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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落日余晖之五
祁彪佳与商景兰:才子佳人的情爱悲剧
18岁那年，少年中举的祁彪佳迎娶了兵部尚书商周祚的长女越东著名女诗人能书善画的商景兰，新郎新娘才貌般配，门当户对。商景兰是著名的美女、才女、淑女。祁、商两家均为越东望族，书香门第，官宦子女结为金玉良缘可谓天作之合。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
商景兰（1605—1676），字媚生，未出嫁前就是著名的闺阁诗人，且德才兼备。陈维崧撰、冒襄弟冒褒注《妇人集》记载：
会稽商夫人（祁抚军彪佳夫人）以名德重一时，论者拟于王氏之茂宏，谢家之有安石。（慈溪魏耕曰：“抚军据恒有谢太傅风，其夫人能行其教，故玉树金闺，无不能咏，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
其中有引“会稽商夫人以名德重一时，”，也就是说商景兰之德才，堪比东晋大贵族王导与谢安家的风雅女性。祁彪佳也对这个妻子十分赞赏，在与岳父的书信中说：“令爱妇道克修，家慈而下，盛称令媛。”两人终其一生可谓伉俪情深琴瑟和谐夫唱妇随感情始终深厚如一。
祁彪佳除夫人商景兰以外别无妾媵，这在那个礼崩乐坏、人欲滥觞、士大夫嫖娼、纳妾、蓄男优盛行的时代十分罕见。祁彪佳和商景兰不仅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而且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是夫妻二人均是私德极为高尚的人。彪佳坐池自毙，以身殉国，景兰深明大义，谨遵丈夫遗嘱，挑起教子理家的重任。二子理孙、班孙，女德琼、德渊、德宦，儿媳张德蕙（字楚纕）、朱德蓉（字赵璧）俱有诗名。每有闲暇时间，景兰令媳妇、女儿准备笔墨纸砚随时相侍，按照诗韵分题，家庭女流之间竞相酬唱，以度过那段失去亲人的悲伤时节，一时传为美谈。儒风熏陶的家庭以诗书自娱疗治国破夫亡的心灵创伤，以诗歌创作寄托哀思以慰寂寥空阔的余生，就这样商景兰又度过了三十六年的孤独人生。
她著有《锦囊集》（旧名《香奁集》），收诗六十七首、词九十四首、补遗诗三首、遗文一篇。一时吸引了越东一批女诗人前来酬唱和吟。商景兰是中国古代诗史上成立女子诗社的第一人。《幼学琼林》女子篇：“伯商、仲商，时称越秀；德蓉、德蕙，辉映祁家。”也就说商承祚培养大女儿景兰二女儿景徽时人称为越东优秀的才女；祁彪佳夫妇培养的德蓉、德蕙姐妹两人如同明珠辉耀着祁家。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在清军攻下绍兴之后景兰的父亲，作为大明帝国资深部长级干部商承祚和阮大铖一起剃发易服投降了清军。当然商景兰不可能要求自己的父亲和丈夫一样以死报效故国。
这就是风华绝代的女诗人商景兰的人生风景，和她的丈夫在风骨和才华上完全地珠联璧合。十六岁的商景兰嫁入祁家。至乙酉年彪佳自沉殉国，他们一共享受了二十五年幸福美满的婚姻。 自己又在孤独中走过了三十一年的人生岁月。祁彪佳于崇祯九年开始营建寓山园林，一直到其死那年，园林之营建一直未曾中断。然而寓山，不只是祁彪佳及其男性友人的寓山，也是商景兰等女性的寓山。
祁彪佳在其《林居适笔》《山居拙录》》等日记中，常有记录同内子至寓山、与内子举酌、偕内子放舟归……如崇祯9年10月，恰逢商景兰生日，祁彪佳便在寓山举放生社，盛况空前，夜晚又“悬灯山中”为乐：“初八日，为内子诞日。放生诸社友毕集，禅师迩密、历然、无量俱至。自举社以来，是会最盛。……晚，悬灯山中，与内子观之为乐。”在祁彪佳坐毙殉国的放生池，过去却是他们夫妇共同为庆祝生日，而举行盛大放生等佛事活动的场所，佛教的生死轮回是士绅行善赎取一生罪衍求得来生幸福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同明代文学家屠隆在解释六道轮回中所言：
