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门柳》札记

朱海燕

茅盾文学奖《白门柳》作者刘斯奋先生

在五十多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刘斯奋先生的《白门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读这部小说时，我通过老班长、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光超，与刘斯奋先生建立了联系。刘先生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任，他与光超同在省委机关工作。我不想就《白门柳》这部100多万字的文学巨著写下深度评论，只是在阅读中，把点点滴滴的感受记下，谈点自己的学习体会。现将它整理发出。

一

《白门柳》书名起的好。突出了南京这个地方丰富的文化意蕴，巧妙融入南京的历史符号与这个城市的记忆。而这一切又得益于秦淮柳的繁华旖旎。南京的柳树是千年古都的绿色史书，更在金陵千年的烟雨中默数着王朝兴替，世代变迁。一株垂柳，半座金陵，根须里充满着南京的文化基因。

南京的历史，是以柳树传承的。柳树不仅是南京的绿色使者，更是一部凝聚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的活态文化载体。柳根深处是古城。南京与柳树结缘已久，这种联系刻印在城市的血脉里。在隋朝建立之前，南京曾被称为“扬州”。因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极适合杨柳生长。而“杨”与“扬”在古代是通用字。所以，这座城市因杨柳丰茂而得名。

柳树婀娜多姿的身影不仅装点了南京的街巷湖畔，也点缀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意象。六朝时期，文人士子多崇尚清瘦俊秀的气质与风骨，而柳树修长飘逸的外形恰好符合这种审美思想，由此产生了“王恭柳”和“张绪柳”这两个著名的文学典故。

东晋名士王恭以姿容俊美著称，《晋书王恭传》云“濯濯如春月柳”，形容他明净清朗的形象，如春天的柳树那样清新雅致。南齐名士张绪同样风姿清雅，像杨柳风流可爱。这两个典故将人物形象与柳树特质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六朝人将柳树作为文人雅士气质象征的审美取向。

在与南京相关的诗词中，“白门柳”是出现频率极高的意象。“白门”原名宣阳门，是六朝都城建康的南大门，后来成为南京的代称。从六朝开始，“白门”与“杨柳”就常常结合在一起，成为描绘南京风貌的固定搭配。南朝乐府民歌《杨叛儿》中有“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的诗句；李白在《杨叛儿》中也写道：“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这些诗句不仅描绘南京城门外的自然景观，也赋予了“白门柳”特定的文化含义，使其成为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元末明初的文艺巨匠，著名书法家杨维桢也写了一首《白门柳》，不仅是对生与死离别的深思，更是对人生价值的探讨，诗中透露出一种珍惜当下，不负韶华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对过去的誓言与承诺进行了反思。杨维桢的《白门柳》更像一面镜子，提醒人们看清生活的本质与人生的价值。

刘斯奋先生不仅是作家、画家、书法家，他还是一位造诣极深的文史理论家，他将此书定名为《白门柳》，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一是《白门柳》的最大特点是以明末年为背景，重点描写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治生态与人文生态，而“白门柳”三字，从地理特质上说，代表的就是南京，以《白门柳》为题，无论从地理、从政治、或从人文角度，可将全书主题一网打尽，从宏观上说把明朝的灭亡的世态，与微观上那个时代文人士子的命运，皆涵盖其中。二是，本书的主要笔墨，写的是钱谦益、柳如是、冒辟疆、董小宛、黄宗羲等名人雅士，在历史动荡时期的命运与遭遇。而他们的清雅俊秀的气质与风骨，恰恰与婀娜多姿的杨柳，以“白门柳”喻意他们，十分符合那个时代特定的文化含义与审美要求。三是，《白门柳》一书，深刻展示了士大夫阶层的复杂性与明末社会的内部腐朽，从而揭示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作品在艺术上注重古典审美将历史事件与人物情感细腻结合，用“白门柳”这样诗化的语言作书题，成功强化了书中鲜明的人物形象，既描绘了地域风貌，又寄托了离别与怀古之情，增添了文学韵味，既呼应历史背景，又拓宽了叙事空间。

此书，刘斯奋先生整整写了十七年，小说拟了几个书题，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地说，为《白门柳》这一书题的确定，刘斯奋先生是花费许多心血的。

