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同一个威武雄壮的行列里

——董庆月访谈王久辛

“我希望《迷彩青春》这本诗选，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中国军人的最新风采、内心世界和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情怀。”

董庆月：王老师好，您最近主编了一本《迷彩青春——新时代新质军旅诗选》，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本诗选与以往的军旅诗是不同的。“新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久辛：这本诗选的书名叫《迷彩青春》，原来定的是《青春迷彩》，但我后来又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要先强调迷彩，我们军人都身着迷彩，阔步走在同一个威武雄壮的行列里。这本诗选首先注重的应该是军事色彩，强调军旅诗的军事特色，这个非常重要，并且“迷彩”这个词既有一种斑斓的感觉，又暗示了这是一个军事题材的书，然后才是“青春”，我们要走青春的路，我们要接续军旅诗歌的历史和传统。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军队迎着世界的风云变幻，进行着新的军事变革，从部队的训练内容与方法到武器装备等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正逐步形成并实现新质战斗力。这是一个伟大的进程，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出版的军旅诗选，要体现出中国军队的“新质战斗力”。这本诗选几乎把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比较有实力的军旅诗人包罗进来，可谓群英荟萃。当然我们说的是原则上五十岁以下，但个别人的年龄会超一点，如果太年轻的话，会有一些好作品收录不进来。而且还有一点，我也在讲，所谓的青春，比如说他四十岁才开始写诗，那他写出来的作品，肯定就是青春的年轻的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严格抠年龄，但是也讲年龄，又不唯年龄，就是两个标准。可以说这本诗选的出版，也是一次军旅诗歌的大集结，对振兴军旅诗歌及军旅文学，吹响了冲锋号，发起了一次集团冲锋。

董庆月：您能不能结合“诗选”，具体谈谈军旅诗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

王久辛：刚才说到诗选《迷彩青春》接续了军旅诗歌的历史和传统，《诗经》《楚辞》里都有军旅诗，再后来，古代的“边塞诗”汲取了《楚辞》《诗经》的诗歌精华，也承载了历史，“边塞诗”才写得那么好。最近我在读汤显祖的《牡丹亭》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剧本把《楚辞》《诗经》和“唐宋八大家”，甚至元明那些精彩的古典文学都集纳、吸收进去了，所以他的戏剧就写得珠圆玉润、满纸散金，而且还口语化。我的意思是，军旅诗歌也一样，都是汲取了中国古代精华创作的，也就是我们中国军旅诗的精神源泉，是先贤们的诗歌精神，构成了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精神背景。

从历史来看，在北伐战争、辛亥革命期间，均有大量的军人写作军旅诗。抗日战争时期，以条幅诗、传单诗和朗诵诗等不同形式出现的抗战军旅诗，曾经风靡全国，田间、艾青、郭沫若、蔡其矫、何其芳等一批抗战诗人成为“时代的鼓手”，创作出的诗歌极具震撼力，有着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情怀。再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也能看到诗歌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军旅诗，也是我们这本诗选纵深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军旅诗人，他们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英勇善战。现当代耳熟能详的经典诗人，可以说一半以上首先是军旅诗人，或者说他们的主要成就都是写军旅诗赢得的不朽英名。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可以明了，那些闪光的名字和响当当的佳作名篇，均来自军旅诗人，像臧克家、未央、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公刘、李瑛、纪鹏、周鹤、魏巍等等。稍晚些出生的，如阎肃、饶阶巴桑、雷抒雁、韩作荣、昌耀、叶文福、石祥、朱增泉、喻晓、胡世宗等等，到后来出现了“军中三涛”，即周涛、程步涛、李松涛，还有杜志民，他跟周涛是同时期写诗的，当年他的组诗《山地风》和周涛的组诗《神山》发在同一期《解放军文艺》上，但他的诗排在周涛的后面。周涛诗歌里面那种张扬的个性，在当时很鼓舞人激励人。相反，现在再读杜志民的《山地风》，写对军营生活的一种冷藏的记忆，反倒更深刻、更动人了。再就是贺东久、郭光豹、李晓桦、李钢、马合省、峭岩、曾凡华、李小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马合省写的长诗《老墙》，和他写赵一曼的长诗《逃跑的马车》，写敌人在追赵一曼，赵一曼坐在飞奔的马上，马车动感很强，赵一曼神情自若。马合省写得非常精彩。还有诗人李钢，他写的《蓝水兵》，直到今天写水兵的诗人仍然没有谁能超过他。他写的水兵是长着腮的，像鱼一样。作为一个水兵，他确实体会到了要像鱼一样在水里头自由生长，自由前行，但是又要像战士一样能够打击敌人、保卫祖国，他的意象捕捉和意象写作，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还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批诗人，有辛茹、阮晓星、谌虹颖、黄恩鹏、柳沄、师永刚、祁建青、王鸣久、梁梁、蒋海将、张国明、尚方、杜红、姜念光、文清丽、张子影、翼华等等，其中刘立云、简宁、蔡椿芳三人奔赴前线，蔡椿芳的长诗《南殇》、刘立云的组诗《红色沼泽》和简宁的长诗《环形堑壕》，现代感都非常强，注重战争感觉的捕捉，写出战争中的恐怖、艰难和孤独的感觉，当然也有英勇顽强意志的各种感觉。这些诗作在主题、语言、诗歌内容和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与传统的军旅诗大相径庭，对后来的军旅诗歌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诱发性作用。当年的军旅诗在中国诗坛上占了半壁江山，只要这些诗人一出现，基本上都是诗歌栏目的头条，是响当当的。再就是，今天这本诗选里的中青年军旅诗人，像刘笑伟、宁明、戎耕、丁小炜、艾蔻、许诺、朴耳、胡松夏、王方方、雷晓宇、彭流萍等等，都是活跃在当今诗坛上的诗歌宿将。