六道轮回，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栖泊。一证菩提，若海帆须臾登岸，岸岂复漂流。
度尽众生，乃如来之本愿。众生难尽，则世界之业因。慈父不以顽子之难教而忘教子之念，如来不以众生之难度而懈度众生之心。
彪佳已经顺应时代变迁的潮流将自己的灵魂度到了永生的彼岸，意味着永远超越了人生的苦海，不再在凄惶中漂流，用生命以证菩提完成涅槃，而做为妻子的商景兰却背负着痛苦的十字架依然在苦海中漂浮，灵魂不得安栖，过去放生池是夫妻对生命的关爱之场所，现在放生池却是商景兰的伤心地。同样寓山也寓寄着夫妇的情趣、家庭的欢乐和对美好情感的诸多的追求和无限的失落。
有时候夫妇二人一起去杭州旅游，游览西湖，遍访名园，乐此不疲“9月26日，……与内子及两儿至寓山，督两儿读书。”《归南快录》6月初十：“午后，偕内子买湖舫从断桥游江氏、杨氏、翁氏诸园，泊于放鹤亭下。暮色入林，乃放舟西泠，从孤山之南，戴月以归。”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夫妻离居时的殷切相盼，相见时的惊喜交加，二人偕行山水之间，赏玩风景，抑或共坐对酌，都体现其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日记的字里行间深涵情感。
祁彪佳对其妻的感情的笃诚不只表现在一生没有娶妾上，也不止于在妻子年轻时、身体好时同进同出、前后相随，更多的是表现在妻子生病时的生活细节上流露出对妻子深厚的情感。祁彪佳特意为妻子发心愿设水陆道场为之祈寿，在妻子病重之时，为之熬汤煎药，妻子病体稍有起色，即为之欣喜，精神也随之愉悦，对妻子的疼惜爱怜之情跃然纸上。这样一个死节名臣，对死无所畏惧，只有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才真切的流露出他对人世的留恋，对亲人的不舍，再一次印证了他们感情的深厚。
明代官员往往有许多致仕闲居的时候，他和夫人商景兰营造自家园林，亲力亲为乐此不彼，两人的生活充满着情趣和欢声笑语。在清军很快南下，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的危难之际。身为女性的商景兰，对家庭的关心可谓与生俱来，所以当崇祯自缢于北京，清兵对中原虎视眈眈，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却仍内斗不休之际，她屡次劝祁彪佳请辞，甚而为此“日祝于佛前”。与丈夫在朝中任职相比，她更倾向于夫妻俩归守家园。祁彪佳死后商景兰留有多首吊亡诗，商景兰《锦囊集》收《悼亡》诗二律:
一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二
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
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
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
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其诗深明大义，悲而不戚，长歌当哭。对于丈夫的殉国在道义上表示理解，在情感上的思念却绵绵不尽无绝期；对丈夫遗嘱不敢忘怀，对丈夫死后自家的责任永远铭记在心，从此自觉担负起理家抚育子女的责职，克尽妇道，死而后已。
在明朝覆亡后在对亡夫的怀念中持续了寓园的诗意生活，前后有十年，家道才彻底地败落了。商景兰实在是儒家道德模范官员情感上的知音，生活中的伴侣。
祁彪佳之死与明朝的灭亡，使女诗人商景兰也因此深刻体会到了故国的沦丧与伴侣的死别所带来的深深悲痛，几乎是难以平复的。寓园过去的繁丽和夫唱妇随的惬意，已经烟消云散。情感如长河落日那般深深埋藏在心底，所能够倾诉的就是触景生情诉诸于笔端。“千里河山一望中，无端烟霭幕长空”（《苦雨》）、“独倚栏杆何所怨，乾坤望处总悠悠”（《中秋泛舟·其三》）、“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九曲寓中作》）这样的诗句，其中所流露出的苍凉之感与故国情思足以令人动容。虽然具有极为强烈的家国意识，但在对待丈夫殉国的态度上商景兰仍感到了几分矛盾。这种感情在《过河诸登幻影楼哭夫子》一诗中表现得更为直白：
