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方》何以打动人心

文/沈秀芳

【编者按】沈秀芳老师的评论以《搭方》中九个人物的死亡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小说何以打动人心。她的评述并非停留在对死亡情节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对人物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剖析，呈现了作品对“芸芸众生”生命价值的深沉关照，这正是其评论的独到之处。首先，沈秀芳敏锐地捕捉到《搭方》的叙事内核——死亡不仅是生命的终结，更是对“向死而生”哲学命题的具象化演绎。她将司马迁“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经典论述，转化为对普通个体生命光辉的挖掘。无论是赵老爷在时代裂变中的不甘与憋屈，还是马大奎“死于其所”的朴素奉献，抑或是四姐家被命运拨弄的无声飘零，每个人物的死亡都非孤立事件，而是其生命轨迹、性格逻辑与历史语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这种对“必然性”的揭示，使得人物的悲剧超越了个体哀伤，升华为对人在历史方局中处境与挣扎的普遍性映照，触动了读者对命运与存在的共情。其次，评论精辟地指出了“搭方”这一核心隐喻与人物命运的互文关系。卓玉龙“人其实就是方里的码”的慨叹，不仅呼应了其父卓印堂的智慧，更成为解读全书的钥匙。沈秀芳通过分析每个人物如何在双柏堡（社会方局）中被放置、牵制、碰撞与行走，阐明了他们的死亡如何成为其人生“棋路”的终局。无论是牛福丧事的戏剧性转折，还是牛威英雄末路的荒诞，或是赵行健默默奉献后的骤然陨落，都是“码”在方局中受制于时代、阶级、人性与偶然，却又努力闪现微光的写照。这种将人物命运纳入“方局”结构中进行审视的视角，深刻阐释了作品打动人心的深层机制：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九个人的死亡，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地貌与生存寓言。最后，沈秀芳的评论本身充满人文温度。她不仅分析人物的艺术功能，更体察其情感内核——对赵老爷“憋屈”的理解，对四姐家“悲悯”的感同身受，对毛嫂愧疚之死的复杂解读，都体现了一种“了解的同情”。正是通过这种细腻的共情分析，她将小说“净化灵魂”的审美效应清晰地呈现出来，让读者明了《搭方》的感染力，正源于它对普通生命在历史浪潮中那份沉重、真实、有时甚至无意义的努力的庄严记录。总之，沈秀芳的评论紧扣“死亡”与“方局”两大核心，由表及里地阐发了《搭方》如何通过个体生命的陨落，折射大时代的经纬，并在对“码”之命运的哀怜中，完成对平凡人生价值的深切追问。这是小说打动人心的根源，也是此篇评论的洞见所在。【编辑：纪昀清】

段景礼先生的长篇小说《搭方》出版后，我作为第一个读者（初稿校对者），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但由于已有数位高手的评论在前，我不敢班门弄斧，只好狗尾续貂了。

《搭方》的深层意蕴与人生哲学，已有不少精辟的评论，我仅就《搭方》何以打动人心、令人心弦紧绷、不忍释卷的原因，作些不成熟的探讨，请读者批评指正。

《搭方》通篇写了九个命运不同的人物的死亡。这些死亡无一不是作者精心安排或独具匠心的设置，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内涵与张力，读来不禁令人唏嘘感叹，甚至催人泪下。这既体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也为作品增添了厚重的色彩。

从古至今，先贤对死亡的意义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中莫过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是从自身遭腐刑的屈辱出发，申明虽受辱而不愿“轻于鸿毛”地死去。随着时代推移，“重于泰山”被演绎为具有家国情怀或民族大义者的死亡，“轻于鸿毛”则成为芸芸众生的死亡。“重于泰山”者的死亡固然悲壮，甚至震撼寰宇，然而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也自有其人生的光辉与悲欢离合。他们都在努力完善自己的人生，追求属于自己的“功业”。

