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十四章 新时代的试炼与传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李钟鼎正在邮电局辅导室为一名老员工做心理疏导。
老员工姓吴，邮递员，干了三十年，最近惶惶不可终日：“李主任，我……我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虽然不是骨干，但总担心被清算。我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养啊……”
李钟鼎给他倒了杯茶：“老吴，你先喝口水。我问你：解放后这三个多月，你有做过对不起新社会的事吗？”
“没有没有！”老吴连忙摆手，“我每天按时送信，看到解放军还主动打招呼呢。”
“那就不用怕。”李钟鼎温和地说，“新政府说要‘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打死’。只要你诚心悔过，踏实工作，不会有事。”
正说着，窗外传来广播声，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街上响起锣鼓声、欢呼声。
老吴愣愣地听着，突然问：“李主任，新中国……会好吗？”
李钟鼎看向窗外。十月的阳光透过梧桐叶洒下来，街道上红旗招展，人们脸上洋溢着希望。
“会好的。”他说，“但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
这话既是安慰老吴，也是给自己打气。
新政权对宗教的态度还不明朗。有些地方传来消息：寺庙被占，僧侣还俗，经书被烧。但上海相对平和，政府宣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要求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这“相适应”三个字，内涵丰富。
1950年春，上海市宗教事务处成立。处长姓方，原是地下党员，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召集佛教界代表开会，李钟鼎作为邮电局干部兼佛教居士，也在邀请之列。
会议室在市政府大楼，朴素但庄重。方处长开门见山：“各位师父、居士，新中国成立了，佛教也要适应新时代。政府支持正当宗教活动，但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剥削压迫。寺庙要进行民主改革，清除封建残余。”
台下议论纷纷。一个老和尚问：“方处长，什么叫封建残余？”
“比如寺庙的等级制度，师父剥削徒弟，方丈独断专行。”方处长说，“还有，靠香火钱过寄生生活，不劳动不生产。”
玉佛寺的明镜法师忍不住反驳：“出家人以修行为本，诵经念佛也是劳动。”
“诵经念佛是个人的事。”方处长推了推眼镜，“但寺庙占有大量土地房产，不从事生产，这是不合理的。新社会，人人要劳动，僧侣也不例外。”
会议不欢而散。李钟鼎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沉重。他理解新政府的想法——百废待兴，要动员一切力量建设国家。但把修行等同于“不劳动”，这让他担忧。
更让他担忧的是王骧陆师的身体。师已八十五高龄，去年冬天染了风寒，一直没好利索。
回到觉园，见师在禅房打坐。李钟鼎轻轻进去，等师出定。
“回来了？”师睁开眼，“会开得怎么样？”
李钟鼎如实相告。
师沉默良久，缓缓说：“时代变了。佛法不变，但传法的方式要变。”
“怎么变？”
“从山林走向人间，从寺庙走向社会。”师咳嗽几声，“钟鼎，你记着：真正的佛法不在经书里，不在寺庙里，在生活里，在劳动里，在为人民服务里。”
这话让李钟鼎一震。
师继续说：“大愚祖师当年在庐山闭关，出关后第一句话是什么？”
“不发神通，但说人话。”李钟鼎记得。
“对。说人话，做人事。”师目光深远，“现在新中国要建设，我们就参与建设。僧侣可以参加劳动，居士更要在各自岗位上做出贡献。用行动证明：佛弟子不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建设者。”
这番话点醒了李钟鼎。是啊，为什么一定要把修行和劳动对立起来？六祖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在劳动中修行，在建设中悟道，不正是大乘精神吗？
他把这个想法带到邮电局辅导室。不再是单纯的“心灵疏导”，而是组织员工学习时事政策，讨论“如何在新时代做好邮电工作”。他还主动向局领导建议：邮电系统可以开设“职工文化夜校”，既学文化，也学技术。
