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顾家院子里晒着刚收的新麦子，金黄的麦粒铺了半院，顾清兰正蹲在院角，手里攥着根细竹竿，轻轻赶着想啄麦粒的麻雀。她刚满十六，梳着一条乌亮的大辫子，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却衬得眉眼格外清亮，麦收前刚有人家来提亲，是邻村做木匠的小伙子，说话温吞，还曾帮她修过家里的破木犁，她心里正揣着点少女的甜意，连赶麻雀的动作都轻缓得很。

忽然，院外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和车轮轱辘声，还没等顾清兰反应过来，两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就被人猛地踹开。木屑飞溅间，七八个穿着短褂、腰里别着棍子的汉子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个穿月白绸缎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把玩着一杆铜头烟杆，鞋面擦得锃亮，踩在麦粒上也毫不在意，麦粒被碾得“咯吱”响。

“哪户是顾清兰家？”绸缎衫男人开口，声音透着股居高临下的傲慢，目光扫过院子，最后落在顾清兰身上，眼睛顿时亮了，“哟，你就是清兰姑娘吧？果然是个俊模样。”

顾清兰吓得往后缩了缩，手里的竹竿“啪嗒”掉在地上。正在屋里补衣裳的母亲陆氏听见动静，慌慌张张跑出来，看见这阵仗，脸瞬间白了：“你、你们要干啥？”

“干啥？”绸缎衫男人冷笑一声，从怀里摸出一块烫金的帖子，往石磨上一扔，“我家孙老爷瞧上你家清兰姑娘了，前些天来提亲，你家不同意，今天特来接你家姑娘去孙家做二姨太。识相的，就赶紧收拾收拾跟我们走；要是不识相”他扫了眼身边的汉子：“你们也知道孙老爷的脾气，别逼我们动粗。”

“孙老爷？是宁阳县的那个孙剥皮？”陆氏身子一软，差点栽倒，旁边的顾存山刚从地里赶回来，肩上还扛着锄头，听见这话，锄头“哐当”砸在地上：“不行！我闺女已经有人家了，你们不能带她走！”他冲上去想护着女儿，却被两个汉子一把按住胳膊，狠狠往后一推，摔在麦粒堆里，额头磕在石磨上，渗出血来。

“爹！”顾清兰尖叫着扑过去，却被一个汉子拽住胳膊。那汉子的手劲大得像铁钳，掐得她胳膊生疼，她挣扎着哭喊：“放开我！我不跟你们走！我不做什么二姨太！”

陆氏扑过来想抢女儿，却被另一个汉子推倒在地，她趴在麦粒上，死死攥着顾清兰的衣角，眼泪混着脸上的尘土往下淌：“你们行行好，放过我闺女吧！她还小，她有婆家了啊！”

“婆家？”绸缎衫男人嗤笑一声，用烟杆挑了挑陆氏的头发，“什么破木匠家，也配跟孙老爷比？孙老爷说了，三天后就送聘礼来，二十斤白面，十匹布，还有两块大洋，够你们顾家吃好几年的了。识相点，别给脸不要脸。”

院外渐渐围了些邻居，有几个汉子想上前，却被孙家的人恶狠狠瞪了回去，谁都知道，孙家有权有势，连县里的差人都要让他三分，谁敢得罪？大家只能扒着墙缝或院门，看着顾家的惨状，满脸同情，却没人敢出声。

顾清兰还在挣扎，她的辫子被扯散了，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嗓子哭得嘶哑：“我不要你们的白面！不要你们的布！我不跟你们走！”她突然一口咬在拽着她的汉子手上，那汉子吃痛，猛地甩开她，抬手就要打。

“慢着。”绸缎衫男人拦住他，眼神阴恻恻的，“孙老爷说了，要活的，别伤了姑娘的脸。直接带走！”

两个汉子上前，一人架着顾清兰的一条胳膊，不顾她的哭喊和挣扎，强行往院外的马车上拖。陆氏爬起来想追，却被绸缎衫男人一脚拦住：“再闹，就把你家的麦子全掀了，让你们今年喝西北风！”

顾清兰被拖到马车旁，那是辆黑漆的马车，车厢宽大，帘子是红布做的。她看着院子里趴在麦粒上哭得起不来的母亲，看着额头流血、满眼绝望的父亲，还有院外那些敢怒不敢言的邻居，心里又怕又恨，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汉子们把她塞进车厢，“哐当”一声关上车门，还上了锁。

马车动了，顾清兰趴在车厢壁上，透过小小的车窗往外看，父亲扶着母亲，正跌跌撞撞地追着马车跑，嘴里喊着她的名字，声音越来越远。她拍着车窗哭，直到嗓子再也发不出声音，直到八里桥村的影子彻底消失在尘土里。

车厢里一片漆黑，只有从车窗缝里透进来的光，照得她脸上的泪水晶亮。她摸了摸怀里，那里还揣着小木匠送她的一把桃木小梳子，是他亲手雕的，上面刻着一朵小小的桃花。她攥着那把梳子，指节攥得发白，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梳子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的好日子，她的亲事，她的家，全完了。

顾清兰被塞进马车拉到孙家时，心里满是绝望，她以为等待自己的会是打骂或磋磨，可推开那扇雕花木门，入眼却是收拾得干净的西厢房，铺着浆洗得柔软的蓝布褥子，桌上还摆着一碟蜜饯。

