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会仙亭记》的史料价值与历史脉络

——读董蕃《重修会仙亭记》有感

陈宝明

董蕃，字子衍，元代宜兴本土学者，性耽恬淡，不慕荣利，潜心于经史著述。朝廷曾举荐其出任钓台书院山长，他却辞不赴任，唯以修纂地方史乘为己任，曾撰《义兴志》二十卷，惜因战火兵燹而散佚不传，另有《通鉴质疑》若干卷，亦为学界所重。

元代延祐四年（1317年），董蕃应地方文人之邀，为阳羡（今江苏宜兴）张公洞盂峰山会仙亭重修之事撰文立碑，名为《重修会仙亭记》。是篇文言典籍，我凝神静气，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纵使文辞古雅晦涩，理解起来颇为不易，我也始终怀着敬畏之心，潜心细续，不肯错过片言只语。读完了，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心神亦随之清朗明净。这篇碑记以洗练遒劲的文笔，追溯了会仙亭自北宋下降至元初的兴废沿革，将山川形胜、仙道传说、官宦交游与家族传承熔于一炉。它绝非一方亭台的重修记录，是折射宋元时期江南地区宗教文化、社会变迁与文献传承的珍贵实物史料。深入解读这篇碑记，既能还原会仙亭跨越千年的历史轨迹，更可窥见特定时代背景下，道教文化与溶洞胜迹的存续发展脉络，也能在当今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提供一份植根历史的参考范式。

一、会仙亭的地理基底与文化缘起

董蕃在碑记开篇即以地理叙事奠定全文基调，精准勾勒出会仙亭所处的独特空间格局：“大江之南，其山由故障绵亘联络。大支走浙西，钟秀天目，小支行桐川溧水之阴，重冈叠阜，委蛇东来，距阳羡而止。”这段文字清晰定位了阳羡在江南山脉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天目山余脉蜿蜒东向，最终在阳羡凝结为荆南山脉，而张公洞盂峰山正是这一山脉中“杰出于千岩万壑之中”的核心节点。据《后汉书》注引郭璞语，张公洞盂峰山“洞密有二堂”，其“形如覆盂，如偃盖”的山势，搭配“嵌空坡陀，甘泉流其下”的幽奇地貌，天然具备了道教仙道文化滋生的地理条件，也为“会仙岩”的命名与“二老仙饮”的传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质载体。

会仙亭的文化基因，早在北宋便已生根成型。碑记明确记载，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寓居湖㳇镇的谏议大夫王公，“尝识所闻于石”，将当地流传的仙人聚会传说镌刻于岩壁之上，为会仙岩赋予了文字佐证的文化内涵。这一记载并非孤例，宋代江南地区道教与仙道文化盛行，名山胜迹多与仙人传说相绑定，如宜兴张公洞的会仙亭、会仙岩等，皆以“会仙”为名，形成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性文化风尚。董蕃对张公盂峰山地理形胜的细致描摹，本质上是在强化会仙亭的“仙境”属性；而王公题刻的记载，则为这种属性提供了可追溯的历史依据，生动体现了宋代文人阶层与山水、道教、洞府、仙道文化的深度交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碑记中“阳羡”这一地理标识，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阳羡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唐代以来闻名遐迩的茶产地——唐贞元年间景会亭督茶之事，至今仍载于史册；也是南北文化、吴越文化交流的要道枢纽。张公盂峰山雄踞阳羡腹地，又是唐朝时期的唯一茶舍驻扎地，其会仙亭的修建与历次重修，既是地方文化精神的凝聚，又反映了阳羡在江南文化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山川形胜与仙道传说的交织共生，使得会仙亭超越了普通亭台的休憩功能，升华为承载地方集体记忆与文化信仰的精神地标。

二、亭台重修背后的宋元社会变迁

《重修会仙亭记》最核心的史料价值，在于其完整记录了会仙亭自南宋至元初的四次关键修建历程，串联起宋元之际江南地区的社会动荡与文化传承脉络。碑记以时间为轴线，以实物遗存为佐证，抽丝剥茧还原历史真相，清晰勾勒出亭台的演变轨迹。每一次重修，皆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人物活动紧密相连，成为后人观察时代变迁的微观窗口。

