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珍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全党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立德树人、培根铸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小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听党话跟党走，追求真理，报效祖国。懂感恩，懂友善。
我今年82岁，追忆几十年前我对子女的教育，觉得值得回味。
（一）
我的子女，都不是塔尖上的人。我欣赏一位哲人说过，“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完美的人和事，过求完美的情势，只发生在童话和想象中，现实的常态，除了平淡，就是千疮百孔与劫后重生”。我的子女很平常，五个子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四个都是靠读书考学成为国家统配生，干部编制，分别在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已工作三十多年了。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笔者姊妹多人，只有我在贫困中读了十几年的书。因穷困及“文革”之殇，我在35岁前道路蹉跎坎坷，辍过学，当过乡村农技员。
已到1970年代，我家在绿草荡边，穷乡僻壤，一个村初中生就是凤毛麟角。
1980年我是通过江苏省农林厅人事厅从闲散在农村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的乡村农技人员中招考录用成为国家统配的享受大学生待遇的人。1981年初，我一人进城工作。其余六口人全在农村。小平同志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春天后，我深知“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千钧份量。我把在农村小学读书的五个孩子转入城里学校上学。我深知抓好子女读书教育是我的第一要务，在“严打”前，城里孩子生存环境不甚“清净”，孩子进城后，我严防他们受“污染”而防微杜渐，首先抓他们的道德教管，我的宗旨是“成才必先成人”，读好书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一九八三年初，淮安县政府办公室把我从本单位借调到办公室“耍笔杆子”。我工作了半个月，没完没了撰写文字材料，无暇顾及家庭，我猛然醒悟到，这样全身心陷进了政府办这边的文字工作，我的五个孩子督学辅导工作将无法开展，晚上，子女们回家做作业，以往我是他们的“陪读生”、“辅导员”。他们晚自习，我严抓严管。
于是我毅然决然辞退政府办工作。数年后政府办有位原主任和我谈闲说：“你当年只看眼前，目光短浅。在县政府办，三五年下来，至少混个科级职务，还愁小孩没单位上班。”我深知这位主任慧眼识人，对我一片真诚。可他不知道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孩子一定要凭学历文凭吃饭，绝不靠人脉、权力去“混饭吃”。
（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第一所学校，每一个人来到世上，第一任老师是父母，第一所学校是家庭。家庭就像土壤，土壤肥沃，禾苗就茁壮生长，土壤贫瘠，禾苗就孱弱。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教育缺一不可，而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对子女家庭教育，重在德智两方面。我的目标是子女成年后在社会上德才双馨。这才是我作为家长的最大成功。
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我对孩子教育严苛到如今千万个家长很难想象和认同的。我出生在贫苦农村家庭，知道读书对寒门学子是何等意义。我们家祖祖辈辈的历史状况使我认识到我们与社会“上层人”的差距来自地域和家庭背景。如何突破这个“农生农”、“穷生穷’”（当年的背景）的“怪圈”，必须抓住机遇逆袭拼搏，改变家庭百年命运。自己已经“跳出农门”，下面就该把弯道超车的使命放到子女肩上。社会需要正能量，平凡之中总会有那么几抹亮色。孩子不成人成才，是一个家庭的最大悲剧。当然我也不会叫孩子们像古人那样：“头悬梁”、“锥刺股”。在节假日，或该他们休息的时间内，充分让他们放松身心玩得痛快。但在晚自习期间，必须人人都得认真自习，按时完成作业。
我的任务是检查、辅导。牺牲个人一切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读好书。比如老师布置的作文，他们先做好，我一字一句改，提出修正意见。当他们的面讲述应该如何写好作文等等。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直伴随到每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以后。到了高中他们的学习自觉性也大大提高了，我才稍有松懈。
