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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驻军台湾与巡海相结合，提防俄国、日本、荷兰为患
清王朝在康熙二十二年拿下台湾岛后，如何对台湾进行管制，要不要派军队驻防等，已经被提到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始初，根据施琅提议，清政府在台湾岛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又在澎湖岛设澎湖副将一员，驻兵两千以镇守；总共兵力达到一万人。
卷二六一《吴英列传》记载，到了康熙二十四（1685年），曾经参与台湾岛收归清王朝战斗的同安总兵吴英，也曾入觐奏言：
“台湾地势绝险，土番止求衣食，素无他愿。自来小寇窃发，皆由内地奸民作祟，陆师搜捕易尽”。
意思是说，对付台湾土著，不要花费大力气，在台湾作祟的，只是内地一些“奸民”而已，但朝廷派兵进驻是必须的。
吴英又指出：“臣见台湾民田之外，别有水田，俱属郑氏（注：即郑成功祖孙三代）亲党及其部将，耕牛甚多。请分四千屯田，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则兵有恒产，饷可省半”。
吴英的奏章呈送后，康熙皇帝“命议行”。
由此可见，台湾不仅有驻军，也实行了军垦制，朝廷养兵的军费开支负担大大减轻了。
卷二八一《殷化行列传》记载，殷化行是康熙九年（1670年）的武进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擢升为福建台湾总兵，皇帝赐貂裘、白金。
当时，朝中大臣都在议论如何加强台湾岛生态建设，如何让军人参与到台湾岛的建设当中来。殷化行率先提出了军营“植树为城”的理念。他认为，台湾岛“地皆浮沙，难以巩固”，所以“令部下人致树一，植为城，数日而成”。
其他诸部亦“各植木城，缮治甲兵，防御以固”。
当时的清朝驻台官兵，在台湾实现了绿化环境与军队建设双赢。
卷二八四《觉罗满保列传》记载：觉罗满保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康熙五十年（1711年）授福建巡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擢升为福建浙江总督，负责“巡海”海防任务。
觉罗满保曾提议：自台湾的乍浦至南澳，沿海五千余里，建台、寨一百二十七所，炮位一千一百七十八。
另，他又上疏：“鹿耳门为台湾咽喉，澎湖为厦门藩卫，安平镇为水师三营重地，及海洋各口岸，宜分极冲、次冲、筑墩、台，设汛巡守，并严察海舶出入，禁渔船私载米粮、军器。”
同时又上疏指出：“淡水、鸡笼山为台湾北界，其澳港可泊巨舰百余。更进为肩豆门，沃野百里，番社交据。请增置淡水营，设官驻防为后蔽。”
觉罗满保的上疏内容“皆报可”，都得到了朝廷同意，得以付诸实践。
又据卷三百三《史贻直列传》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史贻直署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期间，曾出现“挟市易物蚀关税”现象，史贻直“申禁”整治，禁止海军利用巡防机会来做生意，杜绝偷税漏税现象产生。
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曾出现农业歉收米少，“仓谷不如例糶易”现象，史贻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谷运四府，
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史贻直请示朝廷，下令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杜绝在台军队士卒侵吞台湾当地民众财产的现象再产生。
朝廷对史贻直的建议是“皆如所议行”。
构建良好的军地关系，在当时就已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又据卷四百十八《袁保恒列传》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刑部侍郎袁保恒“久历兵间，审于世变，屡上疏论时事，请辨人才，厉士气，收人心，言甚切直”。
袁保恒对当时俄国与大清王朝关系有独到分析，指出：“历观各国情形，惟俄为最强最狡，往往不动声色，布局于十数年前，肆毒于十数年以后。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愿特简久经战阵、熟悉韬略之治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凡属兵马饷糈边防之事，悉以属之。重以事权，宽以岁月，无事则可消覬觎之萌，有事则可为挞伐之助。用以拱卫神京，慑服他族。”
他要求清朝政府加强东三省军事力量，派有经验的将领率兵驻防，以应对“最强最狡”的俄国。
在《清史稿》中，也记载有当时有识之士提醒政府，要对日本、荷兰为患有所提防。
卷四百七十五《循吏列传》，记载一个名叫蓝鼎元的福建漳浦人，他“少孤力学，通达治体”，曾经“泛海考求闽浙形势”。巡抚张伯行对他很器重，评价道：“蓝生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倡乱，蓝鼎元从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师进讨，如何讨伐，多出自蓝鼎元“赞划”，仅七日，就“台湾平”。
后来，蓝鼎元又随从蓝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余始返”。蓝鼎元曾著论，言治理台湾之策，其中有：“土地有日辟、无日蹙，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倡乱之所。山高地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
这些朝野人士的建议，言辞恳切，结合实际，对台湾岛存在的内忧外患有着清醒认识。他们的思想言论，今日读起来，仍觉有新鲜感。
四．台湾、舟山群岛及沿海地区不可放弃，大清国土必须保持完整
据卷二八二《余缙列传》记载，康熙初年，郑成功已死，其子郑经屯踞厦门。当时有人议论，要放弃舟山群岛。
时任河南道御史余缙上疏力争，指出：“浙江三面环海，宁波尤孤悬海隅，以舟山为外藩。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江海门户，敛手委之逆竖。夫闽海只一厦门，数万之众，环而攻之，穷年不能下。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
