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一座城市158】北京啊北京，郭沫若与毛主席的文化浪漫佳话

作家/沈 学 印    主播/河清海晏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匠，其贡献跨越文学、史学、考古学、革命活动等多个领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成就，新诗写作吹响了“时代的号角”，历史剧的深刻影响奠基了其里程碑的深远意义。

       1921年郭沫若出版的《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以《凤凰涅槃》《天狗》等诗篇打破传统格律，充满了浪漫主义与革命激情，融合了泛神论思想与个性的解放。如《地球，我的母亲》将自然拟人化，表达对新生中国的呼唤；抗战时期创作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借古喻今，以“人民本位”为内核，激发民众抗日斗志。如《屈原》中“雷电颂”的独白成为反抗压迫的经典台词；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创作的《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重塑了历史人物的形象，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表达；他的散文与自传文学《我的幼年》《革命春秋》等，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也记录了个人成长与中国革命历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往可以说是一段充满政治豪情与文化浪漫的佳话。

       郭沫若与毛泽东既是革命战友，又是诗坛知音，他们的互动既有诗词唱和的雅趣，也有思想碰撞的火花。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将一块OMEGA（欧米茄）手表赠予毛泽东。尽管此表多次修理、更换表带，毛泽东却一直佩戴，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现在这块手表还珍存于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充分见证两人“日久弥深的真挚感情”；1945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国民党文人攻击词中有“帝王思想”。郭沫若立即撰文《摩登堂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予以驳斥，并填词两首盛赞其“气度雍容格调高”“今史诗，将地天恒久。宝剑擎天天不堕，红旗卷地地如绣”，呼应毛泽东词中的革命豪情；1961年郭沫若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诗呈毛泽东:"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诗后和之:"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和诗认为唐僧“犹可训”，应团结教育。郭沫若读后立即改写《七律·再赞〈三打白骨精〉》，毛泽东称赞其“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1963年元旦郭沫若发表《满江红·领袖颂》，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赞颂毛泽东。毛泽东读后激情唱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下“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展现反霸斗争的豪迈气概。1972年尼克松在访华时还曾引用了毛泽东词中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足见其国际影响的深远意义。但是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其学术观点上也有分歧和诗词方面的规劝。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崇儒反法”，毛泽东对此就很不认同。1973年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直言“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委婉批评了郭沫若的学术立场，诗句极具深意。毛泽东以“百代多行秦政治”肯定法家进步性，而“孔学名高实秕糠”则带有强烈的特殊年代的激进色彩。在其诗稿修改上，毛泽东对郭沫若还是十分信任的。1959年毛泽东多次请郭沫若修改《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等，甚至还在书信中特意强调“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体现对郭沫若诗才的倚重。

       总的来看，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往是有其特定的环境特点与历史局限的，诗性与政治的融合可以见证两人的诗词往来既是文学的交流，也贯穿着革命理想与国际斗争的主题。其坦诚与包容的深远意义，即使存在着思想分歧和认知的不同（如对秦始皇的评价），毛泽东仍以“劝君”的谦和态度予以表达，郭沫若亦是秉承以虚心接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之间的唱和作品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诗词的经典，至今还在被广泛的传诵与广泛研究。

       (2026年1月7日于伊春林城“悠然居”书斋微信同号1303968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