久厌尘嚣避世荣，一丘恬淡寄余生。
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
几负竹窗清月影，更惭花坞晓莺声。
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
很久很久我讨厌着红尘的喧嚣，躲避了世上的荣华富贵，唯对着惨淡的山丘园林，寄托我的余生。当年花前月下同时调理琴弦的人，如今在何处？我唯有在黄昏的夕阳下，暗自伤怀，眼泪独倾，辜负了这窗前明月竹影摇曳的诗情画意，更愧对那繁花盛开山岗上破晓的鸟鸣声，世人岂能够知道我们当年共同结下烟霞相随的志趣，尘世无常，你驾鹤西去，我的怀念之情自负秋水绵延，不绝地流淌。
这是丈夫殉国后商景兰真实心态的表露，少了慷慨悲壮的家国情怀，多了触景生情的凄切泪声。以后所抒写的小令中多有悲凉伤怀，缅怀故人之情。
生查子·春日晚妆
无意整云钿，镜里双鸾去。百舌最无知，惯作深闺语。
梁燕恰双飞，春色归何处。妆罢拂罗裳，一阵梨花雨。
忆秦娥
清秋节。金风陡起悲离别。悲离别。长天月影，长圆长缺。
空阶萧瑟声声叶。霜花点点肠千结。肠千结。云外翔鸿，梦中化蝶。
眼儿媚
将入黄昏枕倍寒。银汉指阑干。半轮淡月，一行鸣雁，云老霜残。
凭著飘英风自扫，小院掩双镮。离情难锁，迢迢江水，何处关山。
浪淘沙·秋兴
窗外雨声催。烛尽香微。衾寒不耐五更鸡。无限相思魂梦里，带缓腰围。
隙月到罗帷。孤雁南归。玉炉宝篆拂轻衣。花气参差帘影动，叶落梅肥。
临江仙 坐河边新楼
水映玉楼楼上影，微风飘送蝉鸣。淡云流月小窗明。夜阑江上桨，远寺暮钟声。
人倚阑干如画里，凉波渺渺堪惊。不知春色为谁增。湖光摇荡处，突兀众山横。
钗头凤·春游
东风厚。花如剖。满园芳气长堤柳。莺身弱。浮云薄。韶光易老，春容零落。莫莫莫。
梅空瘦。情难究。菌兰未放香先透。真珠箔。秋千索。沈沈亭院，相思难托。错错错。
醉花阴·闺怨
论愁肠如醉。写愁颜如睡。银釭冉冉影随身，畏畏畏。半帘明月，一庭花气，时光容易。
无数衾边泪。难向天涯会。夜寒故故启离情，碎碎碎。梦中细语，为谁分诉，何如不寐。
1654年，商景兰五十岁生日，儿媳们为她举办寿宴，她却怅然不乐，作诗谴怀，怀念着和祁彪佳琴瑟相谐凤凰和鸣的岁月，而如今山川变色，即使日月也变得黯然无光，美好过去已然不复存在：
凤凰不得偶，孤鸾久无色。连理一以分，清池难比翼。不见日月颓，山川皆改易。
在商景兰三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中，她又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康熙六年壬寅（1662年），其三女德琼亡故。同年，次子班孙因涉浙中通海案远放宁古塔，长子理孙不久即因此事郁郁而亡。祁彪佳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远离政治，将寓园改造成寺庙，子孙务农。然而班孙、理孙以明代遗民自居，依然在寓园暗中结交反清复明人士，以成立诗社，诗酒酬酢，发泄对清政权的不满。所谓“通海”也就是暗中和流徙在海上的张煌言、郑成功等明末遗民组织的义军水师相沟连，企图进逼南京，图谋复明，被清政府击溃后，株连许多明代遗民。班孙、理孙虽然没有投身军旅，却在寓园策划建言，传递信息，隐藏反清人士，被人告密后被捕流放。
当然这其实是理孙、班孙兄弟以寓园为复明之基地，继承其父遗志的政治选择。要想让兄弟两置身政治之外与他们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显然是不吻合的。因此寓园的女主人商景兰显然无力也没有理由阻挡两个儿子阴谋复辟的言行。那么等待两个公子的结果要么在忧郁悲愤中自杀，要么被关押或者流放的悲剧性命运。虽然班孙三年后逃归，却削发为僧，断绝了与家中的一切联系，遁入了空门，最终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去世。惨剧与祸事接连发生，所以在1676年，晚年的商景兰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不由发出“未亡人不幸至此”（《琴楼遗稿序》）的感叹。
