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拒庸崇卓（二）
作者：杨 东
翻看某国企改革前的档案，会发现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一九八零年，该企业车间人均日产量始终徘徊在定额的百分之九十，且连续五年无一项技术改进提案；引入“计件工资 + 创新奖励”制度后，仅半年人均产量提升百分之四十，还诞生了三项降低能耗的实用专利。
这并非个体突然觉醒，而是印证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平庸与卓越，往往是制度土壤结出的不同果实。
拒庸崇卓的本质，是对“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打破。
平庸从来不是天然的人性弱点，更多时候是系统惯性的产物。
当一个体系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没差别”，平庸便会成为理性选择：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农庄，农民按人头记工分，无论亩产高低报酬相同，最终导致“出工不出力”的普遍懈怠；就像某些行政单位的“论资排辈”，晋升只看年限不看能力，年轻职员即便有创新想法，也会因“轮不到自己”而选择沉默。
这种环境下的平庸，不是个体的懒惰，而是对无效努力的主动规避——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如果一个人的付出与回报不挂钩，他便不会有精进技艺的动力。”
与之相对，卓越的产生往往需要“正向反馈机制”的催化。
一九一三年，福特汽车推出流水线生产模式，不仅通过标准化分工提升效率，更首创“日薪五美元”制度（当时行业平均仅二点三四美元），条件是员工需达到生产质量标准。这一机制让工人既愿意钻研操作技巧（提升质量拿高薪），又主动提出优化建议（减少失误保岗位），最终使 T 型车产量从年十万辆跃升至二百万辆，成本下降百分之六十。
此处的卓越，不是工人突然迸发的“工匠精神”，而是制度设计让“卓越”成为对个体最有利的选择。
类似的案例还有当代的“科创板”：对未盈利但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开放上市通道，用资本激励倒逼科研团队攻克“卡脖子”难题，这正是用机制为卓越铺路。
但需警惕“伪卓越”对拒庸崇卓的误导。
当下不少领域存在“表面光鲜的平庸”：
职场中，有人靠 PPT 美化数据、搞“痕迹管理”，看似业绩亮眼，实则未创造实际价值；
学术界，有人为评职称拼凑论文，引用率为零仍能获奖；
社区治理中，有些“示范项目”只做表面文章，检查一过便恢复原样。
这类“伪卓越”本质是对评价机制的钻营——当系统以“短期指标”“表面成果”为考核标准，卓越便会异化为形式主义。
真正的卓越应具备“价值锚点”：
就像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以“增产粮食”为核心，历经数十年试验，即便中途遭遇试验田被毁仍不放弃；
就像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以“延续文化”为目标，用手工修复代替机器批量处理，哪怕一页壁画需耗时半年。
这种卓越，无关指标考核，是对事物本质价值的坚守。
构建拒庸崇卓的生态，关键在于打造“筛选-激励-容错”的闭环机制。
筛选机制要剔除 “躺平者”：如互联网企业的“末位淘汰制”（虽有争议，但核心是避免劣币驱逐良币），让平庸者失去生存空间；
激励机制要奖励“实干者”：如深圳对科技人才的“孔雀计划”，不仅提供安家费，更给予项目研发资金支持，让卓越者获得实际回报；
容错机制要保护 “探索者”：如国家对科研项目的 “宽容失败” 政策，允许部分项目未达预期，避免因恐惧失误而不敢突破。
唯有如此，才能让“拒绝平庸”不再是少数人的道德自律，而是多数人的理性选择。
回望历史，从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打破世袭平庸，到改革开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民积极性，每一次社会效率的跃升，都是对 “崇卓机制” 的重建。
拒庸崇卓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对制度设计的考验——当系统能让卓越者有回报、探索者有保障、平庸者有压力，卓越便会从个体选择，成为社会常态。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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