如此说来，《搭方》里“芸芸众生”的死亡，无疑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意义。

第一个死亡的人物是赵老爷。在小说中，赵老爷虽非贯穿始终的角色，却是一个跨越新旧时代的典型形象。赵老爷是清末贡生出身，曾做过一任知县。辛亥革命后回乡，联络地方士绅成立终南县整理粮赋局并自任经理，在全县推行丈量土地、重新划定等级的工作，得到地方人士推崇。他“在不损害大局的前提下”，在土地数量与等级上对自己所在村——双北堡有所照顾，因而双北堡的粮赋少于其他村堡。双北堡人对有“功名”的赵老爷本就敬仰，此举更增添了感恩之情。赵老爷家有良田数百亩，有祖辈修建的“四合院”，有继承家业的长子赵凌源，更有身为“革命干部”的次子赵基源，还有任知县时以悲悯情怀收留的小妾“四姐家”，在双柏堡可谓人望威信俱全。

终南县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赵老爷无疑是妥妥的地主家庭。没收他的土地、财产和房屋，他自然心有不甘，但为大势所趋，又听从其“革命干部”儿子赵基源“做个开明地主”的建议，接受了“奶侄”让他接受批斗的劝说。结果是“开明地主”的谋算被识破，会上批斗又遭宿敌牛福之子的羞辱。当农协会长领人拆他家房屋时，作者写道：“拆房了，一伙人叽叽喳喳，上房的上房，揭瓦的揭瓦。赵老爷还能抑制住自己，心想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等到‘踢通踢通’溜瓦时，他心里就难受。到‘吱噜吱噜’扭椽时，他就浑身发热，忽起忽坐，夫人按都按不住。当拆卸大梁的号子声响起时，他的心上下提吊，只想蹩出胸口来。随着大梁‘咕咚’一声落地，赵老爷‘啊’的一声，顿觉胸腔炸裂，口吐鲜血……”

赵老爷就这样死了。不管他对土地改革是虚与委蛇还是消极抵制，作为土改对象，赵老爷的形象无疑是真实的。世代积累的财富一旦化为乌有，他不甘心也是正常的。但想做“开明地主”是违心的，也是虚伪的。他的“开明”无非是为了不耽误“做官”儿子的前程：自古做大事的，哪个不疏财仗义？“三年清知府”，也还“十万雪花银”呢！他又何必当个守财奴，坏了革命儿子的大事？其实质还是为赵家的前途着想。

赵老爷死得“明白”，也死得“憋屈”。赵老爷的作为无疑是那个时期地主阶级普遍的心路历程和现实表现，是作者为时代人物描绘的生动画像，也是时代变革大背景下典型人物形象的注脚。赵老爷虽然曾有左右双柏堡的“功业”，从宏观上讲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赵老爷死了，善良的双柏堡人不计前嫌，普遍感到遗憾并给予同情。在土改工作组组长马大奎与农协主任牛武的带动下，村人大都为他“烧几张纸”。在那剧烈变革的“土改”运动中，穷苦百姓“性本善”的做人底线并未泯灭。

第二个死亡的是牛福。牛福人高马大，勇武豪壮，曾在赵老爷的怂恿下“为保护村庄安全”与白朗义军接洽，又因此被赵老爷陷害入狱。在灾荒年月为填饱肚子，他将仅有的十亩河湾地贱卖给赵老爷，靠推“鸭娃车”打柴为生。土地改革中，他成为依靠对象。他的二儿子牛武成了农协主任，在土改工作组组长马大奎的支持下执掌村中大事，被一部分人讥讽“猪娃上了人市”。牛福的大儿子牛威参加八路军抗日，又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解放后成为青海某军区司令员，期间帮助双柏堡农业合作社买马。后转业到西安某国营厂任党委书记，在“三年困难时期”为双柏堡通了电。这样一来，牛福老汉在双柏堡的地位上升，受到人们普遍尊重。