南宋隆兴癸未年（1163年），住山高道应若容“筑亭揽其胜”，是为会仙亭的开始。这时南宋政权初定，方才结束战乱阴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道教亦得到官方扶持。应若容以道教人士身份主持建亭，既契合当时江南道教名山开发的时代潮流，更体现了宗教力量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乾道乙酉年（1165年），王公之子、澄江史君王季恭为亭题写“会仙”匾额，国子博士惠戊吉作诗歌并序，应若容弟子应守柔“嗣主是观”，形成了一场官宦、文人、道士共同参与的文化盛事。这一记载生动再现了南宋前期地方精英阶层的文化互动模式——道教场所的营建，成为连接官场、文坛与宗教界的重要纽带；而惠戊吉的诗序与王季恭的题匾，则为会仙亭注入了更为深厚的文人文化内涵。

庆元四年（1198年）的重修，在会仙亭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此次重修“撤故亭而新之，架石梁泉上，以便游憩”，不仅是亭台形制的升级改造，更体现了会仙亭功能的拓展——从单纯的宗教纪念场所，转变为兼具休憩、游览功能的文旅融合空间。这一功能转型，与南宋中期江南地区旅游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当时名山胜迹已成文人雅士游历的目的地，亭台的重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新兴的社会需求，体现了古人对山水环境的巧妙利用与和谐共生的营建智慧。

南宋末年的社会变故，成为会仙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咸淳乙丑年（1265年），高道应聪“以高道由右街鉴义来任管辖”，凭借其深厚的宗教影响力，使得会仙亭迎来“簪舄云集”的鼎盛时期。然好景不长，“为盛公之南归，宫宇燹毁，亭存而扁亡”。此处“盛公之南归”，当指宋元易代之际的战乱——咸淳年间南宋王朝已濒临覆灭，元军南下铁骑踏遍江南，多地文化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宫宇尽毁而亭台独存的记载，既反映了战乱对宗教场所的沉重冲击，也印证了会仙亭作为石构建筑的坚固特性；而“扁亡”的细节记载，更为后续元代重修埋下伏笔，尽显碑记叙事的严谨性与逻辑性。

大元一统天下后，“天师统护道教”的政策背景，为会仙亭的复兴提供了关键契机。应若容的七世孙戴道可“奉旨住持本山”，这一史实标志着道教管理体制的延续，更彰显了元代官方对盂峰山宗教地位的认可。至元辛卯年（1291年），前南宋参知政事文及翁（字本心）“扁舟访公行方外之契”，二人结下超脱世俗的深厚情谊，文及翁更亲笔为亭台重新篆书“會僊”二字。这一事件极具史料价值，它生动再现了元代初期南宋遗臣与道教人士的交往模式；而“追绍遐迹”的题匾行为，更是对宋代文化传统的延续与致敬。董蕃对这一细节的详实记载，不仅弥补了文及翁晚年行迹的史料空白，也揭示了宋元易代之后，江南地区文化传承的隐秘脉络。

延祐丙辰年（1316年）的重修，是这篇碑记的核心叙事事件。此次重修由戴道可之孙慕容诚源与应聪之孙李质夫“协衷共事”，采取“兴滞补弊，新亭宇完墉墙，疏泉剔崖，种花莳果”的全面修缮策略，不仅修复了亭台主体建筑，更着力优化周边生态环境，最终实现“会仙之境益胜”的绝佳效果。从重修主导者的身份来看，慕容诚源与李质夫作为道教世家后裔，延续了应氏家族对会仙亭的管理传统，深刻体现了宗教场所传承的家族化特征。而碑记中“自天锡旨护持名山”的记载，则明确表明此次重修得到了元代官方的鼎力支持，反映出元廷对江南道教洞灵观盂峰山“管控与扶持并行”的政策导向，亦是元代道教政策统一性的有力佐证。

