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交融 号角长鸣

高洪波《人民周刊》（2025年11月11日 第 10版）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云南晨光出版社近日联合主办“号角嘹亮 为国而歌”——长篇叙事诗《号角》作品研讨会。本期“好书荐读”选登部分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从专业视角阐释《号角》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在云南生活过10多年的诗人，我深感与在座各位云南同行的缘分与共鸣。我们共同关注的抗战题材，恰如《号角》这部长篇叙事诗所折射的深刻内涵。这部长篇叙事诗于今年6月在北京国际书展上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我作为嘉宾亦有出席。在简短的发言中，我不吝对这本书的赞美之词，提出了这是一本很好地结合了“诗”与“史”的优秀作品。

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就诗歌与宣传的关系提出观点，我亦摘录于此：“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好诗既使用和不用都无关结合用。”我虽未亲践其道，却始终对此言印象深刻。在当前诗歌屡遭质疑的语境下，这首如号角般的诗作仍彰显出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历经数十年笔耕，深知诗歌创作本身即是一种坚持和信念。

作家、诗人何南近年来推出多部面向青少年、关怀成长挫折、回顾国歌历史的文艺作品——不尚虚饰、立足本土，我认为其意义深远。

就本次推出的诗作，我想阐述三点体会：

第一，该作品实现了叙事与抒情的有机融合。

聂耳的故事，不同于早年电影《聂耳》（赵丹主演）中所呈现的单一形象。我在优质放映环境中观看过这部黑白影片，夏衍等艺术家的表演精湛，至今记忆犹新。

随着时代发展，聂耳的事迹不断被重新解读与传承。他年仅23岁便离世，生命如流星般短暂而璀璨，为中国文艺天空留下不朽的光辉。

聂耳令我想起故乡的烈士麦新——《大刀进行曲》的作者，他在科尔沁草原遭遇匪患英勇就义。据载，牺牲时他仍紧握枪械，手指难以分开。我故乡的通辽市开鲁县亦建有相关纪念馆，近日我重访故地，感触良多。《大刀进行曲》这首作品于我而言，几近“准国歌”的崇高地位。我们自小聆听这些作品，政府亦倡导我们铭记：那个年代每个人以不同方式奉献生命，共同铸就了历史的见证。

第二，聂耳与麦新以不同方式谱写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诗人以20余章的精炼诗句，勾勒出聂耳辉煌的一生。作品以传记为叙事框架，融抒情于凝练语言之中，避冗长而扬诗韵，充分展现出诗歌的形式与声律之美。

此前我并不熟悉何南，但通过其作品，可见其诗艺娴熟、功底深厚，尤其在用韵与现代诗体把握上表现突出。

本书既为传记之诗，亦属诗之传记。叙事诗易陷冗赘，然如早年所读闻捷所作《复仇的火焰》——以王震部队平定新疆乌斯曼叛乱为背景的三卷叙事长诗——却结构严谨、韵脚缜密，当时在部队中我视之如小说阅读。另如郭小川的《雪与山谷》，后被改编为电影《一个和八个》，皆属叙事长诗佳作，惜乎近年式微。

而何南的《号角》成功规避了叙事拖沓之弊，拓展了抒情维度，读来余韵悠长，具“口角生津”之美感。20世纪60年代叙事长诗的创作高峰渐远之后，我们已许久未遇如此气韵生动、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它的出现，堪称这一传统体裁在当代的可贵回响。

第三，诗作在叙事与抒情间取得平衡，完整呈现了聂耳的生命世界。

通过文本，我进一步了解到诗人的背景与用心。诗中涉及的故事与历史细节，如田汉、夏衍等左联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同样在诗行间得到呼应——这些真实的历史片段与人物形象，不仅反映出作者对史料的精心遴选与组织，更可见其以诗续史、以情铸魂的创作追求，进一步体现出这一代诗人共有的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

可以说，何南做到了“实笔”与“诗笔”两相宜，是一种从容的融汇叠加，而非简单的生硬套用。题材虽老，读来却新，在宏大叙事中透出诗意，也体现出作者的担当意识。

（作者为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