父亲的影响下，边江没有气馁，没有灰心丧气，他含羞忍辱却从不争辩吵闹，尽量躲在僻静的地方看书学习。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却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之门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生产队劳动，先后被派去参与修建桐花庄、郝家坡、柳家塬等三座水库和千凤路、宝平路两条公路。

在朴实厚道的乡亲眼中，边江是典型的“乖娃”，他干活舍得出力，修水库时拉着装满土的架子车下坡，车重坡陡，人小力单，架子车越跑越快，控制不住翻车，被摔伤爬起来拍拍土一瘸一拐继续干。曾在数十米高的悬崖上挖土，遇到崖顶垮塌，险些要了命；他聪明好学，劳动休息时不是一个人拿着书读，就是给乡亲们读报学习；他公道正派、无事无非，从不与人吵架争辩生气。修工程时就先后三次（水库、公路、副业队）被大家推举当伙食管理员。接着又推举他担任了生产队会计，两年后又被推举为生产大队会计，成为全大队六百多口人的“财务总管”。由于他“公道正派”干得好，先后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发展成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组织任命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指导员。

1974年，千阳县广播站举办业余通讯员培训班，公社推荐边江参加。有人说“他爸是叛徒”，但公社领导说“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弟”。

在培训班，边江认真学习采写新闻稿件的基本知识，但回村后却犯了难。一个老老少少加在一起三百多人的生产小队，能有什么新闻？思前想后，他觉得张家塬大队就他一个人参加培训，何不放眼全生产大队寻找新闻。经过多日观察采访写作，反复思考修改，他的第一篇新闻稿《张家塬大队移栽高粱》诞生并寄到县广播站，接下来是紧张又忐忑不安的等待，那种心情就像年轻的父亲在产房外等待婴儿的第一声哭声。终于，这年七月的一天，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播送他的处女作的声音，那清脆悦耳的声音犹如甘露洒到他期待、焦灼的心田。那种激动无以言表。

从此，他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对新闻的热爱犹如火山爆发，经久不息，一直到七十岁的今天。

从此，他勤奋的脚步和手中永不停歇的笔，使新闻稿件像奔涌的泉水一样汩汩而出。

他手中的这支笔，也改变了他的命运。第一篇通讯稿在县广播站播出不久，他就担任了生产大队会计，随着他采写的新闻慢慢增多，在文家坡公社“小有名气”，被公社选调去做了林业员，实际上是到公社跟上写材料、当写新闻稿的业余通讯员。1978年，他被招工到县糖业烟酒公司，却被截留到县商业局“以工代干”写稿子。随后，县委、县政府发现他是个人才，又点名调他到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室写材料。后来机构分设，他被留在县政府办公室。无论到哪里，他在干好组织安排的工作的同时，从不忘记利用业余时间采写新闻稿件。当时宝鸡市的正规新闻单位只有广播电台一家，他所在的文家坡公社通讯组和千阳县政府通讯组，先后被评为宝鸡市广播电台的优秀通讯组。那些年，他每年发表新闻稿件上百篇。

他写稿的质量逐渐提高。1975年，他的一篇消息稿被宝鸡广播电台播出，从此他就成为宝鸡广播电台的“常客”；1977年，他的一篇读者来信被《陕西日报》选登；1980年，他与同县广播站一位记者合写的小通讯《放心店》，居然登上了《人民日报》，轰动了全县。但边江并没有陶醉，不久，他撰写的言论《整人者，住手！》《鸿雁啊，快些飞吧！》又先后登上《人民日报》的《今日谈》栏目。

这样的人才，谁能不爱？1983年，边江被提拔为县委通讯组组长，不久又兼任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年他27岁。

从此，他告别了十年的业余通讯员岁月，开始了十年的新闻宣传干部的征程。回顾这十年，边江深深感谢张家塬的父老乡亲，感谢千阳县、文家坡公社的领导和同事！是他们在自己家庭深陷冤案时没有嫌弃他，并信任他，给他不断压担子，改变了他的人生！

