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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梦
——1978～2018改开40年私人盘点
作者：刘 虹（广东深圳）
旧梦不须频记省，醉来犹倚最高楼。
——宋·刘辰翁
我一直是个耽于幻想和梦境的人——美名“理想主义者”，俗名“不切实际的傻瓜”。能熬到这把年纪，肯定改不了了，也不想改了。
我生长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军队大院。“文革”后期,刚上初中的我曾参加建国20周年的庆祝活动,表演的是集体歌舞《造反有理》。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而我早已两鬓斑白，也早已迁居遥远的南国。
（1岁时的我, 摄于北京）
（8岁: 父亲从301医院接我出院. 摄于北京)
（60年代初, 正读军医大学的父亲与全家）
前段时间，接到多家报刊关于建国70周年的稿约，思前想后，觉得最值得书写的还是70年的后半段——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这40年。于是，我首先写了一首诗作为征文投稿（带点儿自我调侃）：
《梦：我这四十年》
——纪念改开1978～2018
我的读书梦：梦圆于1978年那个春天
小平给恢复高考划了一个圈。幸运的我
搭上七七级这趟晚点12年的列车
后来发现，同车的成功人士多半转乘飞机
一步登天。而我想，读四年书哪够
求真欲一生的奢侈,加上谄上媚俗这门主课
总也毕不了业，所以至今
我赖在读书梦里，不肯醒来……
我的爱情梦：四十年堪称高峰体验——
不成功的那种。女人还能梦哪样
曾用词语把栏杆拍遍，直到把自己
挂上危崖，将一叶归帆悬赏
私奔过垂危过绝笔过，我像一行陡峭的
祈使句，被劫持于爱的未完成式中
勇猛踉跄……感谢那么多伤痛没能赎出我
才留下那么多情诗，等我来绝唱……
我的做人梦: 大半辈子包括40年后仍在
临帖描样儿。主义的如椽大笔把人字
写成复数和空心的枯笔，节节骨折
如我的脊梁……当体制公有了我们
把我们供上标语或社论，抽象地
被荣光。而我只想从人民退回到——人
到公民：与宪法暗结珠胎却出生无望
我只好继续描红，在人民的唇上……
站在2018回望1978：女人一生长河一瞬
此刻，没什么金银细软赶来我的盘点
足够了！只要还能读书还能爱还会写人字
三个不醒的梦，足以撑住我下辈子的失败
…… 他们出生了。受苦了。死了。
——上帝笔下的人类简史，没什么改变
…… 她梦想过。梦破了。再梦着。
——我如能再活四十年，这也不会改变。
（注：照理说我这个一级作家应该还有个
文学梦——其实无需多说：这片土地上的
每一次呻吟，牵动我每一个梦的碎片
所用以盛放它们的，即成了我的文学……）
是的，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人，正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重新拾起“少年壮志当拿云”的豪情；我们的青春有幸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相遇，才有了可以谈论梦想、实现梦想的机会。
一个人能将一个梦持续地做下去，也算不虚此生。而我在这里，主要描述我这一生的三个梦：读书梦、爱情梦和文学梦。
一、读 书 梦
1977年隆冬，是我的春天。
当时，我随父母从北京“发配”到新疆已经7年。父母两年前“落实政策”去了南京军区，我也在新疆军区兵团边境战备电台当了近6年报务员小兵，一个人留在了边疆。其时，我开始业余文学写作近两年了，并已在《诗刊》等全国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正为文学梦满怀憧憬。那时我的志向是当个勤奋的业余作者，上大学的事想都不敢想。因为以前推荐工农兵学员时，我怎么凭工作积极业务强、劳动肯干学习好都没份儿。我这几十年经历过十余个打工的单位，都与领导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微妙”的关系。我深知，这是多么的影响我的“进步”，但这是我的天性，毫无办法：脊梁骨就是学不会弯曲，脸上就是装不出媚笑，一生都学不会拍马屁。而上大学，是我从小自信的梦，也是我所有亲友当时认为笃定的事。因为我几乎门门功课拔尖，一直担任班长和少先队大队委；“文革”前夕在小学低年级就曾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在中山公园接受彭真市长的颁奖。那时班主任为我的未来设计的蓝图是：中学保送北师大附中，大学考北大。哪里想得到，几年后我就远在8000里路外的大西北了啊……
记得那年4天火车3天汽车，一路天苍苍野茫茫……我家直接发配到新疆北疆高寒地区的边疆线上，从首都的高楼一下掉到大西北的地窝子里。先从学习到结满冰缘的井里打水抬水开始，接着就是学打土坯盖自住的房子，这可是个重体力活，对于我，与从前的生活环境反差实在太大了。尤其是，还天天笼罩在与“苏修”打仗的恐怖备战气氛中，不论大人小孩，每天夜里都要挖地道。此外，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疯狂年代，全国各地的经济都行将崩溃、老百姓生计荒寒，边疆地区尤甚。然而，别人“荒寒”多半是营养之物没得吃，而我，还要加上更要命的一条：没得睡（这或是我一生体弱多病的主因吧）——
1972年初，16岁的我应征为新疆军区兵团一个边境战备电台的报务员，培训半年收发无线电密码电报后，开始了高度紧张的战备夜班生涯……
下图是：报训队毕业考试，我荣获抄密码电报第一名（抄战备电报非民用电报，要求大脑反应超乎寻常地快，也因此导致我严重失眠至今）,为了庆祝，专门去照相馆拍了此照,长长的辫子厚厚的冬装棉裤,套上维族裙子似有点不伦不类？臭美地穿着这一身，立马赶回通信连，参加毕业演出维吾尔族舞蹈。
(1972年穿着厚棉裤套上维族裙子纪念报训队毕业)
(战备电台部分战友1973年合影。我前右1)
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反帝反修备战忙，早请示晚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学校停出版停电影停思考停……的文化荒漠愚昧昏聩的年代，小小年纪但求知欲极强的我，还是本能地到处找带字儿的东西读一一包括一些地下秘传读物。对当局后来允许读的更是无论什么书都如饥似渴，除《反杜林论》等那几本要求读的之外，我还常盯着唯一的新华书店，及时买回允许出版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书，并组织起三位电台战友参加的读书小组，每天早上下了紧张的夜班不补觉坐在一起苦读。记得那天下了夜班，我晕晕乎乎冒着虚汗又跑到新华书店砸下半个多月的工资买回一整套精装列宁全集，被同事远远看到直问我你在哪儿买回来一大桶饼干？之后还陆续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形式逻辑》等，以我十几岁的年龄根本看不懂的深奥理论书，我却啃得津津有味。我还自费订阅了当时唯一的杂志《朝霞》。或许当年无法选择地读的许多东西带有“狼奶”，几年后又需要使劲儿吐出来，但我仍然相信开卷有益，至少训练了我早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话说回来，在那个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头，酷爱读书的我理所当然地被周围环境视作异类，无端遭受孤立和打击，压抑的氛围如影随形；哪怕我已在全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之后，周围的俗人觉得你更不正常了。想想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动荡中的多半时间都是斯文扫地，粗野当道。待到那“艰辛探索的十年”，竟让学校停课多年，连读书都成了罪过，鄙俗之气尤为猖獗。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读书反动，造孽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大倒退，毁了几代人！
