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AI的日子
文/子不曰
晨光透过县“四大院”办公楼五楼那扇永远擦不亮的窗户，落在陈默的键盘上。他的手指在按键间飞舞，仿佛一场排练了二十几年的独舞，每个动作都精准得令人窒息。屏幕上，又一篇署名“县委书记周志远”的讲话稿即将完成。
“同志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
陈默停下手指，抿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这是第几位书记了？李书记、张书记、王书记、现在的周书记...…二十三年，他服务过四任县委书记、五任县长，而屏幕上的这些词语组合，他闭着眼睛都能打出来。热情、作风、担当、作为——这些词汇在他的文档库里排列组合了二十年，像一盒永远拼不出新图案的积木。
办公室门被推开，秘书小李探进头来：“陈部长，周书记的调研报告赶出来了吗？下午常委会要用。”
“十分钟。”陈默没抬头，手指重新开始舞蹈。作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本可以不亲自写这些材料了，但周书记点名要他执笔——“老陈写的材料，有高度，合胃口。”
小李关上门，陈默听见他在走廊里小声嘀咕：“陈部长如同电子脑壳，就象如今的人型AI，从不出错。”
陈默苦笑。这个绰号跟随他从县政府办科员到副主任，从政府办副主任到县委办副主任，再到如今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二十三年，他写了多少材料？多少报告？多少讲话稿？他早已记不清。那些文字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贴上不同的标签——李卫东、张为民、王建国、周志远、县政府、县委——然后被送往各种场合，被不同声音朗读，被不同耳朵听取。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掌声从不属于他。
二十三年前，陈默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进县政府办综合科。那时候他满怀理想，认为文字可以改变世界。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替当时的李副县长写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讲话稿。
他花了三天三夜，走访了三所学校，采访了十多位教师，写出一篇充满真情实感的稿子。李副书记看完，皱了皱眉：“小陈啊，感情是好的，但不够规范。你看这段，太文学化了，领导讲话要稳重。”
那份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上台念的，是一篇他从别人旧稿里拼凑出来的东西。
“慢慢你就懂了，”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拍拍他的肩，“我们写的不是文章，是文件。”
陈默确实懂了，而且学得飞快。他很快掌握了各种文件的“公式”：工作总结要有“三个突破、四个加强、五个提升”；调研报告要有“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对策建议”；领导讲话要有“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强化保障”...…
他成了县里有名的“笔杆子”。五年后提为综合科副科长，八年后，已是县政府办副主任。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他始终是那个站在文字背后的人。他的笔为四任县委书记、五任县长代言，他的文字成为这个县城发展的“官方记忆”，而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篇公开发表的材料上。
“陈部长，周书记让您去一趟。”小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
陈默保存文档，起身整理了一下衬衫——永远是白衬衫、深色西裤，像他的文字一样标准。
县委书记周志远四十七岁，是从外县交流过来的干部，干劲十足，喜欢用新概念新词汇。陈默进去时，他正对着手机讲话：“...…对，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产业，这个思路很好！”
挂掉电话，周志远转向陈默，笑容满面：“老陈，省里下周要来调研数字经济，我需要一个汇报材料，突出我们的亮点和特色。你懂我的风格。”
