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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走进今天的书店小说区，你会被一种奇特的韵律催眠。目光所及，是连绵的“人间”——《人间烟火》《人世间》《在人间》；紧接着，是温软的附着：“亲爱”的人们，“挚爱”的岁月，“欢喜”的人家，“温暖”的角落。这些书名排列在一起，像一串精心编码的安慰剂，还未翻开，一股庞大而确定的暖流便扑面而来，仿佛在说：这里没有意外的风暴，只有可控的感伤；没有解不开的死结，只有终将释怀的叹息。
这几乎成了一种新时代的“安全词”语法。它构建的，是一个情绪上绝对维稳的叙事宇宙。我们与作者心照不宣：故事或许始于困顿，途经离散，但最终的落点，必是那片被“人间”所认证被“亲爱”所加持的温情滩涂。文学，这曾经以冒犯和刺痛为荣的技艺，正被批量改造成心灵按摩椅，力度可调，模式固定，承诺给你一场安全而无害的情感SPA。
这种普遍的选择，远非“不会起名”那么简单。它透着一股深切的“绥靖”心理——一种对复杂性的战略性回避，对尖锐问题的情感性招安。在一个信息与焦虑同步爆炸、价值坐标时刻晃动的年代，读者和作者似乎疲惫于再在虚构世界里经历一次“真实的磨难”。我们想要的不再是思想的冷水浴，而是共鸣的温床；不是认知的地震，而是情绪的余震。“人间”成为一个巨大的、中性的收纳箱，所有具体的历史疼痛、制度褶皱、个体与结构的激烈摩擦，都被抽离了火药味，泛化为一种可供审美与感喟的“岁月沧桑”。“亲爱”则是那层晶莹的糖釉，让所有苦涩的颗粒变得顺滑，易于下咽。这背后，是文化消费对确定性抚慰的庞大需求，是创作面对无形压力时一种聪明的自我软化。
于是，我们读到了太多气质相近的故事。它们往往始于一个无法选择的、带着原罪的苦出身，人物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下乡、下岗、下海，经历所有宏大的历史名词。作者是勤奋的史官，事无巨细地记录着每一道生活的划痕，从粮票到商品房，从集体车间到个体创业。然而，读着读着，一种奇特的疲惫感会浮现。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经历”，却很少遇到一个真正有重量、有抉择、有破坏性力量的“人物”。他们更像承载苦难的容器，而非主动搅动命运的舵手。我们怀念于连·索雷尔那种混着野心与卑微、用尽浑身解数撞击阶级天花板的疯狂力量，也怀念卡西莫多那具丑陋躯壳里所爆发出的、足以照见整个时代伪善的圣洁光辉。而在这些“人间”故事里，人物常常被“时代”这面巨墙的阴影完全覆盖，他们的坚韧固然感人，却少了那份以个人灵魂的棱角去切割时代荒诞的锐利。
叙事也常陷入一种“巨细靡遗的疲惫”。作者似乎怀揣着一种史学家般的焦虑，生怕遗漏任何一个具有“年代感”的细节，于是从街道标语到家用电器，从流行歌曲到新闻事件，无一不录。这固然构建了坚实的物质外壳，却常常窒息了故事应有的呼吸与节奏。小说成了生活的复刻版，而非生活的提炼器。
当我们合上书，记得的是一连串“真实”的场景，而非一个“真理”般的瞬间。这或许源于一种叙事上的不自信：仿佛若不依托于一段公认的、厚重的历史背景，一个虚构的个体故事便失去了立足的根基与分量。殊不知，伟大的小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它不需要复刻整个海洋，只需找到那一滴能折射整个太阳的水珠。
最关键的缺失，在于“问题意识”的蒸发。这些作品擅长呈现“苦”，但“苦”从何来？它们歌颂“韧”，但为何非得如此之“韧”？那些具体的、结构性的、足以令一个群体或一个时代陷入困境的症结——可能是僵化的制度设计，可能是扭曲的价值评判，可能是利益固化的壁垒——常常在叙述中被悄然悬置，或溶解于“命运弄人”“时代使然”的模糊叹息中。矛盾最终总是在血缘的包容、邻里的谅解、个人的释怀中温柔化解，达成一片祥和。这是一种叙事上的“大团圆主义”，它预先设定了一个稳固的、不容颠覆的情感与道德秩序，所有冲突都是误入歧途，最终必须回归这个温暖的“家”。文学本应具有的质疑、冒犯、刺痛功能，在此被主动缴械。当批判的锋芒无法精准地指向那些制造苦难的、具体的、可被审视的源头时，故事便只能在社会学的表象和个体心学的窄巷里打转，失去了叩问时代核心的力道。
看看那些我们一再重返的经典，它们的书名本身就是一枚问题的楔子。《红与黑》，两种颜色，两种道路，一个青年灵魂的全部撕裂与一个时代的阶级死结。《愤怒的葡萄》，甜蜜的果实与炽烈的怒火，农民的生存如何被资本机器碾碎又何以燃起反抗。《死魂灵》，一个荒诞到骨子里的交易，照出的是一个体制从根子上的腐朽。这些作品的力量，正在于它们敢把问题亮出来，并且拒绝提供敷衍的答案。它们的人物，无论是于连、汤姆·乔德还是乞乞科夫，他们的挣扎与命运，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划开了社会肌体上最顽固的病灶。
小说家的智慧，有时就体现在对“关键细节”的统治力上。我总忘不了米兰·昆德拉笔下的那个青年诗人，在情欲与时代压抑交织的顶点，却因为找不到那条“代表着美好色情机会”的特定小裤衩，全线崩溃，夺门而逃。这个细节的荒谬感，具有核弹般的威力。它绕过了所有意识形态的宏大叙说，直接命中了个人在最私密处被时代规训与阉割的真相。一条裤衩的缺席，比一整篇政治论文更能让我们体味到“历史”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宰制着“人生”。这就是好故事的魔法：它不需要包罗万象，只需要找到那个能引爆一切的微小奇点。
我并非鼓吹文学必须冷峻如铁，摒弃一切温情。恰恰相反，唯有当温情与挚爱被置于凛冽的、甚至残酷的现实中检验，而不被用作粉饰或稀释现实的糖精时，它们才焕发出真实感人的光芒。就像《灿烂千阳》中，两位阿富汗女性的情谊并未冲淡塔利班暴政的黑暗，正因黑暗如此浓重，那丝微光才显得如此灼热夺目，那“灿烂千阳”的向往才如此悲怆有力。
说到底，当代长篇创作中这种“人间”式的温情潮流，是市场、受众心理与创作惯性共谋的一场“安全航行”。要打破它，需要的或许只是重回写作最原初的那股冲动——“不吐不快”。那不是一种职业化的“交稿”，而是被一个问题、一种景象、一股情绪日夜炙烤，非得一吐为快方能自救的“表达”。它要求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更应成为一个敏锐的侦探，一个勇敢的提问者，一个语言的炼金术士，从生活的矿石中，提炼出令人战栗或沉思的稀有金属。
文学的长廊，不该只有恒温恒湿的“暖意盆景”，也该有带着寒意与锐角的“思想冰凌”；不该只有确认我们早已熟知的“人间烟火”，更该有照亮我们从未看清的“人性暗角”。当我们的作家敢于放下那支调制温情鸡尾酒的笔，转而去捕捉时代洪流中那些刺耳的杂音、那些失语的瞬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颠覆一切的“裤衩时刻”，中国的长篇小说，或许才能真正告别那种精心修饰的疲惫，在思辨的负重与叙事的冒险中，赢得它应有的飞翔。
2025.12.22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