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购买阅存的卞之琳诗歌或研究专著（8本）

题记：2025年12月2日，是卞之琳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作为同宗，特撰写诗人的生平事迹，以示纪念。

“苦吟诗人”的诗意人生

作者/卞士生

一

卞之琳（1910-2000），笔名季陵、薛林等，江苏省海门市人，祖籍江苏溧水，毕业于北京大学。作为诗人，他师从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与“雨巷诗人”戴望舒并称“南戴北卞”，与何其芳、李广田合称“汉园三诗人”；作为翻译家，他的译作《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代表了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最高成就；而作为才子，他一生苦恋“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留下刻骨铭心的遗憾……

1910年12月8日，卞之琳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个江边小镇——汤家镇。爷爷靠着勤劳致富开了一家“卞性和染坊”，经过努力经营积聚了一些钱财，并潜心培养卞之琳的父亲卞善佑。然而父亲并未能满足爷爷望子成龙的宏愿。爷爷去世后，父亲卞善佑因不善经营，从此家道败落。父亲的原配早逝，生有二子一女，后娶了卞之琳的母亲，生下二女二子。因为卞之琳的弟弟早夭，所以卞之琳在家排行最小，父母格外疼爱。卞之琳是继室所生的儿子，因此常被同父异母的两个兄弟欺负。这让他立志做个有出息的人，不再让母亲受委屈。

卞之琳入学前，父亲就教他学习珠算，想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予他身上。然而这对卞之琳来说却是极大的苦事，因为读书才是他最大的兴趣。于是，他偷偷翻看父亲的藏书，并私下写过几首稚嫩的旧诗。1917年卞之琳7岁时，入汤家镇陈氏私立国民小学上一年级，这个时候，他已经能背诵出《三字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中的许多诗句了。

1924年夏，他在麒麟镇启秀小学高小毕业。随父到上海后，购买了一本“冰心女士著”的《繁星》，这是他生平买的第一本新诗。其后又读到郭沫若的《女神》及《志摩的诗》，从此逐渐对新诗发生了兴趣，偶尔也练习写作小诗，文采初露端倪。

1927年夏天，17岁的卞之琳考入上海浦东中学读了两年文科班，课余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英文原著，还翻译了《苦舟子咏》等英语文学作品作为练笔。1929年秋天，卞之琳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课时阅读英国诗歌，课余将其中的部分作品翻译成中文。次年读了一年法文后，他选择了少量波德莱尔、魏尔伦、玛拉美、瓦雷里等作家的象征主义诗歌，再将其译成中文。随即激发了他开始写新诗寄感的冲动，并短期内时有所作，才华初露锋芒。他虽然随写随弃，但当时仍然留下了多首诗歌，比如《记录》《傍晚》《寒夜》《影子》《奈何》《群鸦》《远行》等，并得以公开发表。

卞之琳一生究竟创作了多少首诗歌？关于这个问题，在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卞之琳的诗文资料中，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例如，2010年1月，西方学者、荷兰汉学家汉乐逸在其《发现卞之琳》（汉译本）一书序中标注：“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卞之琳文集》（上）收录的诗歌中只有9首创作于我的专著出版之后，之前的作品却超过90首。”而陈丙莹认为，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计抗日战争之前创作的诗为99首，而计入诸集未收的散佚诗作共计100首。

为此，笔者查阅了研究卞之琳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其诗作进行了梳理。2002年12月，江苏省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了《卞之琳纪念文集》（海门市文史资料第18辑）。该书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卞之琳年表简编》，前78年由张曼仪于1987年3月编成，1988年11月删补；后12年由沈文冲、青乔、江弱水于2002年5月编成。根据年表载录，结合研究卞之琳的其它相关史料，按照时间顺序，鄙人对卞之琳创作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初步梳理。

统计分析得出，卞之琳创作、发表诗歌的时间自1930年始至1982年，跨越时空约52年，其中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或高峰期，约有三分之二的诗歌都是在1930年至1939年这10年间完成的。此外，可以看出有两段时间是诗歌创作空白期。一是从1940年到1950年，二是从1959年到1981年，计有30多年几乎没有新的诗作。因此，他真正创作诗歌的时间有将近20年，累计发表作品数量约有150首。

