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诗词文学社
维吾尔族在线作家/克然木·依沙克
岁月与我(纪实文学)
作者/克然木·依沙克(新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辛酸,且富有童趣的童年大约1964年,也就是我刚迈七岁之门,正值饱享父母宠爱之时,不想,天降人祸,父母离婚,母亲带着四岁的弟弟投奔了伊吾前山牧场第三分场弟弟家,暂住那里。携儿参加农业队劳动,我由父亲抚养。父亲是农业银行前山营业所专员,经常下分场,牧区发放生产贷款或收贷。生活尚未自理的我只能靠左邻右舍代管。无奈,父亲将我寄养在了住第四分场的妹妹家。姑、姑夫对我不薄,待如亲生,也许念我没娘。由于我没法待在父亲身边,所以没能按时入学。我的同龄已入总场汉语学校。第四分场没有汉语学校,就是仅有的一所哈萨克语小学也不能正常上课,我几次去学校找老师上学,老师没接收,说我太小了,也没父母管,不能收。说小,主要见我个小体瘦,误为我尚未到学龄,到了1966年才上了哈萨克语小学。不过,那时我已学会了拉丁文35个字母,会简单的加减法,在当时我的“水平”算得上小学二年级啦!1966年深秋,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停了,老师也不知去向,我们十几个娃娃彻底“解放”,“放羊”了。整天浑浑噩噩,灰头土脸,不是偷骑人家的驴,跑山谷捉鸟,就是在山沟里毫无目的地的乱跑,本来能穿一年的球鞋不到一个月就让它“见了娘”。回到家少不了姑姑的一顿臭骂。姑虽亲,但姑父是外人,当然时不时白眼相对,要吃人饭就得有所付出。我不顾个小体弱,跟大我几岁的孩子们上山砍柴禾,我背回来的柴够烧一坑馕,我还要去近一里地外的泉源挑水, 替姑父喂马......,是力所能及的活都干。
没娘,姑便是娘。我在四分场这处小山村姑姑家暂时寻到了安宁的生活,娘早已被忘得干净,我哪知道远方的妈妈忍受着思念儿的煎熬。
听姑姑讲,妈已改嫁给伊吾军马场一位牧工。他们常年游牧于四个草场。夏季搬到水草丰盛的山北大、小白杨沟牧羊,是军马场的羊群。
伊吾军马场伊吾军马场成立于1954年,初建于伊吾县淖毛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08名指战员组建,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主要任务是为国防建设培育养殖军用骡马。由于淖毛湖地区气候炎热、干旱,马匹不适于这样恶劣气候条件,后选址伊吾、巴里坤交界处松树塘为军马场场部,从伊吾、巴里坤、哈密县划拨优质草场用于养马。
红山口原为伊吾县前山乡政府乡址,后划给军马场,前山乡改为国营伊吾县前山牧场,场部为现在的“阔若”(达子沟),下有一、二、三、四分场,以养羊为主。前山乡大部分维吾尔族农牧民归伊吾军马场,成为军马牧工,前山牧场只留下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牧民从事养羊。当时第四分场被自治区选定为“种羊场”,培育优质细毛羊,姑姑他们因为是前山乡职工便留在了国营牧场。姑姑从事乡村接生员,姑父则是分场管理员。因为,他俩有固定工资收入,所以生活较富裕。
到了60年代的中期,从内地迁来许多人员(有支边青壮年,少部分自流人员)。四分场迁居了十几户汉族移民。记得,他们被接来后,村里人给他们腾出了房屋,给了他们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新村民的到来,使我们原来很荒凉沉静的村子一下热闹了起来。,人多了,人气也旺了,我们这些娃娃们也多了新玩拌。起初,我们语言无法沟通,多半都是肢体语言,时间长了我们学会了汉语,汉族童伴们也学会了维、哈语,我们玩在一起,很是融洽和睦。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了我初中同学,有的当了法官,有的参军入伍,有的上了师范,有的当了铁路人......。
60年代,我们那里非常落后,可用“一穷二白”比喻。村里最富有的人家最多有一两头奶牛,一头毛驴真让人刮目相看。有了奶牛家里就有奶茶,牛奶喝,有头驴不用人去背柴禾。一日三餐除了馕、茶就是馕、茶、喂三、五只鸡,家里可以吃到鸡蛋。我姑奶奶家就有六、七只鸡,但是,鸡蛋不舍得给娃们吃,积起来送到供销门市部换灯油、食盐什么的。60年代中期村里来了一位中年男子,是孤身一人。听说是从江西那边来的。他会种菜,村里在涝坝下游的一片湿地修了一个大概四五亩的菜园让他种菜。园子经他的打理成了一个供村里人吃菜的“菜市场。”他种了菜类有:白萝卜、胡萝卜、小白菜、韭菜等,我们几个淘气鬼常去菜园,从浇水的墙洞钻进偷吃萝卜,萝卜尚未长大成熟,气得老头满园子追我们,追上了也不大动肝火,只是细声慢气地说:“这萝卜还没长大,让你们挖了多可惜,等长大了我分给你们吃不好吗?以后再不许这样。”他说完就割一些时令菜给我们,让我们带回家。
从此我们也就不偷了。他叫田守财。他有一个嗜好:用高度的白酒泡馍吃,有一次我好奇地看他吃酒,他便给了一块泡酒馍,我放进嘴了一下吐了,那刺苦劲我难以言表......。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童伴有:满发明(大我两岁),许晋林,卡地尔(汉名干劲儿),阿塞(哈萨克族),马旦(回族),托克尔(表弟)。冬日里我们用自制滑鞋溜冰。叫大石磨沟的山口有一个涝坝,春季积雪水,用于浇麦子,冬日下游结下一片冰地,我们在这片冰地溜冰,我们往往摔的头破血流。下雪天,我们就进山追野兔,但没一次能追着过兔子。春季我们就玩嘎嘎,玩法是:备好一根棍子,一个两头削尖了的小木棍,用木棍入小小棍(嘎嘎)一边敲去,当嘎嘎飞起来时,再用棍往其腰间击去,让嘎嘎往外飞去,落地后由对方一人前去,捡取嘎嘎往早已划好的圈里扔,能扔进去算对方获胜反其则败。到了月夜我们玩扔羊骨游戏。玩法:分成两组,一组当中一位把羊骨扔出去,等落地后,随一声令下,两组人一拥而去,找羊骨找到后,不出声响偷偷往回跑,跑到终点不被追着算对方赢了。一旦被追着,那就残了,六、七个人把他压在身下夺羊骨,如果你力气大可从众人身下脱身跑回原地。