牛福这样的“老太爷”死了，丧事自然要大操大办，双柏堡群众也都积极参与。然而就在西安国营厂一帮人来吊唁时，牛家人给他们饭桌上摆了油炸鸡，给帮忙抬棺的乡党饭桌却只是一般菜肴。这就得罪了乡党，他们认为牛威看不起乡党，一班青年就说“有他好看的”。于是在抬丧的半路上故意停歇两次，这叫“歇丧”，寓意是在路上等待未亡人（牛福的老伴），无疑是大忌讳。整得牛威兄弟跪地求饶，棺材才被抬到墓地。

双柏堡人爱憎分明，他们同情弱者，鄙视权贵。你牛威当官富贵了，就把乡党看低，不想当年为土匪时村人都容纳了你，竟敢忘恩负义！我们就让你先人（牛福）在阴曹地府也不得安生。本来牛福的丧事应该轰轰烈烈，极尽哀荣，却因牛家“瞅红灭黑”，办成了双柏堡最糟糕的丧事。牛福的形象不无传奇，他虽然陷于赤贫，但又不甘沉沦，敢于与权贵、邪恶对抗。他虽是“搭方”高手，但在双柏堡“方局”中屡屡失败，却并不屈服。牛福无疑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典型人物。牛福这样的“芸芸众生”，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他的生命轨迹无疑是精彩的。

第三个死亡的是卓印堂。卓老汉属于富裕中农。他是双柏堡德高望重的智者，也是“搭方”高手。他对搭方有独到见解：“你看这纵的七条线为经，横的七条线为纬，经纬交错像女人织布一样，就织出道道来。就说这码，在方外是草叶是土块，进到方里就是‘码’，放到要紧处，一‘码’千钧哩。人也一样，把你放到衙门里，你就人模狗样催粮要款；把你放到这双柏堡，你就平头百姓一个，扶犁夯耙。”在镇嵩军逼粮要款拉牲口时，他为解救众乡亲于危难，将自己刚扎牙的青骡子给了镇嵩军。他能与牛福这样的穷光蛋成为“方友”，也能与村中人望的赵老爷下象棋。他能教训赵凌源那种纨绔子弟，又能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儿子卓玉龙。可以说在双柏堡，卓印堂老汉就是为人的楷模。在《搭方》里，卓印堂是个前后呼应的人物，他百折不挠地追求小康家业，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正面形象。

他的死亡也是安详的。弥留之际，他对伺候他的儿子、媳妇说：“你们看爹的鼻子端正着没有？鼻子是梁，梁端正着房子就不会塌，人就不得死。梁歪斜了，房子就塌咧……”

按说这德高望重的老者应该安然“寿终正寝”，作者却安排儿子、媳妇想通过给孙子完婚“冲喜”来消除他的病殃。想不到亲友在堂，炉火燃烧，一切都准备就绪时，他竟在孙子婚礼的前夜死在了自己的房间。这老汉一生自律自强，为了儿子们不受委屈，中年丧妻后不再续弦，却在瞑目之前给儿子、媳妇出了个难题。作为双柏堡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卓玉龙当机立断，“隐丧”不报，婚礼继续。这给了双柏堡带头人的儿子卓玉龙处事果决的“机会”，也是他那果敢决断性格在卓玉龙身上的延续。

卓老汉死得“安详”，死得“其所”，也死得“辉煌”。

卓印堂、赵老爷、牛福是同辈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必然有各异的人生谢幕。

我以为小说虽然对三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境界以及不平凡的经历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本可以就此搁笔，但却对他们谢幕来个“回光返照”。作者这种情节的设置，使人物与其人生经历遥相呼应，或者说与之“互证”，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人物的生命始终。