这些诗歌发表选择的报刊杂志约有18种之多，分别是《华北日报》《诗刊》《牧野》《新月》《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水星》《新诗》《文学杂志》《文艺战线》《人民文学》《新观察》《展望》《文艺报》《文艺月报》《文学研究》《人民日报》《大众诗歌》等。其中又以杂志刊登发表为主。

二

卞之琳在《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本）》序言中指出：“我认为写诗应似无所为而为，全身心投入似浅实深的意境，不意识到写诗，只求尽可能恰切传导真挚的感应，深入浅出，力求达到最科学也即最艺术的化境……”在卞之琳眼里，写诗是一项庄重的事业，是技艺的淬炼，堆砌辞藻、倾泻情绪的做法并不可取，为此他提出忠告：写诗“应该由小处着手，由确切具体处着手。” 

卞之琳除了做好日常业务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乐于诗中。无论是居家中生活、校园教书，还是下乡工作、工地劳动，或是偶尔出访外国，期间他对诗歌创作都倾注了浓厚的兴趣。他以研究中外诗文名篇为基础，诗歌创作字斟句酌，形神兼备，感情真挚，激情饱满，庭无留事，成就斐然。

他不满足于仅仅报刊杂志上的发表，而是诗作达到一定数量后，就着手整理诗歌专辑，然后出版发行。1931年至1979年，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为世人先后留下了《三秋草》《鱼目集》《汉园集》《慰劳信集》《十年诗草》《翻一个浪头》《雕虫纪历》共七部诗歌专辑，为中国诗坛留下了一份独特的精神大餐。

卞之琳为什么写诗？他在最后一部诗集《雕虫纪历·自序》里说：“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道出了他写诗的初衷。

1931年2月，因得到徐志摩和沈从文的赏识，经他们推荐，卞之琳的诗作得以发表。这对他是个不小的鼓励，由此开始踏上了艰难的诗歌创作之旅，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三秋草》是先生的第一部诗歌集，在北平以沈从文资助，1933年5月出版，由新月书店代售。该书收入作者1932年8月至10月间创作的诗歌18首。时隔两年半之后，1935年12月他的第二部诗歌《鱼目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的诗歌作品21首。

《汉园集》是作者与何其芳、李广田同期诗的合集，1936年3月，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刷馆出版。该书收入卞之琳的《数行集》诗作34首，除少数作品作于1930年外，绝大部分都作于1931年至1934年。这期间仨作者都在北京大学读书，他们吟诗作文于“红楼”前的“汉花园”，互相切磋，互相碰撞，悴发出奇异绚丽的火花，留下了诗的柔韧与精炼，故称《汉园集》。此后便有“汉园三诗人”之称。《汉园集》的思想内容，一方面对丑恶现实不满，另一方面又对如何改造现实茫然，可以说是咀嚼或感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境况。诗作语言上以精炼的口语为主，杂以欧化句法和文言语词，诗体以格律体为主，自由体也有运用。该书发行后，在诗坛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卞之琳先到四川任教，1938年又与沙汀、何其芳等相偕到延安。崭新的生活、环境，根据地军民抗敌的感人事迹，引发了他的诗情。晦涩雕琢的诗风难以切合时代的需要，也和要抒发的感情相距太远，这时期的诗歌《慰劳信集》，则以通俗的语言来反映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歌颂革命领袖和根据地军民的抗敌斗争，以及一切劳苦大众。诗风清新明快，充满爱国热情，表现了“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后方民众总动员”的热烈场景。大多借鉴西方诗体，格律严谨，文字畅顺，节奏自然。