局领导很赞赏：“李主任这个想法好！邮电工作要发展，职工素质要提高。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夜校很快办起来了。李钟鼎亲自教语文，还请了技术员教报务、机务。来学习的职工很多，从十八岁的小学徒到五十岁的老邮递员都有。
夜校里，李钟鼎不避讳谈佛法，但换了一种说法。讲“敬业”时，他说：“佛经讲‘精进’，就是认真工作，不懈怠。”讲“团结”时，他说：“佛教讲‘和合’，就是同事之间要和睦，互相帮助。”
有年轻职工问：“李老师，您信佛，又支持新社会，不矛盾吗？”
“不矛盾。”李钟鼎说，“佛教讲‘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就是庄严国土吗？为人民服务，不就是利乐有情吗？”
这话传出去，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老修行说他“迎合政府，背离佛法”；也有进步青年说他“用宗教麻醉人民”。李钟鼎不辩解，只是继续做该做的事。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上海邮电系统组织捐款捐物，李钟鼎捐出了自己半年的工资。
一天，沈秋白找到他，神色凝重：“李先生，我……我想报名参加志愿军医疗队。”
李钟鼎惊讶：“你都四十多了，又有孩子……”
“我丈夫如果活着，一定会支持。”沈秋白眼神坚定，“这些年，我学医、学护理，就是想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为国家做点事。现在朝鲜人民在受苦，我不能袖手旁观。”
李钟鼎看着她。这个曾经为丈夫失踪而崩溃的女人，如今已成长为坚强的战士。
“孩子呢？”
“托付给教会孤儿院，我放心。”沈秋白说，“李先生，请您为我祝福。”
李钟鼎为她念了一部《心经》。不是祈求平安——战场上没有绝对平安——而是祈愿：无论生死，都不失慈悲心。
沈秋白走后，李钟鼎的夜校里，也有三个年轻职工报名参军。送行会上，他说：“你们去保家卫国，是行菩萨道。记住：对敌人要勇敢，但对平民要慈悲。即使战争，也不能失去人性。”
一个小伙子问：“李老师，杀敌人不是犯戒吗？”
“保家卫国是正义之战。”李钟鼎沉思道，“但即便在战场上，也要尽量减少杀戮，尽量避免伤害无辜。这就是佛说的‘慈悲与智慧并重’。”
1951年，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上海气氛紧张起来。邮电系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被举报，有人被审查。
李钟鼎因为历史清白——抗战时坐过日本人的牢，解放战争时保护过进步学生——没有被列为审查对象，反而被任命为“审干小组”成员。
这让他为难。审干要查别人的历史，要判断“敌我”，这违背他不评判他人的原则。
他去请教王骧陆师。师已卧床多日，说话气短：“钟鼎……审干不是审判，是弄清事实……对组织负责，也对同志负责……实事求是，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这就是公正。”
“可是师，我怕自己判断不准……”
“用你的心去判断。”师握住他的手，“不是用成见，不是用情绪，是用良心。良心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李钟鼎接受了任务。审干过程中，他坚持三条原则：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二、给被审查者充分申辩的机会；三、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有同事提醒他：“李主任，你这样太慢，上级催进度呢。”
他说：“快慢不重要，对错重要。错判一个人，毁掉的是一个家庭。”
在他的坚持下，邮电局审干工作进行得细致稳妥。有几个被举报“历史问题”的老职工，经他调查核实，澄清了冤枉。他们感激涕零，他说：“不用谢我，这是事实本该如此。”
但也有棘手的情况。一个姓郑的报务员，抗战时期确实在汪伪邮电局工作过，但查无血债。小组讨论时，有人主张“伪职人员一律清除”，李钟鼎反对：“要区分情况。如果只是为谋生被迫工作，没有主动作恶，应该给出路。”
“给出路？这是立场问题！”有人反驳。
“立场很重要，但也要讲政策。”李钟鼎引用上级文件，“文件说‘打击少数，争取多数’。郑师傅工作认真，群众关系好，为什么不能争取？”
最终，郑师傅被留用，但调离报务岗位，做后勤工作。郑师傅来找李钟鼎，老泪纵横：“李主任，谢谢您为我说话。我……我确实只是混口饭吃，没做过坏事。”
