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国的华北地区大部分沦陷，济南、长清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当时董俊水还不到十四岁，做为中华民族的铁血男儿，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看到鬼子兵在自己家乡犯下滔天罪行，恨之入骨，就下决心去打鬼子。一九三八年秋得知小学校长张耀南，在城南大峰山区组织了抗日的军队。董俊水离开了年迈的父母，于一九三八年冬奔向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成为第六支队三团一营二连的一名光荣的战士。

参军的当天晚上住在黄崖村，部队发给他一套灰色的旧军装，一支汉阳造步枪，五发子弹。第二天半夜就与同班的一位战士去山头上站岗了。站岗时间是烧完一柱香（香是平铺在灰上自然尽）。寒风刺骨，手脚冰凉，脸和耳朵冻红了发紫了，却心甘情愿。那时身着涮筒子旧棉军裤，也不知这军衣里有多少虱子，开始身上发痒，以后也就不知道痒了，但总觉得身上不舒服。当被咬得实在难受时，只有以火烤之，虱子被烤得落到火里，尚能听到虱子的爆炸声。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虱子是抗日虫，烧了它岂不太可惜了？"那时条件苦啊，但同志们都很乐观。

参军后第三天离开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向泰肥山区挺进，进入肥城地区，第一仗是打汉奸刘本功。进击敌人动作迅速，班长和他各自活捉两个俘虏，缴获两支步枪，得到连长指导员的表扬。

一九三九年春，陆房战斗之后，我被选调为学员，随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后为抗大分校第一队）学习。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抗日统一战线》等著作与《事训练基础知识》，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学期间，日寇集结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荡，为保存这批骨干力量，教导大队的一队全部进入深山老林隐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战胜饥饿，山上的毛桃成了主要食物。喝的是山泉水，多数同学都患上了胃病，当时提的口号是：战胜病痛，就是胜利。六月下旬圆满地完成了学业，他被分配到泰安地区八路军六支队三团三营四连工作。开始任排长，后因工作需要又任连的文化教员（文化干事）,在完成战斗任务后，要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抗战期间教书、识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是克服缺粉笔、铅笔、纸张，到上文化课时卸下一张门板当黑板，在没有铅笔和纸张的情况下，拿根筷子在地上画。一个连一百多人，分成三个组，每组学习内容各不相同，由浅入深。后来，又想出办法"创造"出蘸水笔，蘸着紫墨水写字，既学了文化，也节省了经费。据我所知，通过这样提高文化水平的战士，到抗战后期，不少人担任了班长、副排长、副连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有几人担任了连长。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会上，我作为青年党员，向党表达决心：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一九三九年的严冬季节，寒风凛冽，我连执行一个重要任务，给山上兄弟部队送子弹，全连战士都要背子弹，排以上干部背100发驳壳枪（一般通称匣枪）子弹，战士每人背100发步枪子弹，夜行军过津浦路把子弹如数交给兄弟部队。休息一天，晚上返回路西（津浦路西），夜宿宁阳县境内。拂晓前发现敌情，在营教导员张心田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两座高山。每座山的山头上都修有围墙，一米多高，都是石块垒起来的，正好成为我连固守的掩体。张教导员带两个排固守在左右的山头上，他和副连长吕永昌带领第一排和另一班四十余人固守在前山头上。自然成为日寇攻击的主要目标。天大亮了，目睹日军头带钢盔，手托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手摇太阳旗，缓慢地攻到半山。"打！"首长一声令下，我们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投向敌群，打得鬼子哇哇怪叫，十几名鬼子倒在我阵地前。第二次、第三次鬼子发起的进攻都被我们猛烈的火力打退。就在敌人再次向我发动进攻时，敌人有挺机枪哑巴了，副连长吕永昌，认为敌人的机枪出了故障，他夺枪心切，大喊道："看我把敌人的机枪夺过来！"在这千铐一发之际，我向他大喊："吕副连长千万不可，鬼子正在装子弹！"我的话音刚落，只见他越过围墙，正要夺枪，这时敌人的机枪又响了，他负了重伤。我安慰他说："我们已经打伤了十多个鬼子兵，同志们的血没白流，一定要为同志们报仇。"他听了我的话，握着他的手说："董干事，请你把我身上两元多钱，缴了党费，感谢党和上级对我的信任，把我负伤的情况，给领导说清楚，我就放心了。"永昌同志握住他的手，一直不放松，又想说什么，没说出声来，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了。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军才撤出阵地。这是他参军以来第一次安葬牺牲的战友。同志们脱下军帽，朝着吕副连长的新坟默哀致敬！