我们在那个贫穷的岁月里,玩得那么开心,无忧无虑,按现在的流行语说,我们那时候的幸福指数很高。秋收时,我们就骑着驴帮大人打麦子,捡麦穗,中午了蹭点大人的馕茶,别说有多惬意。
在这块宝地,我们由维、汉、回、哈多民族的娃娃,互相学语言,互相帮助,有啥好吃的一起共享,幸福,快乐的成长。我们那里的确很穷,不要说见汽车,连自行车是什么东西,除了从内地来的小朋友见过,我们本地娃从没见过。
有一天,从场部来了一位腿下挟着两个轮子玩艺儿,飞快地来到了分场办公室门前,我们几个娃们就十分好奇,上去就摸,车主人不让碰,我就多嘴,问,叔叔这是什么,他说这是自己能跑的车子,叫自行车,我们半懂不懂地“哦”了一声便离去了。我哪知道“自行车”是什么东西。有一天,满发明告诉大家,今天分场要装喇叭,会唱歌......我们就在等分场门前装喇叭的到来,腿困了就坐在地上等,都不知觉饿肚子了,可谓“废寝忘食”。
好不容易等到了太阳落山,才听到喇叭响,开头是音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东方红”。我童年往事中最难忘的有那么几件事,至今记忆忧新,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我说我们冬日里追野兔,当中发生过一件险情,至今想起后怕。那年初冬,山里下了很大的雪,许晋林等几个童伴“ 整装”向大山里进发。
大有“大获全胜”之势。我们走进山后,寻找兔印,不久我们真的找着了兔印,我们便顺印而追,到了一个小山脚下发现了兔子,我便大呼小叫地追了去,不想狡猾的兔子猛一转头,拐向了另一个山头,兔子也急了,跑得飞快三跳两蹦上了山顶,这时我的表弟,还有卡地尔等也追了上去,眼看就要追上兔子。这时,突然传来“
不好,扎克尔掉山崖了!”说时快那时慢,我急促爬上了山顶,那一景的确吓人:扎克尔半身在崖中吊着,卡地尔紧紧拉着扎克尔的一只手,等我赶上来,许晋林、满发明几个也上来一起紧帮卡地尔把扎克尔从山崖上拉了上来。此时,我才长长舒了一口气。“好险啊,如果没有卡地尔,恐怕扎克尔命丢山谷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那里的过年。过年是我们一生中最热闹,最开心的事。
每到春节,汉族人家杀猪、杀鸡,从近邻军马场采购年货,红红火火过大年。我们放鞭炮,拜年得糖为乐。过春节汉族人家娃娃穿新衣,我们的大人就给我们买新袜穿,也算是一件“年礼。”汉族邻居请我们的大人去拜年作客,男人们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时候也有人说:“汉族过年醉维族,”不说也是。另一件事就是我终身难忘,也令我非常内疚的一件事。那就是母亲打老远的北山牧场徒步来分场看我。有一天,我们几个娃娃在村北的一处开阔地踢足球玩,这时从叫小石磨沟的山沟口走来一位女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步履艰难、嘴唇干裂、一双解放鞋已磨破、脚指已外露,看了让人心酸,那女人朝我们看了一阵,便急促朝我们走来,来到我跟前双膝跪地,抱住我就哭了起来,并泣声道:“孩子呀,我的心肝,妈妈想死你了。”
我定睛一看:是妈妈,久违了的妈妈,离开我好几年的妈妈。妈妈被爸赶出家门后,带着只有两岁的弟弟走了,我根本不知他们的去向,后来听姑姑说,妈妈嫁给了伊吾军马场的一位牧工,常年在大山里放牧,这次妈妈就是从军马场的冬夏牧场——大白杨沟那里来。大白杨沟离我们村有三座大山以北之远,平常骑马也要赶两、三天的路,妈妈思儿心切,便抱着四、五岁的小儿子徒步往农区赶,走到半路实在抱不动孩子,便把他寄在叫“玉里贵”的牧场放牧的汉族人家就来了,路上又饿又渴,脚上鞋子也磨破,她不舍得吃带在身上的奶疙瘩、奶皮等食物,要带给远方的大儿子吃......。
妈妈在姑姑家陪我待了几天,临走时把带来的好吃的留给我又徒步回去了。不走不行啊,因小儿子寄放在别人家......。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用在我身上,非得把“父子去掉”,“可怜天下母亲心”,可恨天下负心父亲心!日月如梭,转瞬即逝。我已过学龄,那个分场只有一所哈萨克语小学。姑姑带我去报名上了学,但不知什么原因,学校没有收我,我就天天去学校,娃娃们进教室,我就站在窗外“听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啥我就用木棍在地上划啥,不到半个学期,32个字母我全学会了,还有加减法。到了秋季,快要放寒假时,老师见我一直在外“旁听,”就把我叫进了教室,让上黑板写字,老师念啥我就写啥,全写对了,还几道算术题也做对了,老师很是惊奇!“孩子,你是怎么学会的,比班里学生还学得好。”
“老师,克然木天天跟我们一起写作业,还在外面听,他聪明得很,”一位大我两岁的叫麦努然的小姐姐说道。“孩子,怪我,没接收你,苦了你,从明天开始上班里来。”我高兴极了。回去把“喜讯”告诉了姑姑。姑姑赶忙给我缝制了一个小书包,包里还用缝纫机缝上了我的名字。这个书包以后我还带回了父亲的家,一直使用到小学三年级。