《慰劳信集》1940年由香港明日社出版，收入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的诗歌20首，是1937年至1947年间先生发表的唯一新诗作品。该诗集标志着他的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诗集与先生前期作品相比较，在视角、诗境、意趣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同时代其他抗战诗歌相比较，选择了不一样的理性抒情鼓舞人心与赤子之心贴近大众的艺术途径。不仅展示了抗战诗歌的一种新风貌，也是忠实于诗歌艺术，面向大众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卞之琳凭借以前的创作和《慰劳信集》的出版，成就了他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的历史地位。荷兰诗人、学者、翻译家汉乐逸（Lloyd Haft）在《发现卞之琳》一书中认为：“《慰劳信集》的存在丝毫不能动摇战前诗的地位，它们仍是卞之琳作品中最有代表性、最有个人特点、影响力最持久的部分。”

1942年5月，《十年诗草》（1930-1939）由香港迁桂林的明日社出版，是作者于1941年编的大部分诗作76首。内分《音尘集》《装饰集》《音尘集外》《慰劳信集》四个部分。该书是诗人解放前出版的最为完整的诗歌结集，也是自身对诗歌创作10年后的总结和检阅。其中《装饰集》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诗人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说：“同时，私生活中的一个隐秘因素也使我在这个阶段里写诗另外有了一个具体特点：写了像《无题》等我以前和以后从不写的这样几首诗。”

读卞之琳的《装饰集》，尤其是其中为《无题》的爱情组诗，可以看出诗人是朦胧的、内敛的、矜持的、弯弯绕绕的。对诗坛的影响最大、最深、最远，专家学者乃至文人墨客对其的评论、评析也最多。短小精悍、小巧玲珑的《断章》，成了他惟一的代表作及不朽的名篇。当代新诗坛作品数不胜数，唯有《断章》具有很强的美感和魅力，吸引了无数学者和评论家撰文评述。一首34字的四行诗，其评论往往都是上万字。

1950年朝鲜战争初起，11月间，出于敌忾激情，卞之琳一口气连写了一系列抗美援朝诗，多半都在报刊上予以发表。1951年2月，《翻一个浪头》诗集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作者集中时间创作的诗歌23首。作品歌颂了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作者自评这些诗“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味。”

1953年在吴县下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期间，卞之琳写了5首反映江南秋收生活的诗，形式上采用的是新格律体、江南民歌的调子，渲染了江南水乡的风物和人民群众劳动、丰收的喜悦，清新可喜。1958年3月，诗人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又创作了几首“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反映人民改天换地的热情，形式上则是“念白式格律体”。诗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并致力于诗歌格律的探索，风格精致凝练，清丽含蓄。上述诗作均辑录在后来的诗集《雕虫纪历》一书中。

《雕虫纪历》是作者的一部诗歌总集。1979年9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增订新版，收入诗歌101首，增选31首。这些抒情短章均写于1930年至1958年间，全面反映了诗人几十年思想和艺术上曲折探索的历程。全书内容按创作时间顺序分为五辑，计收首篇《记录》至尾篇《十三陵远景》等共70首诗，另附英文自译诗11首。1978年12月10日，诗人专门为该书撰写了洋洋洒洒约1.3万字的自序，充分表达了先生对其诗歌创作及其诗路旅程的深刻感悟。

书中早期诗作深受新月派、现代派的影响，采用象征主义手法, 将时代重压下困扰的心境外化为恶魔、妖怪、梦魇、蛇蝎、毒龙等意象，宣泄生之痛苦。内容多写旧北京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下层平民生活，时时流露出苦闷彷徨的心情。形式上讲究现代格律，注意“节的匀称，句的均齐”，有意采用象征暗示，写作“纯粹的诗”。

三

卞之琳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笔下，风雨是有温度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就连那些苦涩的情感也是值得聆听的。在他的诗歌里，总是充满了戏剧化和哲理化的特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母校和恩师。

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是英文专业，这似乎与诗歌搭不上任何关系，但是这却成为了他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对诗歌充满好奇心的卞之琳偶然接触到了英国浪漫派诗歌，英国浪漫派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卞之琳的文学启蒙。此后，卞之琳也开始尝试自己创作，并找了一位颇有才华的老师指导自己，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已经名声大噪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除了悉心指导卞之琳之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给了卞之琳很多学习的机会，卞之琳也因为跟着徐志摩学习，得到了给沈从文先生撰写题记的机会，卞之琳写出了好的诗歌，徐志摩还会将作品发布在自己的《诗刊》上。