商景兰在生活中遭受了种种不幸，文学创作活动却没有停止，印证了所谓“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诗人只有受到困厄艰难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词作品。况且祁彪佳家族浓郁的文化读书氛围似乎熏陶着祁家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充满诗性的美丽女性。阮元在《两浙輶轩录》卷三《祁鸿孙》下引孙度云：
“梅市祁忠敏一门，为才子之薮，忠敏群从则骏佳、豸佳、熊佳。公子则班孙、理孙、鸿孙、公孙耀征；才女则商夫人以下，子妇楚纕、赵璧，女卞容、湘君，阖门内外，隔绝人事，以吟咏相尚，青衣家婢无不能诗，越中传为美谈。”
也就是说祁氏满门从老爷、少爷到夫人、儿媳、女儿甚至家佣、婢女都能写诗。于是在商景兰的带动下，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据《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所载：
“（祁）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宦，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
商景兰之过世，大约在1676年后不久，而在她的倡导之下所形成的一门女性习文写诗的盛况也就随之烟消云散散。
祁彪佳不止对妻子情深意重，对子女的爱也一样真切动人，日记中对他自己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对子女的感情记载不多，但从现在留存的资料中也可窥知他的舐犊情深和其教育理念的通脱开放，这一点可以从其日记中记载的长子同孙的得病与去世的情况中获知。 《林居适笔》：
五月二十日：“晴，与郑九华至寓山。以祖儿出痘，颇为关心，即归。”
二十四日：“医者凌友少广早至，以为症在不起，与陶藤生意合。午后，周敬兰、金素行至，皆是凌说。独马性聚焉，以为乃凉药所误，应用热剂，与诸友争辩甚力。李明初至，则袒焉。予遂从李、马二君所用方。
二十五日：“同儿痘少，益信温补之效。午后，王少石至，其说与二友合，始知凉药之真误矣。留少石同二友宿。”
六月初二日：“吊者渐多，俱成礼而去。三兄及翁艾弟设祭于亡儿，季超兄作文证无生之旨，不为死者哀，而为一切轮回之人致痛语。语可发深省。”
六月初三日：“草一文《哭亡儿》。钱欣之兄误闻予待亡儿以成人之礼，以循礼节情，托王金如转为规勉。予答王札，大概以世人于父母之情，每不及儿女之情，每太过即刻意矫持，尚亦不失于正。予之所以哀而不伤者此耳。”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当其子生病之时，祁彪佳多方求医，前后换了好几个医生，并且昼夜监守，以观病情的实际行动，可以想见当时那种焦急无奈，彷徨不安的神情。最后，在医治无效之后，他的长子还是弃他而去，他也只能在时祭奠待儿子以成人之礼这样的做法中寻求暂时的安慰。
我们从祁彪佳对待朋友和官场，对待妻子和儿子的态度和感情中，可以看出他的处世态度，一直以一颗真心对人对己，既不随波逐流，附庸风雅，也不刻意经营，谋取名利。这种天人合一，顺其自然而克尽人意，宠辱不惊起落随意的处世态度源于其人格修养、学养的深厚和对儒家完美人格的刻意追求而使自己的精神情感世界迹近完美，最终舍去人间的一切美好亦或是苦难让心灵的小舟渡向寂寥空阔的彼岸世界，以生命的涅槃向帝国输送了最后的忠诚，为自己的一生充满禅意地打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