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A 《璀璨星-周素元》
89年前的1937年，60岁的贵州老秀才要求离开红军，毛主席：你今后的辉煌我来书写
1937年的延安，秋风瑟瑟。
陕北的黄土地上，一位身着长衫的老人缓缓步入毛主席居所。
他叫周素园，年已六旬，曾是贵州赫赫有名的革命先驱，亦是长征路上的“秀才红军”。
他不是军人出身，却有着太多人都不曾拥有的信念执着，他不是青年，却在垂暮之年踏上了最为艰苦的革命征途。
那他为什么要在这时选择离开？
毛主席又为何会说出“你今后的辉煌将由我来书写”？
寒门书生破旧梦
周素园出生在清末贵州毕节一个并不显赫却讲究读书的家庭。
那是一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
年少的周素园循着这条被无数前人走过的路，寒窗苦读，经史子集一页页翻过，字句在脑中生根。
他最终考取了秀才功名，那时，他的前途似乎已有定数，或入仕，或为官，至少可以安身立命，不再困于乡土。
但时代并没有给他按部就班走下去的机会。
甲午战败，战报从报馆、茶肆、士人私下传阅的文字中流出，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的条约被一条条念出来，仿佛刀子一样割在读书人的尊严上。
周素园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苦读多年的那些文章、策论，在坚船利炮面前，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如果国家都站不稳，一个秀才的前程，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冲击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困惑中反复发酵。
他依旧读书，却已不再满足于八股程式，他依旧关心仕途，却隐约感到这条路正在塌陷。
就在许多同龄人仍试图在旧秩序中寻找出路时，周素园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个王朝的问题并非出在某一个皇帝、某一场战争，而是整套制度早已腐朽不堪。
正是在这样的迷惘之中，新思想悄然进入了他的视野。
维新派的文字、西学译本、各种进步报刊，被他一份不落地搜集、研读。
他曾一度寄希望于实业救国，认为只要经济强盛，地方富庶，国家自然会摆脱积弱的命运。
为此，他走出书斋，进入路矿公司，希望从实际事务中寻找答案。
可现实很快再次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提醒。
实业的发展并没有如他设想的那样顺畅，地方的贫困、官僚的掣肘、制度的混乱，把所有努力牢牢困住。
他渐渐明白，在一个失序的环境中，单靠实业很难改变整体命运，财富的增长无法自动转化为民族的解放。
一次次碰壁之后，他的目光开始从“做成几件事”，转向“唤醒一群人”。
于是，周素园把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决定，创办报纸。
《黔报》的诞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多年思索后的必然选择。
从筹资、购置设备到编辑版面，他几乎事事亲力亲为。
为了保证内容质量，他亲自执笔撰文，把自己对时局的判断、对旧制度的批判，一点点写进铅字里。
在贵州这样相对闭塞的地方，《黔报》像一扇被推开的窗，把外部世界的风吹了进来。
有人因此愤怒，有人因此觉醒，而周素园要的，正是这种震荡。
他越来越确信，笔可以成为武器，思想可以成为火种。
B风雷乍起黔山间
辛亥革命的风声传到贵州时，山高路远、信息滞后，更多时候只是零碎的消息在士人之间流转，却足以点燃一些人心底早已积蓄多年的火焰。
周素园便是其中之一。
多年办报、鼓吹新思潮的经历，使他比旁人更早意识到，这一次，或许不只是纸上的呐喊，而是真正改写现实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张百麟等一批志同道合者频繁往来，彼此试探、商议，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贵州不能再等，必须有人站出来，把革命从观念变成行动。
自治学社的成立，便是这种共识的产物。
在那个风雨欲来的年代，贵州并不缺热血，却缺乏能够将热血转化为组织力量的人，而周素园，恰恰承担起了这样的角色。
武装起义的成功，来得比预想中更快。
清廷的统治在地方层面早已千疮百孔，当第一声枪响出现时，许多看似坚固的壁垒迅速崩塌。
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喜悦有，但很快就被更沉重的现实所取代，推翻旧的容易，守住新的，却远比想象中艰难。
外部的压力接踵而至，内部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军阀势力的介入，让贵州的局势迅速复杂化，曾经并肩的革命者，在权力与生存的博弈中分道扬镳，理想中的自治与民主，被枪杆子和算计一步步挤压。
周素园身处其中，看得比谁都清楚，却也比谁都无力。
革命成果的迅速流失，对他而言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他一遍一遍问自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人不够好，还是道路本身就存在缺陷？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失望中，他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颇为反常的决定，辞官还乡。
那并不是一时意气，更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抽身。
与其在权力结构中被一点点磨平，不如暂时退回到更安静的地方，重新思考问题的根源。
外人眼中，他成了一个置地买房的地主，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
他重新拾起书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思想世界。
B白发踏雪向北行
1936年，红军的队伍踏入黔西北时，毕节城里弥漫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气息。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支陌生又令人不安的队伍，他们喊着“打土豪、分浮财”的口号而来，注定要触动旧秩序最敏感的神经。