也就是这一年，我们认识了。

二

担任县委通讯组组长后，边江可以专心从事全县的新闻报道工作了。他一边组织通讯员队伍，办通讯员培训班，发现人才，并和省级市级新闻单位联系，邀请有影响的新闻记者、编辑为通讯员讲课。他自己也加强学习，并不断总结自己采访写作的经验教训，和通讯员交流。

他每天都要浏览研学中央、省市的报刊杂志。每天早上六点半打开收音机，一边干活，一边准时收听广播新闻，一直从中央广播电台听到省台、市台，直至县广播站，把国内外大事装入心中。

那时交通还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报纸送到千阳山区时已经过了四五天，所以广播成为最快捷的传媒。边江在收听新闻并与听众交流中，发现大家对有的节目喜欢，对有的不喜欢，有的还有不同意见。1986年元月，他自己设计了一张省电台广播节目收听情况调查表，印发县级机关和农村、工厂、学校的上百名通讯员，调查对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意见建议。然后汇总分析成收听调查报告，寄往省广播电台。边江自觉自发干的这件事，在全省一百多个县区中绝无仅有，充分体现了人民广播人民办、人民爱的要义。省电台领导收到后如获至宝，立即在编前会议上学习讨论，研究改进节目，并在1986年春节前委派副台长邓旭涛带着编辑记者从西安驱车往返三百多公里，专程赶到千阳看望慰问边江、当面听取意见建议，还赠送收音机表示感谢。

在边江的影响和组织活动下，千阳县形成一支活跃的通讯员队伍，涌现出一批优秀通讯员。直到他离开千阳多年，千阳的宣传报道依然非常活跃。那些年，省市各级新闻单位发现千阳县的新闻稿件如井喷一样增长，在全省一百多个县区中，千阳的发稿量从排位九十多名迅速提升到前二十名！我所主编的《宝鸡科技报》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千阳的稿件。

在组织培训通讯员队伍的同时，边江并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由于通讯员遍布全县各个乡镇和机关、厂矿、学校，他有无数只眼睛和耳朵，信息非常灵通。一旦听到哪里有新闻线索，他立马骑上自行车赶去和通讯员采访。全县十五个乡镇的每个村子他几乎跑了个遍，有时一天跑四五个乡镇。千阳地处山区，即使三十岁上下的他，跑一天也精疲力尽。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赶写稿件，因为他知道新闻的生命在于时效。经常忙到深夜写好稿件装进信封插进邮箱，他才松下一口气。有的重要新闻稿件必须县上领导签字把关，他只好深夜敲县长的门。领导一面揉着惺忪的眼睛看稿子，一面心疼的埋怨他：“你这娃，还叫人睡觉不？”

就凭着这股子精神，边江每年发稿都在二百篇以上。

三

1985年，停刊多年的《宝鸡日报》复刊。复刊后报社急需编辑记者，报社领导目光首先扫向各县区宣传部的通讯员，其中就有边江。但县上不同意放人。直到1987年初，才同意报社“借调”。边江兴冲冲去报到，市委宣传部却截了胡，理由是“宣传部更需要。”报社胳膊拧不过宣传部的大腿，从此边江被留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他是宣传科长，但又一度“代管”着新闻科，仍然与采写新闻和通讯员管理工作有关系。

宝鸡市那时是陕西第二大城市，雄踞关中西部，全市三百多万人口，横跨秦岭南北、渭河两岸、黄土高原直至千山深处。域内山川纵横、土地肥沃、人杰地灵，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个工业重点项目在宝鸡就有好几个，全市工农业发达。那时正当改革开放之初，市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全市的社会宣传、企业宣传、对外宣传、国防教育等，工作头绪多、人手少，曾经担任过宣传科长的卢愚曾告诉我：“在宣传科一年起草的各类文件足有一人高。”

边江到这里自然是忙得停不下手脚，但是他仍然放不下心中对新闻的最爱，经常忙里偷闲，利用深入基层调查时得到的副产品——新闻资料，等到夜深人静忙完手头的本职工作后写新闻稿件。那时，我已经被选调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宝鸡记者站，从事专业新闻工作。看到边江的稿件不时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并且被《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许多媒体聘为特约记者或者特约通讯员，感到羡慕和不可理解。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消息资料？