第四个死亡的是马大奎。马大奎参加过解放战争，立有战功，解放后转业为行政干部，在双柏堡搞土地改革，任工作组组长。农民出身的马大奎有朴素的劳动人民感情，他对“革命干部”家属赵老爷网开一面，对穷苦农民的翻身解放更是不遗余力。马大奎升任县民政科副科长后，不愿坐机关“养尊处优”，又来到双柏堡任驻村工作组组长。作为共产党员，他执行党的政策丝毫不打折扣。在“大跃进”热潮中，他头脑发热做了不少蠢事，到了“经济困难时期”，终于明白自己对不起双柏堡群众。于是他抱着“将功补过”的信念，为饥饿的群众到北山用土布换粮食。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双腿浮肿，他拖着疲惫的身子，以麸皮与柿子做成的炒面蛋子充饥，设法给群众多换些粮食。最后为了制止拉粮大车滑下山沟，用肩膀硬扛车帮，终于抵不过重车下滑的力度，被车轮轧死在半坡上。他的遗体拉回来安放在双柏堡的戏楼上，全村人为之伤心落泪，悼念他的离世。

马大奎是党的路线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人格力量的影响，他的错误行径得到村人的原谅；他身体力行使农民脱离饥饿，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无疑是党的好干部。令人动容的是，老母亲在他的遗体旁悲痛欲绝地念叨：“大奎，我的瓜娃！共产主义还没来哩，你咋就走咧……”这种出自乡村老妪之口、看似极平常的话语，何尝不是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与控诉！

马大奎虽然在小说的前半部已经死亡，然而他的人格风范一直影响着卓玉龙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大奎这个形象是小说的灵魂所在。马大奎的死亡，用毛主席纪念张思德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其所”。

第五个死亡的是牛威。牛威在灾荒年曾经为土匪，他借助与老大的关系，免除了对双柏堡的抢劫，间接保护了赵老爷的家财。土匪组织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收编，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牛威成了八路军战士，并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被提拔为营长、团长，解放后任青海某军分区司令员。期间协助农业社主任卓玉龙等，给双柏堡买了二十多匹马，使双柏堡成立副业队，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社的经济状况。后转业任西安某国营厂党委书记，期间为解决“困难时期”职工的饥饿问题，将滞留于该厂的双柏堡数千斤粮食截留，以此为交换，倾全力为双柏堡栽杆架线，为全村各户通了电。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造反派折磨得几近死亡。造反派忙于派系斗争，放松了对他的批斗。为安全起见，妻儿就将他转至老家双柏堡。近乎痴呆的他不受兄弟牛武的待见。一次上茅坑解手，与兄弟媳妇四姐家发生误会，挨了牛武一斧背而死亡。妻子和儿子怕造反派闹事，决定草草埋葬。这时双柏堡的干部和群众不答应，他们忘记了昔日的“瞅红灭黑”的怨恨，只记得牛威对双柏堡的贡献，一致决定按照寿终老丧的规格，像模像样地把恩人送到坟园。

然而就在抬着棺材行进在半道上时，西安国营厂的造反派来了一卡车人，欲破坏牛威的葬礼，并波及牛威的妻儿。双柏堡的群众被激怒了，他们抽出抬棺杠追赶堵截，把造反派打得落花流水。

牛威的一生极富传奇，土匪、营长、团长、司令员、党委书记、走资派，可谓大起大落，所以他的谢幕也不同凡响。这种死亡情节的设置，使本就活灵活现的牛威更加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曾经驰骋战场的勇士，并没有“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旷世豪壮，却被造反派逼向绝境，死在亲兄弟的斧背下，真令人唏嘘感叹。

第六个死亡的是四姐家。灾荒年为了活命，年幼的她被妈妈卖给人贩子。稍长又被转卖入烟花行，赵老爷以悲悯情怀为之赎身，做了赵老爷的小妾。四姐家有姿色，活泼好动，被赵老爷宠爱，但却与赵老爷的长子赵凌源有私情。赵老爷虽然愤怒，又以“肉烂在自家锅里”的无奈忍了。土改后赵家的房拆了，土地分了，赵老爷死了。工作组组长马大奎（曾是牛威团长部下的连长）按牛威司令的旨意，将四姐家嫁给年过三十的牛威的弟弟牛武。她虽然看不起牛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适应了，并与之生了儿子牛青。牛青长大了，得给找媳妇了，但农业社那点收入不饿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钱给娃定媳妇？无奈四姐家与牛武到西安找大嫂（牛威的妻子）借钱。大嫂也许知道丈夫的死因，便虚与委蛇应付着给了十几元。四姐家与牛武满肚子怨气回来了。

