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百年争议，核心是考据派与索隐派的持续对话，从民国蔡元培与胡适的“蔡胡之争”，到当下社交媒体“悼明说”的热议，本质是对经典解读权的探讨，而这场争论恰恰印证了著作的深厚底蕴。

考据派如“红楼侦探”，以胡适、周汝昌等为代表，凭曹家档案、脂砚斋批语等史料，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体小说”，贾府兴衰映射曹家从江宁织造到被抄家的命运，为红学建立了严谨的史实基线。索隐派则似“密码破译师”，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开端，坚信书中暗藏历史隐喻，从“明清易代说”到“悼明说”，通过谐音、符号解读挖掘“吊明之亡”的深意，打开了文本的历史想象空间。

两派之争虽推动研究深化，却也常陷入“非此即彼”的僵局：考据派易拘泥史料而弱化文学性，索隐派则可能因过度附会陷入主观臆断。事实上，《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其开放性，它既是家族兴衰史、社会生活图卷，也是人性命运之歌与文化审美载体。考据的严谨、索隐的灵动、社会史的厚重、现代数字人文的新锐，本是解读经典的不同棱镜，而非对立的壁垒。

真正的红楼魅力，不在于争出唯一标准答案，而在于那份跨越三百年的共通情感——对美好逝去的怅惘、对人性困境的悲悯、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当我们跳出派别桎梏，以开放心态接纳多元视角，既能通过考据触摸真实的创作背景，也能借索隐感受历史隐喻的温度，更能从文学、文化、社会等维度汲取智慧，这正是经典能够穿越时空、持续焕发活力的关键。这场争论从来不是“谁对谁错”的较量，而是让《红楼梦》在世代解读中不断丰富内涵，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