而且让整个民族至今在继续“享受”它的无穷遗患。
(在那个年代因爱读书而遭受孤立打击的我)
到了1977年9月，粉碎“四人帮”刚刚一年，到处都在清理整顿，我被单位“重用”，从师部派到边境线上的一个连队去参加“路线斗争教育工作队”，担任秘书，在队长审查文革留下的诸多血案时负责作记录，弄得晚上常常噩梦连连。
那年10月的一天，忽然接到妈妈的来信，皱巴巴已经破了（那时内地的信件到边境连队至少要走半个多月）。她急切地告诉我，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让我尽量请探亲假回家来复习功课。而我却基本不相信这个“小道消息”。当时北京的报纸到达边疆连队也要延迟半个月才能看到，消息极其闭塞。惟一快捷一点的是广播，可又因设施简陋常常没有信号，更因为严防收听“敌台”而不许使用短波收音机——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我参加过几次宣判大会，其中枪毙的犯人，不少就是因为私藏短波收音机聚众收听“苏修敌台”。
我没有回复妈妈的信，也没把这个消息当回事儿。
一个月后，恢复高考的消息竟然成真了——我听到了广播！我立即申请回师部所在的自治州报名。拍照、领准考证、体检等等也都需要亲自回去办。当我好不容易打通层层转接的长途电话，单位政工科长却故意从中作梗，无论如何不同意我回来办报考的相关手续。最后甚至说出“准考证可以让别人替你代办嘛”这样违背高考规则的昏话来。没办法，我忍了多天后，眼看报名要截止了，就斗胆跟队长请了假，一个人趴便车，先拖拉机，后运粮食的大卡车，严冬风雪中冒险坐在高高的玉米堆顶上，且忍着晕车，熬了10多个小时才风雪仆仆回到单位，又冻又饿。报名时限只剩最后三天，我顾不上吃饭，壮着胆连夜找到几位领导家里，一个一个地恳求。因为按当年的规定，我6年工龄可带工资上大学，但前提是，报考必须单位同意——多了这道人为关卡，真还不如农村知青。
刚迎高考就意外不顺的我，终于遇到了一个认真执行国家政策的正直好人——这位刚刚从伊犁州调来的刘书记，一到任就了解到我是已在全国报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的“人才”，平时就酷爱读书学习，他理解这次高考是实现我读书梦的难得机会。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终于在最后一天办好了准考证，又匆匆返回边境连队继续“路线斗争教育”。那时距考试已没多少时间了。
我抓紧利用不加班的仅有的几个晚上复习迎考。但接踵而来的困难是，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偏僻连队，根本找不到任何复习的课本和资料。那时的边境连队完全可以称为“文化荒漠中的荒漠”。我手里惟一的教材，是从州里一位“老三届”家里借来的一册残缺不全的高中数学课本。只好先自学它，无任何人可请教，到临考也没学完几课。而其他课目的复习几乎没有碰，最多就是把迟来半个月的《人民日报》多看两遍，算是复习时事政治。当时连队里连电都没有，我只能点着昏暗的煤油马灯复习。即便如此，我还是斗志昂扬，干劲十足。我当然不是出于有“底气”——我只有小学三年级半的底子来考大学，且已被“革命战备”蹂躏6年严重失眠、加上文革中多年根本不上课，此时我已与课本、考试隔绝12年；七七级考生又多是累积了12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和众多社会青年，竞争空前激烈，我何来自信？（录取结束后印证了此届全国的录取率真的是“百里挑一”）——而是由于这次报考被无端阻挠差点考不成，让我进一步看到世态人心的险恶。体质病弱、孤身一人丢在边疆的我，别无选择，必须靠自己的实力考上大学，才能圆我儿时的梦，提高我的生命质量，接近我的精神奔赴。当时，真有点“背水一战”的悲壮感。
惨的是，我在北疆边境线连队的马灯下业余孤战，总共复习的时间累计起来也不足3天，相信这在当年庞大的考生群体中，算是少有吧。也因此，成绩出来前报志愿根本不敢报名校——况且，那一届并非如今的全国高校敞开统招，而是分给各地限定的可报大学和指标。比如当时所在地可填报的文科本科院校似只有北京师范大学(2名)、西北大学和新疆大学（具体名额记不清了）。
考试定在12月上旬。科目有时事政治、语文、数学和历史、地里五科，每半天考一科。临考前的晚上，我在煤油炉上为自己煎了5个荷包蛋，又把一个月的3斤细粮定量都买了冷馒头，这是我考试期间的全部能量和营养。我看到应考的同事喝着妈妈送来的鸡汤，羡慕不已。
开考那天早上，隆冬12月的北疆雪盖冰封，我骑着借来的过高的男式二八自行车，歪歪扭扭奔向考场，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背着时事政治题。中途下坡时结冰的路面太滑刹不住闸，猛地摔了一跤，刚刚背过的题目全摔出了脑袋。
文科考场设在自治州一所简陋的中学里。偌大的教室只生了一个铁炉，书写困难，我感到手冻得不听使唤。语文考卷中作文占了60%的分，题目已记不清，好像与“粉碎四人帮，大干快上”有关。我选择的体裁是抒情散文。这应该说是最有把握的选择，却让我发生了意外——占分最多的作文我居然没有来得及写完！主要是我严谨地按照诗歌的凝练构思和炫目文采来写考试作文，标杆定得太高，时间又有限。谁能想到，我这个被国家级刊物培养的文学青年、报中文系的考生却考砸了语文！考试全部结束后，我与几位“老三届”对题，政治、史地和数学我都觉得考得不错。发榜时得知我数学达到59分考了全州第四名，把许多高中毕业生和底子扎实的老三届都甩在了后面。但我深为语文成绩担忧，觉得这次肯定录取不了。
此处插一段：若没有文革，我这个从小的学霸能一路按部就班地升学的话，我不会大学报文学专业——虽然语文成绩也一直稳霸第一，作文常常当范文被老师朗读——因为我更喜欢数学和哲学这些抽象的学科。文革中的中学“复课闹革命”实在徒有其名：根本不上文化课，除了学毛选，主要时间都在学工学农劳动。记得我应征入伍报务员前中学最后一学期，才开始上了几门课，期末考试政治语文数理化等6门功课，我5门全班第一，只有一门物理排第三。30多年后重返新疆中学聚会时，有同学还提起当年一段佳话：你的数学好到基本没考过100分，多是120分哦——把没学过的加题也都能做出来；你还经常替四川口音太重以致大家听不懂的数学杜老师当堂重新讲一遍……。然而被文革中断了多年学业，我又少小参加了紧张的革命战备工作，加之高考前已开始业余文学写作并发表了多篇作品，而那个年代自学理工科难有条件，所以，突临高考只能报文学。
两个月后，当我走出沮丧，重新收拾心情，开始搜集复习资料准备半年后再拼一次考七八级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被自己的第一志愿新疆大学录取了（当年因为没有复习时间还被政工科长刁难，且边境地区也没复习资料，我报志愿时想都不敢想填内地的名校，只是想有书读就已很幸福，再者，历史悠久的新疆大学当年也属西北的重点大学）。原来，我五个科目的总分较高，语文分虽被作文拖累了，但也上了分数线。巧的是（后来听说），负责录取的老师，竟读到过我近年发表的文学作品，相信我作文没写完可能是一时失手——真是老天有眼，我的运气不错！
1978年2月底，我打点行装，“漫卷诗书喜欲狂”，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读书求学路。
（1978年3月,中文系77-1班大学报到合影.我前右1）
