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清明节后，我趁回东阳老家扫墓之际，在横店国际大酒店宴请了昔日马运队14名同年入伍的东阳籍老战友。那天实到12人，一名战友已经病故，另一名因患中风无法行动。这一次聚会，上一篇提到的老何同志也应邀欣然赴宴。老何看上去气色不错，身体硬朗，就是话语明显少了许多。据说，现在是村里老年协会的会长。阔别五十多年，当年的毛头小伙，今天都已飘雪染霜，久别重逢，两手紧握不肯放下，双双相拥久久不息，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午宴上，关切地互相问候，简短地自我介绍，频频举杯欢庆重逢，气氛相当热烈，感到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光的情。

回忆中，有同志还特别提到六九年八一建军节联欢会上演节目的往事。那是当兵后过的第一亇建军节，团留守处领导在佃湖团部礼堂召开了留守人员联欢会，留守的干部家属也应邀参加。孙德才副参谋长致词后，各留守单位轮流汇报演出文娱节目。我们马运队的演出节目，是自编自演的金华婺剧，内容是学雷锋做好事方面的，具体节目名称，因岁月久远已回忆不起来了。从湖溪镇入伍的施柏寿战友，既能吹笛子又会拉二胡，还能吹锁呐，就请他一人做后台配乐。我当兵前曾在村文艺宣传队演过《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于是就演主角，其他演员有通信员吴林新、四班的王用彬、三班的翁寿田等，一班人依依呀呀在台上边演边唱。虽然演技不咋的，但反映还算热烈，有拍掌的，有哄笑的，尤其是那些家属，特别开心！因为，部分家属的老家就在金华，她们听到婺剧乡音倍感亲切。我转业后，曾去看望过离休在金华的原团政治处宣传股徐达副股长（1943年抗战老兵），其家属金美珍（随军前是苏州评弹演员）还兴致勃勃地提起马运队演婺剧这件往事。

1970年初夏，马运队从涟水工兵营营房搬迁至白湖青山，我仍一身兼任文书、军械员和给养员三职，勤勤恳恳履职，任劳任怨工作。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好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但有一件小事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1970年的大年三十夜，全队进行大聚歺。炊事班准备了很多菜，我请示领导后购买了几箱江苏地方名酒“三沟一河”之一的高沟酒。丰盛的菜肴，加上当地名酒，大家兴高采烈，你敬我灌，吃得很是开心。酒足饭饱之后，踉踉跄跄回到宿舍。可那时没有电视可看，回宿舍后只能打打扑克，要么就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这一年，张指导员留在部队和大家一起过春节，晚宴后他深入各班，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到了一班后就停下来，站在宿舍中间和战土们一起侃大山。我忙从办公室端来一张椅子、一杯水，请他坐下与兵同乐。侃大山，时间过得特快，熄灯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司号员按规定吹响了熄灯号。战士们听到熄灯号响了，都紛纷摊被、脱衣，自觉上床躺到床上准备熄灯睡觉。可指导员因晚歺高兴多喝了几杯，神经有些兴奋，仍在那儿天马行空，津津乐道。看来，他一时也停不下来。怎么办呢？若不加以劝阻，既违反熄灯制度，又影响战士休息。但若当场进行劝阻，会伤了指导员的面子，弄得不好酒后一任性，将会以大年三十过长亱为由更加淘淘不绝。怎样处理才能两全其美呢？我想了想，觉得只能以接电话的名义让其离开才最完美。于是，我出去了一二分钟，然后又跑到一班宿舍，走到门口就大声叫喊：指导员，有你的电话！见我一叫，指导员立马站起来往回走。回到队部，见没有电话可接，指导员就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上述情况作了汇报。指导员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小杨，你做得对！

一九七0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他宿舍（兼办公室），说团政治处早上来电话，因工作需要，要把你借调到干部股去帮助工作。我问道：具体去做什么工作？抽调多长时间？指导员说：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明天你去报到了就会知道的。并嘱咐我要把衣被等日常用品都带去。次日早歺后，队里派了一辆马车下山，过了青山大桥进入白湖农场，把我送到了七八里外的一0一团政治处，到干部股报了到。

当年，一0一团是甲等编制的步兵团，光战士就有2000多名，政治处为什么会选中我这个名不经传、当兵才一年的新兵到干部股帮助工作呢？对于这一点，我一直以来不明就里。为此，头几天我特地打电话给当时的干部干事汪德忠（1963年入伍，浙江开化人。转业后曾任浙江省开化县公安局政委，在县人大副主任位上退休）询问此事。他说：我们是经过一番考察的，发现你各方面都比较优秀，才把你选调上来的。这话说的是在理，可我仔细一思量，又感到问号尚未全部打开。马运队一直远离团部，我又从来没有去过政治处，更没与干部股打过交道，机关领导一亇也不认识，那干部股是怎么知道我这亇人、又为什么会来考察我这呢？想来思去，本人觉得有可能与以下三人有一定关系：