孩子读书学习，不是全靠自觉。任何孩子都有贪玩的天性，我们必须严格管教。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世上没有全面的天才，只有极少数孩子有偏才、怪才。管教和不管教，结果会大相径廷。我生在农村，现实中有活生生的例子。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有天资聪明的孩子从农村初中百里挑一被淮安县中学高一录取，当年录入淮安县高中，就像今天的初中生中考后被淮阴中学录取一样，至少会考上一本。可惜的是有少数孩子从农村进城读高中，有些孩子经不住城里不良环境的诱惑晚自习偷出去看录相、进舞厅……学习成绩直线下滑，那年头没有家长进城陪读的。最终原本优秀的孩子连一个专科都没考上，我家所在的那个生产大队就有两三个孩子如此结局，令人扼腕叹息，谁都知道，在七、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生是香饽饽。
我的孩子并不是个个都有自觉性。五个孩子 ，只有一个儿子，自恃是家中宠儿。有时我出差，回来他的姐姐们告状于我：他晚自习不好好学习，还闹得大家不安宁。我听到后对其晚上罚跪，拿木棒砸后背，虽不像贾政鞭笞贾宝玉那样下狠手，但我的右手腕因打儿子肿痛一周才好，至今我深感内疚。那次重罚后我儿子在校在家都能认真学习。他从农村小学转学到城里当年教学水平最差的城南小学读书，10周岁考入淮安县中学初一，打破了城南小学多年无一人考上淮安县中学的局面，我儿子在淮中中考时分数又是年级第二名......
辛勤耕耘就有丰收，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五个孩子大女儿因家务等多种因素，我及早把她进厂当了工人。其他四人相继考上国家统配的大中专学校，四十几年前，我以求孩子有个定量户口，对子女就像今天国家的“脱贫攻坚”一样紧急耕耘。对衣食无忧的今天许多家长来说，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可取。
除了狠抓读书学习外，在德育上我对孩子是严格管教，决不允许越雷池。我住的地方，十几家居住在一个大院里，同龄的小友们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一旦发生我的孩子参与吵嘴、骂人甚至斗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首先教育自家孩子。并强令他（她）们到对方家里道歉。
当年社会提倡“五讲四美”，我觉得必须从儿童时抓起，对人礼貌、语言文明，遵守社会的公秩良俗，长大后，有谦谦君子，文化人的素养。在家教中有所为与不可为的家规无比重要。想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空间，就要让孩子在道德律令的规矩中奋发有为，自强不息！
（三）
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家长是第一老师。家长的言传身教，特别是家长的形象对孩子的影响是深重的。这主要体现在做人立德上，父母的言行在潜移默化的教化着自己的子女。在“文革”时，流行着一种偏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这种血统论是偏颇的。但在现实中，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恰有其“基因”传承现象。例如历史上《颜氏家训》，《钱氏家训》影响颜、钱氏数代人，而且千年仍历久弥新。范仲淹一条家训兴旺后世800年。山西运城闻喜县裴柏村是中国著名的“宰相村”，裴氏家族单出宰相就59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裴行俭，因祖上功德，皇上不科考，给他当官，他认为是耻辱，决心通过科考走向仕途。清代顾炎武研究说：裴氏家族之所以兴盛2700年，出七品以上官员3000多人，且无一个贪官，最重要的一条是裴氏家族十分注重“玉不琢，不成器；子不教，不知义”的教谕。什么样的家庭会出什么样的后代，虽是一句以偏概全的话，但有一定的道理。再从国家大局来说，什么样的社会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子民。一个崇尚文化科学文明的社会，就必然会造就无数文化人、科学家和为国奉献的社会精英。
在家教中，首先抓好家长的文化、文明修养，做一个好公民，用“好人”形象影响铸造孩子的灵魂。我多年的习惯是不放松读书，不喝酒、不抽烟、连玩扑克名堂也不会。
例如孩子们在家读书学习，父母在打麻将、喝酒，母亲晚上去舞厅....请问，这样的家庭氛围，你的孩子能“身处淤泥，心怀莲花”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千古箴言。
