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牺牲的爷爷
范玉国
我的爷爷范凌湖，1909 年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在村里人的记忆里，他一辈子没读过几天书，不善言辞，肩背却很宽。年轻时，爷爷和大爷爷有过明确分工：大爷爷外出给地主扛长活，挣钱贴补家用；爷爷留在家中种地，照顾老小。那几年，日子虽紧，却有章法。爷爷是种地的一把好手，死贼峪里的地，他亲手修过排水沟，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的痕迹。
变化是在几年后悄然发生的。
爷爷开始频繁离家，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地荒了，庄稼顾不上，家里的粮食渐渐成了问题。大爷爷不得不辞了外面的活计，回家接手农事，农闲时做泥瓦匠勉强维持生计。按大爷爷的话说，爷爷“开始不务正业”。
可那时，家里谁也不知道，爷爷已经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年份。八路军第四支队进入茶叶区，在王庄、法山、埠口一带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力量。爷爷被选为积极分子，安排到水月寺秘密培训，并在当年底，作为茶叶区第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
从那以后，他有了新的身份——地下交通员。
爷爷以卖油、收杂货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联络人员。上午还在地里锄草、收割，转眼人就不见了。对家里来说，他依旧是那个“东跑西颠、不着调”的庄稼人；但在组织那里，他已经是有单线关系、有明确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大姑后来常说，爷爷晚上回来得很晚，经常和陌生人来往。奶奶终日提心吊胆，夜里难以入睡，忧惧成疾。爷爷加入组织还不到两年，奶奶便撒手人寰。那一年，家里留下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奶奶去世后，爷爷把孩子托付给老奶奶和大爷爷，自己依旧奔波在外。老奶奶整日以泪洗面，一次次叮嘱他：“家里老小难啊，别干掉脑袋的事，安分过日子吧。”
爷爷只说一句：“不能。”
他的上线是谁，已经无从考证；但他的下线，我们知道——一个叫赵六指子的人，同样以小买卖作掩护，与爷爷单线联系。
1941 年初秋，赵六指子在汇源乡、茶叶镇一带收购鸡蛋和杂货，行至茶叶口村时遭日伪军追赶。一路躲藏颠簸，柳条筐里的鸡蛋几乎全部摔破。他挑着担子逃到上王庄我们家里，把破碎的鸡蛋煮熟。
那年，父亲只有七岁。热气腾腾的鸡蛋端上来时，他高兴得不知所措。这个画面，父亲一生讲了很多次。
鸡蛋香气弥漫的屋子里，爷爷和赵六指子在低声交谈，商量如何完成任务，把情报安全送出。
危险并未远离。
有一次，爷爷在回家的路上，在渔湾村附近猛然发现身后有两名便衣尾随。他快，他们就快；他慢，他们也慢，始终保持着百米左右的距离。爷爷意识到，绝不能把敌人引到南王庄。
傍晚时分，行至黄石崖，爷爷果断掏出手榴弹，投向追兵。爆炸声后，他拼命奔逃，浑身湿透，汗水和冷风一起灌进衣服。老奶奶为此整夜唠叨，他只是沉默地听着。
后来，《泰山时报》刊登了《黄石关炸伤敌伪军》的报道。
1942 年初春，爷爷接到新的任务。那天清晨，他挑起担子，眼含热泪，望着母亲和孩子们，转身出门。他一边收杂货，一边将情报藏好，按计划送往章丘。
中午时分，他在赵八洞村完成交接，顾不上歇脚，又挑着换来的两桶油往回赶。可他的行踪，早已被汉奸盯上。
翻过偏草岭，来到石门子村时，太阳已快落山。三人照例在一位齐姓人家的干娘家落脚。刚坐下不久，汉奸便闯进屋内，院子里站满便衣特务。
爷爷被当场捆绑带走。
一路拳打脚踢，枪托相加，大半夜后被关进章丘监狱。第二天消息传回家中，老奶奶当场昏厥，一夜白头。
半年过去，音讯全无。
直到初冬，一位同在狱中的陈姓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来到我家。他说，爷爷在狱中受尽酷刑，皮开肉绽，却始终咬死一句话：“我是做小买卖的庄稼人。”
临别时，爷爷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让家里来赎人。”
可等家里再托人打听时，得到的却是噩耗——爷爷早在夏天就已去世，年仅 34岁。尸骨无存，埋处不明。
家里最后在老林地为他立了衣冠冢，出假丧，立碑，让他魂归故里。
他是无名英雄。
后来，家族里有人参军，有人从政，有人扎根乡村，有人走向学术与科研。
2015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前夕，我带着女儿重返石门村。沿着那条街慢慢走，仿佛看见爷爷挑着油担迎面而来，脚步稳健，神情从容。
他完成了任务，却永远留在了历史深处。
无名英雄客死他乡，
魂归故里英名留长。
继承先烈后辈铭记，
奋发作为为国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