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纠缠与街区主播：微观与宏观的交响

王侠

有许多许多人，一看量子纠缠四个字，马上就觉得是玄学是科学家们的事，马上翻篇，不屑一顾。实际上，即使是科学家也是人，从某种意义与某种程度上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只是做了一个或几个事情。在量子纠缠方面，有的科学家也未必能论说出什么子丑寅卯来，甚至是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普通人也许是能说出成千上万的量子纠缠方面的事例，坦白的说，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再有著名的街区主播，在我们群里是有的，他们积极的报道着城市与街道的变化，回忆着以往的故事，让人感动，让人回首，没有任何欣赏与回忆，人生的意义就是巨大的缺失，由此非常感谢他们，其中有景景3233，袁军，白茹！

　　当凌晨四、五点钟，城市还像一枚被按下静音键的电子，霓虹残余的亮斑在视网膜上拖出长长的尾巴。我蹲在出租屋的窗台，看对面楼群黑洞洞的窗口，像无数口没有井盖的井。忽然想起白天在旧书摊翻到的一句话：两个粒子一旦纠缠，无论相隔多少光年，一个咳嗽，另一个就会打喷嚏。那一刻，我莫名把视线投向楼下——昏黄路灯下，街区著名的主播景景3233正支着三脚架，手机灯打在他脸上，像给黑夜贴了一枚小小的月亮。他对着镜头说：“各位老铁，今天咱们去拍黎明前的胜利路，看看那家老面包店还在不在。”

　　量子物理说，观察即改变。他每一次按下“开始直播”，都是在对一条街道做量子测量：测一测老梧桐树还在不在，测一测煎饼摊的辣椒酱换没换牌子，测一测路过的小学生书包上是不是还挂着奥特曼。测量结果会被十万双眼睛同时叠加，于是那条街在众目睽睽下坍缩成“新的旧貌”。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一枚巨大的玻色子，把城市褶皱里的记忆纠缠到云端，再散射到每一个躲在屏幕后面的孤独肉身。

　　我第一次听说“量子纠缠”是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技校。物理老师是个酒糟鼻老头，讲着讲着就扯到前妻，说两人离婚十年，只要她感冒，他扁桃体一定发炎。“这就是纠缠，”他醉醺醺地敲黑板，“只不过老子们不是光子，是倒霉蛋。”台下哄笑，我却心里咯噔一下：原来科学也可以这么江湖，原来江湖里也有看不见的超距作用。

　　后来我离开工厂，到城西做外卖骑手。深夜十一点，订单稀少，我蹲在电动车上刷手机，刷到著名主播白茹的直播。她站在闸口的老铁轨旁，雪花像撕碎的稿纸落在她的发梢。她说：“老铁们，这条铁轨一九九八年最后一次通车，当时最后一班绿皮车拉走了我的初恋。”她边说边把镜头贴向铁轨，锈蚀的轨面在屏幕里像两块被时间啃噬的铜镜。弹幕刷刷往上滚——“初恋现在在哪”“铁轨会不会疼”“姐姐别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纠缠，不一定非得是微观世界的专利：一个人与一条铁轨、一座城市、一段旧光阴，也可以被命运强行配对，你疼它也疼，你笑它也笑，哪怕你们隔着整整一个世纪。

　　著名的街区主播袁军的出现比景景和白茹並不晚。他号称为“废墟猎人”“好吃不贵”，他也专门直播拆迁现场。那天他钻进城南的一处针织厂旧楼，砖墙斑驳，像长满老年斑的巨人。他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阳光从破洞的屋顶漏进来，光柱里漂浮的尘埃像一场逆向的雪。他压低声音：“老铁们，这里曾是三千名女工的缝纫车间，一九九零年，她们在此缝制第一批出口牛仔裤。”镜头扫过地面，碎玻璃与断线头交织，竟像一幅被撕裂的星空。我盯着屏幕，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年轻时就在这家厂，好像最早是叫北京被服厂，回来说得最多的是：机器声像下雨，一抬头，窗外月亮被蒸汽熏得发白。母亲已去世多年，可袁军的镜头一掠过那些锈迹斑斑的踏板缝纫机，我耳边就立刻响起母亲踩着踏板的节奏：咔嗒、咔嗒、咔嗒——仿佛有人在我耳膜里放了一张老唱片。那一刻，我与母亲、与袁军、与三千名素未谋面的女工，被同一束光重新纠缠，像四散多年的电子突然找到彼此自旋的镜像。

　　物理学家说，纠缠态脆弱极了，一点噪声就能让它“退相干”。可我发现，在城市的缝隙里，有些纠缠比实验室里的光子顽固。北礼士路那家老面包店，早先门脸只剩半张招牌，“店”字掉了半边，像缺牙的老人。景景3233连续直播多次，每次都在门口喊：“老板，来两个椰蓉！”老板是个秃顶大叔，第一次面无表情，第二次挤出笑，第五次主动递给他一杯热豆浆。第十三次，他忽然从柜台下捧出一个铁盒，里面全是九十年代的手写发票：两毛、五毛、一块二。景景把镜头贴上去，指尖轻颤，像抚摸情人的睫毛。那晚直播间人数飙到六万，弹幕齐刷刷刷——“泪目”“看到我妈的笔迹”“老板求你继续开”。第二天，面包店门口排起长队，秃顶大叔把招牌重新漆成奶油色，缺牙的部分补上了“心”字。有人说是直播救了老店，我却想，是那上万次“纠缠”把濒死的记忆重新拉回到叠加态：它既死又活，直到众人注视，才坚定地选择“活下去”。这哪里仅仅是主播的力量，分明是整座城市的自我救赎——我们都被纠缠在一起，像无数条暗线把胃与烤箱、舌尖与童年、屏幕与水泥，死死打了个中国结。

