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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荒服”台湾岛，“纳土归命”清王朝
在《清史稿•地理志•台湾》篇记载中，清代人将台湾称为“荒服”之地。因台湾与大陆之间有台湾海峡相隔，虽难以互通，但必须向大陆臣服纳贡，又被称之为“东番”。
“荒服”一词出于《尚书•禹贡》篇，宗主国根据距离京师的远近与物产情况，规定地方番邦向天子朝廷纳贡的内容与数量有所不同，由近而远，分别设有五个等级：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荒服”之“荒”是“远方”的意思，指地点离京师最远，同时也表示，“荒服”的番邦是在为天子守护远方，而不是搞独立王国。
根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定律，台湾虽为“荒服”之地，但隶属于清王朝是毫无疑问、不可动摇的。
史料记载反映，早在隋文帝杨坚开皇年间（581-600年），朝廷就曾派遣虎贲将军陈棱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其中包括台湾岛。
但是，到了明天启元年（1621年），闽人颜思齐引日本国人占据了台湾岛。再后来，台湾岛又被荷兰人抢夺。
到了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3月，在刚登大宝的康熙皇帝决策下，清廷采取坚壁清野和军事围剿措施，迫使始终追随大明王朝的郑成功走投无路，开始向他非常熟悉的台湾岛进军，以寻求落脚之地。
郑成功派人给红毛荷兰人传话：“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意思是说，台湾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我们中国
虽然如此，郑成功还得靠军事实力来说话。通过与荷兰守军的不断较量，一直到1662年2月，郑成功才彻底打败了对手，使“红毛存者仅百数十”，红毛荷兰人不得不降，台湾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郑成功在台湾置“承天府”，名曰“东都”，将台湾定性为当时已经实际不存在了的大明王朝的东部都城。
在行政区划上，郑成功设置了两个县：天兴县、万年县，台湾从此有了中国人设置的正规行政建制。
到了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他又改“东都”为“东宁省”，将原来的两个县升格为州。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清朝水师提督施琅奉命统兵，收复台湾。
当施琅的军队船舰进入台湾鹿耳门（位于今台湾的台南市安平区西北）海道入口时，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率属剃发，迎于水次，缴‘延平王’金印。”
台湾从此“纳土归命”，完全置于清政府直接教化统治之下。
二．由“台湾府”到“台湾省”，行政建制不断完善
那么，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对台湾又是如何进行管理的？在清代人眼中，台湾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军事、人文所在？
本文将以《清史稿》（以下省略，仅出现卷次）为依据，对有关问题作简单梳理。据卷七《圣祖本纪二》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夏四月己酉，“设台湾府县官，隶福建行省”。清廷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台湾作为清王朝区域地名，从此被固定了下来，对台湾的行政管理，从此正式纳入清朝政府的国是当中。水师提督施琅因收复台湾有功，被康熙大帝封为“靖海将军”“靖海侯”。接着，施琅向朝廷提出建议，在台湾设立县、府、巡道三种行政建制。
施琅在给康熙皇帝的上疏中指出：“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盗，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
施琅在分析了管理台湾的利弊后，接着向皇上强烈建议：“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
施琅又绘制台湾地形图以进朝廷，同时提出在台湾设县三、府一、巡道一。
从施琅上疏中可以发现，当初清政府曾有将台湾岛上的原住民全部迁徙到内陆的计划，以便于管理。但施琅在向康熙皇帝的上疏中，在分析了利弊后，认为治理台湾的上策，还是要让台湾原住民仍在本土生活，以后逐步施以教化，这样才有利于疆土安全，有利于长治久安。
施琅的上疏建议是否可行，当时康熙皇帝还是征询了一些朝廷重臣的意见的。如此重大事项，再铁腕的皇帝也不敢独断。
卷二五O《李霨列传》记载，台湾初定，水师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廷议未决”。
有的大臣甚至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即把岛上的人全部迁出来，放弃那片土地。
康熙皇帝咨询朝中阁臣，此时李霨站出来说话了：“台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虑有奸宄生事。应如（施）琅议。”
李霨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赞同施琅建议。
在听取了李霨等人的分析后，康熙皇帝肯定了李霨分析，赞成施琅建议，“上韪之”“命允行”。
于是，清政府开始在台湾岛设置台湾府，同时又在台湾府下设三个县：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
康熙皇帝之后，雍正、乾隆二帝对台湾的管理统治不断加强。
据卷九《世宗本纪》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增置彰化县。从此，台湾府下设四个县。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台湾生番七十四社归化”。说明当地土著已经进一步归化，清政府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不断加大。
到了乾隆时期，使台湾享有与沿海省份同样权利和待遇，尤其在犯罪犯法的处罚力度上，对台湾更是一视同仁，不另行加码。
卷十五《高宗本纪（六）》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闰四月甲申，沿海出现长期干旱现象，民间盗匪猖獗，社会治安成了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朝廷“谕台湾及沿海各省，详鞠命盗各案，毋有意从严”。朝廷要求对人命案、盗窃案必须审慎处理，不得有意加大处罚惩戒力度。
在清代人眼中，台湾岛屹峙海中，为东南屏障，四面环海，崇山峻岭横截其中，背负崇冈，襟带列岛。浪峤南屏，鸡笼（基隆）北卫，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七鲲身（在今台湾省台南市西南沿海一带）毗连环护，三茅港汇聚澄泓。畜牧之饶，无异中土，诚东南地区的一个“大都会”。
随着人们对台湾地理风貌认识的不断深入，清政府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在后来的清德宗光绪皇帝时期，显得更加明显。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请设台北府、县。
卷四百十八《袁保恒列传》记载，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刑部侍郎袁保恒上疏认为：“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蕃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
“疏入，下部议行”。光绪皇帝要朝廷各部对袁保恒的上疏内容进行讨论，拿出意见，再集中讨论定夺。
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朝廷已经形成决定，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驻台湾督防。
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归福建巡抚事于闽浙总督。
由此可见，袁保恒的建议，一直到九年后才实行。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庚午，闽浙总督杨昌濬、台湾巡抚刘铭传二人联合向朝廷上奏章，他们认为：
“台湾疆域，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钩连高下。”随着“榛莽日开”，疆域土地可使用的面积不断增大，对其管理也须相应加强。
清廷采纳了杨、刘二人建议，将台湾改建为“行省”，直接由朝廷控制，“台湾省”从此诞生。
杨、刘二人又同时提出：“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持其平。”他们建议：
“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自浊水溪至姑石圭溪止，截长补短，方长四百余里，拟添设一县曰云林县。新竹苖栗街一带，扼内山之衢，边连大湖，沿山新垦荒地甚多，拟于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苖栗县；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应四县，均隶台湾府属。”
朝廷又采纳了他们二人的建议，对雍正时期确立的四县范围及名称，从行政区划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更加适合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管理需要。
但是，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即《马关条约》，除了巨额赔款，还割让辽东半岛（后花巨资赎回）、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从此，台湾岛被“割隶日本”长达半个世纪。（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