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中牺牲的爷爷
范玉国
我的爷爷范凌湖,1909 年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在村里人的记忆里,他一辈子没读过几天书,不善言辞,肩背却很宽。年轻时,爷爷和大爷爷有过明确分工:大爷爷外出给地主扛长活,挣钱贴补家用;爷爷留在家中种地,照顾老小。那几年,日子虽紧,却有章法。爷爷是种地的一把好手,死贼峪里的地,他亲手修过排水沟,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的痕迹。
变化是在几年后悄然发生的。
爷爷开始频繁离家,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地荒了,庄稼顾不上,家里的粮食渐渐成了问题。大爷爷不得不辞了外面的活计,回家接手农事,农闲时做泥瓦匠勉强维持生计。按大爷爷的话说,爷爷“开始不务正业”。
可那时,家里谁也不知道,爷爷已经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年份。八路军第四支队进入茶叶区,在王庄、法山、埠口一带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力量。爷爷被选为积极分子,安排到水月寺秘密培训,并在当年底,作为茶叶区第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
从那以后,他有了新的身份——地下交通员。
爷爷以卖油、收杂货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联络人员。上午还在地里锄草、收割,转眼人就不见了。对家里来说,他依旧是那个“东跑西颠、不着调”的庄稼人;但在组织那里,他已经是有单线关系、有明确任务的地下工作者。
大姑后来常说,爷爷晚上回来得很晚,经常和陌生人来往。奶奶终日提心吊胆,夜里难以入睡,忧惧成疾。爷爷加入组织还不到两年,奶奶便撒手人寰。那一年,家里留下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奶奶去世后,爷爷把孩子托付给老奶奶和大爷爷,自己依旧奔波在外。老奶奶整日以泪洗面,一次次叮嘱他:“家里老小难啊,别干掉脑袋的事,安分过日子吧。”
爷爷只说一句:“不能。”
他的上线是谁,已经无从考证;但他的下线,我们知道——一个叫赵六指子的人,同样以小买卖作掩护,与爷爷单线联系。
1941 年初秋,赵六指子在汇源乡、茶叶镇一带收购鸡蛋和杂货,行至茶叶口村时遭日伪军追赶。一路躲藏颠簸,柳条筐里的鸡蛋几乎全部摔破。他挑着担子逃到上王庄我们家里,把破碎的鸡蛋煮熟。
那年,父亲只有七岁。热气腾腾的鸡蛋端上来时,他高兴得不知所措。这个画面,父亲一生讲了很多次。
鸡蛋香气弥漫的屋子里,爷爷和赵六指子在低声交谈,商量如何完成任务,把情报安全送出。
危险并未远离。
有一次,爷爷在回家的路上,在渔湾村附近猛然发现身后有两名便衣尾随。他快,他们就快;他慢,他们也慢,始终保持着百米左右的距离。爷爷意识到,绝不能把敌人引到南王庄。
傍晚时分,行至黄石崖,爷爷果断掏出手榴弹,投向追兵。爆炸声后,他拼命奔逃,浑身湿透,汗水和冷风一起灌进衣服。老奶奶为此整夜唠叨,他只是沉默地听着。
后来,《泰山时报》刊登了《黄石关炸伤敌伪军》的报道。
1942 年初春,爷爷接到新的任务。那天清晨,他挑起担子,眼含热泪,望着母亲和孩子们,转身出门。他一边收杂货,一边将情报藏好,按计划送往章丘。
中午时分,他在赵八洞村完成交接,顾不上歇脚,又挑着换来的两桶油往回赶。可他的行踪,早已被汉奸盯上。
翻过偏草岭,来到石门子村时,太阳已快落山。三人照例在一位齐姓人家的干娘家落脚。刚坐下不久,汉奸便闯进屋内,院子里站满便衣特务。
爷爷被当场捆绑带走。
一路拳打脚踢,枪托相加,大半夜后被关进章丘监狱。第二天消息传回家中,老奶奶当场昏厥,一夜白头。
半年过去,音讯全无。
直到初冬,一位同在狱中的陈姓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来到我家。他说,爷爷在狱中受尽酷刑,皮开肉绽,却始终咬死一句话:“我是做小买卖的庄稼人。”
临别时,爷爷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让家里来赎人。”
可等家里再托人打听时,得到的却是噩耗——爷爷早在夏天就已去世,年仅 34岁。尸骨无存,埋处不明。
家里最后在老林地为他立了衣冠冢,出假丧,立碑,让他魂归故里。
他是无名英雄。
后来,家族里有人参军,有人从政,有人扎根乡村,有人走向学术与科研。
2015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前夕,我带着女儿重返石门村。沿着那条街慢慢走,仿佛看见爷爷挑着油担迎面而来,脚步稳健,神情从容。
他完成了任务,却永远留在了历史深处。
无名英雄客死他乡,
魂归故里英名留长。
继承先烈后辈铭记,
奋发作为为国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