　　白茹的直播越来越像深夜电台。她不再只拍废墟，开始读观众投稿。一个女生说，小时候住在城东百花洲，那里有条青石板路，一到梅雨就长出大片苔藓，像给路面铺了层绿毯。后来路被铲平，改成地下商场。女生在私信里写：“我再也找不到那片绿了。”白茹第二天夜里就去了百花洲，地下商场出口亮着冷白灯，她蹲在地上，用指甲抠一块缝隙，竟真抠出一点青苔。她把镜头怼到指尖，像展示一枚绿宝石：“你看，它还在，只是学会了躲在水泥缝里。”那一刻，屏幕内外同时松了口气——原来消失并没有那么彻底，它只是学会了隐身。就像量子信息不会凭空湮灭，它只是被编码到更广阔的混沌里，等待一次偶然的测量，就能从噪声里复活。

　　袁军遭遇“404”是在初夏。他直播一处老影剧院拆除，钢梁坠落，灰尘像雪崩。镜头里，最后一排红色座椅悬在半空，椅背印着“1994”字样。袁军突然沉默，良久说：“三十多年前，我在这里第一次牵女孩的手，看的是手抄本《泰坦尼克》《安娜》。”下一秒，信号断掉，屏幕弹出“直播内容涉嫌违规”。粉丝们炸锅，有人刷话题#把袁军还回来#。三天后，他重新上线，人却像被抽走一半魂魄，声音沙哑：“以后只拍外景，不进场。”有人骂他怂，他却说：“我得给记忆留点白，不然全拆光了，我们拿什么证明活过？”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纠缠再深，也得给“不确定”留余地，让记忆保持一点脆弱的纯度，像物理学家给粒子留一点“不可克隆”的尊严。

　　我开始在送单间隙，给他们三个写“脚本”——不是商业合作，只是随手在备忘录里敲字：北礼士路法国梧桐开始掉毛，我建议景景带口罩；百花洲地下商场负二层新开了旧书摊，白茹可以去淘一九八四年版或更早的《新华字典》；针织厂废墟墙缝里长出了奇异的野枇杷，袁军记得拍特写。我还意外的发现，写下的字，至今仍在，“王侠到此一游”。像往黑洞里投石子，还竟能听见许多的回声——景景真的在直播里打喷嚏，说“今天梧桐絮太多”；白茹淘到一本缺页的《新华字典》，在镜头里哭成泪人；袁军拍野枇杷，说“像极了我母亲曾握着的黄色毛线团”。我想：难道我也与他们在某一时空纠缠过？我这些未发送的字符，通过某种看不见的通道，提前抵达了他们的声带？或者，我根本不是发送者，只是另一枚被城市记忆操纵的粒子，在既定轨道里自以为自由地旋转着？

　　物理学家最新实验说，人类眼球的视网膜，能在室温下维持量子叠加——这意味着，你我此刻看世界的目光，也许本身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缠：视锥细胞里的光子、记忆里的母亲、屏幕那端的景景3233，同时存在于“看见”与“看不见”的叠加，直到我们开口、打字、点赞，才一起坍缩成“此刻”。于是，我每一次在深夜给主播点下小红心，都是在参与一次宇宙级别的测量；我每一次在废墟里闻到霉味，都是在给母亲补一场迟到的告别；我每一次在面包店门口排队，都是在给童年的自己递去一只热乎乎的椰蓉包。

　　立秋那天，北京北礼士路与西安凤城六路的梧桐叶都同时开始发黄。景景3233在直播间宣布：“今天起，我打算走遍全城的一百二十三条老街，每走完一条，就把直播回放剪成三十秒，拼成一幅‘城市心电图’。”白茹说：“我要做一个‘声音博物馆’，收集每条街凌晨五、六点的声音：垃圾车、鸟叫、还有有的人的呼噜。”袁军沉默半晌，说：“我想去学量子物理。”有人笑他疯了，说想当科学家了，他却反问：“如果记忆可以纠缠，为什么我不能学点真家伙，好知道我们到底在纠缠什么？”

　　写到这里，我抬头看窗外。凌晨五点三十分，天边泛起蟹壳青，像一块被水晕开的蓝黑墨水。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一枚被城市纠缠的粒子，外卖箱里残留的咖喱味、母亲缝纫机上的线轴、景景镜头里的椰蓉、白茹指尖的青苔、袁军座椅上的“1994”——它们同时存在于我的体内思绪之中，像无数条暗线，把我牢牢栓在这座不断塌缩又不断重生的城市。量子力学说，纠缠无法传递“有用”信息，它只能传递“关联”。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这样关联下去吧：你直播，我观看；你拆迁，我流泪；你烤面包，我排队；你学物理，我写字——直到某天，城市坍缩成最后一粒尘埃，我们仍会在真空里保持同步旋转，像两颗永不相遇却永不分离的光子，用看不见的翅膀，为彼此守灵。

　　我把这篇文字打印出来，夜里偷偷贴在凤城六路新开的面包店的卷帘门上。第二天，景景3233直播时也发现了它，这么遥远的距离，北京与西安，几千里路，镜头却扫过纸页，他念出最后一句：“愿我们所有悄无声息的纠缠，都能在宇宙的底片上留下重影。”秃顶大叔站在了旁边，手里拎着新鲜出炉的椰蓉包，蒸汽在秋风里升成一朵小小的云。弹幕刷得比任何时候都密，却出奇地一致——“看到了”“我也在”“原来我们都没掉队”。那一刻，我知道，这篇文字完成了它最后的纠缠，从我一个人孤独的叠加，变成众人共同的坍缩。世上有一种东西，不要忽视与小觑，那就是纠缠，它会永恒。任何人也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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