可敬可尊的田守财老人,七十年代去世了,他孤身一人,家里也没来人,村里的维、哈、汉等乡亲把老人安葬于村东边的一个坡上。如果老人在天有灵的话,我想告诉他,四分场这片热土上,各民族乡亲,在党的关怀下,日子过好了,村里修上整齐宽敞的安居房,村里种上树,山里水引进村,村民吃上了自来水,之前通往总场的土路修成柏油马路,以前总场骑马要走好几个小时,现在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是机动车那只需要十来分钟,家家户户买上了电视、电冰箱,有了手机,过去贫穷的村民还买上了小汽车,电网入村,白天黑夜都有电灯了。
父亲续后,我被接回家
1966 上,不知什么原因,老师不再教我们了。学校停课了,那时我已上哈语二年级,能背《毛泽东语录》是班里记忆最强的学生。学没得上,只能恢复到几年前的“放荡”日子,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两年,1968年,父亲续了后,带信让我回家上学。有一天中午,我玩完回姑姑家,姑姑正抹着泪,往我的小书包里装什么东西,身边还整齐的放着我的衣物。姑见我进屋,便把我叫到身边:“孩子,你爸给你找了新妈妈,要把你接回去,在那里读书......”说完姑姑哽咽了,我扑到姑姑的怀里哭道:“姑,我不去,姑就是亲妈,我哪儿都不去,长大了养姑姑......”姑姑耐心劝道:“孩子,不要犯傻,爸接你回去也是为你好,那里有学上,待在这里不是荒废了你,听话,你要去,明天分场的马车去总场拉货,马爷爷答应带你去总场,你去了以后,好好读书,我有空骑马去看你,给你带去好吃的......”。姑的确不舍得我,是怕我去了后妈前受罪,还是另有其因不得而知。
第二天,我搭上去总场的马车启程了,姑姑抹着泪送我们二里之外,在马爷爷的劝说下,姑才两步回头,才回去了......。
难熬的八年
我被马爷爷送回了新组建的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从情感上根本就不接受“新妈”,总是抱着排拆心态,总见她不顺意。这位“妈妈”也是刚刚离婚,与父亲相识结为了夫妻。那时,我已十一岁了。
由于在分场读两年哈语学校,又待学两年,到总场上汉语一年级当然超龄了。几天后,叫木热提的小哥哥(哈萨克族,是场长之子)领我去报名上学,但老师以没坐位没接收我。
我就缠着木热提哥哥一定要想方法让我报上名。此时,办公室进来了一名女教师,齐耳头发,白净圆脸,两眼炯炯有神,充满慈祥,同室的老师叫她齐老师。齐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后,给在坐的男老师说:“把克然木给我班吧,我带他。”我听后高兴极了,差一点原地跳了起来。齐老师领着我走进了一间教室,教室里有十几名学生。
老师给同学们说:“今天我们又有一名新同学,克然木,是从四分场转学来的,克然木同学之前上哈萨克语学校,不太懂汉语,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帮助他。”说完就把我安排和班上学习最好的叫冷双林的同学坐同桌。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算术课,我是没问题,就是语文,拼音我就难了,要撑握“四声”说起来容易,但学起来的确很难,老是掌握不住发音,说的汉语满口哈萨克语调,特别是读课文,我那怪声怪调惹得同学们满堂哄堂大笑,不多时间,我跟上去了。
而且语文走在全班前例。这当然有功于老师给我开“小灶”和同桌冷双林的帮助。上学算是稳定了,学习也走入了正规。可是回到家就一切都不如意。我要从二里地之外挑水、劈柴、打扫院子,清门前雪,还得带妹妹(后妈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女娃)。家务累得我都直不起腰,最可恨的是,后妈老嫌我吃得多,我一伸手拿馍,她就翻白眼,吃饭我不敢再要第二碗,有时父亲也有所发现,有时他们就吵架,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我不接受这个“妈”,来了一年也不叫一声“妈”,有一次父亲就为此狠揍了我一顿,可气的是他还把我吊起来用马鞭抽我,这时他的主任进来了,见状后狠狠地臭骂了父亲一顿,把我解救了下来。事后那位叔叔劝导我:“孩子,不要固执,叫声妈妈又会怎样,这样对你,对你父亲都不好,事既然这样了,将就着过吧孩子,等你上完了学,就好了,你远走高飞......。”我想通了,从此叫那个女人“妈”了。姑姑说过,常来看我,还给我带馕、奶疙瘩、奶皮等,姑姑做到了。常骑马来看我,来时带了许多吃的。又时常托熟人给我捎来吃的,我把姑姑带给我的食物藏起来,等饿了再吃,一般冬天人爱饿,刚吃完就感觉饿了。
饿了就拿出来吃,不再挨后妈的白眼。后妈娘家是叫下马崖的一个乡。那里气候热,宜种哈密瓜,且特别甘甜。秋季,后妈家来人就带一、两麻袋甜瓜。开始让我饱吃一顿,到后来后妈就把瓜藏起来,留着自己吃,到夜晚等我熟睡了再吃,有几次我醒来但不敢吱声,咽下口水蒙头睡去。
上山拉运松柴是我们那里一个重中之重的活儿。这里冬季严寒,且夏短冬长,不备些冬柴是无法过冬的,谁家门前柴朵高算谁家富足,除此之外,还要备好冬肉,场里一家按人分冬羊,二人一只羊,每到秋冬交接之时,场里安排人手到牧场挑选冬羊,统一赶到场部分配,羊群还没到场部,人们就前去抓羊,根本不听赶羊人的阻挡,谁抓到就是谁的,瘦小的羊就省给老弱病残,场领导也管不过来,简直就是“土匪”。
我呢,十二、三岁就牵着毛驴上南山林里拉柴禾,放了暑假就干那事。到了十五、六岁就用二三头驴驮柴,一般10-15天就拉够一冬天的柴禾。那时烧火取暖做饭就靠松木,没有煤,煤矿远离我们那个地方,还要翻越东天山远不说,买煤没钱,就是有钱也没有运输工具,无奈。
