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童年梦

王侠

我小时候，出生在新社会，生长在红旗下，那个时候，接受了许许多多的红色教育与共产主义的宣传，所以，那个时候梦想着成为军人或将军，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大刀去解放台湾，甚至是全世界。也最幻想着成为少剑波、保尔、魏巍、贺敬之等等那样的作家、记者、诗人。如今的我，的确是穿越时空，都有生活的实践，基本上都是有过这样的努力与经历。也就是说，小时候的梦想、幻想真的是十分美好！现在回想起来，依然非常美丽与甜蜜。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街上标语很多的年份。母亲说我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像极了一支冲出街道的号角，甚至把医院走廊里的油画都震得抖了三下。父亲那时正握着一本杂志，在产房外背诵着其中的《为人民服务》，听见我哭，他大喜：“这小子，有股子解放全人类的劲儿！”于是，我的名字里被仓促地塞进了一个“兵”字——刘小兵。从此，我的命运像一枚被塞进枪膛的子弹，嗖地一声，朝着红旗指引的方向，头也不回地飞。

　　四岁那年，父亲从县武装部骑回一匹退役军马。那马通体枣红，鬃毛像被晚霞点燃，尾巴一甩，就能在尘土里抽出一道闪电。父亲把我举上马背，我立刻觉得自己不再是幼儿园里只会尿裤子的小豆包，而是第四次反围剿里杀出重围的“少共国际师”师长。我把一根晾衣竿绑上红绸，权当指挥刀，胯下一夹，嘴里“哒哒哒”地配着机关枪音效，在麦场上冲锋。鸡被我追得跳墙，鹅被我撵得投河，连最凶的大狼狗也只好夹着尾巴逃进稻草垛。夕阳照下来，我的影子被拉得比公社烟囱还高，那一刻，我确信自己将来一定会骑着这匹“赤兔”，渡过“一湾浅浅的海峡”，把台湾小朋友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为此，我偷偷把家里世界地图撕下一角，用铅笔在台北位置画了一颗五角星，旁边标注：“一定要解放台湾。”

　　麦收时节，有天公社来人放露天电影《林海雪原》。幕布一挂，全村人像被磁铁吸住的铁屑，黑压压挤满打谷场。我骑在父亲肩头，看少剑波挎双枪、踏雪飞，一枪一个“座山雕”的土匪，小心脏怦怦直跳，觉得世上再没有什么职业比“侦察排长”杨子荣更光荣。第二天，我把弟弟的尿片撕成两条，绑在腰上当“双枪”，把生产队里的稻草人戴上地主高帽，扮演“座山雕”，然后一个“鹞子翻身”扑过去，拿木头手枪顶着它脑门，大喝：“缴枪不杀！”草人脑袋被我扯掉，麻雀扑棱棱飞，我却在尘土里摔了个嘴啃泥。母亲一边给我擦鼻血，一边骂：“解放台湾没见你大着胆子淌过去，放倒了稻草人你倒挺来劲！”我嘟囔：“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嘛。”

　　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奖给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上的保尔柯察金，大衣猎猎，像用钢铁煅出来的十字架。夜里，我趴炕上，头顶一盏煤油灯，灯芯“哔哔啵啵”爆着小火花，像冬妮娅的心跳。读到保尔在暴风雪里修铁路，我激动得直踢被子，把熟睡的弟弟踹到炕沿。第二天，我宣布成立“少年儿童筑路队”，把自家院墙扒开一个豁口，模拟“铁路工地”。邻居李大爷赶来告状：“你崽子把墙拆啦！”父亲拎着笤帚追我三条街，我边跑边喊：“为了解放全人类，拆堵墙算什么！”晚上，父亲摁着我写检讨，我却偷偷在作业本背面画铁路，一直画到乌兰巴托，再画到阿拉斯加——等我把红旗插到美国白宫草坪，我看谁还敢说我“破坏公物”，“毫无理智”！

　　五年级，我写了第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开头就剽窃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老师用红笔在旁边批注：“注意，是‘我’，不是‘魏巍’。”可我还是被推荐到公社广播站。那天傍晚，全村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下面播送五年级二班刘小兵同学的作文——”我的声音通过电线，钻进每一户人家的锅台、猪圈与炕头。奶奶把围裙擦了又擦，激动得对着鸡窝喊：“听见没？我孙子！”那一刻，我确信自己就是小小魏巍，以后要写一部《谁是最可爱的人·续集》，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村的老母鸡也能为革命下蛋。