在北京大学深造那段时间，是卞之琳一生中最有意义也最有收获的时光，不仅找到了一生热爱并愿为之奋斗的事业，还遇见了徐志摩这样的伯乐，同时卞之琳也是在跟从师徐志摩的那段时间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3年，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在他开启人生新阶段的时候，他便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深爱的女人，然而天公不作美，卞之琳虽以真心苦追数年，却未能斩获心仪之人的芳心。让卞之琳苦苦追寻的这个人就是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张充和。

张充和出生于上海，为淮军主将、两广总督署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她工诗词、善书法、精丹青、通音律，和她的三个姐姐并称“张家四姐妹”。1934年夏，张充和在家人的鼓励下参加北大入学考试，从未接触过数学的她不出意外地考了0分，但却因为满分的国文成绩惊动了当时北大的校长胡适，最终被破格录取进入北大国文系。

卞之琳和张充和两人成了校友。在卞之琳毕业后再回母校时，遇到了前来报道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生张充和，卞之琳见到她的第一面就知道，爱情降临了。从那以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情爱之词的比重越来越大，还在诗歌中抒发自己无处安放的真情实感。在北京大学匆匆见了一面之后，卞之琳便开始追求张充和。在两个人的交流中，卞之琳发现张充和是一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知识女性，两个人在一起常常切磋诗歌，交流自己在文学作品中所感悟到的人生哲学，每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相谈甚欢，每一次分别都会让卞之琳心中的爱再次升温。

1935年，由于骑车不慎，张充和住进医院，却因此检查出肺结核，因此辍学赶往苏州养病。次年的10月卞之琳因为母亲病逝，回到老家海门奔丧，便顺道前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在张家还住了几天。然而这一切只是卞之琳的一厢情愿罢了，在张充和心中，卞之琳仅仅只是同自己聊文学谈人生的一位知己。直到1937年，卞之琳在朱光潜的引荐下，进入了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抵达成都不久，卞之琳便给张充和写信，邀请她到成都来谋职。这一次，张充和没有拒绝，此前她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暂住于二姐张允和家中。

在成都共事的这段时间里，两人的通信来往又渐渐多了起来，诗词歌赋，无所不谈，仿佛回到了当年。卞之琳的四川朋友看出了他的心意，便撺掇两人往那方面靠近，但见面打趣的行为引起了张充和强烈的反感，从此离开了成都，前往重庆。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卞之琳无所适从，最终也离开了成都，主动申请访问延安，试图忘记这一段悲伤的现实，那年是1938年。可越是逃避，就越会想起，卞之琳对于张充和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五年后，卞之琳终于鼓起了那早就该鼓起的勇气，去往重庆跟张充和表白。结果可想而知，卞之琳被拒绝了，但张充和答应他保持纯洁的朋友关系。在被张充和拒绝后，卞之琳与朋友们相聚时，喃喃自语道：“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全，中年失恋才真的悲伤。”

少年初见，便沦陷至此，十年的时光，最终卞之琳也只感动了自身一人。1947年，卞之琳应邀前往牛津大学访问，在此之前，他回到南方办理手续，并与张充和话别。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离去，归来后已是物是人非。1949年张充和随夫君赴美后，50多年来，她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卞之琳对张充和的爱，在收到张充和即将嫁为人妻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停住了。卞之琳得到消息后，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失控，而是万千情绪化作一滴泪水和一片沉默，卞之琳怔怔地看着远处，仿佛看到了这十五年的种种往事，月亮会有圆缺，星河会有转移，但是卞之琳心中的爱却不曾变过，只是到了如今，必须要停下了。