一九四0年春，他调泰西军分区政治部任青年干事，在这里他开展了部队的戒烟运动，号召部队人员一律戒烟，特别是朱德青年队员，那时以朱德总司令名字命名的朱德青年队，超过二十六岁的不参加。为使青年战士身体健康，提高战斗力，开展了戒烟运动，受到分区政治机关领导的表扬。同年他参加了消灭长清城南坦山的红会头目﹣﹣朱存贞的活动，为民除了一害，当地父老乡亲无不拍手称快。

是年，为加强对敌斗争又担任了敌工干事，恰恰在这时长清三营俘虏了一部份伪军，其中就有长清县府门前公正街北门里的几个人，并且是少年时代认识他的人，有公正街洗衣局的程光德，李明乾（后改名叫李方坤），北门里小隅首南李俊秀等几十人，由他负责对其进行政治教育，交待政策，攻心感化，讲明留去自由的道理，在生活上给他们优待。在学习讨论时他们都眼含热泪泣不成声，哭诉日本侵略军欺压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知道什么是阶级仇民族恨，表达个人心意，写了决心书，大部分人参加八路军，少数回家务农。走前举行会餐，发给他们路费，欢送他们上路，临行前无不热泪盈眶，依依不舍。两月后，有两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泰肥地区找部队送情报，而送的情报都是真实可靠的。

一九四一年春，他调鲁西军区工作，就听说潘溪渡夺得日本一门山炮，同时消灭一部分日伪军。这一胜利惊动了日军华北驻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企图把山炮夺回去，发出狂言要找杨勇（当时任三四三旅长、后来任鲁西军区司令）决战，但冈村宁次终究没能夺回山炮。鲁西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这一胜利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继这次战斗胜利之后，兄弟部队十团在杨、苏（杨勇、苏振华）首长领导下，刘正团长亲自指挥，攻克了日伪据点高村，百余名日伪军无一漏网，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物资。

不幸的是一名宣传员不慎把一枚日式手榴弹引爆，他本人受了重伤，同时也把刘正团长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战斗结束时，又分配我负责完成组织运送伤员的任务，我含着热泪把刘正同志的遗体送走。许多干部战士为失去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英勇善战以身作则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泣不成声。旅政委苏振华，在一次连以上的干部会上总结时指出："攻克高村是一次全胜的战斗，而刘正同志被自己的同志炸成重伤，不幸牺牲，实为我军大损失，同志们应接受这一血的教训啊！"苏政委心情十分沉重，流着泪说："今后要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号召民众严守军事纪律，化悲痛为力量，在今后斗争中争取更大胜利"。

一九四二年秋，父亲担着极大的风险，来鲁西军区看我，当时他在教导三旅直属队工作。科长钟瑞是老红军，组织干事姓郑也是老红军出身，他跟朱德总司令当过警卫员。李大同（又名左宏奇）任特派员。宣传干部张鲁周，是从肖华支队分配到这里来的，他被任命为青年干事，因为他年龄最小，同志们把他当小弟弟看待，平时关心爱护他，激烈的战斗中照顾他，因此他对他们很尊敬。父亲到部队时，正巧他外出三天未归由李大同负责接待，十分周到，父亲很喜欢他把他当成儿子一样。他回来后，见到父亲行礼，喊了一声"爸爸"，老人家眼里含着泪花、激动地说："儿啊，几年不见，长成人了！他的首长对我说了，你能吃苦耐劳不怕牺牲，打仗勇敢，工作干得好，年轻有为，爸爸就放心了。"有几次他陪父亲参观连队出操、练刺杀、上单杠，战士们都是一头大汗，又看过在操场上摆着的轻重机枪和日式山炮，对他说"这么好的军队，怎能不打胜仗呢！孩子好好跟着杨司令干，八路军有奔头，杨司令是有名望的大人物哇……"

请家属吃饭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是对军人家属的尊敬，由曾思玉主任、王辉球副主任举杯向父亲敬酒说："您是耄耄之年的老人了，担着风险来到抗日根据地，很不容易，见到您的儿子您很高兴，我们常说一句话'一人抗战、全家光荣'，祝您健康长寿，请您干了这杯酒。"父亲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笑得脸上好像开了花，他老人家端起酒杯向曾、王二主任回敬，表示感谢，父亲的眼睛湿润了。晚上他和父亲同床共眠，总是说不完的话，他父亲说："儿啊，好好干，鬼子总有一天要完蛋！"他听了父亲的话说："您老人家大有进步了！"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临行前一天，潘股长（长征干部）送来十多斤雪白的大馍馍（当时在部队吃的都是高梁窝窝），还牵来了曾主任的高头大马，把马交给他，与父亲握别时说："祝老人家一路平安！"父亲坐上人力车，他牵马后跟，离营房一里多路了，潘股长还在高地上招手，我骑上马，送父亲十多里路，听到老人自言自语地说："见了这次面，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哟！"他连忙安慰老人家说："爸爸，抗战胜利了，咱们父子定能见面的！"父亲流下了惜别的热泪。