“过去的事，放下吧。”李钟鼎说，“今后好好工作，就是对国家最好的交代。”
审干工作结束，李钟鼎累瘦了一圈，但心安理得。他做到了不冤枉一个好人。
然而，更大的考验来了。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这次针对的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邮电局作为重要部门，自然是重点。
一天，局领导找他谈话：“老李，有群众举报，周副局长——就是你那个老上级——有贪污嫌疑。”
李钟鼎心里一沉。周副局长，那个抗战时暗中帮助他的老领导，解放后留用，担任副局长。他为人正直，怎么会贪污？
“领导，这……有证据吗？”
“正在查。”局领导严肃地说，“你是审干小组的，又了解周副局长，组织决定让你参与调查。”
李钟鼎感到两难。调查老上级，于情不忍；但若推脱，又有包庇之嫌。
他再次去看王骧陆师。师的身体更差了，但神志清醒。
“师，我该怎么办？”
师缓缓说：“钟鼎……法不徇情，情不坏法……调查不是定罪，是弄清真相……如果周副局长清白，调查还他清白……如果真有错误，帮他认识改正……这才是真帮他。”
李钟鼎明白了。真正的帮助不是遮掩，是直面。
调查开始了。有人举报周副局长“利用职权，占用公家物资”，“生活奢侈，超过工资水平”。李钟鼎带着调查组，一件件核实。
结果让人意外又心酸：周副局长确实占用了一些公家物品——几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但都搬回家给职工夜校用了；所谓“生活奢侈”，是他妻子生病，需要营养品，他动用了局里一点福利费，但打了借条，准备慢慢还。
查到最后，最大的“问题”是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是美国货。周副局长解释：这是抗战胜利后，一个美国记者朋友送的，当时合法。
问题清楚了：周副局长有小错误——动用福利费没及时报告，但谈不上贪污；占用公物是为公而非为私；收音机来源正当。
李钟鼎如实写出调查报告，建议：批评教育，退还福利费，不作贪污论处。
报告递上去，却石沉大海。几天后，上级派来新的工作组，说“原调查不彻底，有包庇倾向”。周副局长被停职检查。
李钟鼎去找新工作组理论，组长冷冷地说：“李钟鼎同志，你要注意立场。周某人历史复杂，抗战时期在伪政府工作，现在又有经济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可事实不是这样……”
“什么是事实？”组长打断他，“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事实！他为什么能留用？为什么能当副局长？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李钟鼎感到一股寒意。这不是实事求是，这是先定罪名再找证据。
他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拒绝在新报告上签字。结果，他自己也被停职审查，罪名是“立场不稳，包庇有问题的人”。
一夜之间，从审干组长变成审查对象。邮电局的同事们见到他，有的低头走过，有的欲言又止，只有少数几个老职工偷偷安慰他：“李主任，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
李钟鼎很平静。他想起在76号牢狱里的日子，那时的考验是肉体的；现在的考验，是精神的。但本质上都一样：在压力下，能否保持良知？
审查期间，他不争辩，不诉苦，每天按时到指定房间“写检查”。他认真回顾自己的一生，从学佛到抗战，从解放到建国，每一段都写得详实。最后他写道：“我的一切言行，都本着爱国爱教、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有错误，请组织指出，我一定改正。但我不能违背事实，不能冤枉同志。”
一个月后，事情出现转机。那个举报周副局长的职工，因为其他问题被查出诬告，交代说他是想报复——周副局长曾批评他工作懈怠。真相大白。
周副局长恢复工作，李钟鼎也解除审查。局领导找他谈话：“老李，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但你的坚持是对的，组织感谢你。”
李钟鼎说：“我不委屈。只是希望今后，调查都能实事求是。”
这场风波让他思考很多。新时代有新的规则，有时这些规则会与人情、与常识冲突。作为佛弟子，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
