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李秀凤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六个春秋。每当指尖抚过那张泛黄的照片，思念便如村口的溪水，潺潺涌来。照片里的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脸颊清瘦，眼睛却亮得照人，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风霜，也盛着我们姐妹六人整个童年的时光。

我的家在东北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那是日占时期“并屯”留下的痕迹，名叫姜家街屯。那里没有青山秀水，只有望不到头的黄土岗。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全村二十来户人家守着零星的山坡地，种些耐旱的苞米、高粱，日子过得紧巴，却也踏实。

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屯里人。十四岁丧父，便与奶奶相依为命，稚嫩的肩膀早早扛起了家的重量。二十三岁成亲，才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他没读过几年书，骨子里却透着不肯认命的劲儿。后来在扫盲班识了字，眼界开了，心也更亮了。他入了党，从生产队长做到大队书记，为人正，办事实，心里总揣着公家的事。

父亲的嗓门特别亮。每天天刚蒙蒙亮，他站在村道中央一声吆喝，整个屯子就醒了。那声音穿透晨雾，领着乡亲们在黄土地上刨着希望。

那时种地全凭农家肥，没人信化肥。父亲不信这个邪，六四年，他率先在我们队里用上了尿素和二铵。黄蔫蔫的苞米苗子眼见着转绿、扎根、蹿个子，到了秋天，岗地上的收成让全屯人瞪大了眼。从此我们屯不但不用吃返销粮，仓里还能有余粮，每人一年能分上四五百斤口粮——那时上头定的标准，才三百六十斤。

他还带着大伙儿在两山之间的沟岔里修起小水库，把旱田改成水田。第一季稻子收成的时候，金黄的浪头在坡地上翻滚，家家灶头飘出的米饭香，成了我童年最扎实的幸福。

最让人叹服的是种树。县里发下来的落叶松苗子又细又小，别屯都嫌费事，父亲却当宝贝似的领着我们一桶一桶挑水上山，坐水栽苗。三年过去，荒坡竟成了绿海，松林下还长出了稀罕的黄蘑菇。后来松树成材，砍了卖钱，给队里添了厚厚的一笔家底。我们屯成了公社的标杆，省里《新长征》的记者都来写过文章。

父亲管账，一分一厘都清白。六四年“四清”工作队查了个底朝天，没找出半点问题。后来他调去公社综合厂，乡亲们唠嗑时还常念叨：“老队长在的时候，多好啊。”这份人心，让他作为代表去了山西大寨，还在北京天安门前留了影——那是他一生最荣光的时刻。

而在我心里，父亲最深的模样，永远是那个孝顺的儿子和“不称职”的农民父亲。

奶奶活到七十三岁。父亲对奶奶说话从来轻声细语，干活回来再饿再渴，也总是先扶奶奶上桌。这份孝心，早早种进了我们心里。

在那个“没儿子就是绝户”的年代，我们家六个全是丫头。可父亲从没怨过母亲半句，反而把我们一个个捧在手心。“爹妈没本事，但只要你们肯读，砸锅卖铁也供。”他总说，“姑娘家不读书，一辈子就困在这黄土岗上了。”

于是，当别家的女孩早早下地、学做针线时，我们家昏黄的油灯下，总有翻书页的沙沙声。父亲从不说“爱”，可他赶集回来时怀里揣着的新作业本，开学时从不迟交的学费，还有那句响当当的“我的闺女，就得识字明理”——比什么话都重。

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捏着录取通知书，手指微微发颤，反反复复地看，眼里闪着光，说话声都变了调。那时家里刚松快些，我去读书，又要累他三年。可他二话不说：“念！天大的困难也得念！”

就这样，我进了大学，妹妹们也都在七十年代的农村里，稳稳读完了初中。

有一件小事，我记了一辈子。在长春读书时，有一天村里电话员突然到家里喊：“长春来的长途！”父亲正在吃饭，碗“哐当”一放，趿拉着鞋就往村部跑。后来母亲告诉我，他接电话时手都在抖，怕我在外面出了事。直到听见不是我声音，才长长舒了口气。

那个慌慌张张的背影，那个被放下的饭碗，让我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父爱”的质地——它从不挂在嘴边，却总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筑着最坚实的堤坝。

如今我也老了，才渐渐懂得：

父亲那一代人，像黄土岗上倔强的老松，生在贫瘠处，却把根扎得深深。他们可能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爱”，却用最笨拙、最坚韧的方式，把爱种成一片森林。

他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田产家业，而是一种目光——一种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的目光，一种认为女孩儿也该挺直腰杆的目光。这目光穿透三十六年时光，依然滚烫，依然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那片他亲手栽下的松林，该很高了吧。松涛阵阵，是不是还在传颂着一个父亲，如何用一生，把六个女儿，从黄土岗托向广阔天空的故事。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以及所有在黄土地上种下希望的中国父亲。

作者简介：李秀凤，女，1949年1月生，中共党员。1966年8月参加工作，1972年4月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习，1975年1月毕业后留校工作，长期从事党政管理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200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