三、碑记背后的文化脉络与史料价值

《重修会仙亭记》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记录一座亭台的兴废更迭，更在于其通过对人物谱系的清晰梳理与文献传承的详实记载，构建了一幅宋元之际江南道教文化圈层的交往图景，为考证相关历史人物生平、文献流传脉络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线索。

碑记中提及的几十余位人物，涵盖官宦、文人、道士、地方精英等多个社会群体，织就了一张复杂而清晰的文化交往网络。其中，道教人物构成了核心传承脉络：从南宋初期的应若容，到其弟子应守柔，再到南宋末年的应聪，直至元代的戴道可、慕容诚源、李质夫，形成了跨越七世的道教家族传承体系。这种“师徒相承、祖孙接续”的传承模式，是宋代以来道教发展的重要特征；而碑记对这一谱系的完整记录，为研究江南道教派系的演变脉络，提供了难得的个案资料。尤为特殊的是“应公七世孙戴道可”的记载，“戴”姓与“应”姓的差异，或涉及入赘、改姓等家族变迁细节，为研究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的家族制度演变，提供了极具首要的价值线索。这在历史碑文中也是前所未有的。

官宦与文人的深度参与，则极大丰富了会仙亭的文化内涵。南宋时期的谏议大夫王公、澄江史君王季恭、国子博士惠戊吉，元代的参知政事文及翁、都监葛万里等，皆与会仙亭结下不解之缘。这些人物身份跨度极大，上至中央朝廷大员，下至地方僚属，既有南宋旧臣，亦有元代新贵，他们的参与充分表明，会仙亭已超越单纯的宗教范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文旅空间。其中，惠戊吉的“为诗并序”与文及翁的篆书题匾，集中体现了文人与亭台的互动方式——以诗文、书法为载体，为洞灵观胜迹增添厚重的文化价值。

董蕃在碑记中特别提及“适堂博士公（惠戊吉），蕃妣氏曾高叔祖也”，并指出“山中纪胜有集，虽载公会仙诗，乃亡其序，予家藏朝散惠公敬之手钞，适堂诗故无恙，尝为可山补其阙矣”。这一记载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它不仅揭示了董蕃撰写碑记的身份基础——源于家族渊源的史料掌握优势，更翔实记录了惠戊吉诗序的流传与补缺过程，为考证宋代文集的散佚与传承脉络，提供了鲜活而典型的案例。

董蕃自身的“乡之遗逸”身份，同样值得深入关注。作为地方耆老宿儒，他“见而知之”，掌握着会仙亭兴衰变迁的第一手史料，其撰写碑记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履行地方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监葛万里“使岩石可镌，肯为不朽乎”的恳切请求，与董蕃“予负泉石矣”的自白，深刻反映了元代地方文人对历史记忆传承的高度重视。碑记结尾的颂歌“有亭兮岿然，岩之幽兮，会仙流瀑兮，渊渊飞云兮，骞骞翼岩亭兮，山巅仙之来兮，鸾鹤翩跹”，既以灵动笔触描绘出会仙亭的仙境之美，又以“祝圣人寿兮，悠久如天。四海隆平兮，我林我泉”的词句，寄托了对元代统治的称颂与对太平盛世的期盼，生动体现了宋元易代后，地方文人与新政权之间的妥协与契合。

从文献类型来看，《重修会仙亭记》作为元代碑刻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替代的史料优势。相较于屡经传抄、易生讹误的传世文集，碑刻文献直接镌刻于金石之上，保存相对完整，且撰写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高度接近，史料可信度极高。碑记中对历次重修的具体时间、主导人物、工程内容的精确记载，为考证宋元之际的历史纪年、职官制度、道教管理体制，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佐证。例如，应聪“右街鉴义”的官职记载，清晰反映了宋代道教宫观的管理体系；元代“天师统护道教”的表述，与正史记载相互印证，佐证了元廷对天师道的扶持政策；文及翁“参知政事”的身份与入元后的行迹，可与《宋史》等正史文献互为补充，完善人物生平叙事。此外，碑记中提及的“湖㳇寓公”“澄江史君”等地域标识，亦为研究宋代以来阳羡、澄江等地的行政区划变迁与人口流动轨迹，提供了有价值的重要线索。