1953年，王骧陆师圆寂。临终前，师把李钟鼎叫到床前。
“钟鼎……我要走了。”师的声音微弱但清晰，“心中心法……传给你了……要传下去……但记住：传法不是传仪式，是传心灯……灯要适应时代，但光明不变……”
“弟子明白。”
“还有……”师看着他的眼睛，“新时代……佛法要和群众结合……不要高高在上……要走进工厂、农村、街道……让普通人在劳动中、在生活中悟道……”
“怎么走进去？”
“办学习班……讲心理学，讲修身养性……不讲神通，不讲迷信……讲实实在在的做人道理……”师喘息着，“记住六祖的话：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李钟鼎泪流满面：“弟子谨记。”
师闭上眼睛，安详离世。享年八十六岁。
送别那天，来了很多人。不只是佛教徒，还有邮电局的同事、夜校的学员、甚至街道的干部。大家都说：“王老师父是个好人。”
没有盛大的法会，简单的追思仪式后，师的身体火化。李钟鼎捧着师的骨灰，想起师的一生：从清末到民国到新中国，经历三个时代，始终持守佛法真谛。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心灯传下去，用适合新时代的方式。
1954年，李钟鼎在邮电局夜校的基础上，创办了“职工心理健康讲座”。不叫“佛法讲座”，但内容融合了佛法的智慧：如何调节情绪，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面对困难。
讲座很受欢迎。不只是邮电职工，其他单位的人也来听。政府有关部门注意到这个现象，派人来调研。
来的是市工会的一位女干部，姓林，三十多岁，短发，干练。她听了两次讲座，找李钟鼎谈话。
“李老师，您的讲座很好，职工反响热烈。”林干部开门见山，“但我们注意到，您讲的内容……有佛教思想的痕迹。”
李钟鼎坦然承认：“是的。我学佛多年，有些人生感悟来自佛法。但我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不涉及宗教信仰。”
林干部沉吟：“现在国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您这样做，会不会……”
“林同志，”李钟鼎说，“我讲的是心理健康，是科学。佛教中确实有迷信成分，但也有心理学智慧。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什么不可以？”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我讲‘放下执着’，这不是迷信，是心理调节方法。一个人总为过去的事懊悔，为未来的事焦虑，就会得心理疾病。学会放下，活在当下，这是健康的心态。”
林干部想了想，点头：“有道理。不过，李老师，我建议您把讲座内容整理成材料，报给上级审查。如果通过，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
李钟鼎接受了建议。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把讲座内容写成《职工心理保健十二讲》，去掉所有宗教术语，用通俗语言讲述。材料送到市工会、卫生局、宣传部联合审查。
审查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有关部门认为：“内容健康，方法科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批准在全市推广。
1955年，“李钟鼎心理保健讲座”成为上海市职工教育的品牌项目。李钟鼎被聘为“上海市职工心理健康顾问”，到各个工厂、企业讲课。
他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工人们爱听，因为他不讲空道理，讲实际案例：如何处理夫妻矛盾，如何教育子女，如何与同事相处，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
一次在纺织厂讲课，一个女工提问：“李老师，我丈夫工伤去世了，我天天哭，怎么办？”
李钟鼎没有说“节哀顺变”，而是教她一个方法：“每天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对着丈夫的照片说话。告诉他你的思念，也告诉他你会坚强，把孩子养大。说完了，就去做事，去工作。这样，悲伤有出口，生活有重心。”
女工照做了，后来写信感谢他：“李老师，您的方法救了我。我现在好多了，还当了车间小组长。”
李钟鼎很欣慰。这就是佛法在生活中的应用——不是高深的道理，是切实的关怀。