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在毕节颇有名望的“老地主”，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周素园坐在自家宅院里，听着外头脚步声由远及近，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急于辩解，仿佛这一刻，他早已在心中预演过无数次。
当红军指导员走进屋内，看到的景象却让人一时语塞。
书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的，不是账册地契，而是一排排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书页早已翻旧，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这种反差，让“读马列的地主”成了红军队伍里一段迅速传开的奇谈。
消息层层上报，很快传到了王震的耳中。
作为红六军团的政委，他见过太多立场暧昧、态度投机的人，却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年近花甲、神情坦然的旧式士人。
第一次见面，两人坐在一起，从时局谈到抗日，从旧中国的失败谈到未来的出路。
周素园的声音不高，却极其笃定，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一点点剖析中国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王震越听越认真，因为他分明感到，这并不是一时激情的附和，而是一个人用半生思索换来的结论。
几次交谈之后，王震已不再把他当作“特殊对象”，而是当作真正的同路人。
随后，贺龙、任弼时等人也相继与周素园接触。
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革命者，却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难得的清醒与坚韧。
正是基于这种信任，红军决定以毕节为依托，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而司令员的人选，最终落在了周素园身上。
这个决定，在外人看来近乎大胆，一个年近六十、从未真正统兵作战的老人，如何服众？可事实很快给出了答案。
周素园在毕节多年积累的声望，成了最有力的号召。
抗日救国军的牌子一挂出来，四方响应，原本零散的地方武装与爱国人士纷纷前来投靠。
他不需要高声动员，只需站在那里，许多人便愿意相信，这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而是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那些日子里，他的生活节奏骤然加快，白天接待来人，夜里伏案写信，向各方阐明抗日反蒋的主张。
对于一个本就体弱的老人而言，这样的消耗并不轻松，但他的眼神，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当红军准备继续长征、撤离毕节时，真正的考验随之而来。
按照常理，周素园完全可以留下，继续以地方力量的身份开展工作，既安全，也体面。
可就在众人以为他会选择留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震动的决定，随军长征。
他清楚地知道，这条路意味着什么，高山、雪原、饥饿、追兵，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
但他坚定。
行军开始后，现实的残酷很快显现出来，那样的艰难让年轻战士都感到吃力，更何况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组织上几次提出让他转往安全地带，可每一次，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
于是，长征路上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位穿着长衫的老人，在战士们的搀扶下，一步步向前挪动。
贺龙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当场拍板，“就是抬，也要把他抬着走。”
这不是一句豪言，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担架、滑杆轮番上阵，只为让他能继续随队前行。
周素园并不愿意被特殊对待，只要稍有力气，他便坚持自己下地行走，哪怕只是多走几步，也要用双脚去丈量这条路。
他用实际行动，把多年思索、反复验证的信念，最终落在现实之中。
信仰，并不分年龄。
B执笔续写山河梦
抵达陕北的那一刻，周素园已经很难再用“行军”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了。
长征留下的，不只是疲惫，更像是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慢慢发作的种子。
可当他被引入窑洞，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精神却忽然振作起来。
仿佛许多年来各自奔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人，终于在同一个方向上汇合。
毛主席与他长谈良久，从旧中国的失败谈到民族的出路，从革命经验谈到未来的建国蓝图。
这些话题让周素园意识到，自己多年反复追问的问题，在这里第一次有了系统而清晰的回应。
延安的生活也异常艰苦，但周素园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中央对他的重视，并未体现在形式上的礼遇，而是把最需要他的位置交到他手中。
红军大学的讲台，成了他新的战场，与枪炮相比，他更熟悉的是纸笔，而这恰恰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力量。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的笔真正与革命的方向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陡然紧张，毛主席在权衡之中，想到了周素园。
这个曾在国民党高层任职、又与多方人物保持联系的老人，成了连接不同阵营的重要桥梁。
一封封书信，从延安发出，既不咄咄逼人，也不含糊退让。
正是这种基于现实、又立足大义的表达，让一些原本犹豫不决的人，开始重新审视局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素园更是主动请缨，希望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奔赴前线。
