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展恩华
我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年”就是我们这代人儿时的“盼”。
为什么要盼？盼过年不为别的，就是盼着能吃点好的、穿点新的，另外还有乐子可玩。“三星赶上攒巴，不久就是年下”。那时候，我们站在寒冷的冬夜，遥望着天上的星星盼着年到。新年到了，孩子们就特别地高兴。有个儿歌是这样唱的：“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儿要炮，家里有个鼻涕妮，哭着要把迪迪筋”。
一到腊月二十三，“小年”到了，就意味着步入了新年的门槛。从这天起，人们就进入了“忙年”阶段。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灶神”，也就是送灶王爷上天。一来给玉皇大帝汇报工作，二来聆听并带回下一年的任务。家庭主妇把灶王爷从灶房的墙壁上取下来，在烧掉前，用地瓜糖抹一抹灶王爷嘴——让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给人间带来更多的好运。那些抹过灶王嘴的地瓜糖大都饱了孩子们的口福。
这天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清扫房屋，俗称“扫尘”，寓意除旧迎新，扫除旧年晦气，迎接新年瑞气。从这一天开始，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联上写的大多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样的吉祥语；手巧的人开始剪窗花，剪的内容多是“喜鹊登梅”“金鸡报晓”这样的吉祥物，当然，最多的还是“福”字和“双喜”字。“福”字常倒着贴，意为福到了。这春联、窗花一贴，就标志着双脚已跨进了新年里。这时候，即便讨债的上门，看到红红的对联，也会打马而回。
那时候，“红”无处不在。影壁上贴“迎门见喜”，车厢上贴“日行千里”，大门外的树上贴“出门大吉”，粮囤上贴“五谷丰登”。那时候，许多人不识字，有人把“六畜兴旺”贴在了老人的炕头上，又把“健康长寿”贴在了猪圈上。这些笑话自然也就成为饭桌上人们的谈资。
“忙年”主要是赶年集、买年货。人们把一年来积攒的那点钱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卖些青菜、鱼虾、猪肉之类的物品。当然，也不忘买些布料，给家人做上一件新衣服。这时期，孩子们最喜欢赶大集。他们赶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买上几挂最响的火鞭。为了节约，他们会把成挂的火鞭拆解开来，一个一个地放。为了取乐，他们也会把放火鞭搞成恶作剧。比如把火鞭插进牛粪里，拴在狗尾巴上，扔到鸡群里，弄得鸡飞狗跳，甚至满身牛粪，虽说没少挨骂，但这也给童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过年最重要的节目是守岁，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是除夕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这是辞旧迎新的节点，这一夜是不能睡觉的，说不定哪霎财神会降临，如果睡着了没人接，岂不是白白错过了一年的好运？先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二是“请家堂”，让去世的先人分享人间的幸福；三是“接灶神”，在零点前后，放火鞭，贴灶神，欢迎灶神从天上回到人间；从1984年之后，过年又有了一项新内容：看春晚。
以前，过年是有很多禁忌的。比如，蒸馒头不能问数量——意思是白馒头多得没有数；包饺子要从外圈往里放——意为从外面往家里拢元宝；扫地要从门口往里扫——意思是把福留住；初一不能干活——否则就可能劳累一年；上供的日子谁也不能坐椅子——原因是先人坐在那儿呢！直到初五才解除一切禁忌。所以，初五又叫“破五”。
在那个靠天吃饭，靠神保佑的年月，大年夜，人们在吃饭之前是要先祭天、祭神的。一个大碗里，盛上新煮的水饺，到香台前、到大门口、到古树旁、到井沿上烧纸、浇汤。这项仪式在我的老家叫“浇奠”。