然而，树大招风。有人写信举报他“用封建迷信思想毒害工人阶级”。有关部门再次调查，但这次，许多听过讲座的工人、干部站出来为他说话：
“李老师讲的是科学，不是迷信！”
“他帮我解决了家庭矛盾，这是毒害吗？”
“我听了讲座，工作更有劲了，这有什么不好？”
调查组最终结论：李钟鼎的讲座内容健康，效果良好，应予支持。
风波过后，李钟鼎更加坚定了方向：把佛法的智慧转化为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上海大大小小的寺庙都面临选择：是关闭，是合并，还是转型？
玉佛寺的明镜法师找到李钟鼎，忧心忡忡：“李居士，政府要求寺庙‘生产自养’。我们出家人只会念经，不会生产，这可怎么办？”
李钟鼎建议：“可以办手工业。比如制香、裱画、做素斋。既自养，也服务社会。”
“可这……还是寺庙吗？”
“寺庙不在形式，在心。”李钟鼎说，“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只要心中有佛，做什么都是修行。劳动也是修行。”
明镜法师犹豫，但还是采纳了部分建议。玉佛寺开办了“工艺美术社”，僧侣们学习制作佛教艺术品，既维持生计，也传承文化。
李钟鼎自己，则在邮电局辅导室的基础上，创办了“心理健康咨询室”。这是全国第一个设在企事业单位的心理咨询机构。
咨询室不大，但来访者络绎不绝。有工作压力的干部，有家庭矛盾的工人，有学业困惑的学生，甚至有感情问题的年轻人。
李钟鼎接待每一个人，都本着同样的原则：倾听、理解、引导。他不给现成答案，而是启发对方自己找到答案。
一个年轻人问：“李老师，我该不该和出身不好的女朋友结婚？”
当时讲究“成分”，出身不好会影响前途。
李钟鼎反问：“你爱她吗？”
“爱。”
“她爱你吗？”
“爱。”
“那还有什么问题？”李钟鼎温和地说，“成分是历史，爱情是现在。只要你们真心相爱，共同进步，就应该在一起。”
年轻人豁然开朗。
这样的咨询，李钟鼎做了成百上千次。每一次，都是一次小小的度化——不是度人成佛，是度人离苦。
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提出。知识界活跃起来，各种思想涌现。李钟鼎也被邀请参加一些座谈会，谈“宗教与社会主义”。
他在会上说：“佛教的核心理念——慈悲、智慧、平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相通的。佛教徒可以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有人问：“那佛教的轮回、报应怎么说？”
李钟鼎回答：“轮回报应可以理解为因果规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社会意义上，就是遵纪守法有好结果，违法乱纪有坏结果。这样理解，就与唯物主义不矛盾。”
这个解释很新颖，引起讨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很多提过意见的人被打成“右派”。李钟鼎因为言论谨慎，没有受到冲击，但他看到一些熟悉的知识分子被批判，心里不是滋味。
一天，他过去在夜校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是中学老师，被打成“右派”，来找他哭诉：“李老师，我只是提了点教学改革的建议，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
李钟鼎无法回答，只能说：“相信组织，相信事实。如果是误会，总会澄清。”
学生绝望地走了。后来听说他被下放农村。
李钟鼎感到无力。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个人如同浮萍。他能做的，只有守护好自己这盏心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人一点温暖。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农业放卫星，整个国家处于亢奋状态。
邮电局也要“跃进”，指标层层加码。职工们加班加点，疲惫不堪。李钟鼎的心理咨询室更忙了——很多人来诉苦：累，怕完不成任务，怕被批评。
他向上级反映：“职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劳逸结合。”
领导叹气：“老李，这是政治任务，全国都这样，我们有什么办法？”
李钟鼎想了个办法：在局里推广“工间操”，组织文体活动，调节职工身心。他还编写了《高效工作与心理调节》小册子，教大家如何在紧张工作中保持心态平衡。