（大二那年春天,意气风发的同学们周日攀登乌鲁木齐红山顶. 我左二. 举旗者则是后来钱谷融的研究生、著名评论家、华东师大博导殷国明）
（大二时班上女生合影,号称"12金钗".我前排左一）
其实，读书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是终其一生的修为，不仅仅指上大学。我大学毕业后仍一直酷爱读书，在单位里和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我组织过读书沙龙，为书友们互相交流好书；甚至为更大范围地读到经典高档真实之书，经常“冒险”从香港买回来，为此曾被查没……为表达对读书的热爱，我还写过一首诗呢：
《约会好书》
你在夜的深处抖落白天的尘屑
让灵魂平静，且赤裸
此刻，正是约会好书的时辰——
好书是一渊深潭，欲将平静进行到底
却终被打翻,波涛过处收缴了种种浮嚣与躁动
令最终埋向它的人越饮越渴越渴越饮
并悄悄喜欢上了这种被纠缠的方式
更多的时候,好书并不急着与好眼力相会
它像深巷里的好酒，耐得住寂寞
对不胜酒力的人略显矜持,但从不待价而沽
它相信有教无类，开卷有益
它也不隐讳绝境书写，悬崖边的性格
刀尖上的舞蹈，临界点的爆破以及
因偏爱自由落体而流水落花的生活……到了
它却让你与世界，相逢一笑泯恩仇
其实好书钟意的表达不是独白,而是对话
不过，在你返回童真之前它不会开口
比起好画儿，好书更像一个不谙风情
不知道自己美、而美着的女人
不在意封面的刻意装潢,不屑于时装表演似的
咄咄逼人地讨好，或故作娇羞地挑逗
它没有画儿天生的被看意识,它只是自己在着
不占客厅高墙和广告空间，不搞
眼球经济视觉冲击，只流传于时间的口碑上
引得知音相继扑来——即使几千年后
而它变成音乐, 要在你掩卷时
它常常溜出主旋律或时代强音，绕梁三生
而不是三日。它让你甘做愚公在余音的尽头
挖掘不止,并要子子孙孙挖下去
好书让一个人多活了好几辈子
好书帮好多人活过了真正的一生
好书偶尔也妒忌但并不较真儿,对于文人雅士
MP3、DVD、互联网、手机、短视频
一切声色犬马花里胡哨无须过脑的东西终究
只能当外室,自己才是结发的明媒正娶
然而好书有好书的脾气,焚书坑儒也拦不住它
张扬了几千年并仍将张扬下去的——真性情！
同时它也怂恿你忘形，先是策动你的手比如
拍案惊奇击节赞赏扼腕叹息；又运动你的脚比如
奔走相告或隐秘传递，共同饕餮一部好书
最后，它还将与你的爱人争霸你的枕席
直到有一天对爱人说她就是一部好书
直到爱情成为最苛刻又最深刻的彼此展读
直到把所有倒霉用来练笔所有练笔招来更多
倒霉，直到文字背后悲欣交集的
那个人，平静地坐回勒口
直到某个深夜，从书柜里取出——你自己
从序到跋，看日子排着队一页一页认领
你丰富又桀骜的灵魂，并且说——
好书！
（1981年秋大学毕业前夕在南山牧场.蔡其矫摄）
二、 爱 情 梦
在跌跌撞撞的情路上，我常常弄得自己满身伤痕，具体的爱情梦均早早地破灭于未完成时，似没有什么经典而完整的故事可供展开描述。对此，我只能更多地“理性”总结，使自己在反思中成长——也许有人笑我：还是在“说梦”？
那是大学毕业不久，在同学的撮合下，我谈起一段浪漫的异地恋（其实我至今仍按捺不住这种浅薄少女的浪漫倾向。当然，我并非一概否定异地恋），书信中诗来诗往，在精神上高大上对方，压根儿没有感性的直接的深入互相了解，在虚幻的梦中结合，在失望的梦碎时分手……多年后我才梳理出理性的结论：这场悲喜剧真正要怪的，是我自己！怪自己一开始就在想象中不切实际地理想化对方，把应然当实然，且因追求完美在精神上过于苛求对方——幼稚之处正在于：其实自己也远远不可能完美。于是，在自己编织的幻梦中自我欺骗，共同生活后则大失所望，包括生活习惯的不同（比如为天天洗澡都要磨破嘴皮）；之外更有同住的极端传统思想的强势婆婆（应属于80年代曾流行的对颐指气使的高官夫人的雅称“马列主义老太太”之列），常横插一杠，挑唆生事，而他又是个被母亲操控一切都“妈宝男”，以致新婚期间很快就一地鸡毛……须知在那个年代,女人婚后不久就提出离婚,纯属自找社会吊打,我当时的压力和煎熬可想而知。我后来做过乐观的假设：如果没有婆婆介入，也许我们会共同成长、成熟起来，至少不会那么快分手吧？
然而，之后的情路，我并没有以此接受教训成熟起来，继续“用空间做梦，用时间破碎”（我的诗）。同时，我也对世俗世界中变得越发形而下的“情场”越来越失望。
(1983年7月旅行结婚:将登上去大连的轮船)
(1985年春,刚刚走出失败婚姻的我在南京参加全国广播电台文学节目交流会）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确，女人一生的“主梦”，就是爱情。这和男人明显不同。男人多半一生在“功名”中挣扎，情感有时只被当作功名“大餐”后的那道“甜品”，且这道甜品的样式最好多样化——不能在一个女人身上吊死啊，为此还发明了“审美疲劳”的理论依据，呵呵……
对这种两性间的差异或曰“性沟”，20多年前，我曾读到著名作家阿城在《常识与通识》一书中“考证”：此乃男人女人不同的生理、心理、乃至基因所决定。而且，男人的生性“薄情”，竟无意中暗通了优生学的款曲——似应同情有些男人不懈地寻目标换口味，不停地调情滥情，那可是有利于族群繁衍功在千秋哦……阿城最后总结说，我们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地与基因作对，那可又累又徒劳啊……其口吻半是尊重科学的无奈，半是男人特有的窃喜。这对当时的我可说是醍醐灌顶！我喜欢他的直率。
他其实说出了真相。可惜，一般女人们明白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为时已晚。还有许多女人至死都不明白，闹出一些“秦香莲”式的反抗，不幸成为一辈子心理扭曲乃至怨毒的“怨妇”，时不时大闹一场，自以为强硬，殊不知是以自毁尊严、自残人生为巨额代价的。
（这是1985年夏,担任电台文学编辑时到北京央广出差,在偌大的院子中居然遇见时任职央视新闻联播组的前夫,呵呵真有缘啊!）
我的另一次情感“走麦城”的遭际，很长时间无力用笔触及，用文字撕开结痂的伤疤是需要勇气的；有时是不好意思启齿，曾犯的那些“小儿科”式的傻浪漫错误，甚至会让今天的中学女生笑话。
……那块铭心刻骨的最大伤疤，开始却像桃花明艳，但很快就变成不祥的罂粟花，它绽开在1980年代中期。正是那一年，我曾偶然抄下普拉斯的诗句：
“我是个30岁的女人/ 还可以像猫一样/ 再死上一回……”
它竟一语成谶！
（那年深秋,长江文化寻根的作家团旅程中,我"邂逅"了他）
（也在该旅途有幸结识了四川女作家向义光,优雅的大家闺秀.不幸的是:3年后她因情绝望而跳火车弃世.令人痛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中国人的爱情观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而变得多元且自我——大旗上写的是恩格斯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位知名教授和评论家，就是在这种鼓舞人心的气候下与我在作家活动中偶然相遇的。在一般婚外恋男人常开展的“孔雀开屏展才华——痛说革命家史——信誓旦旦奔主题”三部曲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安排，不留退路抛掉了一切，连住房也送了人，只托运了几箱书，义无返顾地南下调到一所大学等他。当地的文坛甚至沸沸扬扬地传出“两个名人私奔”的新闻……未料，事情很快到了尾声——他感到来此人事复杂升官渺茫，还说正在入党转正不宜生事——因而违背我们的约定不想调来汇合了，也不再提他曾渴望多年的“离婚”（所谓“认识你以前就已分居多年、曾离婚未遂的痛苦婚姻”）。我曾徘徊在他演讲出来的教学楼顶欲纵身一跃在他面前……我的身心终于垮到了底：高烧41度，患伤寒重症报了两次病危……在那段长达半年的黑色日子里，我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默念着普拉斯的诗句，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正在“死一回”……