到1992年，市委成立中心通讯组，边江被任命为组长，并被聘为新华社的专职通讯员。不到一年，仅新华社编发的边江采写的稿件就多达110多篇，一些稿件还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采用，其中仅《经济参考报》就刊发了十四篇，有十多篇还被新华社以英文对外发表！

作为一个省级新媒体的专职记者，我在汗颜之外，经常琢磨边江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并不动声色的像海绵一样吸取他的长处。

1994年初，新华社慧眼识珠，没有囿于边江只有初中学历，没有专职新闻经历，选拔边江进入新华社记者队伍，并在宝鸡立了记者站。从此，边江结束了长达20年的通讯员生涯，光荣的成为世界最大的通讯社—新华社队伍中的一员。

边江到了记者站，我们办公在一层楼，联系就更方便了。遇到重大新闻事件，经常一起出行采访。

四

记得那几年我们在一起共同采访的重大新闻有以下这些：

1995年公款吃喝的腐败之风开始蔓延，这年六月，宝鸡市渭滨区纪委监察局领导按照中纪委和省市纪委的安排，到宝鸡有名的中国城夜总会检查，却被夜总会老板辱骂殴打，赶出门外。事件发生一个多月，无人追查，夜总会老板依然故我。一个夜总会的老板为何如此嚣张跋扈，事件发生后为何无人追究？我和边江一起调查采访事件的当事人和社会方方面面，连续追踪报道，引起中纪委和省纪委领导关注。省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宝鸡指导督促，终于查出夜总会背后的保护伞，并吊销夜总会营业执照，对夜总会老板处以行政拘留、罚款处理，对背后的保护伞也予以处理。

1995年3月4日，位于秦岭南侧的宝鸡市凤县平坎乡发生山林大火。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田建国和学生田来学在扑灭大火时光荣牺牲。省委宣传部组织采访组前往采访。我和边江也一同前往。在满是烟灰和烧得光秃秃的树桩子的大山深处，我们查看英雄们最后牺牲的地方，在乡镇机关、村落、学校采访干部、村民、老师和英雄们的亲友，详细了解英雄们生前的事迹。我发现边江采访非常仔细，刨根问底，核实弄清每一个故事的情节和细节，记录了一大本子。最后他与记者孟西安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生命，为人民燃烧》生动感人，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愿乡镇干部都像他》，在全国引起良好反响。我虽然也采写了长篇通讯《人民的好儿子——田建国》在省广播电台和《陕西工人报》等媒体发表，但与之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1996年前后，全国社会治安混乱，车匪路霸和黑社会组织猖獗，人民缺乏安全感。记得一名特级飞行员光天化日之下在沈阳一处市场被捅身亡；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领导到宝鸡出差，车子在饭店门口停放，两个车轮子竟不翼而飞。这年3月12日，宝鸡日报记者宁丽君、刘斌在乘坐公交车到宝鸡县蜀仓乡采访途中，发现车上9名歹徒欺负乘客，强抢钱财。刘斌当即拍照并呵斥制止，却遭歹徒围攻殴打，乘客们噤若寒蝉，司乘人员却埋怨刘斌和宁丽君“多管闲事”。当天接到消息，我们两人立即采访，随即省电台连续报道。新华社随后也播发了我们采写的六篇追踪报道，全国上百家媒体纷纷转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首都新闻界召开专门座谈会；全国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奖励了宁丽君和刘斌；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写信慰问宁丽君和刘斌；宝鸡市公安机关很快抓捕了9名车匪路霸；宝鸡市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呼吁加强社会治安和思想道德建设。国家有关部委在全国采取措施狠抓社会治安。