插图为刘斯奋先生所画

二

《白门柳》引子写得好。

小说中的第一句这样写道：“在幽深的山谷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

接着写道：“这株山南常见的红梅，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被猝然暴发的山洪冲到谷底来的。同它一块冲下来的其他梅树，都压在坍塌的岩层底下了。只有这一株，因为长得特别粗大硕壮，侥幸地活了下来。”

梅树这一意象，意味深长。它到底象征着什么？是象征一种事物，还是多种事物？阅读这部小说时，我更倾向于后者。它或许象征的是即将灭亡而又垂死挣扎的明代王朝；或许象征偏踞江南一隔的明南王朝，“山南常见的红梅”，不就是江山南部的南京吗，那红梅不就是活跃于南京的士大夫阶层吗？当然，还有更多的喻意赋予它。总之，《白门柳》的开头描写的这棵老梅，主要是通过这个意象为整部小说奠定基调，并隐喻故事的核心主题。老梅的象征意义丰富，它被赋予生命轮回的特征，从繁盛到老死再到魂魄游荡，象征着历史变迁中幸存者的孤独与坚守。就像《红楼梦》中的顽石转世一样，承载着一段被遗忘的往事，试图找到愿意倾听和记录它的人。但刘斯奋先生没有完全沿用传统写作的手法，而是更注重现代小说的写实角度，让老梅的故事与正文形成象征性呼应，而非直接推动情节。

引子，更像是一个寓言，为整个故事提供哲学隐寓。

老梅的意象与全书主题紧紧相扣，它代表了高洁的隐士精神。在书中第二部中冒襄与董小宛赏梅的情节，正是对老梅精神的延续。而与阮大铖在枯梅林中设宴的对比，则又道出了在历史的洪流中不同人物的命运选择。

刘斯奋先生对梅的描写，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其作为秦淮名妓的独特气质与时代背景下的悲剧色彩。

他这样写道：“它受的伤残是如此厉害，以致整个躯干像从当中挨了一斧头似的，可怕地劈裂开来。伤口的部位，结痂累累，永远无法重合了。”

他写道：“渐渐它变得很衰老了，连南方吹来的熏风，也不能使它恢复一点活力。一年到头似乎都沉浸在冥思默想当中——它在想什么呢？是回忆无忧无虑的儿时光景？是重温辛酸而甜蜜的少年春梦？还是追抚凌霜傲雪的壮岁情怀？这些都无从知道。”

他还写道：“有一阵子，它好像已经死掉。不过，冬至过后，山南的梅花纷纷开放，它那粗糙僵硬的枝丫上，冷不丁又开出一朵憔悴的小花。看上去，就像一个奄奄待毙的老人，忽然睁开了一只发红的、黏滞的眼睛……”

这些，不就是那个命悬一线而又垂死挣扎的明南王朝吗？

引子中有这样的揭示主题性的句子：一如：老梅受苦的姿态，仍旧是残缺支离的躯体，可它已经获得新生。几年后，它出乎意料地抽出数十丫粗壮碧绿的新枝，小骨朵儿似的蓓蕾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枝头。通过对比手法，突出梅树的顽强，暗示反清复明斗争的韧性。二如：它没有灰心，它忍耐着，等待着，年复一年地开出更盛更美的花朵。它的名气传得更远了，慕名者从千百里外不绝涌来，以一瞻风采引为毕业幸事。此句以具象化描写刻画梅的高贵气质，暗示其内在的精神力量与秦淮名妓脱颖而出的地位。梅花苍白透明的肤色象征其易碎的命运，而倔强不屈的精神则彰显出她面对时代的动荡的内心反抗，这些梅花骨朵，不就是柳如是、董小宛们吗？这些意象，均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也反映了《白门柳》以秦淮名妓群体为切入点，揭示明清之际知识分子命运与历史变迁的宏大主题。

插图为刘斯奋先生所画

三

刘斯奋先生电话于我：别人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往往是第一部最好，第二部次之，第三部更次之。而我的《白门柳》三部曲，是一部比一部好，第三部达到高峰。

在我眼里，这三部难分伯仲。第一部为《夕阳芳草》，第二部为《秋露危城》，第三部为《鸡鸣风雨》。在主题上三部曲层层递进，第一部聚焦政治斗争与个人情感，如复社与阉党的冲突及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第二部突出王朝覆灭后的混乱与抉择，如崇祯死后南明势力拥立新君的较量。第三部强调抗清斗争的悲壮与个人命运的分化。三部曲均基于真实事件如农民起义、清军入关等，侧重不同，实难有高低之分。第一部侧重江南党争与社会矛盾；第二部突出崇祯之死引发的政治真空；第三部描写南明抗清的艰难。刘斯奋先生在史实基础上融入虚构元素，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总之，三部曲共同构建了明末全景。第一部与第二部因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受到好评，因此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第三部在历史深度上具有巨大的突破，对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做了恰如其分的呼应。应该说，这是获奖之后，又一部锦上添花的恢宏巨构。