“明白，周书记。下午给您初稿。”
“我就喜欢你这种效率！”周志远拍拍他的肩，“对了，你父亲身体怎么样了？需要帮忙联系省城医院的话，尽管开口。”
“谢谢书记关心，已经安排好了。”
回到办公室，陈默打开一个名为“数字经济”的文件夹，里面已经有七个类似主题的材料——为不同领导、在不同年份写的。他熟练地打开最近的一份，修改时间、更新数据、调整几个关键词，然后换上现在这位书记喜欢的“赋能”“迭代”“生态”等新词汇。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
午饭时间，陈默照例在食堂角落一个人吃饭。几个年轻干部在旁边桌聊天：
“听说市里要搞AI写材料试点？”
“真的假的？那陈部长这样的‘人型AI’不是要失业了？”
“不会，机器写的哪有陈部长写得好，他可是摸透了每个领导的喜好...…不过话说回来，领导换来换去，材料不都差不多吗？”
陈默默默吃完，洗好餐盘，回到办公室。他打开抽屉，里面整齐排列着二十三个笔记本，每年一本，记录着他的“创作”——如果那些可以被称作创作的话。翻开最早的一本，字迹还有些青涩，偶尔会有诗意的句子被划掉，旁边标注：“不符合公文规范”。
最近几年的笔记本，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体，没有任何涂改。
手机震动，是妻子发来的微信：“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最好去省城再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陈默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突然不知如何回复。他可以为领导写出感人至深的讲话稿，可以为单位写出逻辑严密的汇报材料，但面对妻子的询问，他竟组织不出一句恰当的回应。
最终，他回复：“我安排一下。”
然后继续修改那份数字经济汇报材料。
省里调研的日子到了。会议室里，周志远慷慨陈词，每一段都引起省领导的频频点头。陈默坐在后排，看着自己写的文字被赋予声音和表情，有种奇异的感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抱着，夸赞，而自己只能远远站着。
调研结束后，省领导特意提到：“周书记的汇报很有水平，特别是对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融合的那段分析，很有见地。”
周志远满面红光，会后特意对陈默说：“老陈，今天表现不错！材料写得好！”
陈默微笑点头，心里却一片空白。那句被表扬的分析，其实是他从三年前为前任王书记写的一份材料里化用而来的。那位王书记后来被提拔到市里去了，而他写的那些材料，又成了给下一位领导服务的基础。
那晚，陈默加班到九点。走出政府大楼时，夜空无星。他忽然想起大学时写过的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我想在天空写下自己的名字/哪怕随即被风吹散。”
现在的他，连被风吹散的机会都没有。
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女儿：“爸，我研究生毕业论文通过了！导师说我的研究课题写得特别好！”
陈默心中涌起一阵暖流，正想回复祝贺，女儿又发来一条：“多亏了您帮我修改，同学们都说我爸是写作高手！”
陈默的手指停在屏幕上。他想起一个月前，女儿让他帮忙修改研究课题时的情景。那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不是为了工作而认真写作。他读了女儿的所有参考文献，和她讨论了三个晚上，最后写出的建议让女儿惊呼：“爸，你太厉害了！比我们教授还专业！”
那一刻，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快乐——文字终于与自己的名字相连。
而现在，他站在县政府大楼前，回头望着那扇扇亮着灯的窗户，突然意识到：这栋楼里，有多少个“陈默”？有多少人日复一日地为他人作嫁衣裳，把自己的思想和才华融入一篇篇没有署名的文件里？
回到家，妻子已经睡了。桌上留着饭菜和一张纸条：“饭热一下再吃。爸的事，我们还是早点去省城吧。”
陈默坐在餐桌前，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而是一种从骨髓里渗出来的空洞。他打开手机，无意中点开一个关于AI写作的新闻，里面写道：“最新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撰写符合规范的公文材料，准确率达到98%.…..”