可是深陷其中的卞之琳又岂能说放下就放下呢？在张充和结婚后整整七年，卞之琳都未从那段回忆中醒过来。卞之琳拒绝了家人朋友给自己介绍的女子，对自己的追求者也充耳不闻，他就这样把自己深深地扎在了美好的回忆里，早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直到卞之琳一生中挚爱的第二位女子出现，才将卞之琳从那段回忆中拉了回来。这位女子就是在下半生一直默默守候在他身旁的青林。在当时，青林也是文学圈子当中小有名气的一员，为人处事既沉稳又热情，同时对文学艺术又抱有极大的激情，因此，两人在相处中自然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虽然很早就知道卞之琳暗恋着张充和，但青林从未介怀，而是一直默默地陪伴他，照顾他。直到有一天，卞之琳发现青林已经悄然住进了自己的心中。卞之琳就向青林表达了爱意，她欣然接受。1955年，两人走进了婚礼的殿堂。那一年，卞之琳45岁。

尽管如此，对卞之琳来说，张充和仍然是自己爱情的启蒙，张充和的出现，让卞之琳第一次清晰地知道了爱情是什么滋味。在追求张充和的那十五年时光里，卞之琳知道了爱是热情的，也是凄美的，更是悲凉的……

四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断章》是京派作家卞之琳的代表作，该诗不仅成为文学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也被广大读者津津乐道。改革开放后，《断章》多次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代表作被选人初中语文教材。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亦将《断章》列入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现代短诗五首中，可见其在义务教育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断章》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体现“相对性”的哲理诗，而根据作者创作这首诗时的人生体验、情感遭际以及诗歌文本呈现来看，这更应该是一首情诗。诗中其实写的就是“桥上”的男性与“楼上”的女性起初互生情愫，抒发了诗人对所爱之人思恋而得不到回应的单相思情感。

张充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时，住在新婚不久搬来北京的三姐夫沈从文家。因卞之琳与沈从文私交深厚，故在来往中卞之琳与张充和相见，并且对张充和一见倾心。卞之琳对这段感情异常重视，他说：“三十年代，我忧国忧时，极少形诸文字……习于绝不透露自己感情生活的得失，特别把好像例外的得意处当作神圣的玄机，加以秘藏。”“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例外”讲的就是与张充和相见，互生情愫，但随着情感的发展，卞之琳变成了单恋者。卞之琳说：“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转瞬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

1948年11月，张充和最终嫁给了性格同样奔放的美国人傅汉思。这段感情中，卞之琳扮演的始终是悲凉的追求者形象。在创作《断章》之前，他创作了诸如《无题》《春城》等留作纪念的情诗。特别是《春城》（1934年）里“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更是这种情感的写照。

1935年10月，卞之琳创作了《断章》。临近毕业的焦虑，加上与张充和不明确的恋爱关系，使得卞之琳的思想与创作发生变化。据他所说：“这些都影响到我在这个阶段的诗思、诗风的趋于复杂化。自然，我自己直接对于古诗、洋诗的爱好上一些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更重要的是爱情上的受挫。当在“桥上”的卞之琳还在渴望在“楼上”的张充和时，张充和的内心早已不把“桥上”之人作为装饰的风景。尽管卞之琳一再掩藏自己的感情，但他自己的表述都出现了矛盾：“即使这种小诗也多半是虽然有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有的是古意翻新，照例不写真人真事。这样，虽然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还会多少影响我的思想再走一大段弯路。”

说不写“真人真事”，却一再强调“私生活”影响的长远性，可见其对于感情的欲盖弥彰。卞之琳之后的诗集《装饰集》中，“装饰”一词很明显来自《断章》。这部诗集的扉页上题写的是“本集曾于一九三七年夏手抄一册”，接着下一页题写的是“给张充和”四个字（单独一页），这就再明显不过了。反过来讲，张充和也用银粉为诗人抄录过《断章》等七首诗作。回观《断章》中重点强调的“装饰”一词，这写的不就是卞张之间的爱情吗？