可现实却一次次提醒他，身体已经不再允许他承担高强度的工作。
双脚的病痛日渐加重，行动变得异常困难，连日常起居都需要他人照料。
看着战友们日夜奔忙，他心中生出强烈的不安，自己若继续留在延安，不但无法发挥作用，反而会分散组织的精力。
正是在这样的自省中，他向毛主席提出了回乡的请求。
这不是退却，而是另一种责任感的体现。
毛主席了解他的性格，也理解他的选择，没有过多挽留，只是亲自为他安排后续工作，并决定为他饯行。。
正是在饯行之时，毛主席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
“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这并不是一句即兴的赞美，而是一种郑重的承诺。
新的中国，将由新的力量来书写，而这些力量，正是无数像周素园这样的探索者所铺垫出来的。
离开延安之后，周素园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辗转西南各地，继续做着他最擅长的事情，用笔沟通，用理说服。
在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与限制下，他依旧坚持传播抗日主张，哪怕步履维艰，也不肯沉默。
新中国成立后，周素园亲眼见证了那个曾在长夜中反复追寻的答案，终于成为现实。
那句“我来书写”，并不是替他个人立传，而是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作答。
B 《璀璨星-戴之奇》
1946年国军师长戴之奇饮弹自尽后镜头，躺在土堆上，军帽掉落一旁
1946年，在一场激烈战斗后，贵州人国军师长戴之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自裁离世。
画面中，他仰面躺在小土坡上，没了气息，下身仅盖着一张薄毛毯，军帽滚落一旁，周围满是武器装备，场面凄凉。
戴之奇生前虽不是声名显赫的大将军，却也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他去世次年，国民党政府追授他陆军中将。
这一荣誉，不只是对他军事方面简单的认可，更多是看重他在军界中展现出的忠诚与高尚品德。
尽管他站错了阵营，但抛开立场，他对信念的坚守、对职责的担当，在那个复杂动荡的年代，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闪光点。
戴之奇出生在贵州兴义纳省乡一个种麻为生的家庭，戴家祖籍江西，明清年间迁徙到黔西南，几代人勤勤恳恳，虽不算富裕，却靠着种麻搓绳、制线卖钱攒下薄产，在乡里口碑极好。
他的父亲戴占坤国学造诣深厚，对子女管教极为严苛，自幼便以忠义思想熏陶孩子，母亲赵氏也是温婉贤淑、知书达理。
这一家人秉持勤俭善良的品德，时常热心帮助邻里，在乡亲们心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备受敬重。
戴之奇小时候就显露出过人天赋，聪明灵敏还特别好学，兴义虽然地处偏远，但重教兴学的风气浓厚，他先在村里私塾饱读孔孟，打下扎实的文化底子。
12岁的时候，戴之奇便离开家乡进城接受新式教育，他勤奋刻苦，五年如一日地埋头苦读，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与天赋，竟成功考上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
要知道，在当时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黔西南地区，这无疑是极为难得、如同凤毛麟角般的成就。
戴之奇家中兄弟众多，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父亲无奈又坦诚地告知他，考上大学本是天大的喜事，可家里实在凑不出学费。
但戴之奇并未因此气馁灰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怀揣着录取通知书，一路步行前往兴义桔山的舅舅家借钱。
舅舅家境还算优渥，给了他10块大洋，这10块大洋，就此成为他开启求学之路的关键，也悄然为他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当时的大武汉局势动荡，军阀割据，列强横行，战乱让百姓流离失所，看着这一切，戴之奇心里的想法慢慢变了。
他觉得国家动荡不安，光有学问没用，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文人才能安心做学问。
1926年，国内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无数热血青年心怀救国理想，奔赴战场。
当时还在学校读书的戴之奇，被这股时代洪流所裹挟，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南下广州，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
他凭借自身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出色的习武天赋，顺利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
毕业后，他享受到了与黄埔四期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无疑为他的军事生涯铺就了一条较为平坦的道路。
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戴之奇表现极为突出，很快就引起了赵姓教官的注意。
教官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与潜力，不仅在学业上经常给他开小灶，悉心辅导，还敏锐地察觉到他对自家女儿赵泽芸的好感。
在教官的主动撮合下，戴之奇与赵泽芸喜结连理，婚后，二人相濡以沫，育有一子六女。
这张照片是戴之奇与赵泽芸年轻时的留影，戴之奇的照片非常少，所以这张他和妻子的合照，十分珍贵。
从画面来看，戴之奇长得很俊俏，五官也很硬朗，妻子赵泽芸眉清目秀，看起来很有气质。
尽管战乱频繁，他们聚少离多，但这份感情在动荡岁月中愈发深厚，家庭也算美满。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戴之奇正式开启了他的军事征程，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排长、连长，跟随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中的松口、镇江、龙潭、徐州等重要战役。