关于捡柴禾也有许多有趣的事儿:我们学校有位从北京来的大学生老师,叫陈泽渝,人瘦小,一口漂亮的京腔,大伙都非常喜欢。每到暑假,我们十几个娃娃组成一个毛驴队,由陈老师带队,向森林深处进发,其实老师根本就砍不动松木,给驴身上驮柴,那更不用说,挪不动大点的木头,这些活儿都由我们这些山里娃娃替老师干了,我们只要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讲大城市的事,听着老师悦耳的说话声,我们似乎都解了乏......我用三头驴拉柴,门前松木堆一大朵,但是,后妈不惜柴,把炉子烧得通红,然后,门窗都打开,我看着很是心疼,惜我的汗水。
我独睡一间屋,是我家储房,腾出一块地方铺上毛毡,盖姑姑给做的羊皮被子,冬季睡前烧一炉火,钻进被窝就完事,往往到半夜就冻醒了。有一次父亲的同事阿姨见状,非常难过,我发现她眼圈都红了,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冷吗?”我说“阿姨,我不冷。”她说,孩子你还小,长身体,还要读书,不要把身体冻坏了,我明天让人给送单位的煤炭,睡前满满加一炉一夜不灭......。
那位阿姨的确特别心痛我,过年过节给我糖果、饼干之类的东西,还摸摸我的衣服厚不厚,冷不冷,她也是一位母亲啊,也有儿女,疼我是必然的,天下女人,尤其是好女人的心是善良的,至今我没忘记那位阿姨,可惜我跟他们失联已有三十多年了,也不知老人家还健在不?且愿老人家健康,长命百岁。
岁月静悄悄从我指间划过,承载着我的思念与痛苦逝去。不知不觉中,我已十六岁了,进入了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此时,家里多了两大弟妹,又加重了我家负担,家里里里外外几乎都由我包干,而后妈的脸越来越“黑”。父亲的脾气也愈日暴躁,两口子常吵架,甚至拳脚相对,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度,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上课常愣神,上课迟到是常事,学习成绩明显退步。
班主任老师早已发现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有一日上午上完课,老师把我留在教室,跟我谈话,老师没说几句我便哽咽起,不再说什么,只是低下头低声哭。老师抚起我的头说:“你的情况你不说我们都知道了,好吧,我们去家访。”班主任、校长真的去了我家。事后,校长通知我,从今天开始住宿读书。我便按学校的安排,拿出被褥住进了学校宿舍,吃学校食堂,其伙食费我也不知怎么解决的,这只有学校知道。去了学校宿舍,忧如回到了母亲身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不多时间我的学习又进了一大步。
我是安宁了许多,但父亲迫于亲戚压力,又碍于面子几次去学校要把我接回家,这也许是后妈在作梗,因为,没人给她挑水、劈柴、照顾孩子。到了初二,我也十七岁了,学校为了让我彻底摆脱那个黑暗的家庭,便申请场党委、武装部送我参军。武装部同意了学校的建议,到秋季征兵时,给我登记报上了名,体检、政审一一通过,上报县里时确未获批,理由是,不征学生兵,我又失落了。让我回家,我是坚决不依,学校也支持我。
1976的,终于等到了初中毕业。艰苦、痛苦、难熬的八年终于该结束了,根据我的学习成绩,我完全可以上县城读高中,但,我这条件根本不能继续读书,那年是知青下乡最后一批,让我赶上了“末班车”。
那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国内国外形势非常严竣,又加上苏联反脸,我们县是中蒙边境县,传说那时在边境常发现有信号弹,也传言有特务越境。上级在我们场建立了民兵连,其中也有我们几个初中毕业生,武装部对我们进行军事训练,内容有枪械知识、实战射击、投弹,马上射击等。七月,场里根据上级要求,从民兵连挑选十几名年轻人,组成武装民兵班,全副武装派往叫“玉里贵”的农业队,白天帮助秋收,夜里站岗、放哨,主要是注意有没有信号弹,一旦发现情况立即赶赴现场。有一天夜里,县武装部长突然叫醒我们,带上武器集合,队伍集合后下令:东边戈壁发现在几处亮光,马上出发,跑步前进,我们接到命令迅速往指定的方向的行进。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方行进,跌倒了爬起来又跑......,我们终于追到了那个亮点。原来是一辆小吉普车,是打黄羊的,车里有两个人,后备箱有几只黄羊。
我们虚惊了一场。我们前进时,子弹已上了膛,随时跟敌人决以死战。我们完成任务回场部了。但,我死活不想回那个家,我的去向可是问题,我算下乡知青(户口在县城),所以有29.5元的工资,我领了两个月工资后,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裳(花了12元),又买了点糖茶去了姑姑家,待了几天又去了马场妈妈家,前后一个月,到了九月底回场部。武装部长通知我报名参军。
又经过检验、政审通过了,只等县上的通知,但万万没想到,县知青办民政办插手,说没到再教育两年时间,没批,等明年再招,征兵干部也很遗憾和无奈,他们的确想招我,说我是民考汉,又懂三种语言文字,是当干部的料,他们安慰我,明年一定招。有家不想回,又没有住处,这该咋办?我想了几天,最后决定下分场劳动,便向场里提出下分场的请求。
场里原本考虑留我在场办做文秘工作,考虑到我的情况便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去了四分场。到了四分场,正赶上秋后运肥,分场领导给我一个牛车,让我运肥。
那个时候经常晚上政治学习,分场领导又让我做翻译,念文件。运完肥后,让我去二队小学当代课老师......。没家,寄人篱下总觉不适,又之没有固定工作,前途一片渺茫!