(病危转安未及痊愈,出席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北戴河.会上复发高烧卧床多日)
现在想来，我更多嘲笑的是自己。自己幼稚的轻信！自己对男人思想才华的过于痴醉而对人格基石的忽视！尤其是，自己那诗人式的凌空蹈虚和自恋，所导致的盲目自信！记得“私奔”前夕我从父母家中偷出户口本去转户口时，恰巧碰到著名女作家王英琦,她好意极力劝阻我,说那人不可靠,可我根本听不进去……
幸而，当时身边有著名作家戴厚英老师的倾心长谈（与他一样，戴也每年被聘来做客座教授，她几年后因太善良而死于非命，痛惜！），包括理性透彻地分析、真诚地批评和劝慰，加之我一贯强烈的文学寄托和精神追求，终于帮我走出了“怨妇”心态和差点灭顶的人生低谷……当然，我还是难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多年不敢轻易涉足情场。
与此同此，我所看到的情场也越来越沦陷——社会转型期,“权贵市场经济”大潮中泥沙俱下，人们空前释放了物欲，而人的精神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却愈益委琐。许多人在心理上，越来越丧失着爱的能力；在行为上却越来越恣行无忌，以致滥情主义失去底线。对此情感轻佻症、堕落症，我曾在《爱情》一诗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不再盟誓，更不手书
不留痕迹，作案般严谨
才省略花前月下
又越过信笺上的暗格
如今的你简约、直捷
未走上心头，便走上了床头
不厌其烦的
是对皮肤感觉的研究
咸水津津的典藏漫过卧室
直逼书房装童话的那一层
天平发达了计量学
一边是长宽软白挺塌度女人的肉香
一边是房车大小钱包鼓瘪男人的铜臭
哦，这个数字化时代
无论交易成否都能缩短
皮肤到皮肤科的路程
那千骑一荔的脚呢
那扔白手套的手呢
缺胳膊少腿在床上冒充动词
而物质作主语时便屈居宾语
一个浮肿的名词，不咸不淡
被感官消费着，可有可无……
然而，我们是在谈论你吗——爱情？
也许正是：男人多半是社会的动物，而女人是属于情感的。所以女人容易一生为情所困，为情所伤。对此，我几年前曾在诗中有所总结，当时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其实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
早先螺帽与螺钉互相吸引
它们对抗——对抗得严丝合缝
事情如果结束在诗歌之前
彼此就不会成为对方的漏洞或把柄
螺帽总想献身给惟一的螺钉
螺钉窃喜却又怕对不起自己的耐力
希望被多多笑纳而非独占
它不明白螺帽为何要如此纠缠
螺钉属于科学叙事和工具理性
它享受具体和具体的一次次否定
螺帽显然空灵一些耽于美感叙事
它用空间做梦用时间破碎
老了的螺钉怀一腔雄性的委屈
还有多少未刺探的空虚未直奔的主题
老了的螺帽笑自己是个圈套
漏掉的是日子套住的是自己……
——拙作《螺帽与螺钉》
我曾在16年前的长篇随笔《找对象——关于爱的随想》中，谈到我的爱情观，节录如下：
爱，就是找到自己。找到一面自我的镜子，一个灵魂的解读者。
这是人生的一个大主题。按西方的传说，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是不完整的，他被分成了两半；他的一生都在寻找他的另一半——这就是爱情。
而我想说的是，真正的爱情并非只是寻找另一半，而是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爱情的定义近似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略有不同的是，爱是个体自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马斯洛“人生需要五层次”（由低向高）——温饱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严的需要、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之中，最上面两个层次的需要实际上有很大的重合面：爱情的满足，是人的最高需要即“自我实现”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个性的自我实现。
爱，是彼此最深入、最完整的审美阅读，和独特价值的相互肯定。所以，中国人很准确地称谈恋爱为：找对象。
那么，落实到找对象——谈恋爱的可操作性，又有着怎样的路径呢？
前面说过：谈恋爱，就是在人性最深入、最全面的领域，进行彼此吻合与否、异同各占多少的检验过程。以比较健康、理性的标准，这一操作过程有着什么样的基本层面呢？或者说彼此最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沟通呢？可以粗略划分如下：
一是在人格的基石方面——是否具有正直善良、刚正不阿的品格。这里的善良，肯定包括宽容和大度；但不能过头，否则就成了无原则的“老好人”，所以还必须强调“刚正”。如双方吻合，就都是个“好人”。那么就可以做一般的朋友交往了。
二是在价值观方面——可分为大的人生方向的选择，和小的日常生活中的取舍这两个方面。大的：是否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能冲破官本位价值体系的束缚，健康丰富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求真欲强，看重精神生活，并以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以及“民主、自由、博爱”这一永恒的普世价值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彼此同是一个有信仰、有持守，人生大方向一致的人。小的：指对日常生活中大小事情的决断取舍。如果以上两个方面都比较一致（生活小事当然不必太苛求，必须懂得求同存异，互相包容——此为“善良”的题中之义），乃称“志同道合”，你们就可以做深入交往的好朋友了。但只有价值观的一致，还不一定就能做夫妻。把爱人仅仅定位于志同道合，绝对是个误区，导致了那么多“两个好人离婚”的现象。实际上，彼此能否长久相爱，还包括下面将谈到的人性中更深刻的性格因素——审美观念的因素。
三是在审美观念方面——应分为三个领域：一是“俗审美”的领域，在生活审美中趣味比较接近，较多的共同爱好和习惯；二是“雅审美”的领域，在艺术审美中具有同一层次的品位，较一致的鉴赏标准和能力；三是在更微妙的“性审美”的领域，彼此气质、神态、动态、身态、相貌、气味以及情感表达和做爱方式的相互吸引和欣赏等等。如果双方具备这种人性深处的趋近，就堪称“趣味相投”或“情投意合”，就可以成为情感对象，甚至结合在一起了。在这块情感生活质量普遍较低的土地，这已堪称“神仙眷侣”了。
四是在思维方式方面——是否对世界的感知、认知、把握和表达的方式上较一致，掌握超越二元论的认识论，不搞相对主义的诡辩（所谓“辩证逻辑”）；在表达中所运用的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能力和语言的修辞能力较同一等等，不至于在思想交流中出现“鸡对鸭讲”，对话隔膜，交流不在一个频道上。如果在这个较之情趣审美更精微、更难以捉摸的最“形而上”领域，也能达到较高度的同步，就堪称“心灵默契”或“心有灵犀”了。这无疑是爱情的奢侈品——前提是：如果前面的一、二、三都同时具备了的话。