这些小措施很受欢迎，但也有人批评他“冲淡跃进气氛”。他不争辩，只是继续做。
这一年，他收到一封信，来自东北农村。是那个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写来的：
“李老师，我在农村劳动，很苦，但想通了：劳动是修行。您当年讲‘佛法在世间’，我现在体会到了。我在村里办识字班，教农民孩子读书，很充实。谢谢您当年的教导。”
李钟鼎读着信，眼眶湿润。这就是灯火的传递——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心灯也不灭。
1959年，建国十周年。上海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李钟鼎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在天安门广场，他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听到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心情复杂。新中国的成就确实巨大，但代价也巨大。作为佛弟子，他祈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众生安宁。
从北京回来，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心中心法的传承，用更隐蔽、更生活化的方式继续下去。
他在心理咨询中，悄悄教一些有缘人静坐、观心的方法，但不说是佛法，说是“心理调节技术”。来学的人有干部、工人、教师、医生，他们都觉得这方法对调节情绪、提高工作效率有帮助。
一个老中医学了后说：“李老师，您这个方法，和我们中医的养生气功很像，但又更直接。好！”
李钟鼎微笑不语。万法归一，真理相通。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粮食短缺，物资匮乏。上海虽然好一些，但也实行配给制。
李钟鼎的咨询室里，来谈“饥饿”的人多了。不仅是生理饥饿，更是心理恐慌。
他教大家：第一，相信困难是暂时的；第二，互相帮助，共渡难关；第三，在艰苦中磨炼意志。
他自己以身作则：把配给粮省下一部分，送给更困难的家庭；组织职工互助小组，谁家有难，大家一起帮。
一天，一个老职工饿得晕倒在岗位上。李钟鼎把他送回家，发现他家有五个孩子，个个面黄肌瘦。他二话不说，把自己一个月的粮票都给了他们。
老职工的妻子跪下来：“李主任，这怎么行？您自己也要吃啊！”
“我年纪大，吃得少。”李钟鼎扶起她，“孩子长身体，不能饿着。”
这样的事情多了，职工们都说：“李主任是活菩萨。”
李钟鼎说：“我不是菩萨，我只是个普通人。但在别人困难时帮一把，这是做人的本分。”
困难时期，人心反而凝聚。大家互相扶持，共渡难关。李钟鼎看到，在最艰苦的时候，人性的光辉依然闪耀。这就是佛性，不因时代而改变。
1962年，经济逐渐好转。李钟鼎已经六十二岁，到了退休年龄。局领导挽留他：“老李，你的心理咨询室是全局的宝贝，再干几年吧。”
他答应了。不是贪恋职位，是看到这项工作确实有益于社会。
他的心理咨询方法被总结为“李钟鼎工作法”，在全市推广。许多单位请他去讲课，培训心理辅导员。
在一次培训中，有年轻辅导员问：“李老师，您做这行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李钟鼎想了想，说：“最大的感悟是：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自我疗愈的能力。我们做心理咨询，不是拯救别人，是唤醒他们自己的力量。”
“那您觉得，心理学和佛法有什么关系？”
“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佛法探索心的本质。”李钟鼎缓缓道，“两者可以相互启发。心理学提供方法，佛法提供深度。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帮助人。”
这话在当时很大胆——公开谈佛法。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批判。也许因为他的方法和效果有目共睹，也许因为时代氛围稍显宽松。
1963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李钟鼎在讲座中说：“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是菩萨精神。我们学雷锋，就是在行菩萨道。”