但牛青的媳妇不能耽搁。于是牛武找亲戚寻朋友，十块八块地凑数，四姐家在家搜腾能卖的东西。家里有好几年生产队分的旱烟叶，掂量一下大约有百十斤。于是四姐家便借牛宏的自行车捆上烟叶，到县城去变卖。通往县城的路是土公路，汽车碾马车轧，长期无人养护，路况极差。四姐家车技本来就不好，还带着百十斤的烟叶。对面来了一辆汽车，四姐家有点心慌，那车就突然冲到面前，四姐家躲避不及，连人带车倒在车轮下……

四姐家死了，命苦的人折腾一辈子，总是被命运作弄。作者通过对四姐家命运的揭示，给小说倾注了一种悲悯的人文关怀，使读者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洒一掬同情之泪，从而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

第七个死亡的是卓玉虎。卓玉虎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虽然在小说中占的分量有限，但仍在读者脑海中掀起波澜。他对合作化不理解，对当社主任的哥哥更有偏见。与他朝夕为伴的白牛死亡，对他造成致命打击，使他大半辈子处在精神病的状态。这也使作为哥哥的卓玉龙背负上沉重的心理包袱。随着时间的推移，卓玉虎逐渐恢复正常，虽然不善言语，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度使全家人欣然释怀。然而却在为生产队打井时，被突然断裂的钢丝绳回打而亡，留下妻子与未成年的女儿，给这个家庭带来难以弥合的伤痛。卓玉虎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对卓玉龙这个主要人物的陪衬，进一步丰满了卓玉龙的人格品行，同时也为小说人物多样化性格添上一笔。然而，卓玉虎也给读者留下嫉恶如仇的果敢形象，如他在发病时的异样表现，在和牛宏、赵凌源搭方时的举动堪称经典，给小说增加了趣味性。

第八个死亡的是毛嫂。毛嫂是党支部书记卓玉龙的妻子，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可谓是优秀的家庭妇女。但她还是经不起赵凌源（卓玉龙的奶弟）三番五次的挑逗，终于倒入赵凌源的怀抱而不能自拔。借卓玉龙在县城开会之机，赵凌源夜宿毛嫂房子，被因故提前回家的卓玉龙“捉奸”。二人跪地求饶，卓玉龙放过了他们。从此长期对毛嫂采取冷战，使毛嫂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加上良心上的自责，毛嫂终于患上了绝症——肝癌。

此时卓玉龙似乎有些悔悟，觉得自己过于自私甚至残忍，正像毛嫂发泄的那样“与其这样折磨，你还不如拿刀子捅了我”。于是他十分大度地允许生命垂危的毛嫂与赵凌源见一面。

作者写道：“赵凌源愧疚地说：‘毛嫂，我有罪，都怪我。咋不叫我替你得病哩！’毛嫂不言语，大颗的泪珠滚出来，顺着两鬓流到枕头上。赵凌源掏出手绢给她擦着，毛嫂轻轻地拽住他的手：‘啥都不说了，见到你就够了……’”

“毛嫂慢慢地松开赵凌源的手，却痴痴地看着他。从毛嫂憔悴的面容上，赵凌源依稀看出她昔日的容颜。想起自己对毛嫂的作为，忽然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情感，他觉得应该叫毛嫂死得安宁，死得更少遗憾。于是他痴痴地盯着毛嫂，毛嫂微微闭上眼睛。他轻轻地吻了毛嫂那干涩的烫热的嘴唇。毛嫂舔了舔凌源吻过的地方，眼角露出一丝笑意……”