对张充和的爱恋在创作《断章》之后，卞之琳甚至在其一生之中都没有减弱。1941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确定婚姻关系后，对卞之琳打击很大。他说：“特别是在昆明听说了‘皖南事变，我连思想上也感受到一大打击，而差不多同时我私人感情生活上也受了关键性的挫折。”但这种爱恋并没有因为“关键性的挫折”而中断。新中国成立后，卞之琳创作了《金丽娟三献宝》和《搓稻绳》等诗，“那是以叙述方式歌颂青年男女，而且主旨不在于写爱情，也可以说是爱情诗，这是另一回事了”，其实就是承认这些诗是情诗，蕴含表达的仍然是对张充和的爱恋。

1985年，已经75岁高龄的卞之琳写作《合璧记趣》，讲述了1953年他参加江浙农业生产合作化试点工作，在吴县四乡访问交流经验时恰巧被安排住旧友张充和的旧居。“我过去熟悉的她曾独住的一问楼室，当时楼还在，室内空空荡荡，还没有人占用过。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取出一看，原来是沈尹默给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当即取走保存，多年后，经十年动乱，却还幸存。”由此可以看出，卞之琳对张充和一往情深，尽管张充和已经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他终于在1953年真正进入在“楼上”看风景的人的世界。对于张充和的一物一饰，他精心保存，甚至在动乱年代依然珍藏。几十年从未间断想与张充和相见并物归原主，其实就是想再见一见心中思念之人。

1990年，已80高龄的诗人卞之琳赴美探亲，还专程到充和府上拜访，将他偶然得到的40年前沈尹默为张充和圈改的诗作手稿送上，附带一篇深情款款的散文《合璧记趣》。在晚年远渡重洋将文稿归还张充和，实现的不是张充和自己诗稿的“合璧”，而是卞之琳与自己爱恋思念一生的人的一种变相“合璧”，友人的“同声齐称妙遇”是对卞张二人之间含蓄爱情的言说。

五

文学界及诗坛对卞之琳的诗歌研究及评析，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复苏、发展、繁荣，直至进入21世纪延续到当代。

从对卞之琳诗作研究的角度来看，有针对其某个诗集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1980）对诗集《雕虫纪历》的深入研究，在诗人感情、练字、形式、格律等方面进行了评论和探索。他在研究中指出：“卞早期诗作中的凭吊、忧思、彷徨、苦闷、开朗，以至喜悦都被一层沉思的面纱裹住了。感情凝练到了冷隽的地步，也很注意练字。不仅如此，卞之琳对形式也很讲究，在格律上进行了汉语语音内在规律的探索。”

有从格律、音韵、诗体、意象、语言策略、创作技巧、诗歌理论等不同方向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杜荣根（1987）对卞之琳早期诗歌形式转变的研究，陈本益（1996）对卞之琳诗歌“顿、行、节”构成的研究，王毅（1996）对卞之琳诗作倾向性的研究等。也有对卞之琳诗文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等。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师伊丽丝（Christine Liao），1979年暑假期间偕夫访卞，请核实部分英文论文稿，并由卞介绍与艾青见面，讨论卞与艾青诗歌研究问题，后来以此题所作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荷兰诗人、学者、翻译家汉乐逸（Lloyd Haft），1981年同样以研究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两年之后，198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之研究》就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在纪念卞之琳诗创作活动60周年期间，中国翻译家袁可嘉1989年10月撰写的《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学术文章，从“色素味醇、多有变化的诗歌语言”“注重刻划典型的戏剧手法”“谨严的格律，活泼的体式”“融古化欧，承上启下”等四个方面对卞之琳的诗艺进行了研究。

从研究卞之琳创作的意义来看，大量的研究文献中，不乏有极高学术价值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张曼仪的《卞之琳著译研究》（1989），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的《卞之琳与诗艺术》（1990），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的《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潜在趋向》（1990），陈丙莹的《卞之琳评传》（1998）等。其中，《卞之琳著译研究》耗时费力较大，是张曼仪女士下了十年苦功才写成的。