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他在九死一生中幸存下来，参军十八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只有在父亲的遗像前行三鞠躬礼，寄托对父亲的哀思。

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部队通过黄河区，虽然是夜行军，可敌机还是跟他们走，在照明弹的照射下机枪不断地往下打，后面还有追兵。六十里行程，他们赶了一夜，终于赶到沙河岸边。

敌机又跟着来了，在沙河上空打转，有时低空无目标地扫射，企图阻止我部队过河。战士们没有时间休息，为了掩护部队过河，阻止敌人的追击迅速构筑工事，午后三点左右，我们和蒋军十五师的一部分追兵打响了。

发现敌人向我张庄阵地进攻时，三连命令二班、六班迅速地占领庄西头五十米的一小块坟地（有三、四个坟包），不一会儿六班长闫明山他们就全部控制了这块没有工事的坟包阵地，连长命令二排长于吉坤："固守那块坟包阵地！""没问题"。于排长回答完后，又对闫明山喊道："六班长听见了没有！"闫明山回头看看排长，再看看班里的战士，毅然回答："明白了，排长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敌人被打得暂时没了动静，我军骡马、山炮开始向岸摆渡。在坟包上趴着的战士都很着急，六班长闫明山命令战士说："同志们注意，准备好手榴弹，莫叫一个敌人上来！"

敌人冲了几次都被他们用排子手榴弹打下去。敌人最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坟包阵地猛攻。十八岁的青年战士王明远和敌人拼起了刺刀，受伤两处不肯下火线，情况更加紧急了。他当即对五连长说："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连里下令给王排长说："一定要把敌人打回去！"七班的同志接受了增援的任务，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个个弯着腰，穿过树林和水沟凹地，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压下去了。

渡河的部队，只剩最后两只船了，同志们迅速将船划到对岸高兴地喊着："河南岸是我们的了！"

一九四四年的深秋，我在老九团担任政治干部轮训队的指导员。接受团长匡斌、政治委员裴志耕的口头指示：让我接待好从津浦铁路东，护送我团驻地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全体同志，共四十七人。他们都穿着八路军的军服，都很年轻，很精神。为搞好接待工作，提前两天把房舍准备好，打扫干净，杀了两头猪，宰了三只羊。当他们知道要盛情款待他们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

当天他和队长张耀南同志看望他们时，反战同盟支部的全体同志，鼓掌欢迎。反战同盟支部书记叫田中太郎，他代表他们的全体同志向他们表示感谢。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有个同盟成员向他走来，向我行了军礼，与他握手，他亲切地对他说："董干事，你还认识我吗？"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山冢。"他高兴地说："是的。

你在泰西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担任敌工干事时，我是工作员，四年不见了，你还认识我，太好了！"在他记忆中，山冢是日本福岗县人，家有父母，兄妹三人，读二年中学。是一九三九年应征入伍的，据他自己说，离家时全家哭得成了泪人。山冢被俘后，经教育提高了觉悟，参加了反战同盟，数年来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成为反战同盟支部委员，这四十七人中，有田中太郎、山冢等三个是共产党员，在其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第二天为他们开了欢迎会，团首长讲了话，赞扬反战同盟支部全体同志所做的工作，希望他们在反战工作中做出更大成绩，与中国人民一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田中太郎说："我们全体同志一定和中国军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并肩作战。把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出中国去！坚信抗战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他的讲话赢得了同志们的热烈掌声。

欢迎会后，反战同盟支部的同志和轮训队的学员，分成十多个小组，开了座谈会，进行了刺杀比赛，气氛非常友好。会餐时能喝酒的喝酒，不会喝酒的，以水代酒，相互敬酒时，他们用日本话说声"阿里牙岛"（日本话谢谢）田中太郎说："抗战一定会胜利，日中两国人民一定会实现和平愿望的。"他伸出大拇指向他们表示说："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永远友好。"田中太郎听了他的话，流着泪，紧握着他的手说："亲爱的同志，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我们再见，后会有期。"后来由兄弟连队将他们送过平汉路，顺利地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听说毛主席曾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那时日共领袖野板参三也在延安，当时化名为同野进，和反战同盟支队全体同志见了面。使他遗憾的是，从此之后没有见过田中太郎和山冢同志，他盼望着他们像南山的松柏康泰健在，为中日人民友好，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