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树

        自《金瓶梅》以“奇书”之姿闯入中国文学视野，其文本便陷入一场长达四百余年的美学与伦理的拉锯战。一面是“古今第一淫书”的严厉指控，另一面是“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的激赏赞叹。这部诞生于晚明而托名北宋的奇书，以其惊人的写实笔触撕开了传统叙事的优雅面纱，将市井生活的原生态——尤其是那些被文明话语长久遮蔽的欲望景观——赤裸地铺陈于读者面前。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一座美学的迷宫：究竟是道德溃败的色情展览，还是人性深度的惊世洞见？本文旨在梳理历代围绕此问题的核心论争，并试图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论证《金瓶梅》通过构建“肉身绘卷”与“灵魂镜鉴”的双重审美空间，在暴露人性沉沦的同时，恰恰完成了对时代精神危机的深刻诊断与审美救赎。

        一、历史争拗的谱系：道德审判与文学正名的拉锯

        历代对《金瓶梅》的评价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贬斥者将其视为败坏世风的渊薮。明清两代，官方屡次将其列入禁毁书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直言“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这种立场聚焦于文本中占全书约百分之二的直露性描写，将其从整体叙事中剥离并无限放大，视全书为“淫秽”的同义词。清代申涵光更将其道德危害上升到亡国层面：“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这一谱系的核心逻辑是文学的道德净化论，认为文学必须承担教化功能，而《金瓶梅》的“自然主义”描写逾越了礼教底线。

        与此相对，自晚明起便存在一条为其文学价值辩护的潜流。袁宏道最早盛赞其“云霞满纸”，敏锐察觉到其超越单纯故事性的叙事魅力。清代张竹坡以《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的系统评点，完成了对这部作品的第一次全面文学正名。他提出“苦孝说”与“泄愤说”，认为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故能“入世最深，为文最毒”。张竹坡将阅读重心从道德评判转向艺术分析，指出其“刻画市井小人，曲尽人情变态”的写实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定位为“世情书”，精辟指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郑振铎更进一步，称其为“伟大的写实小说”，认为其“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这一谱系将《金瓶梅》从道德泥沼中拔出，置入社会批判与人性探索的文学殿堂。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身体叙事”与“欲望政治”研究，为理解《金瓶梅》的色情描写提供了新视角。如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指出，这些描写并非单纯的感官刺激，而是“小说探索人性、权力与欲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晚明社会身体政治与性别秩序的独特窗口。海外汉学家如浦安迪、宇文所安等，则从叙事结构、反讽艺术等角度，论证其色情场面往往承载着深刻的隐喻意义，是全书意义结构的有机构成。

        二、肉身绘卷：作为社会病理学的欲望书写

        剥离道德预判，重返晚明语境，《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首先应被解读为一幅精心绘制的“肉身绘卷”，它承担着社会病理学标本的功能。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欲望高涨期，商品经济繁荣冲击着理学建构的伦理秩序，阳明心学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为感官解放提供了哲学依据。《金瓶梅》以西门庆家族为中心，将性作为透视社会关系的棱镜。西门庆通过性征服构建其权力网络——从李瓶儿、潘金莲到宋惠莲，每一次肉体关系都交织着财富的流动、身份的博弈与权力的巩固。潘金莲与琴童、陈经济的私通，亦非单纯的纵欲，而是在极度男权压迫下，女性以身体为筹码进行的绝望反抗与权力寻租。

        这些被诟病为“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则蕴含着高度的艺术选择与修辞策略。作者极少为写性而写性，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心理动机中展开。如“醉闹葡萄架”一幕，在感官刺激的表层下，是潘金莲为固宠而进行的自我物化表演，也是西门庆通过性暴力彰显其支配地位的仪式。这种书写超越了生理学层次，进入社会学与心理学领域，暴露了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身体如何成为权力流通最直接的货币，欲望如何异化为吞噬人性的黑洞。因此，《金瓶梅》的“淫”并非目的，而是其社会批判的手术刀——它划开晚明繁华的表皮，暴露出内里已然腐烂的道德肌体与人性畸变。

