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云之十五《 二叔》

文/赵志强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一》

       在我们四兄弟的亲情谱中，二叔，一个从血缘关系中已出五服的人，无疑占有显赫的位置。他融入我们记忆深处，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追忆，共同的怀念，共同的往昔岁月的留痕。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父亲和母亲在两地工作，老家只有奶奶一人，后来大哥回到老家随奶奶生活，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仨在汶河边一处学校教学。这个时期，二叔就住到老家西屋，陪伴奶奶和大哥一老一小，家里重活全承担起来。挑水，喂猪，扫院子，出粪坑，晚上看家护院。六十年代末，母亲调回老家教学，娘四个回到了古店，我们开始接触二叔，并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二叔是农村常见的普通老头，个头不高，特别之处是头扁，从正面看窄窄的脸，从侧面看是扁长的头。村里不知哪位＂高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梆子头”，也确实形象贴切。那时农村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分为两种，一种是吆喝，多是卖菜卖水果的，还有一种是敲家什的，卖豆腐的就是此类。梆子是卖豆腐的标配，一块圆木头，中间掏空，上面留一条指头宽的缝，下面按上一个柄，一进村就梆梆的敲，人们就知道卖豆腐的来了。二叔有了绰号，就成了人们取乐开心的对象。有的见面直接喊梆子二叔，有的见了他，左手竖起来，右手做敲的动作，二叔见了，瞪瞪眼，并不生气。但有一次，他忍无可忍了，一个晚辈，也喊他梆子头，二叔怒喝，我是你爷爷，是你老老老老爷爷!自此以后，一般人不敢触碰的他那内心深处最宝贵的尊严。

      在我们四兄弟眼中，他的头一点也不难看。我们看到的，是慈祥、朴实、善良、真诚、厚道、可爱。他一如既往地陪伴我们四兄弟，一如既往地做那些挑水、喂猪、扫地、出粪坑等活计。二叔在村里砖瓦场干活，砖瓦场的活是很累的，天天与泥巴打交道，他身体并不强壮，但咬着牙硬撑着干，就是为了多赚点钱。他一早出工，中午在他哥家吃口饭，下午再去场里干活，晚饭后就去我家，抽烟、啦呱。

       二叔基本没什么爱好。偶尔喝点酒。一喝酒扁长的头上就冒汗，人们说喝酒冒汗，是＂跑酒＂，酒量大，其实并非如此。那个年代，酒是稀罕之物，谁舍得？二叔有时也舍得，特别是冬天的晚上，农村特别寒冷。二叔下工后，到公社驻地商店里买上一斤牛肉，一瓶酒，悄悄地揣在怀里，怕人看见，回来后先放到他住的西屋，然后去他哥家吃口饭，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把我们哥几个叫到一块，把牛肉切碎，放点葱和白菜一拌，他倒上酒，他喝酒，我们吃菜，美餐一顿，幸福的不得了。他抽烟很凶，烟袋锅不离嘴，老旱烟，很呛人。但烟火燎绕，很接地气。

       一年又一年，大哥二哥先后参加工作离开了家，聚少离多。他们回家时就给二叔买点烟酒，二叔特高兴，舍不得用，悄悄放起来。后来三哥也参加工作了，到了外地一工厂上班，离家远。家里就剩我和母亲，二叔依然陪伴我们。他也渐渐地老了，挑水时我跟着他去，到井口用井绳把水桶提上来，显得有点吃力。两只桶摆好，他用勾担挂住桶梁，挑着往回走，走路有点摇晃，脚底下没根。但是，家里水缸天天都是满满的，从没缺过水。

       岁月流逝，到了八十年代初，母亲调到公社驻地上班，我也上了高中。父亲在单位分了一套房子，就搬家去镇上住了。老家就剩下二叔一人，守着老屋。他依旧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人少了，一缸水他能吃上半月。父母忙，我学业紧张，很少回老家。只有过年过节哥哥们都回来时，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看得出，那是他的期盼，眉宇间洋溢幸福和开心。我们去挑水，把缸灌满，在桌子上悄悄地放下钱，与他告别。他送到大门口，依依不舍，眼圈发红。

      一年又一年。他老了，病了，走了。

在农村，每个人的名字称之为“大号”，二叔的＂大号”一一赵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