时来运转,见到署光。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全国不计其数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知青一涌而上,报考大中专。
我平时就爱读书,下乡劳动时,把中学学过的语文、数学、地理等课本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就复习在哪里,总觉得有一天会用得上。我是初中生只限报中专,报考学校只限三个。我们的考场在县城,临考试只有一天时,我才赶到县城,夜里才找到住处。
别的同学提前一周,听老师的辅导,那一夜好好安睡了一夜,第二天最早去了考场。第一场是语文、政治,我是第一个交卷走出了考场,第二天是数学、地理等,第三名交卷出场。有十分把握考取。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哈密农业机械学校农机化专业。第二志愿是独山子石油学校钻井专业。第三志愿是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音乐专业,(因为我在中学时学会了吹笛子、二胡)。
到了七七年四月,接到初选通知,要去县城体验(这段有险情的故事在我“第一次坐小汽车”一文中叙述过)。到了七八年四月才收到“哈密农机校”的录取通知书。接到“通知书”,我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光明,我有出路了,不再忍受来自各方的痛苦与折磨!我心里想到,八年的苦日子总算结束了。
二、发奋学习,不虚度青年时光时光
荏苒,光明路在脚下。七八年四月,我打好简单的行里,向姑姑深深鞠了一躬,又搭上马爷爷的儿子马希梅的马车赶往场部,坐班车去农机校报到。对于一个有家难归,漂泊在外的孩子而言,能考上中专有个温暖的归宿,是再幸福不过的事儿!我兴奋极了,感谢党的好政策给予我们报考的机会。
我暗下决心,去了学校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技能,毕业后为哈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作贡献。报名第一天,学校把我分到了民语班,发现民语班师资薄弱,难以学到知识,我申请调汉语班,但民族校长不同意我转班,但,我仍然坚持要调班,校长见我态度如此坚定,便同意我调班,但有一个条件,要让我给民语班代课,上汉语课,我欣然同意了。
我们班五十二名同学,绝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第一学期有数学微积分,是高等数学,我才初中毕业,且那时候半读半农,根本没学好数学,开始我学习很是吃力,班主任老师就把我安排和数学尖子叶章兴同学同桌,他常辅导我,到了下半学期我跟上去了。
到毕业那年我门门课都在前例,尤其是毕业答辩,我表现得非常优秀,主课老师王老师开玩笑道:“这个小缠头,真看不出厉害着呢!”校领导开始要让我留校当民语班专业老师,可是到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到了伊吾县,理由是伊吾县生源少,没人愿意去伊吾,我来自伊吾,自然要分配伊吾县。我担心的是去了伊吾,县里又把我分到前山牧场......,还好,把我分到了县农机公司,总算安下了心。
好运又至,被调入县府春去冬来,花开又落,转眼间到了一九八O年的四月。有一天,经理通知我去县政府人事局报到。并给了我调令书,我到县上报到后,没几天组织部通知我去哈密地委党校翻译班学习,为期一年。党校这期翻译,是哈密第二期培训班,第一期是1955年举办的,时任伊吾县副县长乌斯满·肉孜为第一期学员。这一期翻译班是地委为解决哈密地区翻译人员青黄不接而举办的。
几名老师来自地委办公室、地区一中、地区歌舞团等,我们这一批学员共30余名,来自哈密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为民考汉职工。我们的课是维吾尔老文字,翻译理论与实践、哲学、现代汉语等。本来学期为一年,但我们两学期多,多数学员没学好老文字,学校又延期了半年。
结业后,我回到了伊吾县政府办公室做翻译。当时政府有一名汉族女翻译,维语口译达不到工作要求。我到来后担起了县五套班子的大小会议口译,文字翻译之任务。走上新的岗位,第一天就让我上大会做口译,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当时主持会议的乌斯满副县长,在台上给我壮胆,并在身边指导我,我翻译过的文件多部分由乌副县长给审核、纠正,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我很快进入了角色。一九八三年,全地区开展土地资源普查和地名普查工作,我临时抽调“两查”办公室,参加资源普查和地名普查工作,资源普查工作成为了我在岗锻炼的好机会。我着手翻译《伊吾县资源规划》一书,有3—40万字。
翻译人员有农林局的毛林汗(哈萨克族,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我每翻译一篇或一章,毛林汗进行与原文校对、纠错;他的帮助使我的翻译技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就是这两项工作给我以后成为一名称职的译员奠定了基础。
野外普查三个月,与蒙古族战士结下深厚感情
地名普查,在全地区全面展开。伊吾县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野外普查组。组员由政府办、县地志办、人武部、公安局抽调,普查分三个小组:后勤保障组、材料组、野外实地调查组。我为第三组组长。由副县长张林担任总指挥,办公室一名副主任为副总指挥。
我们路线是三乡两牧场,农垦局淖毛湖农场。第一站我赴淖毛湖、下马崖与外蒙接壤的两个乡。由于这两个地区很多地名为蒙语,所以县里与下马崖边防站协调,给我们抽配了一名蒙古族战士,文化较高,
善于蒙汉语言文字,他叫贴里根。既然是翻译,当然跟我联系的较多,我们一同去边境线一带,对那里地貌、地形、特征、称呼一一记录下来,回到营地后,进行整理、翻译。他的汉语水平与我平起。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他工作非常认真细致,我们给每一个地名注拼音,旁边写上注释,原读音与意思。整个下马崖、淖毛湖的边境跑了一遍。历时三个月我们较好地完成了这次的地名普查工作,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为全地区的地名整理成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我跟贴里根相识,工作三个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工作结束后,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再也没有取得联系,我估计他早已转业或复员回乡了。最近在某一个健身场,结识了在下马崖边防站服役过的老兵,是八十年代的兵。