1933年8月，他升任第94师593团团长，然而在南丰战役中不幸负伤，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无情，也进一步磨炼了他的意志。
真正让戴之奇声名鹊起的，是八年抗日战争，他先后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等一系列恶战。
戴之奇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打过的胜仗远多于败仗，每次作战，他都冲在最前面，完全不顾个人生死。
这般英勇无畏，不仅在军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间也被百姓们当作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更是深得蒋氏父子的信任，被视为难得的忠臣爱将。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局势异常严峻，当时戴之奇担任国军103师副师长，负责防守江阴要塞。
103师是黔军部队，装备和日军比起来差了一大截，可他们面对的却是日军如潮水般的猛烈进攻。
即便如此，戴之奇毫无惧色，带着部队和日军死磕了近三个月，期间部队伤亡惨重，兵力损失过半，还被日军重重围困。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戴之奇挺身而出，主动挑起指挥全师的重担，他让人找来两床被褥披在身上，一马当先，带领部队成功突围，尽显英雄本色。
等突出重围后，那两床被褥已经千疮百孔，弹痕累累，突出重围后，又去参加南京保卫战，守卫中山门。
他抱着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决心指挥若定，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次次击退，成功地掩护了国府卫戍长官部的安全撤离，从此在军中名声大振，深得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赏识。
1943年的石牌保卫战，更是让戴之奇名声大噪，彼时，日军野心勃勃，出动3个师团共10万兵力，妄图夺取石牌，进而直逼重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军队毫不退缩，以7个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打响。
历经整整一个月的殊死搏斗，中国军队以顽强不屈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成功击退了日军的疯狂强攻，牢牢守住了石牌这一战略要地。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石牌保卫战里，戴之奇率领的121师堪称中流砥柱，日军兵分三路强渡长江，率先撕开了55师的江防防线。
紧接着便气势汹汹地向121师363团（团长是贞丰人霍世才）的阵地猛扑过来，经过一整天的激烈厮杀，363团暂时后撤。
戴之奇并未被眼前的困境打倒，两天后，他凭借着敏锐的军事洞察力，一眼看中渔洋关的有利地形，果断决策，迅速重新部署兵力。
他指挥362、363团兵分两路，如两把锋利的钢刀，合力向日军砍去，一举将日军击退至清江平原，为保卫战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这一战，成为扭转石牌保卫战局势的关键一役，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戴之奇和他的121师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鉴于戴之奇在抗战中所建功勋，授予其亲属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份荣誉的授予，是对他在抗日战场上卓越功绩的正式肯定。
它有力地证明，在民族大义面前，历史有着公正的评判，那些为民族独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无论出身哪个阵营，都将被永远铭记。
1946年12月，戴之奇率国军整编69师，由江苏宿迁向沭阳地区的解放军发起进攻，国共对决的序幕就此拉开。
12月13日至18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陈毅与粟裕兵团）和山东野战军发动宿北大战，集中优势兵力把宿迁以北戴之奇部围得水泄不通。
戴部几度突围，均告失败，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向友邻胡琏部求援，但为了保存自身实力，胡琏一直按兵不动，等到蒋介石强令胡琏增援解围时，已无法联系到戴之奇。
12月18日，我军对人和圩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战，整编 69 师师部被全歼，全师三个半旅共计 2.1 万余人被消灭，戴之奇走投无路，最终自杀身亡。
戴之奇的家人，也因他的身份经历了不少波折，他的儿子戴明哲，女儿戴毓坤、戴捷芬等，在他牺牲后，靠着自己的努力生活。
二姑妈戴捷芬回忆起父亲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淞沪会战中父亲身先士卒突围的场景，那床弹痕累累的被褥，成了她心中父亲英雄形象的象征。
家人眼中的戴之奇，不仅是战功赫赫的将军，更是一位顾家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历史评价往往是多元的，戴之奇作为国民党将领，在解放战争中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是历史事实。
但他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也不该被埋没，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不能简单用好或坏来概括。
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看，戴之奇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但国民党当局坚持发动内战，逆历史潮流而动。
像戴之奇这样的将领，虽然个人能力出众，也有自己的信念和坚守，但因为站错了历史队伍，最终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宿北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心向背的体现，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