一是指导员张云康，我是在他手下当的文书，并且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对我最知根知底。他原是从政治处到马运队当指导员的，与政治处的领导和各股的同志比较熟悉，可能在平时交集时有意无意地提起过我，也可能是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推荐过我。

第二亇是保卫干事高春林，他来马运队侦办过“反标案”，与我有过短暂的接触；

三是保卫干事孟生安（1966年诸几兵），马运队搬到白湖青山后，他曾下到马运队蹲点，在马运队住了个把星期。

因为我是文书，与他们接触相对较多，或许给他们留下过较好的印象。他们回政治处机关后，可能平时与其他同事议论、交流时提到了我这个人，从而引起干部股的注意而进行考察。

饮水不忘掘井人，为此我对他们心存感激。尤其是指导员张云康，按百姓通俗讲法，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贵人”，咱不说他一直来如何悉心帮助培养我，单说他当年干部股抽调我时，若指导员不肯放我去帮助工作，那我的人生之路就不可能那么顺畅，因此我从内心感谢张指导对我的教育帮助和提携！多年前，在江苏海门农行工作的张指导员，曾因公出差路过金华，我陪他欢聚喝酒，两人你来我往，一杯又一杯，喝光了一瓶洋河还觉得不过隐，又开了第二瓶，结果我喝出了胃出血，真正实践了“要使客人喝好，首先得自己喝倒”。

干部股是负责考察、提拔、管理干部的业务单位，一共4人。股长张汉成（1963年江苏南通兵），还有汪德忠、张友根和王永生（1968年江苏六合兵）三名干事。

报到后，张友根干事找我谈话（张干事是浙江建德人，1968年应征入伍，后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当干事，在南京某军用仓库政委位上转业）。他说，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最近部队正在大力开展干部政审工作，既要对拟提的预备干部进行外调审查，也要对一些老干部进行外调政审。我们团决定成立三亇外调组，两亇组头几天已出发了。今天把你从马运队借调来，是成立第三个外调小组，组长是七连排长庄宝林（1965年上海宝山兵，大专文化，原是南京板桥的部队外国语学院学生，因文革停课下派来我团），你就跟着他，一边学习，一边当他的助手。他现在有事外出，你先看一看这些干部的档案，出发前对每一份档案都要做出外调方案，过天把就安排你们出发。我回答说；好的。张干事说完，就把放在旁边的十几份档案交给了我，就去忙其他事了。

任务是接了，可我的脑袋却胀得大大的，在桌子前坐下发呆：什么是政审？什么是外调方案？为什么要搞外调方案？外调调查什么东西？有什么程序？有什么要求？外调方案究竟该怎么做？对我这个第一次接触这项工作的新人来说，脑子里空空的，心里没有一点底。这该怎么办？过了好一会，我仍呆坐在桌前动不了笔。张干事看到这一情况，估计到是我对这项新的工作不熟悉而无法下手，于是拿了一亇已经政审完毕的干部档案袋，放到我面前笑着说：小杨，你先看看这个已经外调过的档案材料，参考一下再动笔吧。于是，我就认真仔细地研究起这份挡案来，发现里面既有外调方案，又有调查过程和调查的具体情况，最后有一份调查结论。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政审外调，为防止干部档案在途中遗失，档案不能随身携带。但又要开展工作，因此就需在出发前对每一外调对象准备一份外调方案，外出后就按事先准备的预案一步一步进行。

心头迷雾拨开了，我先翻阅、熟悉了每一份档案，稍作思考后，一一拟出了外调方案。制作外调方案，一般要包括以下内容：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描述；

2.要出去外调的地点；

3.需调查走访的单位、人员；

4.需核实调查的内容；

5.应采取的调查方法（如访问、坐谈、查档…

6需特别注意调查核实的问题和相关方法措施；

7.最后，根据外调情况写出政审结论。

我一一做好每一外调对象的外调方案后，根据各位干部不同籍贯的情况加以统筹考虑，又拟出了一份根据交通情况、先后有序的调查行程路线，以避免走冤枉路，从而较好完成了出发前的外调预案准备工作。

两天后，我跟随庄排长出发。第一次，外调方向是去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仪征县等地进行外调，前后一亇月左右。第二次外调是到大丰、启东、南通等地……，就这样一次次、一批批，我前后在干部股执行外调任务约一年左右，先后跑了全国16亇省、市。由于岁月久远，外调情况大多都已忘记，唯有以下4件事还留有深刻印象：

