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人”的新境界
——评郑东升诗文集《岁月记忆》
文/李敬全
读完郑东升诗文集《岁月记忆》,我觉得这本书,对解决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矛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一定的精神文化意义。
一、“农村文化人”,是旧农耕文化的终结者。我这里说的“农村文化人”,不是指农村识文断字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指具有农民身份、传承农耕文化、对新农村和城市化有创见有作为的人。郑东升,就是“农村文化人”的典型。我比郑先生小3岁,他不仅是我乡党中的兄长,更是我文化上的榜样,因为他把喜爱的事做到了专业和精致。我在少年时兴趣爱好也广泛,如写毛笔字、画画、刻章子、刻白鸽哨、拉胡琴、学木匠等都花了功夫,除学木匠出师外,其它均半途而废。重要的原因是不安心农村、想当官出人头地,结果刚当上副科便路断泔河。在这一点上,我要向郑老兄学习,学习他在音乐技术和文学艺术上“咬透铁锨不放松”的精神。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实体农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几千年由单家独户的方式向农场化、集约化方式转变。在思想文化形态上,人们逐渐由原来的农耕文化和单打独斗意识,向城乡融合文化和共同体意识转变,因此统一性、公共性、集体性和团结性,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意识,也是“新文化”创作的本质与核心。我从郑曼的传记小说《乐人》和讨论的《岁月记忆》两本书中,看到了郑东升作为爷字辈的一代人,的确是把传统农业推向现代农业的革命者,也是几千年旧农耕文化的终结者。
二、“农村文化人”,是社会主义文明道德的坚守者。我大体翻阅了郑老兄的著作,其中诗歌近250首,散文随笔6首,都是用心之作。这些作品全面细致地描写了农村及城镇的历史状况,歌颂了新中国社会建设的成就,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功绩,反思了“特殊年代”的曲折,比较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赞扬了农民的奋斗精神。虽然是零碎多样的创作,而诗文中的物象,串起了农村70多年的历史画面,可称为现代社会的《史记》;诗文中的意象,贯穿了革命传统与建设事业的传承接力脉搏,揭示了“前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后文明建设”的合理性,凝结了农村70多年的文化内涵和道义精神。
郑先生作为“文化人”能正确地对待历史、辩证地评价社会。作品中表达家国情怀的,如“圣地之游”、“纪念伟人诞辰124周年”、“旗帜的倒下”等;正视历史及人生的,如组诗“岁月记忆”、“我站在夕阳下”、“一段往事”、“穷与富”、“生日”等。在创作立场上,他摆正了个人服从社会的位置,排除了历史虚无主义情绪。在处理个人和国家关系中,他始终站在国家和大局立场,胸怀宽广,拥护社会。他没有纠缠历史,却以怨报德,光明自信。他青年时的人生道路不顺,没有实现走出农村的理想,主要障碍是家庭成分和人为刁难,他却像抹蛛丝一样,把它们抹去,用诗里边的话说:“用上善的水浸泡一下心中的恩怨,把那段往事埋进土里,或许能长出友谊之果,愿人间从此多点友好”。这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家国情怀,就是高端文明。
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批判现实主义因素。其教育目的是提醒人们反思历史,正视矛盾问题,鼓励积极向上,如诗作“一棵苹果树的自白帖”、“人微”、“暗淡”、“馍的味道”、“回家”等,都是在批评私有化和单极商品社会,表达了对优秀传统、正义道德、良好社风的缺失的愤懑。他在诗中嘲讽道:“餐桌上的馍,越来越白,知道馍味的人越来越少”。
《岁月记忆》里褒贬了人性和亲情,把诗歌变成了佛经。如“沾满鲜血的手”、“总是故乡情”、“乡村老人”、“鸡窝里的鸭蛋”、“善良”、“苜蓿菜”、“送灯筝”等。人常说,人性亲情是文学的落脚点。郑先生诗里的人性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人性,而不是动物似的人性。他说的亲情都是具体、有归属的亲情,而不是抽象的、空泛的亲情。
三、“农村文化人”,是新文化的探路者。我理解的新文化,它在内涵上是指适合中国国情、引领特色社会思想道德的文化;它在外延上包括筛选扬弃后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派生文化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我分析了《岁月记忆》里的诗歌及散文,从属性上看,基本上是爱国家爱社会爱人民的底色; 外延上看,有少量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大量的是变革性的传统的文化。书中关乎国家社会广义文化作品,如“战争与和平”、“城市剪影”、“风”、“神奇的黄土地”“人间少了一个好人”等。书中涉及最多的是教化人心的狭义文化作品,全书250多篇作品中,直接涉及农村习俗、文化、演艺、教育、知识、事理等的作品超过了三分之一,如“小戏巡演”、“光明行”、“我的诗又黑又瘦”、“农家乐”、“一把胡琴”等。郑东升的诗文具有农村、城市、流行“三元素”,这是建设新文化的基础。
目前,在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城市化要加快的矛盾下,城市乎?农村乎?人的意识形态和生存观念也出现了分裂。就需要一种思想来调节这种矛盾,需要一种文化粘合这种分裂。人说,文化艺术无国界,文化艺术是连接心灵彼岸的桥梁。单从人文教化层面讲,郑东升的作品是新文化粘合剂,也是摆渡人心的桥梁,既稳住了农耕文化的根,又在城市文化中开枝散叶。比个不恰当的例子,“祭灵曲”可在农村埋人时吹,也可以在城市火葬场里吹。这就是文化共同体表达。
因此我建议,把郑东升先生新的文化观念和文学成果推向社会,推向基层,推向高校,或许就是我们今天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
(2025.12.24)
作者简介:
李敬全,陕财职院教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20多年来出版小说集《六骏劫》、散文集《心在彼岸》两部,创作小说、散文、评论上百篇150多万字,多数作品见诸公开报刊和网络平台,其书及作品独具个性。为人为文,不踏垅畔,可谓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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