　　初一暑假，暴雨成灾，涑水河暴涨。我和父亲守在大堤，手电筒的光柱像一把把刺刀，劈开雨幕。水越涨越高，父亲把一面真的红旗塞到我怀里：“去，插到最险段！”我蹬着泥水，深一脚浅一脚，耳边是贺敬之《回延安》的调子——“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突然脚下一滑，我连人带旗摔进决口。父亲一把揪住我后领，像拎一只落水狗。那一夜，我们父子用沙袋堵住了豁口。黎明雨歇，红旗在风中猎猎，像一块烧红的铁。我抬头，第一次发现天可以那么蓝，蓝得像《人民日报》头版的边框。我对父亲说：“我将来要考新闻系，当魏巍那样的记者，把今天写下来！”父亲咧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先把你裤子缝好，屁股都露出来了，怎么见报？”

　　高考那年，我果真报了新闻系，却阴差阳错被调剂到师范大学中文系。收到通知书，我把自己关进粮仓，抱着少剑波的塑料手枪哭了一下午。子弹在我胸口拐弯，射向了一个叫“文学”的靶子。大学四年，我疯狂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把“将军梦”折进纸飞机，从宿舍窗口一只只放飞。大三那年，我的一篇散文《在猎猎红旗下》获了省级奖，稿酬三百元。我拿去给父亲买两瓶“汾酒”，父亲抿一口，辣得直咂嘴：“解放台湾没赶上，解放你爹的馋虫倒赶上了！”我嘿嘿笑，心里却想：子弹飞出去，终会落地；但纸飞机一旦借到好风，能飞很远很远。

　　工作后，我成了一名记者，真正拿起了“魏巍的笔”。第一个采访任务，竟是随海军舰艇穿越海峡。那天清晨，甲板被雾裹住，像一锅煮开的牛奶。我站在舰首，手里攥着那张童年撕下的世界地图残片——五角星早已褪色，只剩浅浅凹痕。军舰破浪，海水拍舷，像无数童年里“哒哒哒”的机关枪。我抬头，对岸的山影若隐若现，像被橡皮擦淡的铅笔素描。我忽然明白：所谓“解放”，并不一定是骑高头大马挥大刀，也许是用一篇稿件、一张照片，让彼此看见真实。我把旧地图折成纸飞机，朝海峡中间掷去，雾瞬间吞没它，像童年一声轻声的再见。

　　去年回乡，村口立起一座新雕塑：一位挎钢枪的战士，底座刻着“红色记忆教育基地”。我蹲下身，发现雕塑影子与当年被我“枪毙”的稻草人影子重叠。我弟弟的孩子围着我喊：“伯伯，给我们讲小分队打‘座山雕’的故事！”我抱起他们，像抱起自己，张嘴却讲出另一个版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要更加努力，让所有人都有好日子……”孩子们眨着眼，似懂非懂。夕阳照下来，我的影子与雕塑的影子融在一起，像一块被岁月锻红的铁，或者是钢。

　　夜里，我回到老屋，翻出那匹枣红马的照片——它早已死去，被埋在麦场边的皂角树下。我拿着照片去原地，月光把树影铺成一匹更巨大的马，鬃毛是风，蹄声是虫鸣。我站上去，像站回四岁的马鞍，张开双臂，却不再喊“冲啊”，而是轻轻背诵自己写的诗：

　　“子弹飞出去，成了星斗；

　　纸飞机飞回来，载满了乡愁。

　　红旗还在飘，像一根不老的脐带，

　　把童年和远方，

　　系成同一根血管，

　　在黑夜中，

　　咚咚的——跳。”

　　风掠过，树影抖了抖，像一匹枣红马打了个响鼻，又归于平静。我抬头，银河倾泻，像一条被拉长的公路，通往所有没实现的梦，也通往所有正在实现的梦。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最美丽的梦想，不是“解放”某一片地理意义的土地，而是让心里那面红旗，永远的猎猎作响，而不是变色或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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