1995年，我们还先后采访了眉县原县委书记、宝鸡市民政局原局长的贪腐案，采写的《前车之鉴》《做官先要学做人》提出了对各级一把手管理、干部贪腐初期的侥幸心理等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长篇案例通讯发表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纪检监察杂志和《中国纪检监察报》纷纷转发，对教育警示干部反腐防腐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七月，宝鸡市一所高中的七名学生在全国正在严打的形势下，在高考结束第二天就结伙持刀抢劫的案子发生后，我们一起到拘留所采访这些孩子，采写的长篇通讯《高考生为何结伙抢劫！》就青少年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从小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97年12月，我采访了凤翔县董家河乡牛钵峪村“双万工程”下派干部杨清漪的感人事迹引起有关方面关注。1998年5月，我受省委组织部委托，准备杨清漪在全国七一表彰大会发言，并赴京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这年七一杨清漪在全国表彰大会上被安排重点发言，中央领导人亲自为之颁奖。在此之前，我和边江、《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一起多次到凤翔采访，边江深入了解故事细节、反复核实。最后由他执笔形成的长篇通讯《把身心献给基层》经过反复讨论，他又精心修改打磨、一丝不苟，直到完全满意。新华社1998年7月15日发表这篇通讯。《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也在7月17日在头版配评论发表。

1998年，边江调回新华社陕西分社工作，新华社宝鸡记者站也随之撤销。离开共同工作四年的朋友，我怅然若失。虽然西安宝鸡相隔数百里，但还经常联系不断。

记者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边江在采访大量新闻报道的同时，还采写了许多引起中央高层关注的内部参考。记得2002年，宝鸡财政证劵公司在经理胥宝生主持下，以市财政为担保，滥发债卷，从群众手中聚集数以亿计的资金，大肆贪污挥霍。案发后他和副经理夏家林被拘留审查，但不久夏家林就从严密关押下逃跑，逃跑后一个多月居然无人问津。随后胥宝生又在严密管控下逃跑。当时的宝鸡市委书记正在美国探亲。我了解采访之后很快向省电台发了内参稿。考虑到逃犯可能逃往外地，我又立即联系边江。他当时正在铜川采访，接到消息后很快赶回宝鸡，采写的内部资料发出后中纪委、中央政法委领导先后批示，指示在全国范围追逃。不久，两名逃犯就被抓获，经过审理胥宝生被判处极刑。同时还挖出了隐藏在检察机关的内贼，案件得以公正处理。随着案件的查处，新华社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公开报道。

对边江来说，以上这些报道只是极小部分。他在宝鸡工作期间每年采发稿件三四百篇！每天采访归来，他就立即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作。

那时才配上电脑，他还不熟练，一个手指敲电盘，一只手夹着香烟，我们叫他“一指禅”，他想着敲着，常常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不干完不罢休，熬通宵也是常事，实在累了就抽烟提神，记得他最多时一天抽了四包烟！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和忘我精神以及勤奋令人敬佩，也深深地影响了我，鼓舞和感染了我，在工作中取得了成绩，先后被评选为省劳模和有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五

许多人经常问我：“边江为什么能从一个初中生、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一下子蹦到新华社，还成为陕西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我也经常问自己：“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人才济济，大学生、研究生多如牛毛，为什么边江能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回顾我们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我以为边江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对新闻工作的痴爱。自从五十年前第一篇处女作诞生，他对新闻工作的爱始终未变，并越来越爱，爱到痴迷的地步，爱到常人不能理解。一般的新闻从业者只是把它当作一份光荣的职业，努力完成任务，力求最好，一旦有收入待遇更好的职业或者权力级别更高的职位就会另谋高就，所谓“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之常情也。”而他把新闻不仅作为职业，更是作为自己愿意为之奉献终生的事业。在他的经历中，曾经有多次当官从政机会，也有发大财的诱惑，但他从不见异思迁。组织无论安排他干什么，他在完成任务后总是放不下手中那支笔，硬是挤出时间也要写新闻，直到专职从事新闻工作，俗话说是“一辈子就一直朝着一个灶火门门子烧。”

正是由于这种一心一意、刻骨铭心的爱，即使他不到六十岁就百病缠身；即使为工作熬得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即使他劳累到患上脑溢血被抢救回一条命；即使退休年近古稀，他仍然要拿起那只笔，爱他心中最爱！

这种爱可以感天动地，可以成就任何难事！

退休后，他又一头扎进新闻史研究，自费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自费出版新闻专著并全部赠送。如今已经出版专著七八部，手中还有两部等待付梓，爱的心血付出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华社记者，也使他成为新闻史专家。

