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生》之后

王侠

我在电影《人生》热映的时候，在西安药厂俱乐部（电影院）连续看了几场，字幕人生二字鲜红雪亮，震撼人心！这之后，更加激活了我的写作愿望。我于是加强了练习，日以继夜，但是始终摸不清技窍与门道。后来，听了陈荒煤先生的讲座《有感而发》，与大导演吴天明通了信，也见过了大作家陈忠实，这令我很快进入正规，终于走在文学创作的这条路上！

西安的夏天总是来得早。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药厂俱乐部门口那幅《人生》的海报被太阳晒得卷了边，高加林焦灼的侧脸却像被朱砂拓印，红得发烫。我蹲在海报底下，把裤兜里的电影票根数了第三遍——七天里第六场，座号永远是五排六座，像某种隐秘的暗码。当字幕“人生”二字在黑暗中骤然亮起，鲜红得几乎滴血，我听见自己肋骨里响起咔嗒一声，仿佛有枚生锈的锁被撬开了。

俱乐部放映员老赵是我岳父徒弟，他允许我散场后爬进放映室，看胶片在齿轮间缓缓游走。碳精灯把《人生》最后一格画面定在幕布上——巧珍出嫁的红嫁衣像一滩熔化的铁水，高加林在远景里缩成一粒墨点。我伸手去摸那团光，却只抓到一把滚烫的空气。老赵用烟头烫断胶片，碎屑溅到我手背上，烫出个小小的月牙疤。后来我在笔记本写：“创作是偷光，先被灼伤，才能照亮。”

回到纺织厂宿舍，12瓦的灯泡吊在头顶，像颗抽抽噎噎的黄昏星。我把《电影欣赏》杂志摊在缝纫机上，用红笔描摹吴天明的导演阐述：“高加林的悲剧不是选择，是时代在他脊椎里打进的楔子。”描到第三遍，纸页被钢笔戳出毛边，我突然意识到：我那些半夜爬起来写的“诗”，不过是把《人生》的对白拆成短句，再押上蹩脚的韵。这个发现让我把整本诗稿塞进灶膛，火苗窜起来时，带着胶片的焦糊味。实际上，《人生》电影里许多事情也是说的我，比如顶替，我当年已经被所在的延安发电厂批准，准备去上大学，已经领了单位特意补贴的72斤全国粮票，也专门给我配置了草袋子和草绳子，我正捆绑箱子和行李时，汽轮机车间支部书记也是北京知青的荻玉芳急匆匆走过来告诉我：这个大学的这个系不办了，你把先前的手续退回吧。我于是，把介绍信与粮票退了回去。两个月以后，荻玉芳告诉我：你的名额被张衡顶替了，当时不敢告诉你。

深秋的大院子里，葡萄藤枯成铁丝。陈荒煤先生坐在藤椅里，膝盖上盖着《大众电影》10月号，封面是吴天明叼着烟的黑白照。我攥着连夜赶出的《〈人生〉之后：银幕与稿纸的裂缝》，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感觉那些字句正在我帆布包里发酵，胀得拉链嘶嘶作响。荒煤先生突然问：“小伙子，你是有感快发呀？烫伤手了？”我愣住，他指了指我手背上的月牙疤——原来他早发现我右手总无意识地蜷成遮光罩形状。

“创作不是解恨，是解谜。”他用铅笔在稿纸空白处画了个螺旋，“先把自己拧成麻花，再慢慢松开，看能掉出多少渣子。”那天我笔记本上多了行颤巍巍的铅笔字：“有感而发=有疤可揭”。夜里回到厂宿舍，我写完了第一封发给吴天明的信。没有倾诉崇拜，只寄了张药厂俱乐部的电影票根，背面用圆珠笔描摹了高加林在黄土峁上狂奔的剪影，并说了《人生》中有许多事情与我的经历相似。两周后收到回信，信纸是西影厂稿纸，抬头用红笔圈出“第五组镜头：高加林不是指一个人，是那个时代的许多许多人。信末只有十个字：“先学会让稿纸出点汗。——吴”

冬至那天，我揣着介绍信找到灞桥西蒋村。陈忠实䇄蹴在柿子树底下，棉袄袖口沾满褐斑，像被夕阳浸透的黄土。我递上习作《高加林后传》，他随手翻了两页，突然问：“你没闻见土腥气吗？”没等我回答，他扯开我棉衣领口，把一团湿冷的黄土塞进来——“带着这个回去再写，写到你闻见土腥气，才算过关。”

回西安的绿皮火车挤满了春运的民工。我站在厕所门口，把黄土块掏出来碾碎，撒在稿纸上。列车穿过渭河大桥时，夕阳把河水染成稠稠的柿子漆，我突然看清自己那些“习作”有多差劲，它们没有写出生动的生活，却只是腌出了我的自恋。那一刻我意识到，吴天明让我“出汗”，陈忠实让我“出血”——而真正的创作，得把皮撕下来，让肉直接蹭到黄土上。

1988年春天，我申请调到厂宣传部，只为能名正言顺地进行写作。我在凌晨两点去车间采访，整个药厂沉入苯酚、氨基比林、还有阿司匹林的种种混合的苦涩味呛人味，我在包装车间角落，用写标语的排笔蘸红墨水，把《人生》胶片齿孔的形状画成连绵的山峁。画到第七十二座山时，突然听懂吴天明信里“让稿纸出点汗”的意思——那夜我关掉灯，借窗外路灯透进来的紫铜色光，用指甲在稿纸上划道：高加林回到村里，发现巧珍嫁衣上的牡丹其实是被黄土染出的锈斑。写完后我伸手摸纸，果然摸到一层潮湿的盐霜。

此后，我每年冬天都去西蒋村。陈忠实不再塞黄土，只递给我一把磨得发亮的镰刀：“去把那块麦田的野草野刺割一遍，割到扎不进肉里，再来谈写作。”腊月初八，当我直腰时看见远处有人影晃动——那是吴天明带着《人生》修复版胶片来体验生活。他把我带进村委会库房，放映机咔嗒转起，当高加林在银幕上喊出“巧珍——”时，我突然听见自己喉咙里滚出呜咽，像被割断的麦秆里最后一口气。那一刻我明白：所谓“正规”，不是学会技巧，而是终于敢让肉直接碰黄土，让疤代替眼睛去看。

又一年，我的第一个中篇《难忘的黄土地》写出来了。有读者问：“为什么每页都浅印着电影票根的水印？”我摊开自己右手，月牙疤已经淡成浅褐。我说：“这是当年偷光留下的暗号。真正的创作不是从《人生》开始，是从被生活的艰难开始——这样，才能看到远方的黎明与希望，才真正在你心为天下百姓生下写他们的根，电影《人生》告诉我要写不屈不挠的人民。”

如今药厂俱乐部早改了，海报栏的位置挂着“买一赠一”的促销牌。去年冬天路过，我钻进地下停车场，在B区立柱背后找到当年放映室的气窗——铁栅栏锈得发红，像一截凝固的胶片。我蹲下来，把耳朵贴上去，居然听见隐约的咔嗒声，仿佛老赵的放映机还在转，只是这次放映的，是几十年前那个蹲在海报底下的青年——手背的月牙疤正在发烫，而黄土的腥气，正从每个毛孔里渗出来，在水泥地上洇出小小的、潮湿的“人生”二字。我似乎也涅槃重生了，不停的创作使我精神焕发，步入了更多更大的人生！正像吴天明大导演在给我的亲笔信中写到：有信心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