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冬月，年开始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一年一度的新年春节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人们开始六十、五十九……倒数着距离新年春节还有多少天。

       人们开始准备添置新衣，孩子们算计着过年如何增加大人们给的压岁钱，老人们开始算计过年该准备那些年货，恋爱中的俊男靓妹开始筹划即将迈入的婚礼殿堂，而那些漂泊在外为生计奔波的游子们也开始反复的揣摸自己的口袋，心里开始焦躁起来。

       儿时的我正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贫困的生活是自己对年总有一个特别的渴望，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得到父母毫不吝啬的为我们准备上的一大堆鸡鸭鱼肉等各种好吃的，而且管饱管够。可是年好像猜中了我们的心思，故意与我为难似的，总是让我们等啊等熬啊熬，总是有一种时间特别漫长等不到头的感觉。就这样在我的苦苦煎熬等待中终于盼来了年，我们欢天喜地的穿上母亲熬了多少个昼夜为自己拆洗缝补干净整齐的衣服，帮父母贴上大红喜气的门联，三十晚上看着父亲点燃红红的鞭炮窜出耀眼火花，蹦啊跳啊乐开了花。

       父亲放完了鞭炮，母亲便开始招呼我们吃年夜饭。母亲将亲手做的各种美味菜肴摆了一桌，一家人围坐四周开始享受一年一度最好的美食，我们兄弟姐妹开始争抢着狼吞虎咽，而父母一个劲的把好吃的往我们碗里夹嘴里塞，可他们只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自己嘴里放，不一会功夫，一大桌饭菜便被我们消灭的盆干碗净。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一到十点母亲便给我们兄弟姐妹手中一人塞上一个一分币值的崭新硬币，又在我们的床头给每人放上一块糖，让我们早点睡觉，好初一早上早点起来给邻居们拜年。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父亲便早早的放起了鞭炮，左邻右舍就跟约好似的将自家的鞭炮点燃，叮叮咚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惊的鸡鸣狗叫。母亲将煮好的元宵端上桌，开始一个一个的叫醒我们并将晚上放到我们头边的糖块剥去糖纸放到我们嘴里，然后让我们穿衣服起床吃饭。

       吃完饭，母亲给我们每人一个缝好的小布袋，我们拿着母亲给的小布袋开始给各家各户邻居们拜年。小伙伴们三五成群的在村子里跑起来，每到一家我们便老远的就喊上了嗲嗲（方言：爷爷）奶奶或者大爷（方言：大伯）大妈、二爷（叔叔）二妈（婶子）、布子（方言音：姑姑）布掰掰（方言音：姑父）过年好！过年发大财。而邻居们听到我们的喊声也早早的笑着迎了出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给你勤婆娘（方言音：娶媳妇）哈，给你找婆格（方言音：找婆家）哈，然后满脸欢喜的往我们的小布袋里放上一把瓜子或者花生或者两块糖。我们再接着往下家赶。转完了村里的邻居们，我们的小布袋里全都塞满了瓜子花生糖块，一个个乐的合不拢嘴。

       初一上午拜完了邻居年，下午母亲便带着我们开始到各亲戚家拜年，那时候长辈们的兄弟姐妹多，亲戚也就多，每到一家都是好吃好喝的好招待，大人们还得给我们小孩压岁钱，记得我最多的一次是我姥爷正在跟邻居打麻将，姥爷把桌上赢的8毛五分钱都给了我，那是我今生第一笔巨额财富，为了不让母亲知道，我偷偷的在棉袄里层撕开了一个小口子，把钱藏在了里面，后来还是被母亲发现给要了回去。由于各亲戚家相距较远，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都是步行，所以每到一家还得住上一晚，一趟亲戚走下来都得十天半月。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现在的电话、手机等通讯工具，更没有现在的家庭轿车代步工具，就连什么过年的文艺演出也没有，但那时候的年味却是特别浓。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日三餐鱼肉不缺，电视、电话、手机、家用汽车普及到家家户户，人们对年的意识却开始淡化了，总是觉得时间过的不够用，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年就过去了，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聚到了一起，也是没什么话聊，进了父母家门把东西一摞，拿着手机往沙发或床上一躺开始刷抖音刷视频或者与网友聊起了天南海北，等到父母把一桌饭菜做好摆上，不是嫌油腻就是味淡盐咸，甚至筷子动也不动一下就下了桌，结果老人只好唉声叹气满盘端上来又满盘端下去。年三十的烟花爆竹也没了响声，电视里的春节晚会也没人看几眼，满大街跑的拜年长龙被手机上的新年快乐四个字代替，孩子们在手机上坐等长辈们的压岁红包，少则一二百多则上千甚至过万，特别是一些低保老人为了省下过年时给孩子们的红包钱，不得不平时省吃俭用，甚至自己头痛感冒买个药都不舍得，而拿到红包的孩子却嘟嘟囔囔“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真抠，才给了我一百块钱红包，素不知这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从自己命里省出来给自己的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