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影映青春·岁月念法门

文/贺金安

       我是法门中学七四级二班毕业生，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得知母校编撰校史时，竟未收录1970至1983年这段时光，心中骤然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失落。仿佛那段滚烫的青春岁月被悄然抹去，连带着“母校”二字都添了几分空落。但这份失落，终究抵不过记忆的汹涌——那些藏在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的朝朝暮暮，那些与老师同学相伴的青葱岁月，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

       1972年底，13岁的我从庄白初中毕业，怀着忐忑又憧憬的心情参加了县上组织的高中招生考试。那个年代，消息传递迟缓，直到1973年3月，邻村的史西善同学兴冲冲地跑来告知我考上法门中学的喜讯时，我才敢相信，自己即将踏入这座紧邻“关中塔庙始祖”法门寺的学府。

       报到那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走进校门的刹那，整齐的校舍便映入眼帘，规整的布局让人莫名心安。最西边是教学区，三排教室一字排开，氤氲着浓浓的书卷气；中间是老师的办公区兼宿舍，总能望见老师们忙碌的身影；最东边则是我们的学生宿舍，三间宽敞的屋子，两排大通铺靠墙而设，将近三十位同学朝夕共处，鼾声与梦话交织成年少最质朴的交响。北边的操场是课间最热闹的去处，东北角的食堂飘着粗茶淡饭的质朴香气，西北角的厕所虽简陋，却是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一角。整座学校依偎在法门寺的怀抱中，十三层八角形的护国真身宝塔剪影在阳光下静静矗立，砖雕纹饰隐约可见，仿佛为我们的青春镀上了一层庄严而温暖的光晕。

       食堂的味道，是那段岁月最朴素的注脚。每日主食多是玉米糁子、片片面，上面浮着几片洋芋，配着水煮白菜或萝卜，偶尔能见到几滴油花，便是意外的惊喜。我们的馍都从家里带来，用粗面或杂面做成，硬实干裂，可同学们依旧吃得津津有味。那份裹挟着烟火气的纯粹香甜，至今萦绕舌尖，难以忘怀。

       我被分到了二班，学号58号。因年纪最小、个子最矮，我顺理成章地坐在了第一排第一座，成了教室里离黑板最近、离老师声音最近的人。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第一学年的校园满是纯粹的求学氛围。老师们教学格外认真，每一个知识点都讲解得细致入微；同学们也都憋着一股劲刻苦钻研，课堂上是沙沙的笔尖声，课后是热烈的讨论声，一切都朝着既定的教学计划稳步推进。

       可到了第二学年，风向骤变。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浪潮席卷校园，彻底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正常教学任务被大幅压缩，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政治报告。每次报告都在操场或附近影剧院举行，台上的宣讲者慷慨激昂，反复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复辟倒退”，我们这些年少的学生虽似懂非懂，却也跟着挥臂呼喊口号，空气中弥漫着严肃紧张的氛围，原本纯粹的求知之心，渐渐被政治运动的洪流所裹挟。

       学校顺势开设了红医班，成为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课程。我们跟着王志熙老师学习基础医疗知识，背诵针灸穴位图，上山辨识采摘中草药，练习伤口包扎，甚至敢在自己身上摸索穴位、练习针灸。王老师常带着我们到附近村庄义诊，给老乡量血压、针灸止痛，虽然技艺青涩，却也尽心尽力。红医班的经历不仅让我们掌握了粗浅的医疗技能，更在心底种下了关爱他人的种子，成为那段特殊岁月里难得的温暖印记。

       除此之外，我们还常有外出学农的安排，这正是当时“到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锻炼自己”的教育方针要求。到附近生产队，跟着社员播种、割麦、掰玉米、捡拾棉铃虫，汗水浸湿衣衫，麦芒刺得皮肤发痒，却在集体劳作的欢声笑语中乐此不疲。我们也曾赴宝鸡永红机械厂学工，在钳工车间跟着师傅学习锉削、组装零件。机器轰鸣中，不仅学会了基本技能，更真切体会到了工人师傅的严谨与辛劳，让年少的我们对“劳动”二字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记得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拉练，晚上就住在学校的操场，纪律严明，自己生火做饭。第二天同学们起床后，部队早已离去，操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早读、出操和上课。他们在学校加工厂加工汽车配件时，损坏了一根钢锯条，走时特意留钱赔偿。为此，学校还专门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