1.一九七O年冬天的一天，我们去河南省太康县搞外调。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需在一亇边远公社住下。但这个公社驻地是一个只有两三百户人家的小镇，没有小旅馆。公社就安排我俩住在所谓的公干招待室，木板床倒有两张，每床放着一床棉被，但没有垫被，也没有枕头。床上只有一层芦苇席算作垫褥，在床一头的芦苇席下垫有两块红砖，算是枕头。河南的冬天是零下好几度，没有火炉，更没有空调，那亇冷劲没法形容。我俩不敢脱衣服，裹着棉被着着实实冻了一亇晚上，好在那时年轻力壮，没有冻出大毛病来。

2.一九七一年夏天，我们去宁波市象山县，对团电影放映员陈有顺、卫生队卫生员李勇凯等几亇准备提干的象山兵进行政审外调。他们的老家住在岛上，我们俩冒着酷暑乘小船，我们住在南田岛一亇小旅馆的木屋二楼。尔后就跑公社、跑大队去外调，两天后当我们完成工作要返回大陆时，却遇到了强台风警报，所有船舶一律靠岸停运，我们无奈只得留住在小木屋旅馆里。那天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小楼被台风吹得摇摇晃晃，吱吱作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台风刮倒，提心吊胆熬了一夜，直到次日上午风势才逐渐减弱，下午乘船回到大陆。

3.一九七一年春节前，我随庄宝林排长到无锡、上海进行外调。当无锡市的外调任务完成后，很快就要过年了。庄排长对我说：我们就到上海过年吧。于是，我们住进了上海国际大酒店。当时这亇24层的酒店，是上海最高、最豪华的酒店，那时还在文革期间，酒店属于体委系统的招待所。入住第二天是大年三十，庄排长就回宝山和家人团聚了，而我一亇人就在酒店闲住。除夕晚歺，酒店给每一客户免费赠送了两个菜：一块红烧肉和一块黄鱼块，算是除夕吃年亱饭了。年初二，我去宝山向庄排长一家拜了年。其他时间实在闲来无事，我要么买几份报纸杂志翻翻，要么到隔壁光明电影院看场电影，要么到酒店前的人民广场走走，还先后到过外滩、西郊动物院。实在闲得慌，我干脆化了几块钱，买了一张乘坐公共汽车的月票，各路电车、公共汽车凭月票任逍遥，我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终点下车又换上另一路看市容、看风景，什么第一百货公司、十六铺码头、曹家渡，什么静安寺、徐家汇、南翔镇，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其实，春节五六天假日，我完全有机会回东阳过亇团圆年，我思想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内心也曾经历过激烈的斗争，回家过新年的欲望还是蛮强烈的，但觉得没有庄排长的吩咐、允许，我自己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因此还是组织纪律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没离开过上海一步。

4.一九七0年九月下旬，我们接到去陝西省汉中市洋县搞外调的任务，调查对象是团司令部作训参谋杨春增。不久前，团里接到洋县一封群众举报信，反映杨春增在解放前曾到汉中参加过军统特训班。我们知道，“汉训班”是戴笠亲自主抓的、为培养潜伏到中共开展情报战而办的特训班。假若情况属实，那将是一起军中大案要案。为此，团里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查深查透，弄清事实真相，尽快给组织和其本人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我们两人肩负重担先到西安，尔后从西安坐长途班车翻越秦岭去洋县。那时的秦岭山区，气温已比较低，我们从南方过去，身着单衣，乘坐的班车又是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寒风从四面八方灌来，牙齿不断地打颤。我身旁一位大娘见状，打开随身行李找出一件印有红花的女性外套递给我，我接手谢过，马上把它裹在身上。那时，我也顾不上什么军容风纪了，保暖是第一位的。现在回想起来，一个解放军战士里面穿着绿军装，而外面却裹着一件花色女装，看上去肯定滑稽得很！

我们上午七点从西安出发，下午二点半左右才到达洋县，一路上没吃没喝，入住县招待所后马上上街找饭馆，以填腹中之饥。可是找了几圈，所有饭店全都关门。咋回事呢？原来，洋县百姓极为贫穷，实行的是一天两歺制。县招待所也如此，只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开饭两次，其余时间概不经营。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找到供销社，用半斤全国粮票和2元钞票买来两盒饼干充饥。

第二天，我们马上开始工作。从敌伪档案中查到，洋县确有一个叫杨春增的人参加过汉中军统特训班，但公安局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这个杨春增现仍在铜川监狱服刑。于是，我们当时就想：很可能是举报人把同名同姓的两个人视为同一亇人了。。下一步，就应该找到目前尚在铜川服刑的杨春增作现场核实。于是，我们又翻越秦岭，赶到铜川监狱，通过监狱领导找来杨春增问询核查，做好笔录，签字画押，盖上监狱公章和骑缝章，还向监狱要了一张正在服刑的杨春增的照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使举报案水落石出，及时给了组织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同时也给杨参谋澄清了真相，御去了一亇无形的政治包袱。

2026.01.11写于金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