我便问起贴里根。他说,贴里根是他的边防连指导员,后来在一次事故中牺牲了。欣慰的是,贴里根的女儿接了他的班,参军入伍,官至副师级。
成人高考一举成功,有幸去首都深造
时间像流水般逝过。我工作稳定了,翻译也入了门,成为了伊吾县骨干翻译,无论是笔译,大小会议、口译都不在话下。当时伊吾县流传这样一句话:“我县个子最矮,本事最大的一个”。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看得出我的付出与成绩被伊吾县干群肯定。
时间到了一九八七年,我也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妻子是北京民族学院毕业生,在县法院工作,并有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一九八七年,县委组织有一笔边疆地区智力开发资金,用于资助当地人才培养,这个名额组织上给了我,并要求我一定要考取。
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补习维吾尔语语法,因为要求必须用本民族文字参加考试,维语文科是我的短项,必须得补上来。临阵磨刀不快也发亮。我便请县一中的一位维吾尔语文老师给我辅导。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也掌握了不少知识。
参加考试,我全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妻子也非常支持我到北京民族学院学习深造。九月我搭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这次招录的成人学员,来自全疆各地州县的在职人员,学费由单位出,还报销路费,工资照发。我们班属于民族学院民语二系,共一百多名新生,分甲乙两个班。
任课老师是著名语言学家海米提·铁木尔,翻译家吾甫尔江,语言文学家宗志端(女),还有王老师,图尔逊·阿尤甫,热衣木·玉素甫、铁外库力等。主要课程有:翻译理论与实践、现代维吾尔语、现代汉语、哲学、维吾尔法、政治经济学等。我十分珍惜此次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两年当中荣获三次“三好学生”一次系级优秀生,毕业作文《我的好友》(汉语),宗志端老师给予主很高的评价。评语里写到:克然木同志将来很有希望成为汉语作家。老师的评语给予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毕业那年,有一天同学艾尔肯通知我,中央民族翻译局田习宝主任请你去他们那里,有事相谈。我和艾尔肯便去了翻译局,翻译局田主任是一位维吾通,是维语翻译中心的主任。他把我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跟我们了解了一下学习,家庭等情况后,直奔了话题。翻译局处于民文翻译青黄不接状况,有许多老翻译面临退休回新疆,因此,特请民族学院从你们班推荐人员,学院推荐了你们俩。
希望你们留下来,在北京工作,很有发展空间。艾尔肯当时就婉言谢绝了留北京,原因是父母都老了,身边除了自己再没有照顾之人。
田主任把目光转向了我,我当即表示愿意留在翻译局。田主任又仔细的了解了我们家庭情况,得知我的妻子也是中央民院的学生,他一下兴奋了起来,起身说:太好了,我们跟中央党校联系可调新疆班工作,并当即一定解决两个孩子的北京户口和学校,最后要求我这次暑假回京时把妻儿带回北京看看谈完后我们便回了学院,我暑假回家后,把留京工作的事跟妻子说了,开始妻子坚决不同意,要留我早就留了,因为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供我上大学,现在母亲老了,怎么能扔下老人去北京?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如果真的那样做了,那不背个不孝的骂名,还怪了!我劝道:我已经答应翻译局领导,要把你们母女俩带回北京,你也是民院的学生,不仿去一趟北京看看你的母校。
妻子被我说通了,九月开学时,我带妻子和女儿去了一趟北京。由于当时那边出了点事,妻子便带女人回新疆了。年底我也回来了,留北京工作的事也就荒了。
调离伊吾县,颇感内疚
伊吾县是我的家乡,培养我的摇篮,调离伊吾县来哈密市,从工作大局来说都是工作的需要,都是党的工作,但是从个人感情来说,做人的原则来说,我有愧于伊吾县党政领导,做了一件对不起伊吾的事,做了件违背良心的事。伊吾县领导把我从企业调机关,使我避免了下岗失业,又两次派我出去学习深造,成为了有用之材,有点良知的人绝对不会做像我“忘恩负义”之事。我从北京毕业回来后,仍在县政府办担任翻译工作。
到了一九九O年,去地区参加了一次全地区大型工作会议,地委要求各县代表团自带译员,我作为翻译去为大会服务期间,我在大会和分会进行了口传翻译,是双向翻译。
我的表现被当时的哈密市有关领导注意到,并当即向伊吾县委书记、县长提出要调我来市里工作。几经周折,县市领导达成调动协议,到了9月中旬市委组织部去伊吾县对我进行了考查,10月底下了调令。
到哈密市,分配我在市委任专职翻译兼秘书。书记下基层调研带我随身下基层,市委书记、市长讲话在主席台进行即兴翻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讲话稿,大型材料由我进行翻译,其它译员翻译的材料也由我校对审核,基本成为了翻译主角。
1997年市委任我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府办副主任,还兼任市信访领导小组副主任,市语言文字办主任,市征兵办副主任,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从此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为领导服务,处理来信来访,陪领导下乡调研,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
成为了最忙的一位副主任,翻译基本就不沾边了。信访工作,是一项民生大事,事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形象、威信之大事。组织信任我,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得不负组织所望,群众所期,全心全意做好这项工作。在我负责这项工作的三年多时间当中,受理了不少上访案件,有些需给上访人做政策解释,做通他们思想工作,有些积累多的沉案,需要深入调研,向上级汇报,取是领导的支持,方能放手去解决。我在上任第二年受理的一起上访,几经周折,多次走访上几届主要领导,调档案,实地考查取证,最后做出结论,向上级汇报,做出解决方法。