我以为成就边江的第二个原因是好学。边江自知学问根底不厚，所以不断学习以弥补不足。他曾两次受组织推荐在党校学习，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大大提高了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新闻记者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和社情民意了然于心，这样才能在面对一个新闻事件时迅速判断出其新闻价值，决定写与不写、如何写。没有这样的根底和悟性，常常会与重要新闻失之交臂，或者只注意了表层信息而忽视了深层含义，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边江不仅以新闻消息多、影响大著称，而且发表了大量新闻评论。这些评论有的纵论人生，探讨人性善恶；有的针砭时弊，弘扬正气；有的探讨企业管理，市场规范。内容广泛，有感而发，涵盖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在《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国家级报刊发表这么多思想深刻的言论，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功底，没有方针政策和社情民意在胸，是很难做到的。

学习也使边江成为新闻记者中的多面手，他对新闻报道、新闻通讯、新闻人物、新闻评论、新闻理论、新闻史研究等新闻行业的十八般武器都掌握自如，随心所欲，常常出彩。在他发表的四千多篇作品中，有六十多件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全国社会治安好新闻评比中获奖。

其次，边江心中有榜样。他认为人必须见贤思齐，才能不断进步。他不仅学习新闻前辈如杜鹏程、穆青、郭超人、汤洛、张光这些中国名记者，将其作为自己的楷模，还把他们的事迹、精神、故事整理成文，在通讯员培训等许多场合作为讲课稿和报告稿宣传。退休后他呕心沥血，抢救、发掘杜鹏程、何微、张光、午人等中国名记者的史料，出版专著。这些名记者对新闻事业的精神、事迹和思维方法无疑对边江产生着深刻影响。

第三，向采访对象学习。记者经常会采访到国祖建设事业中各条战线涌现的新人新事和先进模范人物，会发现他们许多非常感人的精神和事迹，这些感动了记者。也只有感动了记者，才能写出感动读者的好作品。边江曾经采写过至死不忘那群羊的全国莎能奶山羊专家刘荫武；一心为民、在扑灭山林大火中牺牲的平坎乡党委书记田建国；全国农村科普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吴万忠等一系列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既是边江的采访对象，也成为边江学习的对象。

成就边江的第四个因素是他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我们一起采访，我常常把事件的基本轮廓和新闻要素弄清就满足了，而他总是追根问底，不仅要挖掘出事件的全貌和细节，还要弄清现象背后隐藏的东西。他的采访笔记也特别详细，往往采访笔记的篇幅相当写成的稿件的几倍。我采写一个新闻事件，稿件发表后结束了，他还要把每次写的草稿和见报稿存档；对重要的采访对象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也分别建立档案；他还有每天记工作笔记的习惯，四十多年来从不中断。在宝鸡记者站工作时，他专门弄了一个很大的木架子，上面有许多方格，这就是他的新闻档案柜。

有时要弄清一个新闻事件还真不容易。有一次边江在农村采访，发现农民丰收后把大量粮食卖给私人粮贩子，却很少交售给国家粮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帮着拉架子车干农活，又跑到粮站仔细观察，发现粮站虽然说得好，但官商态度严重，对农民交售的粮食很严苛、压级压价，态度不好，弄得卖粮农民很不高兴，不愿和粮站打交道。彻底弄清了事件的真相，反映给有关单位，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我以为边江对新闻事业的动力不仅因为爱，还因为以其为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孔子对一项工作或一门艺术学习认识的三个层次，对一个事物了解了它不如爱好它，爱好它不如以它为乐。爱好它并以其为乐，就会深入其中而不觉得苦累、枯燥或得不偿失，就愿意为之奋斗并奉献一切，进入一种纯粹的境界。当作者倾听播音员朗读自己的新闻稿时，当听到人们都在议论自己的作品时，那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看到自己的作品如实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并引起有关方面注意，解决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难题时，当自己的作品引起社会关注，甚至为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和依据时，那种快乐更是无以言说，因为这才展现出新闻记者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意义，展现出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为此而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值！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边江。

作者简介:

刘鉴，年近八十，原陕西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在职时曾采写过一批针砭时弊、伸张正义的稿件，三次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退休后曾任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过“刘鉴诗文作品选”。

                    (审稿: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