他笑了，笑出了声，又突然停住。
如果真的有一天，AI能完全取代他的工作，他还能做什么？二十三年来，他所有的技能都围绕着“代笔”展开，他了解每位领导的喜好，掌握各种文件的格式，熟悉政策文件的表述方式..….但如果剥离了这些，陈默还剩下什么？
那晚，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文件、报告、讲话稿，每一本都署着不同的名字，但没有一本是他的。他想找一支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却发现手中只有橡皮擦，可以擦去别人的名字，却无法留下自己的痕迹。
醒来时，凌晨三点。陈默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创建了一个新文档。文件名：“我”。
光标在空白页上闪烁，像在等待，又像在质询。
他坐了整整一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父亲去省城检查的日子定在下周。陈默向周志远请假时，书记很爽快地批准了：“老陈啊，你也该休息休息了。这么多年，你没休过几天假。”
去省城的前一天，陈默被叫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市里突然要求报送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周志远点名要他执笔。
“老陈，这个材料很重要，可能要在全市推广。”周志远说，“你知道我的要求：数据扎实、亮点突出、可复制性强。”
陈默点点头：“我今晚加班完成。”
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为领导写材料，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
他坐在电脑前，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模板文件夹。他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曾跟随老领导下乡调研，见过真正的农村：那些泥土路、那些留守儿童的眼睛、那些渴望改变的面孔..….这些年，他写了无数关于乡村振兴的材料，却很久没有真正走进过农村了。
陈默关掉所有模板文件，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他开始回忆，不是回忆文件中的数据和表述，而是回忆二十三年来见过的那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
那位坚持在山区小学教书三十年的老教师，手指因常年写板书而变形；
那对返乡创业的年轻夫妻，把自家老宅改造成民宿，带动整个村子发展；
那位用电商把土特产卖到全国的女大学生，眼睛里有光...…
他写了整整一夜，没有套用任何模板，没有使用任何“规范表述”。他写的不是材料，而是故事，是那些在他记忆中沉淀了多年却从未有机会表达的真实故事。
凌晨五点，材料完成。陈默第一次在文档末尾加了一行小字：“根据实地调研和人物访谈整理。”
打印出来时，天已微亮。陈默看着那十二页纸，突然感到一种陌生的满足感——这不是完美的公文，但它有温度，有人的气息。
上午，他把材料交给周志远。书记快速浏览，眉头逐渐皱起：“老陈，这和你平时的风格不太一样啊。”
“我想尝试一种更...…真实的写法。”陈默说。
周志远又翻了几页，最后放下材料：“文笔很好，故事也很感人，但不太符合报送要求。这样吧，我让小李在你这个基础上调整一下。”
陈默点点头，没有争辩。走出书记办公室时，他突然感到一种解脱。
下午，他陪父亲去了省城。检查需要三天，他第一次完全脱离了工作，手机里没有不断弹出的工作消息，不需要随时准备修改材料。
第三天，检查结果出来了：需要一个小手术，但问题不大。安排好父亲住院后，陈默在医院走廊里接到了周书记的电话。
“老陈，你那份材料，我让小李重写了。”周志远的声音有些犹豫，“不过..….省里领导偶然看到了你写的那版，非常感兴趣，说这种有人情味的材料反而更能打动人心。”
陈默靠在墙上，窗外是省城的车水马龙。
“老陈啊，”周志远顿了顿，“你跟了这么多届班子，写了这么多材料，但我好像从来没问过你自己的想法。这次的材料..….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我能感觉到，你是用心写的。”
陈默握紧手机，喉咙突然发紧。
“你父亲情况怎么样？”周志远问。
“需要手术，但预后良好。谢谢书记关心。”
“那就好。多陪陪家人，工作上的事不用担心。”周志远沉默了一会儿，“老陈，你有没有想过..….写点自己的东西？”
电话挂断后，陈默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很久。一位护士经过，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先生，您没事吧？”
陈默摇摇头，走到窗前。二十三年来，他第一次被领导问及“自己的想法”，第一次被鼓励写“自己的东西”。
父亲手术很成功。陪护期间，陈默在医院里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为医药费发愁的农民夫妻、互相扶持的老伴、刚得知病情却依然乐观的年轻人...…他听着他们的故事，突然有了记录的冲动。
他用手机备忘录写下一段段文字，不再是公文格式，没有“一是二是三是”，只有真实的话语和情感。
回县城前一天，陈默去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扉页上，他工整地写下：“陈默”，然后补上一行小字：“为自己而写。”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小李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陈部长，您听说了吗？县里要搞机构改革，咱们宣传部可能要整合一些职能。”
陈默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平静地说：“该来的总会来。”
“您不担心吗？要是调整了，您这样的老领导..….”