        三、灵魂镜鉴：在沉沦叙事中透出的人性微光

        倘若《金瓶梅》仅止于暴露黑暗，其文学价值将大打折扣。其伟大之处恰在于，即便在最沉沦的叙事中，依然为复杂人性保留了空间，使之成为一面映照灵魂深渊的“镜鉴”。这部小说在描写欲望狂欢的同时，始终伴随着一种冷峻的悲悯与深刻的存在追问。

        最典型的例证是李瓶儿之死。这个曾背叛亲夫、贪婪纵欲的女性，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展现出惊人的母爱与对西门庆的真情。她的死亡过程被描绘得极其细腻漫长，充满了对生命易逝的哀婉。西门庆在此展现了全书罕有的真情流露，痛哭至晕厥。这一情节打破了人物脸谱化塑造，揭示了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复杂性与可变性。即使是作为“淫荡”化身的潘金莲，其形象也远非单一。她的残忍、机诈与其悲惨出身、在男权社会中的绝望挣扎紧密相连，读者在厌恶其行为的同时，亦能感受到制度性压迫对个体心灵的扭曲。

        更为深刻的是，全书弥漫着一种浓厚的虚无主义氛围与宗教救赎的潜在维度。开篇的“酒色财气”箴言与结尾的普静法师幻化孝哥，构成了一个从沉沦到解脱的环形结构。西门庆纵欲而亡、家族顷刻崩塌的结局，以及全书频繁出现的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如血污床席、遗腹子出家等），在叙事层面构成了对欲望人生的终极否定。这种否定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源自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沉思：在欲望满足的尽头，是无尽的空虚与死亡的绝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瓶梅》超越了社会批判，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根本困境——欲望的永恒追逐与意义的最终虚无。

        四、双重空间的辩证：审美救赎如何可能

        《金瓶梅》的永恒魅力，正源于其构建的“肉身绘卷”与“灵魂镜鉴”这双重审美空间的辩证互动。前者以近乎残酷的写实，将读者拉入一个感官世界，体验欲望的炽热与沉沦的眩晕；后者则通过复杂人性刻画与终极意义追问，提供一种审视与超越的视角，使读者从单纯的感官反应中抽离，进行道德与哲学反思。

        这种双重性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我们既是西门庆宴饮的参与者，感受着欲望的撩拨；又是冷眼旁观的审判者，目睹着盛宴必散的结局。文本自身的反讽结构强化了这一效果——那些最香艳的场景往往暗伏着最不祥的预兆（如西门庆在王六儿处纵欲后即开始病重），极致的肉体欢愉与迅速逼近的死亡阴影形成尖锐对照。这种叙事张力迫使读者在感官刺激与道德警示、情感卷入与理性疏离之间不断摇摆，从而在审美体验中完成对欲望的深刻认知与批判性审视。

        从文学史角度看，《金瓶梅》的这种双重性是对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文以载道”的单一训诫模式，也超越了才子佳人的浪漫想象，开创了一种直面人性全部复杂性的“全身心”写作。它将此前文学中隐晦处理的欲望主题推向前台，并以惊人的艺术勇气探索其社会、心理与哲学维度。后世《红楼梦》 “深得《金瓶》壶奥”（脂砚斋语），正在于继承了这种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又在审美中渗透深刻悲剧意识的叙事智慧，只是《红楼梦》更侧重“灵”的维度，而《金瓶梅》更聚焦“肉”的真相。

        五、结论

        《金瓶梅》是一部需要勇气与智慧阅读的巨著。历代围绕其色情描写的争拗，本质上是文学功能与审美边界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碰撞。将其简单归为“淫书”或“杰作”都失之片面。这部小说以惊世骇俗的笔触，绘制了一幅晚明社会欲望流动的肉身绘卷，同时又以其对人性的深邃洞察与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铸就了一面映照灵魂深渊的镜鉴。正是在肉体沉沦的极致描写中，精神救赎的渴望才显得如此迫切与真实。《金瓶梅》的伟大，不在于它提供了道德的答案，而在于它以无与伦比的勇气提出了问题：当传统的意义框架瓦解，人如何面对自身汹涌的欲望？在物质繁华的废墟上，灵魂的归宿何在？这四个世纪前发出的拷问，至今仍在敲打着现代人的心灵，特别是对于西方所谓“绝对自由主义”实质即“性解放”的无情剖析与鞭挞。这或许也正是它“无可替代的批判性和研究价值”最深刻的体现。

                 2025年12月18日晚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