初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拜年。这一天，大人小孩，包括穿得花花绿绿的大闺女、小媳妇，都要去各家各户串门拜年。平时，大伙之间难免出现磕磕碰碰，一拜年，一问好，“世上多少恩怨事，尽付相逢一笑中”，再多的恩怨情仇都会在一句亲切的问询中烟销云散。
初二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走亲戚了。对新结婚的情侣来说，初二这天一定是要“回门”的。对孩子们来说，看新婿便成了一大乐事。如果说新人结婚那天，孩子们可以没大没小的闹新房，这天，你则可以没轻没重地闹新郎了。如果是下雪天，孩子们会用雪团猛轰新郎，新郎便抛下新娘往岳母家逃窜。对此，新娘不但不急，看到狼狈不堪的新郎还会大笑不止。
人们说，世上最大的“官”是新郎官。吃饭时，新郎官要坐主座，还要由村里最有名望的人作陪。这酒一喝就不是一小时、两小时，而要从上午一直喝到天黑，新客要“摸着屋沿走。”来到岳母家，新郎官要给女方的弟弟妹妹压岁钱；饭中，鱼上来了，要给厨师打赏钱；临走，新郎官要悄悄带走主家事先准备好的一双筷子和一个酒盅。筷子代表夫妻两人快乐生活，永不分离；酒盅代表相爱无极限，真情到永久。
就算没有新客，谁家来了客也都要请人作陪。陪客是个技术活，“圆场”最能考验陪客者的能耐。作为陪客，你既要让客人吃饱喝足，还得要他心情愉快。更重要是还要恰到好处地把场给“圆”下来。那时候，上一盘整鸡代表对客人的敬重。可是，你不能把鸡头和鸡爪给吃了，要留下以便下次待客时再用。鸡端上来了，陪客就会立马站起身说：“我给您找块好肉。”顺手就把鸡头鸡爪放在远离客人的一侧，鸡头鸡爪安全系数就大大增加。
那时候，农村都喝的大都是瓜干酒，那是最普通也是价格最便宜的酒。可是，因为穷，即是这种酒许多人家也买不起。白面也是少之又少，借面待客那是常事。讲一个小故事：一人家来了客，可家里酒、面都少。于是，为了能“圆”场，主人找村里最会陪客的“师者二大爷”来作陪。酒就一壶，不要紧，二大爷拿着酒壶问客人：“你雅量啊？”雅量就是酒量，客人纵然是海量也不能说大啊，就说：“不大。”二大爷说：“我和你一样，这量啊也不行。不过，今天高兴，咱俩就是醉死也要喝下这一壶。”吃饭的时候，二大爷如法炮制，拿着一个馒头说：“你饭量如何？”客人说：“不大。”二大爷接着道：“我如果吃下一个馒头就会撑得晚上睡不着觉。今天，咱俩就是撑死也得吃了这个馒头。”在二大爷的精心操作下，一场看似作难的场面得以圆满结束。
这是个笑话，但也充分说明了生活在困难中的人们是多么地尴尬和智慧。
就穿，再说一件令人扎实的真事。1982年，我被分配的平阴九中也就是李沟中学教书。新年过后，重新开课。我发现一个学生没有到校。我问他的同村同学：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没来？这个同学说，他上吊死了。我一听就懵住了。原来，他母亲给他做了一双新鞋。这天，他出去玩，突然下了雨，鞋上沾得满是泥水，回到家，母亲看到了，既心疼，又生气，就打了他。他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过去穿衣，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即便不能穿了，也不能扔，要扯成布条，打袼褙，用来做鞋底。82年，虽说已改革开放了，但作为纯山区的李沟乡，那里的百姓生活依然很苦。因为一双鞋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完全是由“苦”造成的。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是一个民族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发展过程。现在是吃不愁、穿不愁，愁得是怎么才能吃出健康来，怎么才能穿出风采来。现在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心里那是满满的幸福感。
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国家。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这代人的心情，那就是“很知足！”
马年到来，祝愿所有的人都心想事成、马到成功；祝愿我们的国家永远海晏河清、繁荣昌盛！
——转发自微信公众号“展恩华”
编辑／王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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