如:有一天,我正要下班,忽然一楼传来一女人的哭喊声,我急忙下一楼查看情况,原来一位女人在信访 局办公室跟信访局长吵架。我推门进去后先让局长出去,然后给女人做安抚工作,然后仔细了解情况,上访案由。那人把一塔材料交给了我,我让她先回去,等我把材料看完然后再找她。
经查阅材料,问题基本了解:原来,她们夫妻系甘肃某金矿职工,丈夫是位出色地质工程师,是哈密市引进的人才,丈夫在一次去南湖探矿产资源时,因车祸去世,档案资料中有当时常委会关于引进人才的研究材料,丈夫去世后,经市委研究把女人安排到市黄腐酸厂工作,黄腐酸厂进行企业改制,移交到自治区地矿局后,企业承包给了个人。
承包人就把女人辞退了,生活无着落,走投无路的女人带着小孩就上访,上访几年都无果。这次就是直奔信访要个说法。可是,那位混蛋局长说了一句让矛盾激化的话,让女人燃起了怒火。
把问题查清楚后,我向市委副书记、信访局领导小组组长做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然后带着女人去了工厂,先找厂长谈话,然后招开职工大会,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代表市政府作出了不得辞退,保障她们母子生活的决定,并当众对这位厂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还有一起移交 的群体上访的沉案:回土坟扩建前,原址有十几家人居民,并且有自留地,扩建工程由行署承管施工,原来的居民住房被拆除,自留地收回,但没有做好善后工作,居民无宅基地,无自留地,居民开始上访下诉近二十年,但一直无果。我上任副主任负责信访后,这些居民派代表来市里又一次上访。
我接到案件后,根据上访者提供的材料,首先走访了前任市长,现任地区中级法院院长,了解当时的情况,然后实地查看,实地查看只能看个大概,对原来的状况无法确认,只能听上访人讲述。要查清问题是否属实只有调出原来档案然后再论果。
我便去市土管局(国土资源局)调出原始资料和目前的图纸,然后再请市、乡级土管专业人员给制新旧图纸,最后根据上访人反映情况和我所取得的资料,作出解决方案,及时向地区文管局汇报,文管局又向行署领导汇报,行署领导决定召开现场会议,由我代表市政府汇报情况提出解决意见。
行署领导采纳了我的解决方案,当机拍案决定:在回城乡以西几公里给十几户农民划拨宅基地和一千亩耕地,并由行署拨资金打两口井,至此上访二十年的沉案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还有一件事,是山区居民用电问题,每次人代会代表提出但一直未果。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电网改造,哈密地区绝大部分地区用上了国家电网,但仍然偏远的部分山区仍没送上电。如原来的天山区板房沟乡(后区并乡,板房沟改村)。
这个村位于天山深处雪山脚下,气候寒冷,交通十分不利,群众生活贫困,且一直没有电。这个问题群众一直上访,但市一级政府无力解决,一直挌着。政府提此案交给我解决,我一时拿不出好法子,思想了几周后,决定找地区电力局,我就拿着群众上访信和相关文件,找电力局领导,开始电力局领导态度生硬,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一下来气了,我怒声道:电力是人民的电力,国家设电力局就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既然在哈密地区就得为哈密地区人民服务,你们虽然是自治区单位,但你们所生活的地方是哈密市,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区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就要你们的一个态度,解决还是不解决!那位领导看我的态度如此强硬,便软了下来,答应解决。
但提出,国家电网投入已结束,你们那一片地区的电无法接入国家电网,能不能使用其它办法,比如,风力或太阳能?我回答:我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办法和途经,我只要结果。我放下狠话便告辞。当年板房沟电通上了。我想,为人民办事,无论你官大小,权力弱强,只有一个为民办事的心,就够了!我还有许多未了的事,想给群众办更多的事,可惜啊,官没坐到家,权力甚微!但,我问心无愧,在那小小的位置,为哈密人民办了一点事。
从机关到基层任职,因工作作风格格不入,士途半途夭折
2000年秋,我被任命为市政协办公室担任主任一职。初去政协工作的确轻松了,工作忙惯了的我颇感失落,整天坐冷板凳发呆,看看文件......。最忙的不过是一年一次政协会议,文件由秘书起草,千篇一律,照抄上次会议报告,我突在不适应,向市委提出调离。那年我已四十七岁了,已超过提拔年龄。没料,组织任命我为沁城乡党委第一副书记。
沁城离城区100多公里,是山区乡,80年代,这个乡依托矿产,是全市最富有的乡,自然条件也较优越,可谓是旱涝保收之地。进入党委班子,分管教育、卫生,分管芨芨台村。
任副书记一职,组织可能另有打算,时任乡长、书记群众的反映大,尤其乡长存在工作、生活作风问题,到了那里有许多干部群众向我反映,乡长、书记工作、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乡长的问题是:工作投机,不务实,生活作风败坏。书记的问题是:对班子成员管理不严,纪律松散,无担当责任,平时喜欢玩麻牌,对重大问题无能力作出决定。
对上所述,我向市委反映过,在党委会议上也提出过,但都无济于事。特别是村委两班子成员调配,乡长随意性很强。不依民意,任佳人为亲,几次调整村委班子,在党委会议坚持经过民意测定的人选,最终否决乡长提名,有几次乡长擅自调某村里负责党建的年轻貌美的姑娘调自己身边做秘书,让我坚决杜绝了。
为此,乡长耿耿于怀,几次向市长告我的状,说我不支持他的工作,不配合党委之之。见沁城乡党委政府班子这般,职工干部人心涣散,无心于工作,上边也无动于衷,我也打了退堂鼓,几次向市委领导打报告辞职,做翻译。
两年后,时任广东援疆书记找我谈话,了解沁城党委班子,政府班子主要领导情况,我如实汇报书记,经市委研究决定对沁城乡党委书记做了降级,调离沁城的处理(这位书记是副县级),乡长也作了相应的处理,调离沁城。后来这位乡长落马被判了刑。
可谓“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到必报!那时我已五十岁了,也不适应继续担任基层领导,组织部调令,任命市长热线办主任,继续负责信访,人大政协建政、议案、提案,还专设了“提案办。”我的“士途就此结束,”而我感到“无官一身轻”,放手做我该做的事。三、步入中年,文笔崭露头角卸任后,并没就此泄气,重新拿起久违的笔,开始走向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之路。2009年向组织提出退休,根据《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符合退休条件,组织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