孙老爷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至今大老婆也没给他生下一儿半女，便想起讨个二房。就对顾清兰说：“你只管安生住着，吃穿用度亏待不了你。”

三日回门之日，孙老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顾清兰正儿八经地带着聘礼来到顾家，进屋便跪在顾存山和陆儿面前：“岳父岳母大人，受女婿一拜，请岳父岳母放心，别看清兰做小，我也不会亏待她的。”便急忙叫人将聘礼抬进来。顾存山和陆儿一看，生米已做成熟饭，只好认了亲事。

往后的日子，倒真如他所说。每日有人给她端来热饭热菜，有荤有素，比在顾家顿顿喝稀粥强上百倍；换季时，也会送来新做的棉袄棉裤，料子虽不算顶好，却也厚实暖和。

只是孙家规矩大，她平日里不能出西厢房的院门，只能坐在窗边绣花，或是对着墙根发呆。孙老爷偶尔会来，却很少说话，只是坐着抽会儿烟就走，眼神里没有温情，只有对“所有物”的审视。她夜里常攥着那把桃木小梳子哭，想爹娘，却连一封家书都没法寄，孙家的人看得紧，连大门都不让她靠近。

这样的日子就这样过着，顾清兰先后给孙家生下一儿两女。土改的风刮到宁阳县时，孙家的朱漆大门被贴上了封条。孙老爷本就年过半百，又经不住抄家的惊吓，一病不起，没半个月就咽了气。顾清兰站在西厢房的窗前，看着院里来来往往的工作队，手里还攥着那把磨得光滑的桃木小梳子，二十多年了，梳齿早已不锋利，却成了她唯一的念想。

孙家的家产被分光后，她成了无依无靠的遗孀，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孙建军、十四岁的大女儿孙玉珍和十一岁的小女儿孙玉兰，在村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邻居们还记得当年她是被强抢来的，虽有同情，却没人敢留她们娘四个，毕竟沾过“地主婆”的边，谁都怕惹麻烦。她想回八里桥村，可又怕村里的人会不会还记着她是“孙老爷的二姨太”？

一天，村里来了个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的汉子，说鸡西那边开了煤矿，正缺人手，哪怕是女人也能找些洗衣做饭的活计。顾清兰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带着三个孩子跟在汉子身后，挤上了北上的闷罐火车。火车里又冷又挤，孩子们冻得直哭，她把唯一的薄棉被裹在孩子们身上，自己靠着冰冷的铁皮车厢，一夜没合眼。她望着窗外掠过的荒芜土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这趟远门，能不能给孩子们寻条活路。

到了鸡西煤矿，眼前的景象比她想象的还要艰苦。低矮的工棚歪歪扭扭地排在煤场边，风一吹就“呜呜”作响，地上全是黑黢黢的煤渣，连口干净水都难寻。她租了间最小的工棚，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煤矿的食堂帮着洗菜、刷碗，赚的钱刚够娘四个买些粗粮糊口。儿子孙建军看母亲辛苦，十六岁就背着她去矿上找活，被矿上的工头嫌年纪小，跑了好几趟才勉强当上了学徒，跟着老矿工下井拉煤。

刚开始下井时，建军每天回来都累得倒头就睡，身上的煤渍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手心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从没喊过一句苦。他总跟顾清兰说：“娘，等我赚够了钱，就带您和妹妹们回山东，咱再也不待在这破地方了。”顾清兰听着儿子的话，眼眶总忍不住发红，她摸着儿子粗糙的手，又摸了摸怀里的桃木梳子，心里盼着日子能早点好起来。

可好日子没盼来，灾祸却先到了。那年冬天，鸡西下了场罕见的大雪，煤矿井道里结了冰。那天早上，建军像往常一样揣着两个窝头下了井，顾清兰还叮嘱他注意安全，可直到天黑，也没见儿子回来。矿上的人跑来报信时，她正给小女儿缝补棉袄，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地上。她跌跌撞撞地跑到矿口，只见那里围满了人，矿上的领导举着喇叭喊：“井道塌方了，正在抢救，大家别急！”

顾清兰挤在人群里，眼睛死死盯着井口，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天亮等到天黑。当矿工们抬着担架出来时，她冲上去掀开盖布，那熟悉的蓝布棉袄上沾满了煤和血，正是她前几天刚给儿子缝补好的。她一下子瘫坐在雪地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却哭不出眼泪。玉珍和玉兰扑在她怀里，哭得撕心裂肺，她却只是愣愣地看着担架，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桃木梳子，梳齿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来。

矿上给了些抚恤金，不多，勉强够给建军办个体面的葬礼。顾清兰把儿子埋在煤矿附近的山坡上，坟前没有碑，只插了根木牌，上面写着“孙建军之墓”。那天晚上，她坐在工棚里，看着两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女儿，又摸了摸怀里的梳子，这把梳子陪了她三十多年，从八里桥村到孙家，再到这千里之外的煤矿，如今却再也盼不回亲人了。

日子还得接着过，她还有两个女儿要养。第二天，顾清兰擦干眼泪，又去了煤矿的食堂。只是这次，她的背更驼了，眼神也变得浑浊，只有在给女儿们缝衣服时，才会偶尔摸出那把桃木梳子，轻轻摩挲着上面的桃花纹，仿佛在跟遥远的过去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