“小李，”陈默打断他，“你工作几年了？”
“五年。”
“喜欢写材料吗？”
小李挠挠头：“说实话，不喜欢。但这份工作稳定。”
陈默点点头，没再说话。他理解小李，就像理解二十三年前的自己。
改革的消息很快正式公布：县里优化机构设置，宣传部的部分职能需要调整。人事上也会有相应变动，一些老同志可能转岗。
人事谈话那天，组织部长亲自找陈默谈话。
“老陈，你在文字岗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经验丰富。无论岗位怎么调整，都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部长说，“不过，考虑到你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组织上想听听你个人的想法。”
陈默坐得笔直，像每次准备汇报工作一样。但这次，他不是来汇报工作，而是来汇报自己的人生。
“部长，我有一个请求。”陈默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如果可以，我想调到一个不需要写材料的岗位。”
部长显然很惊讶：“老陈，你是咱们县里公认的‘第一笔杆子’啊！”
“正因为写了二十三年，我想换种活法。”陈默说，“文字应该连接人心，而不是隔在人与现实之间。这些年，我写了太多隔在中间的文字。”
谈话进行了三四十分钟。陈默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谈论自己对工作的感受：那些成就感与失落交织的日日夜夜，那些被认可又从未被真正看见的时刻，那些在规范与真实之间的挣扎...…
最后，部长站起来，握住陈默的手：“老陈，你的想法组织上会认真考虑。不过，无论岗位如何调整，你为县里做出的贡献，大家都会记得。”
走出组织部，陈默抬头看向政府大楼。阳光正好，那扇永远擦不亮的窗户反射着耀眼的光。他突然想起入职第一天，老主任带他熟悉环境时说的话：“小陈啊，这栋楼里，每一份文件都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咱们的文字，是有重量的。”
是的，文字有重量。但写文字的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名字。
调整结果出来了：陈默被任命为县史志办主任，同样是正科级。负责整理地方史料和口述历史。这是一个相对清闲的岗位，远离公文材料，却离真实的故事更近。
交接工作那天，陈默仔细整理了自己电脑里的文件夹。二十三年，超过五千份文件，占据着几十G的存储空间。他把这些文件一一备份，标注清楚时间和用途，然后郑重地交给接任的年轻同事。
“这些模板可以参考，但不要被它们限制。”陈默说，“文字是工具，不是枷锁。”
年轻同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最后离开宣传部时，陈默只带走了自己的几十本个笔记本和父亲康复后送他的一支钢笔。走廊里遇到几位同事，大家纷纷与他握手告别。
“陈部长，以后写材料没人把关了！”
“老陈，常回来看看啊！”
“陈主任，这下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
陈默微笑着回应，脚步轻快地走向楼梯。他没有坐电梯，而是一步一步走下五层楼，像在丈量自己二十三年的时光。
史志办在县委办公大楼后面一栋老建筑里，安静，甚至有几分寂寥。陈默的办公室窗外有棵老槐树，枝叶几乎伸进窗内。桌上没有堆积如山的文件，只有一台电脑、几本书，和他带来的笔记本。
第一天，他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窗外的鸟鸣，看树影在墙上移动。
第二天，他开始整理办公室里的旧资料。在一堆泛黄的档案中，他发现了一份1985年的手写报告，记录着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字迹工整有力，内容详实生动，完全没有后来那些公文八股的气息。
报告末尾，署名：“调研员 陈建国”。
陈默怔住了——那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从未说过自己曾在县委工作过。
那天晚上，他去看望父亲。病愈后的老人精神很好，听儿子问起那份报告，笑了：“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在县委调研室，经常下乡，报告都是写自己亲眼所见。”
“为什么后来不写了？”
父亲叹了口气：“后来规矩越来越多，格式越来越死，写什么都一个样。我觉得没意思，就申请调到了农业局，至少还能经常往田间地头跑。”
陈默沉默良久。原来，父亲走过同样的路，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你这次调岗，是对的。”父亲拍拍他的手，“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些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陈默开始了全新的工作。他走访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档案，挖掘地方故事；偶尔，他还会写些小文章，发表在县里的内部刊物和“自媒体”上，署名“陈默”。