第二天，毛嫂忽然感到头脑沉重，不能自持。她死死地抓住卓玉龙的手，越抓越紧，断断续续地说：“我……对，对不住你……你你……”

毛嫂终于走了，她死得愧疚，死得悔恨，也死得心有不甘。

毛嫂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这个人物的设置，为卓玉龙公而忘私的风范和为人处世的公正做了完善，同时也为那个时代家庭妇女的形象画了具象。也为传统家庭妇女受到的精神束缚打开一扇门，虽然她与赵凌源的私情被诟病，但从另一个方面解开了困惑在家庭妇女内心的一道暗锁。当然，其与赵凌源的私情也丰富了小说人物的形象。

最后死亡的是赵凌源的儿子赵行健。赵行健在学校一直是优等生，但“文革”期间取消高考只好回农村，由于家庭成分问题，连个民办教师都当不成。后来还是在靠边站的书记卓玉龙的帮助下稳定了工作。“文革”结束后，又担任村小学校长，由于屡次“谦让”一直不能转正，加上患精神病妻子的折磨，就一直住在学校。在一次为教师灶上树砍柴时，不幸滑落受伤送县医院，由于肋骨骨折戳入肺部，失血过多死亡。

作者写道：“大雪纷飞，双柏堡的树木、房屋、街道全都挂上白练。人们都集聚在堡子的城门口，等待着他的归来。他活着时，在人们眼中，不过是个沉默寡言、不引人关注的教书先生。他一旦死了，人们包括学校的师生，忽然发现还真的离不开他。听到他死亡的消息，人们或震惊或悲伤，或惋惜或将信将疑，都希望这不是事实。”“学校的师生在堡子外的大路旁排成两行，个个默然无言，凄惶落泪……”

这大概是对放荡不羁、风流成性的赵凌源的报应。老来丧子的赵凌源悲痛万分。当村剧团为赵行健送行唱《祭灵》后，查娜花要赵凌源唱一段，解解胸中闷气。赵凌源不肯，说他声音岔了。查娜花说就唱一段《苏武牧羊》吧。赵凌源说：“苏武再苦也有出头之日，我恐怕这辈子无出头之日了……”说着声泪俱下，自顾自地唱了起来。

人的死亡是自然现象，谁也不能幸免。对于“芸芸众生”的死亡，自有其不可抗拒的既定宿命。即使“重于泰山”的死亡，那也是自然规律使然，那种附加的悲壮与荣誉只是对后来人的宣示。

卓玉龙规劝悲哀至痛的赵凌源，拉他到大庙前头搭方。卓玉龙说：“啥事都要想通哩。人其实就是方里的码，你把它放在啥地方由不得它，但它在啥地方就起啥作用。码走动时又有着千变万化，有的码占的位子不好，却能走出光彩。有的码占上好位子，又走不出好路子，说不定还走到死角。也有的就一直待在那个倒霉的角落，不被人重视，但它还起着均势的作用。”卓玉龙这话既是人生的朴素哲理，也是对父亲当年对“搭方”议论的回应，更点明了《搭方》的深层寓意，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搭方》里这些死亡的人，不管他们的人生是辉煌的、曲折的抑或悲惨的，其实都是双柏堡，或者说大社会这个方局里的码。他们都想在这方局里走出辉煌或者完满的人生，但他们始终挣脱不出这方局中来自各路码的牵制。他们都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走完自己的人生。即便是寿终正寝如卓印堂者，也有着中年丧妻、老来丧子的不幸。尽管他们有一时的辉煌，有终生的坎坷，有偶然的际遇，有突然的灾难，但是追溯其人生轨迹，他们的死亡都是一种必然，也是合情合理的。

2025年11月30日 

（《搭方》作者段景礼）

【作者简介】沈秀芳，鄠邑区人，语文教师。退休后笔耕不辍，文风质朴自然，生活气息浓厚。曾参与编写《户县村落记忆》，担任《鄠邑区地名志》《西伦村志》副主编。出版有散文集《远去的箫声》《消失的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