我进城工作后，是一个特别“穷困”的家庭，当年全家七口人，只有我一人是定量户口，家中还有六亩地要适时耕种，五个孩子和我进城读书，只有他母亲一人在乡下种地，我月工资50多元，一面家中要花农资成本，孩子读书，当年虽然学杂费很低，但毕竟还要支出全家人衣、食等费用。当年城里六口人，我约束每天生活费不得超1元（粮食从家中带）。邻居们都知道，我家给孩子吃面条就是改善伙食了，至多三五天买一元左右的猪头肉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我教育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农民，过俭朴日子是农民的本性。我不允许和人家比吃比穿。孩子们衣服打补丁，没有人怕丑害羞。多数情况下，我从城边故衣摊上为孩子们挑选些合身的旧衣，洗干净给他们穿。我本人当年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时农村人全是这样。
我的孩子在学校和家庭共同教育下，德智体发生质的变化，在孩子身上有两个小故事，令我无法忘怀：一是我的小女儿当年在淮城渔市小学读书，因我无钱给孩子缴早点钱。我女儿乖巧的说：“爸，你不要为这事作难，人家吃早点，我到教室外面玩玩，一样快乐.....”听了女儿这句话我“泪腺破防”。
我儿子10周岁上淮安县中学初一，我们住在南门口，相距七里之远，当年无公交车，我必须每天5点起身为孩子们做好早餐，7点钟前要用自行车把儿子送到淮中门口，然后再回家吃早饭，按时上我的班。有一次路上被一个对面骑自行车的冒失小伙子猛然撞倒，父子俩倒地，我的腿流血了，大亏儿子没有受伤，当时气愤之下，我就拽住这个小伙子“讲理”。对方不停地道歉，在我发火盛怒的当时，10岁的儿子小声劝我说：“爸，放人家走吧，我又未受伤.......”，当时，儿子的几句话深深的震憾了我。一个10岁的孩子就懂得对人宽容，难能可贵，可我当时怒不可遏，结果我儿子几句话歇了我的火气。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我充当了五个孩子的父母亲双重角色，为他们洗衣、做饭、辅导功课，含辛茹苦。在孩子成长期我始终坚守一个信念：种子到了春天总会发芽的，曙光就在前头。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我终于度过了“十年儿女荒”，随着四个孩子陆续考上了国家统配学校，户口都随《入学通知书》转为定量户口，农业户口只剩他们的母亲，后来有关市（区）领导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我老伴“农转非”问题，到城里当了全民工。
孩子们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教育他们永远要爱党、爱国、敬业。这六个字成为他们进入社会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我把我过去多年间在工作单位获得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荣誉证书》给他们看，用自己忠于职守、爱读书习惯感染他们。在子女面前沒有自我炫耀的动机，而是激励他们要向父辈学习。至一九九O年代中后期，我们全家人终于走出当年贫困的荡滩农村，成为当时全村的闪光点。我的孩子中有一人在机关工作几乎年年是市级对口单位先进个人，有女儿是淮安区人大代表，妇联代表。
现在我的第三代除了最小的外孙在读中学外，其余皆是大学本科生，也有在国外读研究生的，已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有孙女在学校就成为中共党员，我家从我开始三代人几乎是“党员之家”。
我已耄耋之年，但身体康健。托党的福荫，我过上了美好的退休生活。回顾总结几十年来的风雨岁月，在对孩子的家教中积累了一些至深的社会经验，值得告之年轻的一代。
人生需要精神养料。要靠中国养心哲学建立精神家园。对世间事情的处置目光要远，格局要高。孩子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不是无限责任。我在家教中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培养孩子为人正直、自食其力，有家国情怀，爱国爱党，心灵有力量，经得起各种挫折。不是把家教的目标集中在“成绩优秀，出人头地”的自利情怀。上海儿教研究中心主任杨雄先生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农业更加多样化，孩子就像麦穗一样，有自己的天赋、气质、个性和生長节奏。养育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守望与发现的过程，守望靠耐心，发现靠用心”。总之一句话，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成熟完整的人，合适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二O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随笔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