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汶上杂技是根植于齐鲁大地的传统民间艺术瑰宝，其发展脉络贯穿数千年历史，融合东夷文化、儒家文化与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本文以汶上杂技团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东夷部落原始竞技“蚩尤戏”的雏形起源，到明清时期依托运河交通形成的民间班社形态；重点梳理创始人张成真、任殿贤以孔子宰中都发源地次丘西温口、湖口、朱庄为核心活动地域，带领杂技团完成从民间班社到专业艺术团体的转型历程；系统分析杂技团在地域升级、体制改革、场馆赋能等关键节点的发展策略，以及其在技艺革新、国际传播、文化惠民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研究表明，汶上杂技团的发展是传统民间艺术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创始人“德艺双馨、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核，以及杂技团“技术+艺术+文化”的创新路径，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国际传播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汶上杂技团；历史传承；张成真；任殿贤；儒家文化；国际传播

一、 引言

汶上县地处鲁西南腹地，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春秋时期孔子宰中都的治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民间杂技艺术。汶上杂技以其精湛的技艺、质朴的风格、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成为齐鲁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汶上杂技的核心传承载体，汶上杂技团历经数十年发展，完成了从民间草台班社到国际知名专业艺术团体的跨越，其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传统杂技艺术的革新史，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中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

目前，关于汶上杂技的研究多集中于技艺特征与表演形式的描述，对其历史传承脉络、创始人的贡献以及地域文化对杂技发展的影响缺乏系统梳理。基于此，本文结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以汶上杂技团的发展历程为主线，聚焦创始人张成真、任殿贤的核心引领作用，探究地域文化与杂技艺术的融合机制，挖掘汶上杂技团的文化价值与传承经验，为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 历史溯源：汶上杂技的文化基因积淀（远古至明清）

汶上杂技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东夷文化。作为东夷部落聚居的核心区域，汶上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了杂技艺术的雏形——蚩尤戏。部落首领蚩尤从牛羊角斗的场景中汲取灵感，创造出头戴牛角相抵的“角抵”活动，该活动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被后世尊为“民间杂技初祖”，成为汶上杂技的最早源头。

春秋战国时期，角抵活动逐渐发展为包含力技、技巧的早期杂耍形式，举鼎、角力、缘杆等技艺在民间广泛流传。汉代是汶上杂技的初步发展阶段，从汶上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见，人与人、人与兽角抵的杂技图景清晰可辨，印证了“百戏”杂技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这一时期的杂技表演已具备较为完整的艺术形态。

宋元至明清时期，汶上凭借运河沿岸的地理优势，成为南北交通枢纽与流浪艺人汇聚的重要节点。聊城、长清、东阿及河北吴桥的杂技艺人纷纷在此驻足，带来了多样化的杂技技艺。这些外来技艺与汶上本地武术、民间杂耍深度融合，同时吸纳儒家文化“修身立德”的理念与运河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杂技艺术体系。

这一阶段的汶上杂技以家族班社、江湖戏班为主要组织形式，活跃于庙会、集市、节庆等民间场合，表演节目以顶技、蹬技、杂耍、软功等为主，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民间艺人秉持“师徒相授、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在技艺传承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为近现代汶上杂技团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民间基础。

三、 初创与转型：创始人引领下的民间班社到专业团体（1940年代-1976年）

3.1 创始人与核心活动地域：次丘圣迹的文化滋养

汶上杂技团的前身是20世纪40年代由张成真、任殿贤联合组建的汶上民间杂技班，其核心活动地域位于孔子宰中都的发源地——次丘镇西温口、湖口、朱庄一带。这片土地不仅承载着孔子设教讲学的历史记忆，更孕育了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为杂技艺术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

创始人张成真为次丘西温口村人，出身杂技世家，擅长顶技、力技，精通民间武术与杂技技巧的融合，是班社的核心组织者与技艺指导者；任殿贤为次丘湖口村艺人，专攻蹬技、软功，技艺精湛且善于经营管理，负责班社的运营调度与节目编排，二人并称“汶上杂技双杰”。

在班社初创阶段，张成真、任殿贤秉持“白天劳作、夜晚练功”的民间传承模式，吸纳西温口、湖口、朱庄等周边村落的青年学徒，培养了首批本土杂技人才。班社的表演节目以传统技艺为基础，融合儒家文化元素，在庙会与集市演出中深受群众喜爱，成为当地节庆娱乐的重要力量。