读《白门柳》的第一部，恰似泛舟于杭州西湖之上，把明末那时的政治背景与人物构成关系看得真真切切。读第二部《秋露危城》，则给人另一番景象，如行船于钱塘江上，扑面而来的皆是满天风雨、险滩恶浪。作者在第二部第一章《风云突变崇祯殉国，危亡紧迫斗室密谋》中，将小说的叙事情节导入矛盾的激流之中。这一章说的是黄宗羲的三弟黄宗会荣膺贡选。接下来，黄宗会到省城杭州去答拜主持这一次考试的宗师，还准备到北京去应廷试。黄宗羲陪弟弟一路同行。途经绍兴府城，他们去看望退休的明朝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刘宗周与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情谊深密的朋友。后来黄宗羲便正式拜在刘宗周门下，成为蕺山学派的一名入室弟子。

就是在刘宗周府上，黄宗羲得知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这是人物塑造的关键转折点，深刻展现了明末士人在王朝崩塌时的复杂态度。该事件发生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一消息不仅推动了情节从江南党争转向亡国危机，更成为文人士子忠诚与抉择的试金石。凸显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紧密交织。在人物塑造上，黄宗羲在此事件中展现出独有的个人特征。

首先，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理性克制，他面对老师刘宗周悲愤欲殉节的举动，以“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道，不论成败”的激切言辞劝阻，强调“死得其所”比盲目殉节更具价值，体现其超越个人感情的理性思考。

其次，黄宗羲身上具有强烈的矛盾性与悲剧色彩，尽管他主张抗清复明，但在小说中，他几乎没有干成任何事情，其理想主义在现实残酷的斗争中屡屡受挫，如拉起义军，因内部矛盾失败。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为，强化了人物的悲剧深度。事实上，小说正是遵循着历史这条真实的路线而推进的。尊重历史的作家，也只有这样，而无他途。

失败归失败，但不能否认黄宗羲是思想启蒙的先声。黄的言行折射出明末的思想解放的新思潮，他将个人气节与天下苍生福祉相连，为后续“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萌芽埋下伏笔。从历史背景与象征意义来看，该事件从个体视角折射出南明政权的脆弱性。黄宗羲劝阻老师殉节的行为，象征着部分士人从“忠君”向存续的观念转变。而刘宗周开始拒绝接受号召投身抗清，则反映了传统气节，在绝境中的延续。小说通过黄宗羲的挣扎，表明士大夫阶层在理想与观点间的撕裂。其个人选择成为时代精神的缩影，而明南政权的影子已退到看不见的远方。从艺术手法上看，刘斯奋先生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戏剧化的对话，使历史事件具象化。黄宗羲的形象既保留真实的基础，又通过文学加工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使其成为小说中最具思想张力的角色之一。

同时，在这一部分，把刘宗周的形象塑造的极具象征意义。开始，他选择以绝食殉节，拒绝与清军妥协，甚至迁居郊外水心庵以表“不食清粟”之志。这一行为直接体现其“士可死而不可辱”的传统气节，将儒家“忠君死节”的伦理推向极致。开始，面对黄宗羲的劝谏，刘宗周“闭眼不语”“面无表情”，其沉默既是内心绝望的体现，也是对世俗妥协的拒绝。这种近乎偏执的坚守，凸显其性格中刚烈与脆弱并存的矛盾性。

这一情节，也彰显出师生冲突下的形象张力。首先，黄宗羲与刘宗周的对话，构成小说关键场景，通过对比强化了人物的特质：黄宗羲持有实用主义观点，主张“死得其所”，应该举旗组织抗清，而非无所谓牺牲，指责老师“重成败利害甚于是非顺逆”。其言辞激烈，体现青年士人的现实抗争精神。而刘宗周持有道德的绝对性，他最终反问“依你之见”时，仍保持着平静，暗示其殉国决心已定。这种近乎殉道者的姿态，与黄宗羲形成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尖锐对立。刘宗周的殉节意志被赋予超越个体的文化主义，也是明末士人的缩影，象征明未士大夫阶层在“天崩地解”中的无奈与绝望。殉葬，看似勇敢，实则暗喻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彻底溃败，通过绝食自毁的行为，刘宗周将内心意志转化为政治宣言，其死亡成为对“残山剩水”时代最极端的控诉。因有这一殉节情节的铺垫，才使得后来刘宗周在抗清复明的斗争中形象更加完美。