四、碑刻中的历史镜像与文化传承

董蕃《重修会仙亭记》以一方亭台为叙事中心，将山川形胜、仙道传说、历史人物、重修事件有机串联，构建了一幅跨越宋元六百多年的立体历史脉络。作为史料，它不仅完整记录了会仙亭的兴废沿革，填补了宜兴地方史志的诸多空白，更为研究宋元之际江南地区的宗教文化格局、社会阶层结构、文献传承脉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作为文学作品，它将地理描摹、历史叙事、抒情颂赞融为一体，语言凝练典雅，结构严谨有序，尽显元代碑记文的典型艺术特征。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审视，会仙亭的重修史，堪称宋元之际江南文化传承的一个生动缩影。尽管历经朝代更迭的动荡、战火兵燹的摧残，但得益于道教家族的世代接续、文人精英的倾力参与、官方政策的持续支持，这一盂峰山胜迹得以延续文脉，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碑记中“追溯遐迹”的理念，不仅是对仙人传说的追溯缅怀，更是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坚守与传承。董蕃以“乡之遗逸”的身份秉笔作记，将个人记忆、家族渊源与地方历史熔铸一炉，使得会仙亭的几百年沧桑不致湮没于岁月尘埃。这种“以碑存史”的方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手段，彰显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

如今，《重修会仙亭记》所记载的会仙亭，或许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守护中得以复活，重见天日。即便其物理形态已然湮没于历史长河，这篇碑记却作为历史的忠实见证，留存至今。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每一处古迹、每一篇碑刻，都是映照历史文化的镜像，无声地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将过往的辉煌、变迁与智慧，永久镌刻于金石土木之上，映照出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与精神符号。深入解读这些碑文石刻文献，不仅能还原逝去的历史场景，更能汲取文化传承的智慧，让古老的文明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正如碑记中“山之寿兮，脉绵绵；祝圣人寿兮，悠久如天”的颂词所言，真正不朽的，从来不是有形的亭台楼阁，而是那些融入山川大地、镌刻于民族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传承。

正如董蕃在《游张公洞访道友不遇》一诗中所写：“衍径泥涂不可穿，松间无惜更盘旋。幽崖犹积数尺雪，古磵新添几道泉。石室烟霞栖羽客，紫坛冠佩祀髯仙。药房深邃知何处，聊借岩亭憩倦肩。”诗中描绘了张公洞的幽静景致，流露着文人的隐逸之思，与《重修会仙亭记》的精神一脉相承。

董蕃作为元代宜兴文化的重要代表，他的学术贡献与文学成就，值得后世之人不断传承与弘扬。而《重修会仙亭记》这方碑刻，亦如盂峰山下的甘泉，滋养着宜兴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历久弥新。祈祷在新时代的文旅融合涌动中，既固守本源，又不断开掘新流，绘就一幅文化与旅游交融、传统与创新共舞的繁荣画卷。

我亦满心期盼《重修会仙亭记》早日重现真容，让这承载道教福地灵韵、镌刻着千年亭台兴衰的碑刻重唤光彩，使后人得以摩挲碑文、追溯仙亭与名士的过往佳话。       

          于 2026年01月05日沪上乐善斋

作者简介：

陈宝明，字庭倬，号乐善，1956年生于宜兴。中共党员，深耕旅游景区管理领域多年，熟谙民间文化艺术，以扎实学识与实践积累，持续深耕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尤其在宜兴地域文化研究上颇有造诣。作品常见于多家主流媒体，屡获全国各类赛事奖项。2021年、2024年相继推出《漫活阳羡》《宜兴梁祝》两部专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现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宜兴市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宜兴市徐霞客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