五是人生的阶段性需求方面——是否在彼此相遇时，正好有着较一致的当下阶段需求，使双方的人生轨迹在此时形成交点，很幸运地具有了主观与客观的时空的“共在性”，不至于因为相遇时当下需求目标的错位（比如一个想外出闯荡世界，一个却想安居乐业；比如一个已走过了失败情感的痛定思痛时期准备扬帆情海，一个却正深陷于爱的挫败难以自拔无心面对新的情感等等），而使本来大有沟通基础的双方失之交臂；即使双方可能具备了前四个层面的接近，也只能抱憾。
以上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作了这五个方面生硬的的划分。事实上，它们是互相交叉彼此渗透的；并且并不一定具有层次间的递进关系。需要注意：如果不具备最基本的一和二，只有单独的三、四、五，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上都是不牢靠的。此外，要特别强调三的重要性，而四似乎则不必、也无法太苛求。
我还在多年前的博客里随手写过一篇类似情感“独立宣言”的《作为女人的自白》，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那是我对女性角色真诚尊崇的“应然”：
在情感世界，我竭力追求这样的人格自我完善境界——
1、既灵魂飞扬，又肉身持重（不为世俗潮流所裹挟，也不看重被主流价值
体系所界定）。
2、既理性深邃，又感性丰饶（不至于失之尖刻，同时在更高层次上葆有“女人味”）。
3、既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自尊尊人，平等诚信，独立思考，自由心灵等等），又不失传统美德（珍视家庭，乐于奉献，感情忠实等等）。
4、既有开朗活泼、浪漫飘逸的纯真天性，又不失直面苦难、思想探索的沉郁凝重和一颗朴素的灵魂。对于女性，最重要的品性是“纯”：不是小溪般清浅一望到底，而是水晶般五彩缤纷“深刻的透明”，此乃称“纯粹”；而不应满足于浅薄的“纯真”（因为小溪遇到坎坷就容易被拐带成泥浆啊）。
5、既有深厚母性的包容、悲悯，又有天真小女儿的娇俏、风情。面对丈夫：是人生终极目标和价值观一致、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情趣相投、彼此欣赏的“审美对象”（情人）；还要争取是思维方式相近、心灵默契的“精神对话者”。但在这一切之上，女性首先应该是精神独立、自足自立的个体——不断追求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6、既要在世俗世界争取更丰富圆满的爱的现实条件，更要不断地提高心理上“爱的能力”——这主要包括：第一，对自我的认识能力;第二，对对象的鉴赏能力；第三，对情感的表达、培育和提升能力。
这篇《自白》的后面我还附了一条《关于爱的能力的断想》：
“爱的能力”，我主要指心理上的：其前提是人格的不断成熟与自我完善。它主要包括：
第一，“性心理”的成熟：主要指心理上的“性感”，是否真正内在地成为了一个男人/女人，而非局限在低一层次上靠表面装饰出来的“性感”。
第二，“性审美”水平——对异性美的较高的鉴赏能力。不仅对外在的，更包括对内在的；不仅对静态的，更要对动态的。容貌、体态、装饰；言谈举止、气质情调、兴趣爱好；基本人品、价值观念、人文素质、思维能力、艺术修养、身心健康……总之，对整体状态的较全面的把握。而鉴赏力的高低，其根本在于鉴赏者自身素质的高低。
第三，女性最重要的是“精神的独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独立。男人女人都要追求人格的健全，真正成为具有现代素质的人——包括权利平等意识，人格尊严意识，个性自由意志等等。
如今我国普遍的状态是：男人感到女人的“粗”化（主要原因之一，是女人被迫参与社会竞争所致？）；而女人则感到男人的“小”化（心胸气量，精神疆域，责任担当等。表现之一是总和女性争风角斗，永远“心理未断乳”）……
上述节录的文字以及我的诸多诗文，除了针砭时弊，更多的是自我警示：对当下太物欲、太功利、太形而下、太无“情”的情场潮流保持——抵抗！
我们这一代人，无疑是愚民政策全方位的受害者。那个只讲“革命、斗争”，耻谈情爱的年代，我们只能在人性昏暗的隧道中独自摸索，以致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浑浑噩噩，感情苍白，情窦未开就已畸形。这不能不令人痛切反思：这块土地上的情场，是否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有着太多的混乱、甚至本末倒置？
多年前读到著名学者崔卫平的《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和女性解放》一文，真有一种相互印证的畅快感！她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角度，对我上面所谈的“性沟”问题作了深刻的解剖。读后，既让女人们感到痛快淋漓、醍醐灌顶，又让她们心生深刻的绝望——面对传统上格外看重世俗功名、又加上今朝的及时行乐，以致心理上不断丧失爱的能力的、文革过来的某些男人们，女人们似乎只能“解放”成——女光棍？中国这片封建男权主义文化深厚、又极力崇尚官本位的土地，到底能留下多少健康人性、包括美好爱情发展的空间呢？在我的整个青春时代、乃至走入中年后，都对此相当疑惑和悲观。看到不少女作家的相关文字，也基本和我“英雄所见略同”，甚至比我更“看透”、因而也更悲观——我至今还记得初读著名作家张洁的小说《无字》时,为她揭示的两性残酷真相止不住地身心战栗！
一个族群情感生活质量的低下，无疑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低下。一个没有信仰的族群，惟利是图、惟权是仰，惟物是拜，加上消费主义时代流行的感官放纵，是不会享有真正的爱情生活的——因为首先不具备健康的爱情信念。爱情的本质是神性的，是诗意的，它其实就是关于“美”的信仰。一个无力去爱的族群，经济再发达（且不论是否发达得健康），也仍旧是个内在猥琐的畸形儿。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早在《爱在人生中的地位》里就说过：“我把爱看作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我认为凡是以不必要为理由干涉爱的自由发展的制度都是不好的……完全为了事业而牺牲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在一个普遍为搜刮钱财建立起来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必然发生的。”他接着强调说，必须“给予爱以应有的地位。因为如果失却了这种经验，那么人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言极是！
学会爱——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幸福，更是关乎天下苍生的和谐，以及人作为灵性物种的自我肯定和精神归宿。
此节需补充一点：在情场，因各种原因最后未能走到一起的爱情，也许不能一概称之为“失败”，比如政治运动和疯狂年代造成命运的阴差阳错，这当然是极大的不幸，但作为个体的生命高峰体验，毕竟无比美好地“曾经拥有”，在这个意义上，或可称：有幸？如此，我亦算一个不枉此生的“有幸者”——89风波后不久，我经历了“地下”的王康，初识即成相遇……即使，终成遗憾（与他的相遇我另有长文《与王康书》《又为斯民哭健儿》《品读与对话》等，此不详述）。
(1995年4月北京亚运村: 再次探望"隐居"的王康)
(2003年深秋重庆: 应邀参加王康主持的大型抗战画展《浩气长流》动议策划聚餐会)
三、文 学 梦