要求将舟山群岛统一纳入大清版图，使之成为闽浙地区的安全屏障。
福建总督李率奏议，迁徙海滨居民。
余缙复上疏争之曰：“海滨之民，与贼狎处。一二冥顽贪狡，嗜厚利，通消息，以相接济者，固未必无之。但据所称排头、方田诸处，民或盗牧马，或缚穷民潜送厦门。当此两军相望，巡徼严密，虽有奸宄，安能飞渡？是其号令不肃，已可概见”。
余缙上疏又云：“派拨舵工、水手，公然不听。海上舵工名曰‘老大’，其人必少长海舟内，外洋岛屿径略，靡不熟历，而后驾风舵，操纵自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视同里役，横加佥派？彼即勉强应役，技既不精，心复叵测。万一变从中起，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于何地？”
两次上疏，语皆至切，发人深省，有力阻止了当时对舟山群岛及沿海地区放弃管理的错误行为发生。
时间到了清朝晚期，由于日本侵略，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问题又摆在了清朝政府面前。
卷四百二十六《李宗羲列传》记载，进士出生的李宗羲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擢升为两江总督。时“日本方构衅”，李宗羲负责长江军事防务，增筑沿江的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炮台。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
李宗羲上疏指出：“沿海各岛，大都土瘠产薄，惟台湾形势雄胜，与厦门相犄角。东南俯瞰噶啰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实为中国第一门户。
其地产有山木，可采以成舟航；有煤铁，可开以资制造。
其客民多漳、泉、湖、嘉刚猛耐苦之人，足备水师之选。
如得干略大员，假以便宜，俾之辑和民、蕃，兼用西人机器，以取煤铁山木之利，数年后，可开制造局。练海师，为沿海各省声援，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海防之要略，事之可行者一也。”
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台湾本土及沿海省份土生土长的人，让他们担负起保护台湾及保卫国家海防的重任。同时，利用台湾的天然资源，进行煤炭、钢铁等矿产开发，进行民生改善、枪炮制造等。总之，台湾是个宝岛，不仅战略位置重要，而且是物产资源丰富，断不可让日本觊觎占领。
卷四百三十六《翁同龢列传》记载：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时日韩起衅”，翁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朝廷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
当时海军陆军皆败，慈禧太后懿旨，命翁同龢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翁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朝廷命恭亲王督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等会商办理。
光绪皇帝曾经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
言及宗社，光绪皇帝是声泪并发。
及和议起，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
光绪皇帝说：“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皇上对孙毓汶等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
皇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因日夜操劳，天颜憔悴。
翁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同卷《孙毓汶》列传作“俄、法、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与孙毓汶等争执，终不可挽，和约遂定。
同卷《孙毓汶列传》称其为咸丰六年进士，到咸丰十五年已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素与李鸿章相结纳，力言战不可恃，亟请署”。希望光绪皇帝在和约上签字 。
“上为流涕书之，和约遂成”。
光绪皇帝流着眼流，在大臣孙毓汶递交的疏请文件上签字，同意他和李鸿章的意见。
这里的“和约”，就是指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失败后的《马关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国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后在美、德、俄三国干涉下，中方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换回了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
与此同时，条约也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台湾被割让，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一直到“二战”期间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才终结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终于又重新回归祖国怀抱，台湾及其海峡，成为中国领土永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本侵略者妄图霸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终将被彻底击碎、永远不会得逞。（未完待续）
束有春 2025年12月20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