这些文章没有华丽的排比，没有标准的“三点要求”，只有平实的叙述和真诚的思考。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同事都说“读到了真实的声音”。
一个月后，周志远书记居然亲自来到文史馆。
“老陈，你这地方不错啊，清净。”周志远环顾着满是书架的办公室，“我看了你最近写的几篇文章，关于老城区记忆的那篇，许多老同志读了都感动得掉眼泪。”
陈默泡了茶：“随便写写，记录一些真实的东西。”
“就是这种真实难得。”周志远坐下，忽然说，“老陈，下个月我要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关于工作作风的。我不想用那些套话了，你能不能...…帮我写点不一样的？”
陈默有些意外：“书记，我已经不在那个岗位了。”
“我知道。”周志远认真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爱用AI写东西。但我需要的不是公文，而是能打动人心的东西。你在史志办这段时间写的东西，让我看到了文字另一种可能性。”
陈默看着眼前这位自己服务了两年的领导，突然发现，也许改变的不只是自己。
“我可以试试，”他说，“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我要实地调研，听取基层干部的真实想法；第二，如果我的稿子不符合惯例，您可以直接不用，不要让人修改。”
周志远笑了：“成交。”
接下来的两周，陈默走访了八个乡镇、十几家单位，与上百名基层干部交谈。他听到了许多从未出现在正式报告中的声音：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难处、创新的尝试、失败的教训...…
他写的报告不再是“成绩、问题、建议”的三段式，而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那位因为忙于扶贫而错过女儿高考的乡长；那位尝试电商直播帮助村民卖货却屡屡受挫的年轻村官；那位在信访岗位工作二十年、几乎能叫出每个上访者名字的老科长...…
报告最后，陈默写道：“我们的干部不是文件中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好的制度应该激励人，而不是束缚人；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报告交给周志远的那天，陈默很平静。无论这份报告是否被采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真实地记录，真诚地表达。
全县干部大会那天，陈默没有参加。他在办公室整理一份1950年的土地改革档案，窗外的老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
手机震动，是小李发来的信息：“陈主任，周书记正在念您的报告，全场安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好多人在擦眼泪！”
陈默微微一笑，继续手头的工作。
下班时，他在史志办门口遇到了几位来参观的中学生。带队的老师认识他：“陈主任，能给孩子们讲讲咱们县的历史吗？”
陈默看着孩子们好奇的眼睛，点了点头。他讲起这座小城的故事，不是从文件中的数据和政策讲起，而是从老槐树下的茶摊、青石板路的传说、几代人的记忆讲起。
孩子们听得入迷。一个女孩问：“陈主任，历史都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还要记下来呢？”
陈默想了想，说：“因为记忆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让我们思考要到哪里去。文字不只是记录工具，它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连接着我和你。”
那天晚上，陈默翻开新笔记本，写下第一行字：“我为AI的日子已经结束。从今天起，我为自己写作，为真实写作。”
窗外，月色如水。二十三年来，他第一次感到文字如此轻盈，又如此有力量。那些曾被封存在公文格式中的思想和情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陈默知道，明天他还会继续记录这座小城的故事，但这一次，每一行字都将署上自己的名字——不是作为代笔的AI，而是作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陈默。
他关上台灯，让月光洒满书桌。在银白的光辉中，那支父亲送的钢笔静静躺着，仿佛在等待下一个故事的开篇。
而陈默终于明白，最好的文字从来不在模板里，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在敢于正视自己姓名的勇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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