这话被报纸引用，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说：“原来佛教思想和雷锋精神是相通的。”
李钟鼎很高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让佛法与新时代价值对接——不是生硬的嫁接，是内在的共鸣。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这次运动强调“阶级斗争”，气氛再次紧张。有人翻出李钟鼎的历史：在伪政府邮局工作过，和国民党官员有交往。
局领导找他谈话：“老李，有人反映你的历史问题。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李钟鼎很平静：“我的历史清清楚楚，组织多次审查过。我坦然接受再次审查。”
审查组来了，查档案，找人谈话。结果和以前一样：历史清白，没有问题。
但这次，审查组组长说：“历史没问题，但思想呢？你长期传播佛教思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李钟鼎回答：“我传播的是做人的道理，是心理健康知识。如果这有问题，请指出具体问题在哪里。”
审查组说不出来。他的讲座材料都经过审查，白纸黑字，无可挑剔。
最后，结论是：“李钟鼎同志历史清楚，工作积极，但其思想受佛教影响较深，需加强政治学习。”
他接受了这个结论。从此，在讲座中更注意措辞，但核心内容不变——慈悲、智慧、善良，这些永远不会错。
1965年，李钟鼎六十五岁，正式退休。告别会上，全局职工都来了，许多他帮助过的人泪流满面。
局长致辞：“李钟鼎同志是我们局的老黄牛，几十年如一日，为职工心理健康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他的‘心理保健工作法’在全国都有影响。我们向他致敬！”
掌声雷动。
李钟鼎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做我能做的事。”
退休后，他没有闲着。街道居委会请他当“调解员”，调解邻里纠纷；区图书馆请他办“老年心理健康讲座”；甚至一些学校请他给教师培训“学生心理疏导方法”。
他忙得不亦乐乎。老伴劝他：“老李，歇歇吧，年纪大了。”
他说：“歇着反而老得快。有事做，心里充实。”
确实，他虽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每天打坐、持咒、读书、助人，生活规律而充实。
1966年春，他似乎预感到什么。把一些重要手稿——王骧陆师的遗稿、心中心法传承资料——秘密转移到几个可靠的学生那里，分别保管。
他对学生们说：“这些资料，现在可能用不上，但将来会有用。你们收好，不要轻易示人。”
学生们问：“老师，会发生什么事吗？”
“不知道。”李钟鼎望向窗外，“但时代总有起伏。重要的是，法脉不能断，心灯不能灭。”
学生们郑重承诺：“老师放心，我们一定保护好。”
果然，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红色风暴席卷全国。
李钟鼎的人生，又将面临新的、更严峻的考验。
但他已经准备好了。
六十七年的人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经历了战争、饥荒、运动。每一次考验，都让他的心灯更亮。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因为真正的光明，不在外境，在内心。
而他的内心，已经如如不动。
（第二十四章完）
【第二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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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
长篇小说有：
