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阜敏

典型绘象见精神，跨文化说忧乐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如同一座精神灯塔，穿越千年时空依然熠熠生辉。而范曾以中国画为媒创作的《范公忧乐系列》，则将这一精神内核凝练成一幅幅视觉艺术的经典，让抽象的“忧乐精神”有了具象的艺术载体。近年来随着“范学”研究突破传统文献考据的边界，延伸至艺术、跨文化阐释等多元阈面，近日，中国范学研究学者杨青云与法国汉学家鲁克若娃的跨文化对话，便以范曾笔下的《范公忧乐系列》为切入点，从中国学术的内在肌理与西方汉学的外部观照双重视角，解构“忧乐精神”的深层奥义，尝试为范学研究搭建起跨越中西、连接艺术与思想的学术桥梁。

范曾的绘画素来以“以文入画、以诗铸魂”著称，其《范公忧乐系列》并非简单的人物肖像描摹，而是对范仲淹精神世界的艺术化重构。在与鲁克若娃的对话中，杨青云首先从国画语言的维度解读了这《范公忧乐系列》的艺术价值：画面中，范仲淹身着素袍立于岳阳楼畔，眉宇间凝着沉郁的忧思，却又在眼神深处藏着对天下的期许，衣袂的线条苍劲如铁，似承载着山河的重量，而背景中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以淡墨晕染出“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恰与人物的心境形成虚实相生的呼应。范曾以“传神写意”的笔墨，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复杂心绪，转化为可感的视觉符号，那微皱的眉头是“忧”的具象，舒展的胸襟是“乐”的伏笔，笔墨间的浓淡干湿，皆为“忧乐精神”的艺术注脚。

鲁克若娃则从西方艺术美学的视角，捕捉到《范公忧乐系列》中“精神性与具象性的融合”。鲁克若娃教授指出：西方肖像画多注重写实的形体刻画，而范曾的《范公忧乐系列》却以“写意”超越了物理形态的束缚，通过人物神态的微雕、意境的营造，直抵范仲淹的精神内核。在鲁克若娃看来画面中范仲淹的身姿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岳阳楼、洞庭湖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场域”：岳阳楼是中国士大夫政治理想的象征，洞庭湖是天下苍生的隐喻，人物与景物的交融，让“忧乐精神”从个体情怀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追求。这种“以景衬人、以人喻道”的创作手法，与西方浪漫主义绘画中“借自然抒怀”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根植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成为中西艺术美学对话的绝佳范本。

两位学者的对话里进一步指出，范曾的《范公忧乐系列》是“范学”从语言文字到视觉艺术的重要延伸。如果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忧乐精神”的文字宣言，那么范曾的画作则是这一精神的视觉诠释，它让抽象的思想有了形象可视的艺术形态，也让“范学”研究跳出纯文本的桎梏，进入艺术阐释的新维度。对话也显示了一下的意义。

杨青云深耕范学研究18年，其学术路径始终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在解读《范公忧乐系列》与“忧乐精神”时，他始终将其置于儒家思想的脉络中审视。在杨鲁对话中杨青云强调范仲淹的“忧乐”并非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体现，而范曾在《范公忧乐系列》中所刻画的人物精神，正是对这种儒家入世精神的艺术传承与弘扬。从“修身”层面看，画面中范仲淹的清瘦身形与坚毅神态，彰显了儒家“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操守；从“治国”层面看，人物与岳阳楼的同构，暗合了儒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杨青云认为解读《范公忧乐系列》，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笔墨背后的文化密码，这也是范学研究的“内部视角”核心，尊重文化的原生性，从思想根源处挖掘精神内涵。

鲁克若娃则以西方汉学的“外部视角”为范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维度，作为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学者，鲁克若娃教授将《范公忧乐系列》中的“忧乐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对比，指出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幸福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公共意志”有着精神上的契合，都是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深刻思考。鲁克若娃特别关注到《范公忧乐系列》中“忧”与“乐”的视觉张力：画面中沉郁的神态与开阔的背景形成对比，恰如范仲淹思想中“个体忧患”与“天下之乐”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思维与西方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虽形式不同，却都体现了对矛盾统一的哲学思考。鲁克若娃坦言西方读者通过范曾的画作初识范仲淹，再由画作进入《岳阳楼记》的文本世界，这种“艺术先行、文本跟进”的认知路径，让西方世界对“忧乐精神”的理解更具层次感，也印证了跨文化阐释在范学传播中的重要价值。