       文艺演出也是那段时光里鲜活的注脚。由李列平、郭乃侠、樊玲会、樊玉勤四位女同学表演的《四个老婆学毛选》，诙谐中透着真挚；在参加黄堆公社庙儿岭劳动的间隙，我们还演出了《沙家浜》选段，李列平扮演阿庆嫂，我饰演沙四龙，这段经历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的我们，被寄予着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期望，虽未必全然懂得其中深意，却也在这些特殊的经历中慢慢褪去青涩，悄然成长。

       我家距离学校约十五里地，清一色的乡间小道，往来全靠步行。年纪小、力气弱的我，每次返校时背上的面袋、糁子和装满馍的布袋，都显得格外沉重。多亏了邻村的房宗贤、史西善两位同学，他们总是主动接过我肩上的行囊，与我一路同行，用青涩的善意温暖了那段漫长的求学路。这份纯粹的同窗情谊，穿越了数十年的光阴，至今想起仍心生暖意，成为岁月无法磨灭的珍贵馈赠。

       那时的师生关系格外融洽，没有隔阂，满是亲切。课后，和老师一起打乒乓球、篮球是常有的事，球场上的奔跑与欢笑，冲淡了学习的疲惫与政治运动的压抑，也悄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遇到不懂的问题，无论何时向老师请教，总能得到耐心细致的解答。那些谆谆教诲，如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为年少的迷茫指引方向。

       时光匆匆，两年的高中生涯转瞬即逝。毕业之际，同学们都带着些许迷茫与憧憬，当得知吕军川同学参军即将奔赴北京中南海时，大家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那是对未来最纯粹的向往。离别总是伤感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难分难舍，纷纷拿出笔记本相互签名留言，想要留住这份珍贵的情谊。我至今珍藏着班主任梁维老师给我的留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短短十个字，承载着老师沉甸甸的期许与祝福，成为了我日后人生路上不竭的动力源泉。

       1977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后的第三年，高考制度恢复。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让大部分同学都拥有了心仪的工作与人生方向。每次同学相聚，必然会说起当年的校园趣事：有人忆起课堂上偷偷传递的小纸条，有人念起放学后结伴走过的田埂小路，有人聊起学生时代朦胧的情愫，也有人提及我们去宝鸡永红机械厂劳动锻炼的情景。那些沉睡在记忆深处的细碎片段，此刻都成了最滚烫的话题。大家也会相互交流职场打拼的不易、儿女成家后的欣慰，以及退休后的生活日常。笑声、话语声交织在一起，半个世纪的思念与牵挂，都在每次相聚里找到了归处。

       聊起学生时代的点滴，老师们的模样便瞬间鲜活起来，成为同学之间最动人的话题。我们格外怀念那些曾陪伴我们走过青葱岁月、如今却已离世的恩师——刘春侠、王志熙、梁维、吕宗儒、冯兆琳、杨宜汉、董考明等诸师。还记得他们握着粉笔在黑板上疾书的背影，记得他们课后为我们答疑解惑的耐心，记得运动会上为我们加油鼓劲的笑容，更记得毕业离校时给每个同学的殷切留言。那些细碎的瞬间，拼凑成了我们最难忘的校园时光。同时，我们也常常惦念着尚健在的高怀信、刘甲瑞老师，感念他们当年的教诲之恩，愿他们平安喜乐、福寿绵长。正是这些可敬的老师，为我们的少年时代镀上了温暖的底色，让这段同窗记忆更添一份厚重与深情。

       校史或许遗漏了那段岁月，无论原因为何，但它永远不会从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记忆中消失。这座矗立在宝塔脚下的母校，早已见证了我的青涩与成长，留存了我最真挚的师生情、同学谊。那些步行求学的清晨与黄昏，那些课堂上的专注与运动场上的欢笑，那些政治报告的严肃与红医班的实践，那些劳动中的汗水与食堂里的温暖，都已沉淀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校史是否记载，它都是我心中永远的母校，是我魂牵梦萦的青春故里，是塔影之下、岁月之中，永远鲜活的生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