插图为刘斯奋先生所画

四

《白门柳》一书中，钱谦益与柳如是是浓墨重彩的人物。刘斯奋先生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将两位复杂的历史人物置于明初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生动展现了他们在时代大变革的命运起伏、性格冲突与精神蜕变。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无疑是其成功的核心。小说没有简单地将他们符号化，而是通达具体事件与内心的描写，赋予他们丰富的层次感。钱谦益作为明晚一代学人，又是东林党与复社的重要人物，在朝代交替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既有士大夫的风骨，又有面对权力时的妥协与挣扎。而柳如是则是一位才情与气节并重的女性，她不仅精通诗书，更在国破家亡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决断力，试图劝说钱谦益积极投身反清复明的斗争中去，表现出在山河破碎的危难之际的家国情怀。小说通过钱柳二人不同的认知与价值观，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以此巧妙融入秦淮八艳、复社等历史元素，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的紧密相连。但是，在清军围困、生灵涂炭之际，两人截然不同的政治见解和感情冲突，生动反映了士人在社会大变局下的抉择艰难。如柳如是在城破之际，投池明志，既体现了她的义无反顾，又与钱谦益的犹豫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祭发”等情节中，借物寄情，以发象征气节，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路历程，使情感冲突更加动人。这些描写不仅推动了剧情发展，也深化了主题表达。

更大胆的一笔是，钱谦益北上北京之后，在南京的柳如是与郑姓书生有私情的情节，使柳如是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逼近事实。按读者的贯性思维，在光彩照人的柳如是这个人物的形象身上，是不应该出现这个情节的。但是刘斯奋先生以常人不敢想象的大胆思维，插进这么一笔，成为小说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再创作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反映了刘斯奋先生在刻画复杂人性时的深刻意图。这一情节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基于历史记载的合理演绎，旨在揭示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从历史背景看，柳如是的私情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当时南明政权岌岌可危，柳如是的丈夫钱谦益在清军南下时，不是选择抵抗，而是选择投降，这一行为严重打击了柳如是的民族气节，她原本期望与钱谦益共同服务南明，但钱谦益的懦弱让她心灰意冷，因此她的私情可以视为是对丈夫变节的间接反抗，也是个人在巨大历史悲剧中寻求情感寄托的方式。从个人背景而言，柳如是本来就是青楼女子，情场老手，不能因为她拥戴南明王朝，把她看作贞节烈妇。民族气节与个人的情感寄托没有必然的联系。

刘斯奋先生通过这情节写出了柳如是是一个具有敢爱敢恨、特立独行的性格的女人，而且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主体人物——她玩于心计，又刚烈独立；既依附于男性，又试图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描写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直逼人性深处。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失节”往往被严厉谴责，但柳如是的行为发生在国破家亡的特殊背景下，她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绝望与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在刘斯奋的笔下，并未刻意美化和批判这一行为，而且通过钱谦益的反应，暗示了对人性弱点的宽容。这一笔，无疑又是塑造钱谦益形象成功的一笔。在整个小说中，柳如是私情一事，如一阵秋风掠过，没有浓重着墨，但却是对人性深渊的深刻叩问，让人难忘。

插图为刘斯奋先生所画

五

冒襄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也是《白门柳》一书的主打部分。他们的爱情是家国情怀与王朝更迭的融合，小说突破传统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在个体命运与时局变迁的交织中，激荡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他们的爱情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冒襄爱董小宛，但他更爱陈圆圆。当陈圆圆被卖到北京之后，董小宛苦苦地追求冒襄，冒襄对她总是若离若即，不远不近。当他们经历了个体的坎坷之后，对国家兴亡事关黎民百姓之忧乐的体恤与抗争体会逐步加深。通过动荡中的生活细节，如躲避战乱，守护文化，揭示了普通人对和平的渴望与对文脉传承的坚守。这些成为他们爱情的坚实的基础。