3.2 正式立团：从民间撂地到专业团体的跨越

1950年，在政府的扶持下，张成真、任殿贤整合分散的民间艺人，正式组建汶上县杂技团，张成真出任首任团长，任殿贤担任副团长兼总教练，团部与训练场地设于次丘西温口村祠堂，标志着汶上杂技从民间撂地演出向专业艺术团体的转型。

初创时期的杂技团规模较小，仅有十几名成员，训练与演出条件简陋，但始终坚守“功底扎实、动作质朴、贴近群众”的艺术风格。杂技团以次丘为核心训练基地，利用孔子讲学遗址周边的开阔场地开展训练，将儒家“修身养性”的理念融入技艺传承，形成了“苦练技艺、德艺双馨”的团训。

在节目创作方面，杂技团深挖地域文化资源，创编《孔子讲学图》《中都顶技》等特色节目，将儒家故事与杂技技巧有机结合，提升了表演的文化内涵。同时，杂技团采用“农忙务农、农闲学艺”的灵活模式，在西温口、湖口、朱庄设立学徒点，培养了近百名本土杂技人才，团队规模逐步壮大。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汶上县杂技团走出本土，赴济宁、泰安、菏泽等周边地区巡演，《蹬技》《顶碗》《爬杆》等节目广受好评，成为鲁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艺术团体。1976年，汶上县杂技团调驻济宁地区，更名为“济宁地区杂技团”，张成真、任殿贤退居幕后担任艺术顾问，继续指导杂技团的技艺传承，完成了从地方团体到区域院团的跨越。

四、 革新与突破：地域升级后的品牌塑造与荣誉累积（1976年-2012年）

4.1 更名定称与规范化运营

1984年，随着行政区划调整，济宁地区杂技团正式定名为济宁市杂技团，并沿用至今。地域升级为杂技团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改善训练与演出条件，杂技团逐步摆脱临时办公场地的局限，走向规范化、专业化运营轨道。

这一时期，杂技团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开启了民间娱乐以赛促练、以演提质”传统文化的发展策略，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杂技赛事与文化展演活动，通过赛事交流推动技艺革新与节目创作，逐步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杂技品牌。 

4.2 技艺革新与核心荣誉斩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济宁市杂技团迎来了技艺革新与品牌提升的关键阶段。1995年，传统节目《顶技》在山东省杂技比赛中斩获金奖，标志着杂技团的技艺水平得到省级专业领域的认可。2004年，原创节目《攀——双爬杆》在金狮奖第六届全国杂技大赛中荣获最高奖金狮奖，实现了国家级大奖零的突破。

2008年，杂技团创排的《圣地情韵——舞中幡》赴西班牙参加首届阿尔巴赛特国际杂技比赛，凭借浓郁的中华文化特色与精湛的技艺荣获银奖，首次在国际赛场为汶上杂技赢得荣誉。2009年，《攀——双爬杆》再赴俄罗斯，斩获国际杂技马戏大赛铜奖，进一步提升了杂技团的国际影响力。

在此期间，创始人张成真、任殿贤虽已退休，但仍坚守次丘的学徒基地，指导青年演员打磨技艺。1976年，任殿贤编写《汶上杂技基础教程》，系统总结民间杂技的技艺要领与传承经验，成为杂技团内部培训的核心教材，为技艺的标准化传承提供了理论支撑。

4.3 体制改革与人才梯队建设

2012年，济宁市杂技团完成体制改革，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团队建设趋于年轻化、专业化。改革后的杂技团演员平均年龄降至22岁，成为全国范围内极具活力的年轻杂技队伍；同时建立系统化训练体系，在团训练学员平均年龄12岁，构建了“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为杂技团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五、 鼎盛与绽放：现代化场馆赋能与国际传播（2012年至今）

5.1 场馆升级：硬件支撑与艺术表现力飞跃

2019年，总投资约2.04亿元、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的济宁杂技城正式投入使用，杂技团告别了辗转迁徙的历史，拥有了集比赛、展演、训练、住宿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场馆。杂技城配备18×12米的标准台口、25.6米的主舞台净高，以及升降台、车台等先进舞台设备，为大型杂技剧目的创排与演出提供了一流硬件支持，推动杂技团的艺术表现力实现质的飞跃。