我至今记得“文革”后期，随军队总部的父母发配,从北京赴新疆的情景。军列载着大人们的愁容苦脸和我们小孩子的莫名兴奋，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长途汽车，天苍苍，野茫茫，越走越荒凉。但西出阳关、有所隐忍的大悲壮，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击心灵的大感动，无疑为我几年后在边陲大漠开始的诗的涂鸦、直至十多年后参加《诗刊》社的全国青春诗会，这一段与诗结缘的历程，铺就了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广袤襟怀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铸，则注定了我诗的今生今世……
(2004年夏北京:与回国探亲的著名诗人北岛和作家徐晓。1983年我曾应邀到北岛前门的家与《今天》诗人聚会)
我的业余文学创作始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其时，我在新疆边境师的战备电台当报务员，小小年纪天天上紧张的夜班（导致后来几十年严重失眠的痼疾），处境孤独，内心苦闷。伴随青春期而来的文学梦，便成了我的精神寄托和抒发渠道。我写的第一首自由诗长达500多行，是模仿贺敬之《放歌集》的阶梯句（那个年月根本看不到其他诗集）。我不知天高地厚投给了国家级的文学刊物《诗刊》。当时《诗刊》分管西北片的编辑对我格外青睐，虽不可能发表，却给我及时复了一封长信，热情鼓励我“基础很不错，起点很高，继续努力！”我自然一发而不可收。当年第二次投稿就被《诗刊》采用了。次年，再次登上《诗刊》；同时在新疆的几家主要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下就引起了诗坛的关注，并成为《诗刊》关注和培养的边疆小作者。
紧接着，考上了大学。我像海绵吸水般勤奋读书，尤其“恶补”中外文学名著。我积极参与组织大学生诗社，油印出版《五色石》、《泉》文学期刊，发向全国高校学生文学社团交流。校刊也是我们的文学阵地，它刊发我上学后的第一首诗，是纪念张志新的《如果我爱你》，在校园传诵一时。大学期间，我的文学梦更加清晰和坚定了。这自然也体现在我对今后职业的选择上。
(1985年5月《人民文学》赤壁诗会部分诗友合影。左三 叶文福,我,韩作荣,楼奕林,陈所巨,李老乡,XX,李虹,刘毅然)
(1986年《诗刊》杭州笔会,左王燕生和朱先树老师,我前左二)
1982年初大学毕业，我分配到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在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是今天令人羡慕的所谓“核心”公务员，亲朋好友都为我高兴。而已接受文学的初步启蒙、向往心灵自由的我，从无“入仕”之想，何况在1980年代那个文学发烧、思想解放的火热时期。于是，一年半后，我坚决辞别“仕途”，调到广播电台担任文学编辑，只为离文学近一些。这在当时被许多人称为“向下走”的调动，父母也不理解，于我，却是毅然决然。
八十年代中期，是我写作高产期。其直接驱动力，又是“孤独与苦闷”——大学刚毕业，我就经历了失望而短命的婚姻……记得我提出分手时，索回了恋爱时寄给他的情诗。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月，我的诗笔就从甜蜜的爱情诗转向忧伤的咏物诗了。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生的荒诞……《雪山》、《戈壁的风》等一批沉郁之作陆续发表，被当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著名诗人徐刚偶然读到。他可能感到了作者不同寻常的“忧伤压抑”，便托朋友带信开导我，并鼓励我多读书写作。我至今感谢他，让我得以从文学的通道及早走出了婚姻翻船的泥淖。我的写作经历了这场人生变故，也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底色。1984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我的长诗《黎明——戈壁滩——地平线》。
（上为我出版的部分作品集的书影:1-1985年；2-1995年深圳青年文学奖和香港龙文化金奖；3-1999年(中英文)；4-2001年次年获诗刊社年度优秀诗集奖；5-2004年后获中国女性文学奖和广东省鲁迅文学奖；6-2006年(文集)；7-2010年入选参评中国鲁迅文学奖；8-2016年(诗图集)；9-2017年(述评图文集)。另有诗图集《大地行吟》《诗情画意》《深渊玫瑰》等)
(上两图: 1994年第二届国际诗人笔会与白桦,舒婷)
之后的两三年，我的诗作连续三次上《人民文学》，三次上《诗刊》；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文学》等国家级报刊发表了多篇作品。
1985年底，我的首部诗集《初秋的落英》由诗刊社选编、文化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987年8月秦皇岛: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后排左起陈永春,欧阳江河,程宝林,宫辉,乔迈,张子选,陈东东,西川,刘湛秋老师,赵天山,郑道远,老木,力虹；前排左起王家新,王燕生老师,杨克,李晓梅,郭力家,简宁,我）
1987年8月底，我出席了当时被称为“诗坛黄埔军校”的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在诗会召开地秦皇岛海边，我写出了前期的代表作《向大海》，被评论家称为“从性别抵达了人的言说”。
青春诗会之后，我纠结着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闯深圳。
1987年底，伤寒重症初愈、身体极为虚弱的我，草草收拾了行李：右手一只小皮箱，内藏一本《里尔克诗选》；左手一只编织袋，装有一个300Ｗ小电炉茫茫然登上南下深圳的飞机，开始了我生命的第二次流浪（如果到新疆算是第一次流浪的话）。
也许血管里流淌着的诗人血液，使我注定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精神与生存的磨难；然而，又正因为不泯的诗心和永远的理想主义情结，支撑了我在特区最初几年的踉跄岁月。30余年过去，闯深圳头一年求职屡遭挫败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1987年底,大病初愈、拔足情淖的我闯入深圳,当时幸有勒杜鹃文学沙龙陪我度过初期的颠沛流离.图中多为打工者.我前右三 )
初到特区头两年，在颠沛流离的求职生涯不断碰壁中，我刚刚出院未能痊愈的病弱之躯，不止一次面临难以支撑的困境，内心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退却之意和难以描述的挣扎。当然，也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有权力、有能力”的人，主动表示可帮我走捷径“一步到位”。但我好像并没有多少犹豫，便选择了绕开，宁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艰难。因为我意识到，在这块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壤，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人心失序、感官放纵的社会转型期，一个知识女性必须用更多的心理能量保持自身的尊严和人格的健全，而不至于图一时的世俗“好处”与生存“便利”，把自己或多或少当作性别的符号，刻意于作“女”，而轻易放弃做“人”。这不仅是革命军人家庭从小所给予我的基本教养，更是文学所赋予我的对自我的人格苛责。我也许比一般人的自尊走得更远一些——即使“沦落”到生存底线，也不屑于虚与委蛇。带着这种“精神洁癖”（这正是诗人最大的特征吧？），注定要遭遇更多的“自讨苦吃”式的磨难。然而，即使重新经历一遍，我也只能如此。