刘斯奋先生笔下的冒襄与董小宛真实动人。董小宛被刻画成一位既有才气，又充满人性光輝的女性，她精于古琴、烹饪、茶艺，更在乱世中展现出对平静生活的深切向往和顽强的抗争精神；冒襄则作为复社名土与董小宛共同面对时代的动荡，两人相濡以沫，其情感既温婉被动，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坚韧与支持，例如董小宛通过自己写的《梅花赋》，鼓励冒襄坚守气节，这种细腻的情感描写让角色显得格外真实可感。

刘斯奋先生对他们的爱情叙事是朴素而深刻的。董冒二人的爱情故事回归到“相濡以沫，心意相通”的朴素观念，避免了夸张的传奇色彩，通过琴歌相合，相互扶持，展现了封建背景下女性的被动与勇敢。这种处理，使爱情成为支撑整个故事的支点。

另外，作者匠心通过文化符号的处理，加重了文化在作品中的压舱石作用。古琴，作为爱情的核心道具，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守护，它既是两人结缘的信物，也隐喻着在乱世中文化仪器的丢失与找回的重要作用。当古琴被抢或冒襄为护琴而受辱等等，这些都强化了文化传承的艰辛与价值。

当然，董小宛与冒襄的爱情故事，最核心的部分，则是通过逃难过程而得到深化和升华，共同面对生存危机，强化了彼此的情感纽带。清军南下，导致“群横日劫，杀人如草”，冒襄携家逃难时，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处境危急。董小宛虽自身难保却深明大意，从无怨言，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倍受惊吓之苦。这种共患难的经功使他们的关系从原本的主从或依赖转变为相互扶持的伴侣，共同生存压力成为情感深化的催化剂。

逃难中的相互照应，凸显了董小宛的贤惠与坚韧，在流离失所中，董小宛费心周旋，悉心照料全家生活起居，甚至在冒襄病中竭心尽力呵护，以至“星靥如蜡，弱骨如柴”，这种无私奉献，不仅展现了她的才能与坚韧，也使冒襄对她的感情从最初的怜惜升华为深刻的依赖与感激。逃难的艰辛反而成为检验与巩固爱情的试金石。

外部的动荡反衬出冒襄与董小宛爱情的温暖与珍贵。小说通走描绘乱世中“人如草芥”的惨状，如沈士柱慷慨就义，黄宗羲抗清等宏大叙事，与冒襄董小宛的小家庭形成鲜明对比，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他们的爱情如乱世中的一缕阳光，揭示出在王朝更选和个人命运的漩涡中，真挚情感是那么的难能可贵。

六

《白门柳》中许多情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如黄宗羲进京被盯梢，反映了明末政治环境的险恶，东林党人面临的迫害，以及黄宗羲作为思想激进者的危险处境。小说中，黄宗羲被刻画为“愤青”形象，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他公开批判朝廷腐败，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甚至否定朱明王朝的合法性。这种激进言论在专制环境下极具颠覆性，清廷或地方势力必然对其严加监控。盯梢行为暗示新旧政权交替时，思想镇压的延续与严酷，即使明朝覆灭后，反清复明势力仍受清廷重点防范。

刘斯奋先生描绘的这一历史细节与文学隐喻，是有真实根据的。明代厂卫制度发达，密探遍布，黄宗羲被盯梢符合历史事实，通过这一情节，揭露权力机器对异见人士的压迫。黄宗羲的遭遇象征明末知识分子在政治漩涡中的困境——坚守理想则危机四伏，妥协则精神死亡。

在《白门柳》第三部中，有余怀寻找陈贞慧，陈贞慧不见的情节，也令人深思。陈贞慧是“金陵四公子”之一，早年参加复社，并起草《留都防乱檄》声讨阮大铖。在南明弘光朝遭迫害入獄，后来对政治斗争充满戒备。清军入主后，他拒绝仕清，隐居家乡，但旧日政敌仍追捕或监视他，因此避见余怀。

其实陈贞慧现象并非个案，而是清初南京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开始，他们效忠明朝，面对亡国之痛，隐居成为维护个人气节的方式，以沉默对抗新政权，成为保全生命的无奈之举，部分文人因惧怕报复或政治清洗而销声匿迹。在朝代更迭中，传统儒家价值观受到冲击，隐居反映了士人对前途的绝望和对新秩序的疏离感，实质上则是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无奈与绝望。

作者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就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责编：槛外人 202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