5.2 守正创新：“技术+艺术+文化”的精品创作路径

依托现代化场馆的硬件优势，济宁市杂技团坚持“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推动艺术创作向“技术+艺术+文化”深度融合转型。原创魔术《梁祝》将杂技技巧与戏曲韵律相结合，在8分钟内演绎完整的民间爱情故事，先后荣获上海国际魔术节铜奖、第十二届泰山文艺奖；《微湖荡漾·高椅》融入齐鲁水乡文化元素，在第20届摩纳哥国际青少年杂技比赛中摘得银K奖。

2024年，杂技团创排的《坛三彩》以南北坛技风格融合为基础，融入现代摇滚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法国第22届瓦兹河谷国际马戏节中斩获三个“特别荣誉奖”，达到坛技表演的国际顶端水平。一系列精品节目的创作，彰显了汶上杂技在技艺传承与艺术创新方面的深厚实力。

5.3 国际传播与文化惠民：从区域院团到国际名片

 在市场拓展与文化传播方面，济宁市杂技团成绩斐然。海外演出实现常态化，在日本POP马戏团的驻场演出中，《六人高车踢碗》《蹬鼓》等节目三年演出千余场次，受到国际观众的热烈追捧；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巡回演出年均达200场以上，足迹遍布50多个国家，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 

同时，杂技团深耕文化惠民与公益传播领域，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将儿童杂技剧《不莱梅的音乐家》带入70余所小学；推出杂技研学游项目，让观众近距离体验转碟、魔术等传统技艺，推动杂技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如今，济宁市杂技团已发展为拥有130余名成员的专业艺术团体，培养杂技专业人才200余人，斩获国内外奖项100余个，先后荣获“全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建设文化名市突出贡献奖”等荣誉，连续两次被济宁市记集体二等功。

六、 汶上杂技团的文化传承价值与发展启示

6.1 创始人精神内核的传承价值

张成真、任殿贤作为汶上杂技团的创始人，其精神内核为杂技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人秉持**“坚守初心”的信念，扎根次丘地域，守护民间杂技技艺，在艰苦的条件下推动杂技团从民间班社发展为专业团体；以“德艺双馨”为准则，将儒家“修身立德”的理念融入技艺传承，塑造了杂技团重品德、精技艺的艺术品格；坚持“守正创新”**的路径，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合地域文化元素，为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向。 

6.2 地域文化与杂技艺术的融合机制

汶上杂技团的发展历程，是地域文化与杂技艺术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杂技团以孔子宰中都的发源地为核心活动地域，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融入节目创作与技艺传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同时吸纳运河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融合外来杂技技艺的精华，推动传统杂技的革新发展。这种“地域文化赋能艺术创作，艺术创作彰显地域文化”的融合机制，为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有益借鉴。

6.3 传统民间艺术的当代发展启示

汶上杂技团从民间班社到国际名片的发展路径，为传统民间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守文化根脉，深挖地域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艺术创作，提升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与艺术理念，推动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三是拓展传播渠道，通过参与国际赛事、开展海外巡演、推进文化惠民等方式，推动传统民间艺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七、 结论

汶上杂技团的发展历程贯穿数千年，从东夷部落的原始竞技到明清时期的民间班社，从创始人张成真、任殿贤引领的专业立团到当代的国际传播，其发展轨迹不仅是一部传统杂技艺术的革新史，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养为杂技艺术注入了精神内核，创始人的坚守与创新为杂技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体制改革与场馆赋能推动杂技团实现了艺术表现力的飞跃。

作为承载齐鲁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汶上杂技团的发展经验表明，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扎根地域文化土壤，坚守“守正创新”的理念，兼顾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未来，随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度的不断加大，汶上杂技团必将以更精湛的技艺、更创新的表达，续写传统民间艺术的崭新篇章，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清）光绪《汶上县志》，汶上县档案馆藏本.

[2] 张仲葛. 中国民俗文化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3]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山东农业文化遗产名录[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

[4] 任殿贤. 汶上杂技基础教程[M]. 内部刊印，1976.

[5] 中国杂技家协会. 中国杂技年鉴（2004-2024）[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