(2002年秋我独力主办了台湾诗人洛夫与深圳诗人交流会. 我左六)
(2002年第6届国际诗人笔会.左: 郑愁予伉俪,高瑛,犁青伉俪,我)
(2005年出席首届广东诗歌节,朗诵自己的诗)
那些年，在竞争激烈、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下，心藏文学梦的我，难以捕捉诗歌写作的灵思（只在业余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但还是近乎本能地寻求着精神生活的氛围以及心灵的交流，在肉身沉重中竭力昂起头来仰望星空。我作为骨干或发起人之一，在深圳先后参与了几个著名的文学社团的运作活动——深圳簕杜鹃文学沙龙，深圳书城读书沙龙，深圳新诗研究会等。这些民间文学社团，在工商社会不断把人经济动物化的可悲趋势下，通过对人的精神呼唤，给了快节奏生活下的孤独心灵以交流沟通、相互激励和群体的温暖。
1996年，在漂泊深圳近10年之后，我心中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怅然若失和拔出红尘的紧迫感。我积极搜寻人文科学的书籍研读，关注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在读书笔记中对照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检视自己，梳理10年来因快节奏的外在拼搏而日渐荒芜的心灵。
这一年我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生命的情节》（此诗集获深圳市第三届青年文学奖，香港龙文化金奖）。在诗集后记中，我对自己在滚滚红尘中与诗歌多年的疏离、生命创造力的搁浅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发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追问：
“——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你如何要？”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在广泛汲取思想资源、认真反思人生的同时，我下决心与精神追求相配合，不计代价地调整自己世俗生存的方式，告别热闹的娱记生涯，安心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化生存。我强烈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红尘中有所放弃，以便轻装简从地接近我的精神奔赴，接近标志我生命创造力的——文学。
2000年初，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终于重新拿起诗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用生命写作”。我希望这一次疏离多年后的返回，是自我生命向着缪斯的一次“华丽的转身”——
2000年底，我出版了以当年创作为主的短诗集《刘虹短诗选》（中英文）。
2001年底，出版了个人诗选集《结局与开始》（此诗集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入围奖、《诗刊》社年度优秀诗集奖）。
2004年底，出版了第五部诗集《刘虹的诗》（此诗集获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诗集第一名、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2005年6月出版了首部散文、报告文学集《心城素描》。
同一年，采写了长篇纪实文学《遭遇食指——我所认识的诗人郭路生》。
(2005年10月北京: 在食指的新居听他朗诵新作)
在找准了生命的价值坐标和创作方向后，我的创作激情空前勃发。新世纪最初几年，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我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近百篇作品，数十首诗入选各个年度诗选和多种权威选本。在2004年第六期《诗刊》介绍我的专题中，我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写作观念：
“一个人选择了诗，不仅仅是选择了一种言说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生存方式——或曰一种践约生命的方式。因此，诗写者最终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写什么”，甚至也不在于“怎么写”，而是你自身“是什么”——喷泉里喷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还是那句老话：追求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写的历程，首先是灵魂熔铸的历程。我始终看重作品所体现出的心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价值立场的自觉坚守。
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的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
这个时期，我的代表作《打工的名字》、《致乳房》、《我歌颂重和大》、《时代生活笔记》、《沙发》、《说白》等一批关注社会民生、揭示生存真相的作品，赢得了较好的反响，相继被海内外诸多媒体转载。2005年，以业余身份，评上国家一级作家。
（2007年珠海:第二届广东诗歌节上与谢冕老师）
（2006年获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
2006年，中断近八年的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重新开评（此为广东省最高级别奖项），我的诗集《刘虹的诗》获得文学奖诗歌第一名。
获奖后有记者访谈提到：“有些评论家认为，你虽然一直不是‘热门’的诗人，但是感到你的诗中坚持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因而难能可贵。比如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对价值立场的坚守以及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问……”
我回答说：