另外,妻子因工作繁重患职业病也提前办理了退休 ,去乌鲁木齐看病,儿女也在乌市上大学,为妻子治疗,对儿女也有个监管,我便一同去了乌市,在那里租下房子,暂住了下来。
在乌市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张宏超、李国栋、铁来克等翻译大家,与他们共事相处,学到了许多知识,文学翻译的基本技巧。2011年自治区文联送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三个月,学习当中聆听了文学巨匠著名作家王蒙、翻译家王一之,语言学家,翻译家曲白庆等学者的讲座,得到了曲百庆、王一之、热衣木·玉苏等专家、教授的指导,此次学习使我大开上眼界,收益匪浅。我是闲不住的人,去了乌市生活开支大,那点退休金看来是支撑不了全家生活开支,还有孩子学费、生活费等。
我便开始找工作,打工添补家用。经人介绍我被新疆“信达雅”翻译公司聘为编辑翻译,这家公司是涉外公司,除了国内多项翻译外,还有很多外文,比如产品介绍,经济合同等。在这家公司,我发挥双向翻译技能,为公司翻译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后来又被“纵横翻译公司”聘用。
在翻译公司兼任编辑,翻译期间认识了新疆文联作协的狄里木拉提先生。他时任作协副主席文学翻译家分会主席,是翻译家、诗人,国家一级作家。经狄里木拉提先生介绍,我加入到新疆作协,新疆文学翻译家分会,在他的指导推荐下翻译 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多篇作品发表在“上海文学”、“北京民族文学”、“北京文艺报”、广州的“芳草”、“西部文学”、“民族文汇”、“新疆日报”、“伊犁晚报”、“ 文学”、“哈密文学”、“阿克苏文学”、“哈密日报”,一篇散文被翻译成维、哈、藏多个民族文字,在北京民族文学发表。我从单一的文学翻译尝试从事汉语文学创作,比如: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我将近年所完成的散文中选择一部分成册,还有上百首诗歌,整理成册准备出版发行。
散文集,其实就是对我人生的总结。重新上岗,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正当我在乌鲁木齐投入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初见成效之时,有一天我接到哈密地委宣传部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地委宣传部领导找我,让我尽快来地委宣传部。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时搞糊涂了。莫不是我的作品出现什么问题,要追责?我火急火燎地赶往哈密。是时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找我。我直接进领导办公室,简短地问候后,领导开始问我为什么提前退休?我直言不讳道:我在市委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既然提不上去,我何必赖着不走,浪费时光......。领导对我的答复并没表现反感,反而称赞:你很坦白、真诚。
我需要你这样的干部,本想提拔你当宣传部副部长,协助我工作,从报刊上读到你许多文章,你是少数民族干部当中少见的人才。
既然做不了副部长,我想聘你为意识形态领域督导员,兼宣传部审读员,你看如何?我欣然接受了领导的建议,过来两天我就去宣传部上班了。这也算我二次上岗,这一干就是整十年,我的责任范围是媒体审读,文学期刊审读。在审读科期间,我把审读延伸到户外,平时走在街道上注意广告牌子,广告宣传栏,在广场围栏上发现有几个牌子上写着阿拉伯文,谁也认不准是什么意思,还有一家旅游公司的广告把台湾写成境外旅游线,把问题及时向宣传部做了反映,领导责令及时做了处理文学期刊也发现问题作品,我当机责令编辑人员做删除处理,避免一次严重政治错误的发生。
在一次督查领导“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思想剖析自查材料时,发现市社会主义学院某一位领导的材料发现严重问题,当即指出来,要求整改......。
另外,电台、电视节目也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记录,予以纠正,避免重大事故发生。岁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又载着我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2025年的如今,从乳臭味干的幼儿变成苍苍老人。68个春夏秋冬,春风亲抚我的肌肤,夏的阳光滋养着我的身体,秋雨滋润了我的细胞,冬的严寒锤炼我的筋骨。
人间烟火让我饱尝了酸甜苦辣,岁月满载的往事记忆一去不复返。只有睡梦中的他们不时地来看望主人,岁月的快马不知还能驮我到多远呢?前面不知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去想了,散开缰绳由它去吧!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只有勇敢面对。
东天山松柏,广阔的草原,山南一片片绿洲还有我见证了家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掘起。当年我初到伊吾县工作时仅有一条街道,街道两旁几排土房,常发洪水的河道小小县城,如今要变成了山北一座小“香港”,人称它为“秀丽的水城。”九O年调入哈密市时市景尚在眼前,能手指数过来的几条街路,闻名已久的大十字仍旧土房。
如今的商业街,从北到南二公里,两排民房,沿街小商铺,一到春季尘土飞扬,雨雪天道路泥泞难以行走,没几栋像样的楼,30年后,哈密火箭般发展,城市东西延伸,分新老城区,有民生区、工业园区、新科技开发区、农牧民搬迁开发区......城市商楼林立,绿化处处可见,建设几处公园,休闲、健身广场,每到夜晚几处公园、广场响起悦耳的乐声,男女老少,不分民族,随乐起舞,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
总而言之,在我所到之处,所务之事,都能够严格要求,兢兢业业,不让领导担心,让组织放心。我能做到无愧于党员身份就成。而今的我已走进老年人行例。孙儿们已上小学,家庭安宁,退休金足余。幸福富足,衷心祝愿祖国日益昌盛,国泰民安,新疆长治久安。
作者于哈密市伊州区政府办退休
(作者简介)
克然木依莎克,维吾尔族,中共党员,文学翻译,擅长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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