《高路入云端》《野蜂飞舞》《咽泪妆欢》《野草》《回不去的渡口》《拂不去的烟尘》《窗含西岭千秋雪》《陇上荒宴》《逆熵编年史》《生命的代数与几何》《孔雀东南飞》《虚舟渡海》《人间世》《北归》《风月宝鉴的背面》《因缘岸》《风起青萍之末》《告别的重逢》《何处惹尘埃》《随缘花开》《独钓寒江雪》《浮光掠影》《春花秋月》《觉海慈航》《云水禅心》《望断南飞雁》《日暮苍山远》《月明星稀》《烟雨莽苍苍》《呦呦鹿鸣》《风干的岁月》《月满西楼》《青春渡口》《风月宝鉴》《山外青山楼外楼》《无枝可依》《霜满天》《床前明月光》《杨柳风》《空谷传响》《何似在人间》《柳丝断，情丝绊》《长河入海流》《梦里不知身是客》《今宵酒醒何处》《袖里乾坤》《东风画太平》《清风牵衣袖》《会宁的乡愁》《无边的苍茫》《人间正道是沧桑》《羌笛何须怨杨柳》《人空瘦》《春如旧》《趟过黑夜的河》《头上高山》《春秋一梦》《无字天书》《两口子》《石碾缘》《花易落》《雨送黄昏》《人情恶》《世情薄》《那一撮撮黄土》《镜花水月》 连续剧《江河激浪》剧本。《江河激流》 电视剧《琴瑟和鸣》剧本。《琴瑟和鸣》《起舞弄清影》 电视剧《三十功名》剧本。《三十功名》 电视剧《苦水河那岸》剧本。《苦水河那岸》 连续剧《寒蝉凄切》剧本。《寒蝉凄切》 连续剧《人间烟火》剧本。《人间烟火》 连续剧《黄河渡口》剧本。《黄河渡口》 连续剧《商海浮沉录》剧本。《商海浮沉录》 连续剧《直播带货》剧本。《直播带货》 连续剧《哥是一个传说》剧本。《哥是一个传说》 连续剧《山河铸会宁》剧本。《山河铸会宁》《菩提树》连续剧《菩提树》剧本。《财神玄坛记》《中微子探幽》《中国芯》《碗》《花落自有时》《黄土天伦》《长河无声》《一派狐言》《红尘判官》《诸天演教》《量子倾城》《刘家寨子的羊倌》《会宁丝路》《三十二相》《刘寨的旱塬码头》《刘寨史记-烽火乱马川》《刘寨中学的钟声》《赖公风水秘传》《风水天机》《风水奇验经》《星砂秘传》《野狐禅》《无果之墟》《浮城之下》《会宁-慢牛坡战役》《月陷》《灵隐天光》《尘缘如梦》《岁华纪》《会宁铁木山传奇》《逆鳞相》《金锁玉关》《会宁黄土魂》《嫦娥奔月-星穹下的血脉与誓言》《银河初渡》《卫星电逝》《天狗食月》《会宁刘寨史记》《尘途》《借假修真》《海原大地震》《灾厄纪年》《灾厄长河》《心渊天途》《心渊》《点穴玄箓》《尘缘道心录》《尘劫亲渊》《镜中我》《八山秘录》《尘渊纪》《八卦藏空录》《风水秘诀》《心途八十一劫》《推背图》《痣命天机》《璇玑血》《玉阙恩仇录》《天咒秘玄录》《九霄龙吟传》《星陨幽冥录》《心相山海》《九转星穹诀》《玉碎京华》《剑匣里的心跳》《破相思》《天命裁缝铺》《天命箴言录》《沧海横刀》《悟光神域》《尘缘债海录》《星尘与锈》《千秋山河鉴》《尘缘未央》《灵渊觉行》《天衍道行》《无锋之怒》《无待神帝》《荒岭残灯录》《灵台照影录》《济公逍遥遊》三十部 《龙渊涅槃记》《龙渊剑影》《明月孤刀》《明月孤鸿》《幽冥山缘录》《经纬沧桑》《血秧》《千峰辞》《翠峦烟雨情》《黄土情孽》《河岸边的呼喊》《天罡北斗诀》《山鬼》《青丘山狐缘》《青峦缘》《荒岭残灯录》《一句顶半生》二十六部 《灯烬-剑影-山河》《荒原之恋》《荒岭悲风录》《翠峦烟雨录》《心安是归处》《荒渡》《独魂记》《残影碑》《沧海横流》《青霜劫》《浊水纪年》《金兰走西》《病魂录》《青灯鬼话录》《青峦血》《锈钉记》《荒冢野史》《醒世魂》《荒山泪》《孤灯断剑录》《山河故人》《黄土魂》《碧海青天夜夜心》《青丘狐梦》《溪山烟雨录》《残霜刃》《烟雨锁重楼》《青溪缘》《玉京烟雨录》《青峦诡谭录》《碧落红尘》《天阙孤锋录》《青灯诡话》《剑影山河录》《青灯诡缘录》《云梦相思骨》《青蝉志异》《青山几万重》《云雾深处的银锁片》《龙脉劫》《山茶谣》《雾隐相思佩》《云雾深处的誓言》《茶山云雾锁情深》《青山遮不住》《青鸾劫》《明·胡缵宗诗词评注》《山狐泪》《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不碍白云飞》《山岚深处的约定》《云岭茶香》《青萝劫：白狐娘子传奇》《香魂蝶魄录》《龙脉劫》《沟壑》《轻描淡写》《麦田里的沉默》《黄土记》《茫途》《稻草》《乡村的饭香》《松树沟的教书人》《山与海的对话》《静水深流》《山中人》《听雨居》《青山常在》《归园蜜语》《无处安放的青春》《向阳而生》《青山锋芒》《乡土之上》《看开的快乐》《命运之手的纹路》《逆流而上》《与自己的休战书》《山医》《贪刀记》《明光剑影录》《九渊重光录》《楞严劫》《青娥听法录》《三界禅游记》《云台山寺传奇》《无念诀》《佛心石》《镜天诀》《青峰狐缘》《闭聪录》《无相剑诀》《风幡记》《无相剑心》《如来藏剑》《青灯志异-开悟卷》《紫藤劫》《罗经记异录》《三合缘》《金钗劫》《龙脉奇侠录》《龙脉劫》《逆脉诡葬录》《龙脉诡谭》《龙脉奇谭-风水宗师秘录》《八曜煞-栖云劫》《龙渊诡录》《罗盘惊魂录》《风水宝鉴：三合奇缘》《般若红尘录》《孽海回头录》《无我剑诀》《因果镜》《一元劫》《骸荫录：凤栖岗传奇》《铜山钟鸣录》《乾坤返气录》《阴阳寻龙诀》《九星龙脉诀》《山河龙隐录》《素心笺》《龙脉奇缘》《山河形胜诀》《龙脉奇侠传》《澄心诀》《造化天书-龙脉奇缘》《龙脉裁气录》《龙嘘阴阳录》《龙脉绘卷：山河聚气录》《龙脉奇缘：南龙吟》《九星龙神诀》《九星龙脉诀》《北辰星墟录》《地脉藏龙》等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