我肯定不会、也不追求成为所谓“热门诗人”。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坐标上，我多年以来恪守“精神边缘主义”，不图见容于主流社会，而是一意孤行地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一个坚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其姿态就是——永不合作。这主要指的是他的前瞻性、先锋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一个称职的作家，他永远在为社会指出新的标高，鞭挞现实中相对落后的东西。无论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只听从内心的呼唤，忠实于生活赋予我的真情实感，而不去关心声名“冷热”之类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尤其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不合作者”的诗歌。我为她们/他们、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中那种“苦难中坚守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惟权是仰、惟利是图的民族，何来高贵？
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
我用“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是借用著名自由派思想家朱学勤的观点，意指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我的《打工的名字》、《特区的她们》、《打工妹》组诗、《飘落的树叶》等一批诗作，可以视作对这一追求的自觉实践。就我自己以往的关注点，可能更多的，还是放在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的批判上，以大力张扬人格尊严、独立思考和追求自由这一现代意识。
另外， 曾有多位评论家指出，我诗歌的特点是女性作者中少见的“大气”。我想，除了重视读书思考，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得益于我独特的大西北经历吧——它虽让我早经沧桑，但我也在风沙冰雪中打磨出了意志和脊梁，我的写作也在此起步。感谢大西北给予我精神及写作上的馈赠和玉成。
（2010年4月在台北方明诗屋与名刊《创世纪》的诗友们聚会.前管管,后右一张默,碧果,丁文智,右五林静助,中左二方明）
(2013年第二次访台.名刊台北《文讯》研究中心，收藏了我的8部作品集.我在展柜前)
（2018年第三次访台,与台北中国诗歌学会诗友座谈:右起林静助会长,我,右五向明老师）
2010年我的诗集《刘虹的诗》获得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在《文学报》记者的访谈中，我着重强调：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的名句之于我们，也许不仅仅是一个鲜花摇曳的理想诉求，更是需要一步步落实在行动上的现实抗争。在目前社会里，一个真正的诗人，肯定会失去（包括主动放弃）许多世俗利益，并将继续失去，有时甚至危及生存。然而我深知，在物质泥淖中竭力振动心灵的翅膀，应该是一个诗人永远的存在姿态。”
此话并非无的放矢，我实在有着切肤之痛。2008年秋，在《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的“东莞观音山”全球征文的颁奖会上，让我作为获奖作者代表之一发言，推却不过只得调侃自己说：“获奖似乎标志着某种成功，但于我不尽然——因为此刻我正在担心单位的“看法”。以前曾有上司因为我在台湾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而在会上批我，甚至发出所谓“党报记者不许”的禁令。诸如此类的种种压制，营造了一种以文学为耻的氛围。作为有着三十年业余写作资历的老作者，国家一级作家，至今却还是个偷偷摸摸的“文学地下工作者”，我能不感到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吗……”
我的信口坦言引来举座哗笑，也引起主持人崔道怡老师讶异不已。发言结束时我不由自主地引用了里尔克那句名言：“并无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这是我对自己的警醒与策励。
(2008年获《人民文学》观音山全球征文二等奖.中为我)
2009年，我出版了第6部诗集《虹的独唱》；该书并于次年入选参评第五届中国鲁迅文学奖。2009年9月该书在北京举行了“《虹的独唱》刘虹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国内文学评论界多位老师和文友赏光出席：
（前排左起: 雷抒雁,艾克拜尔·米吉提,周笃文,谢冕,杨宏海,吴思敬,我；后排左:施占军,左六洪烛,傅小平,张清华,任芙康,萧夏林,姜诗元,右于爱成。）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以为，文学，正是用文字梳理和省察人生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不仅仅是对作者。所以，无论多少压力或负功利，我都将继续我的文学梦。
在这个行色匆匆的物质时代，一个人能安于精神遨游，保持做梦的能力，无疑是一种幸福。我这样一个体弱多病又孑然孤行的女子，能在一生持续做着不止一个梦，且有把它们进行到底的趋势，更是幸莫大焉！
没有梦想做翅膀的人生，只能匍匐在地。梦有多高，生命的质量才可能有多高。
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还给了人们做梦的权利，并不断开拓着实现梦想的路径。还记得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那篇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初读它时所给予我的震撼……
（前几年陆续印出我的9部诗图集, 封面图）
（2011年8月西宁: 出席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2016年冬第一朗读者给我颁奖现场.中为美国郑愁予老师)
我曾在《梦的颜色》一诗中表达过这样的信念：
也许良辰美景曾许诺的
终是白日梦——你来
并且你走
我仍然庆幸：有比别人更多的梦
来一次次装殓自己
这是我今夕收藏的梦的语言
在谁都不屑做梦的年代……
是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应该是：生命不息，做梦不止！
（2019年9月初稿，2025年12月修订）
(2025年5月悉尼:我的作品研讨会后部分与会者合影.左四策划人何与怀博士,左一作家张浩枫,左二艺术协会会长顾铮)
诗和远方
作者简介：
刘虹：国家一级作家，媒体主任编辑。曾任深圳市新诗研究会副会长，目前任国内大型新闻资讯平台冯站长之家“一日一诗”栏目副主编。生长于北京部队大院，文革后期曾随父母发配到过新疆。1982年初大学毕业。1987年出席诗刊社第七届全国青春诗会。迄今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近2000篇作品；公开出版6部诗集1部文集，以及5部自印诗图集。诗集曾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首届香港龙文化金奖等。分别于2009年北京、2025年悉尼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2007年入选深圳高层次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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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5年 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