殊途同归，两位学者一致认为，范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内外视角的互补”：内部视角保证了研究的文化深度，让范学始终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外部视角则拓展了研究的国际视野，让“忧乐精神”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范曾的《范公忧乐系列》，正是连接这两种视角的纽带，它既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又以视觉艺术的通用性，为西方汉学的解读提供了直观的切入点。

○范曾画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着气候变化、贫富差距、文化冲突等共同挑战，范曾《范公忧乐系列》所承载的“忧乐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对话中，杨青云指出范曾在创作《范公忧乐系列》时，并非单纯的怀古而是借范仲淹的形象，有着许多的再创造，传递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画中范仲淹形象的“忧”在当代可解读为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面对生态危机、社会不公，当代人应秉持“先忧”的清醒；而范仲淹形象的“乐”，则是对人类共同幸福的追求，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发展后的精神满足。范仲淹这种精神可与当代追求人类福祉世界大同的理念高度接近，范曾的画作以造型艺术的形式，让千年古训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鲁克若娃则从全球治理的角度阐释了“忧乐精神”的国际意义，鲁克若娃认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体现了一种“全球责任伦理”，这种伦理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与联合国倡导的“共同发展”理念相呼应。在鲁克教授看来范曾的《范公忧乐系列》不仅是中国的艺术瑰宝，更是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的文化符号：画作中那幅“先忧后乐”的图景，让西方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为跨文化沟通搭建了桥梁。鲁克若娃举例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书画展中，《范公忧乐系列》曾引发西方观众的广泛共鸣，许多人通过这幅画开始了解范仲淹，进而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正是艺术作为“文化使者”的独特价值。

两位学者还探讨了“忧乐精神”在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实践价值。在读图时代的当下，杨青云提出范曾的《范公忧乐系列》可作为青少年德育的视觉教材，让孩子们从艺术作品中感知“家国情怀”的内涵；鲁克若娃则建议将“忧乐精神”纳入中西比较伦理学的研究体系，为解决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提供思想资源。这些观点都指向让范学研究从书斋走向现实，让“忧乐精神”真正成为指导当代生活的行动指南。

杨青云与鲁克若娃的跨文化对话，为范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们认为以范曾《范公忧乐系列》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将成为范学研究的重要锚点，推动研究向更多元更开放的方向迈进。首先范学研究应加强“艺术与思想”的跨学科融合。除了范曾的绘画，还可拓展至书法、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对“忧乐精神”的演绎，分析不同艺术载体对范学精神的诠释异同，挖掘艺术与思想的互动关系。如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岳阳楼记》书法作品，探究笔墨风格与“忧乐精神”的表达关联；通过研究以范仲淹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分析舞台艺术对“忧乐精神”的再创作。

其次范学研究应深化国际合作与跨文化传播。以《范公忧乐系列》为文化符号，推动范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举办中西学者共同参与的范学研讨会，将 “忧乐精神”纳入世界人文研究的体系。鲁克若娃具体提议，可将《范公忧乐系列》的数字影像与多语言解读结合，打造线上范学文化展厅，让更多国家的观众了解范仲淹与“忧乐精神”。

最后范学研究应聚焦现实议题，实现历史传统与现代现实的对话。以“忧乐精神”为内核，探讨其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当代议题中的应用，让范学从历史研究转化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资源。又如在乡村振兴中，倡导基层干部秉持“先忧后乐”的精神，扎根乡村、服务百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以“忧患意识”看待生态保护，以“天下之乐”为目标推动绿色发展。

综上所述，范曾精心绘就的《范公忧乐系列》既是对范仲淹精神的塑形艺术定格，也是范学研究走向世界的很好的文化媒介。杨青云与法国汉学家鲁克若娃的跨文化学术对话，以此《范公忧乐系列》为支点，展示了范学研究的新维度。从艺术解码到跨文化阐释，从历史溯源到当代价值重构，两位中西学者的探讨不仅深化了对“范仲淹忧乐”的理解，也让范学研究突破地域与学科的界限，具备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的文化领域的可能性。

○杨青云

                             2025.12.25.景行苑教师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