《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汉译本，是现代学者李永毅依据1983年的版本进行翻译，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的。该书内容，按照时代顺序划分为六章，即早年、三十年代、战前诗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以后。作者采用传记式的研究方法，对卞之琳的诗歌作品进行了较为系统细致的研究。在《1983年英文版序》中，作者对卞之琳的诗歌生涯得出了三个大的结论：一是“他始终关注诗歌的形式问题”；二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诗歌是法国象征派诗歌”；三是“他在1930-1937年间的诗仍是他最有代表性、成就最大的作品”。“卞之琳创造性地融合了西方和中国的元素，文学史已经表明，他是20世纪影响力最持久、风格最独特的中国诗人之一。”

卞之琳早期受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同时期，象征主义派诗人魏尔伦、瓦雷里等深深吸引了卞之琳。现代诗学研究者江弱水，其2000年的文学评论《卞之琳与法国象征主义》认为：“卞之琳对法国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前期的魏尔伦，后期的瓦雷里——由形入神，多有借鉴，又结合其它来源的影响加以创造性转化，从而获得丰硕的成果。”

2019年7月，由《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李少君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诗歌卷》（共3册），精选了200多位当代著名诗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近500首诗歌作品，卞之琳的代表作《天安门四重奏》位列第一卷第4篇，充分证明了先生诗作持久的感染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2020年12月，现代学者彭建华在其《论卞之琳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与接受》一文中认为：“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较深刻地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它们大多抒写单纯的忧郁的情绪，孤独的感受、寂寞的沉思，陌生的经验，这些诗作中的描写总是细腻、微妙的，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生命体验、时代感受、现代意识。”

其实，关于卞之琳的早期诗歌作品一开始就有研究或评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之一陈梦家，1931年在其编选的《新月诗选·序言》写道：“卞之琳是新近认识很有写诗才能的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如《黄昏》，如《望》都是成熟了的好诗。”

1943年，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其杂文《诗与感觉》中写道：“卞先生是最努力创造并输入诗的形式的人，《十年诗草》里存着的自由诗很少，大部分是种种形式的试验，他的试验可以说是成功的。他的自由诗也写得紧凑，不太参差，也见出感觉的敏锐来，《距离的组织》便是一例。”“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觉，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那儿有的是新鲜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卞先生是在微细的琐屑的事物里发现了诗。”

卞之琳是推动中国新诗由提倡格律的新月派向现代主义诗歌过渡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诗作既讲究音节的整饬、文字的洗练，更注重感觉的新鲜、想象的独特，富于象征意味。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派新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新诗口语化、新诗戏剧化、新诗格律化、新诗现代化”四个方面，为新诗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1月，中国诗歌学会授予卞之琳“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终生成就奖”，这是对他诗歌生涯的最高褒扬，也是对他诗品贡献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他人格魅力的高度认知。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诗刊》主编、诗人高洪波，曾经评论卞之琳时说：“卞之琳先生是中国诗坛的琢玉者。他一生写的诗歌没有超过五千行，惜墨如金，是个很特殊的例子。真有点儿像当年唐代的孟郊、贾岛这样的苦吟诗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高洪波认为，诗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才华横溢式的，写得很多，像龚自珍；另一种是披沙拣金式的，拙于言语，但有耐心和耐力，写得持久，不以数量取胜，如卞之琳。他把诗当成一块玉来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诗作铮铮然有金玉之声。卞之琳长于内心思考，短于社会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绝对不是公众人物，不是表演式的公众人物，就像孙犁，是远距离征服式的作家。但他却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其诗，表现了人生深层次的痛苦、孤独、命运和思索，博采中西各家之所长，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层挖掘，沉着、大气、精光内蕴同时也静气内敛，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九叶诗人等诗作者。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2000年12月2日，卞之琳在协和医院病逝。这一天正是他90岁生日（阴历）。当年，有家报纸的标题在媒体中煞是醒目——写《断章》的人去世了。《断章》成了卞之琳的代名词。

作者简介：卞士生，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鹤壁市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与艺术》签约作家（诗人），青年文学家杂志社理事会无锡分会理事，半朵文化馆研究员，卫辉市作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