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金郁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整整10个年头了。思念如涓涓细流，时常潜入梦境，化作深不见底的幻影在心中徘徊。
我家窗前，有一株名叫“金钻”的绿植，它不开花，只是默默生长着心形的叶片，厚重如岁月，绿得深沉而执着，根系在泥土中倔强地延伸，是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植物。他说“不开花儿也好，生命本意不在于炫耀，而在于生长”。如今它在我窗前的光影里安静地蓬勃着，每一次浇水，擦拭叶片，都像完成一场与时光的对话，水珠滚落时，我仿佛听见父亲温和的赞许“它又长了一寸”。
这寸寸生长的绿意，常会将时光拉回我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生于1929年4月，五岁在爷爷的私塾学习，熟读古诗文，记忆力超强。在伪满国立高中上学时，作为进步青年被党组织秘密培养，很早就入了党。父亲身高1.76米，身材挺拔偏瘦，高鼻深目，有一头浓密乌黑的卷发和西方人棱角分明的面孔。17岁参加土改剿匪，在早期的县委宣传部门工作，当过教育助理，时为县里招聘教师最年轻的考官。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才紧缺，因工作需要放弃上大学，19岁任县文化馆长。处于事业上升期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调到学校，在反右斗争中有一个“右派”指标没完成，为凑数将这顶帽子强加到父亲头上。自此，公认的才子父亲人生被彻底改写。
文革期间，父母经常参加政治学习，身心俱疲的父亲还要做一日三餐。在知识无用的年代，父亲经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幼年的我偷偷翻看家中的藏书画册，有套《芥子园图谱》文革中连同家里的藏书都烧掉了。哥哥很小就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小动物，五岁时幼儿园就给他办了个人画展。尽管家里条件有限，父亲仍送哥哥去哈市学习绘画和小提琴。父亲将所有的不堪与疲惫都关在家门外，把残存的心力，化作暗夜里守护家庭暖心的灯。
1977年端午，患病多年的母亲痰液堵塞呼吸道，医护人员束手无策，父亲毫不犹豫俯下身，用嘴为母亲吸痰施救，尽全力留住母亲，可四十六岁的母亲还是在父亲沾满泪水与汗水的怀中离去。那个端午的正晌午时，雷声轰鸣，雨骤然而降又瞬间停下。
政治磨难和中年丧妻，没有压垮父亲，他支撑着破碎的家，培养着儿子和两个未成年的闺女。1977年高考恢复，父亲的问题重新审查。我和哥哥都在备考，精神解放的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家里吃饭是个大问题，我只能放弃大学梦，帮父亲打理残破的家。
哥哥报考的是鲁艺，专业课考试在哈师院，爸爸陪哥哥考试后掩饰不住兴奋与自豪，哥哥的作品备受监考老师称赞，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可命运的乐章却在激昂处骤变，电视剧《大江大河》里的场景在我家上演，哥哥政审未过，原因还是“历史问题”。那天哥哥回家，脸色如霜，父亲紧随其后，哥哥猛然掀翻饭桌，碎裂的碗碟如同哥哥破碎的鲁艺梦。父亲没说一句话，手足无措，愧疚自责地无法面对哥哥，耽误哥哥前程的负罪感让他矮了三分，自此，与哥哥说话谨慎又卑微。可敬可怜的父亲，你何罪之有！
哥哥虽因政审高考落北，但其作品陆续在著名美术期刊发表，国家及省美展中也屡次获奖。举办个人画展时省长陈雷出席开幕式并剪彩。中央电视台和黑龙江电视台先后播放了他的专题片和采访，是文革后首批有高级职称的美术工作者。哥哥小有成就，减轻了父亲的愧疚感，事业上的遗憾也在哥哥身上得到些弥补。
1980年父亲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连续被评为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离休后，在市县举办个人画展并将作品全部捐献。多次被评为大庆十佳老干部。迟来的绚烂，是父亲阅尽千帆后的豁达与从容。 建国六十周年，八十岁的父亲强忍时年殇子之痛，举办《牡丹鼎盛》的个人画展，将一名老党员对祖国和党的挚爱，以浓墨重彩之笔泼洒在盛世牡丹之上。
2015年农历九月初十，父亲的生命走向终点。病榻上，父亲神志依然清醒，枯瘦的手拉着我，游丝般细语“好多事儿没做，哪怕再给我两个月……两个月”父亲在重阳敬老的时光里，带着对我们的不舍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了给他无数伤痛，也给过他短暂美好的人世间。
我不时猜想，父亲要的两个月时间想做什么，我责怪自己没有勇气，在父亲气力尚存时问问父亲有什么要求和叮嘱，这成了我今生的遗憾！
望着父亲笔下那绚烂的牡丹和眼前的绿植“金钻”，我了悟，父亲自我塑造了平凡而伟大的品性，历经劫难，却不向命运低头，活成了“金钻”的筋骨和牡丹般富贵的精神世界，那是种在沉默中蓄积，在绽放中永恒的蓬勃力量。
窗外市声沉寂，余晖温柔地包裹着“金钻”，我抚过绽放的心型叶片，感觉父亲从未离去，他活在毫无保留的画卷中，活在生生不息的绿植里，更活在星空亮色的基底里。每当重阳，我便会格外仔细擦拭“金钻”的叶子，那粗壮有韧性的枝干，如同父亲的风骨，在我的心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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