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军旅诗，必须追根溯源，这也是我们《迷彩青春》这本军旅诗选的精神文化背景。我想通过这本诗选把队伍重新检阅一下，看看我们当下的军旅诗人的队伍，还有没有当年的那么一股子劲儿，那么一股子精神，看一看还有多少人在写，写到什么程度，也算是一次成果展示、弄明白真正的艺术高标在哪里？近年来，《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为军旅诗的发展出了大力，还有《中国国防报》《神剑》《橄榄绿》《陆军文艺》《空军报》《人民海军》报以及其他各军兵种的报刊，为军旅诗保留了大量的火种，扶持了很多业余作者，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这几年一直在推出军旅诗和军旅诗人。那么，我就想了，进入新世纪已经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对于一个婴儿来说，就可以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大姑娘了，在部队也是军官、军士了，所以我觉得军旅诗成长得差不多了，该有这么一次大集合了。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看看这些军旅诗人对古代的也好、二十世纪的军旅诗也好，继承性还有多少？我觉得总体上来看，血脉依然是汹涌澎湃的，精气神尚在，佳作应该就在前边。所以说，作为一个军旅诗人，作为一个进入暮年的军旅诗人，我也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把队伍再拉起来。刚好有出版社委托我来主编这本诗选，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光荣的使命，也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不辜负大家的才华和创作，也不辜负自己的心愿。今天，世界依然动荡不安，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要维护好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而这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有血肉的，而军旅诗歌就正好承载着这种精神、灵魂和血肉。今天的中国，军事力量正在不断地成长、壮大，这是亿万老百姓踏踏实实过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精神依靠。老百姓可以依靠我们军人，但我们军旅诗人应该心里最清楚，每一个官兵都需要精神的注入、灵魂的赋予，都需要精神的鼓舞、精神的激励，要让官兵舍生忘死，凭什么？凭的就是精神，就是我们军人的军魂。所以呢？我希望《迷彩青春》这本诗选，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中国军人的最新风采、内心世界和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情怀。

“任何人的努力终将成为对努力者的奖赏，也终将成为前进的力量。”

董庆月：您的微信昵称是“久辛必甘”，感觉您的人生经历就像一首长诗，每次跟您聊天或是听您发言，总能感到军人的激情和力量。您是哪年参军的？我记得您最初是在甘肃当兵，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王久辛：说到文学之路就早了，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十分热爱文学。我入伍的时候跟其他士兵不一样，我是提了一个大旅行包，就是过去的那种很笨重的大旅行包，里面装了满满一包书，有黑格尔的《美学》、普希金的《普希金诗集》、贺敬之的《放歌集》，还有《重放的鲜花》、有巴人的《文学论稿》、朱光潜和宗白华、蔡义的美学论文集等等，这些书在当时都是最先锋的美学书。我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上山下乡，一九七八年十月份当兵。在下乡期间，除了隔上一两个月回趟家以外，基本上都是在农村，春播、秋收到冬藏，这个过程全部都体验过。我一直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有任何坏处。当时我是知青组长，一个组七个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轮到谁谁就去做饭。但是我特别想读书，我就把给我的粮食和钱都给了一户村民，并住进了他家。这家人，丈夫是杏岭中学的语文老师，叫马哲。那个时候我在读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跟马哲老师特别谈得来。那时农村是限电的，八点以前有电，八点以后就只能点煤油灯。我读书经常读到深夜，晚上有一次房东反复来催我睡觉，我就有点不耐烦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家里没油了，他心疼煤油。第二天上午，我就拎着油桶走十几里路去打油，后来只要说没油了，我就去打。全国恢复高考时，公社请我去做语文老师，我给全公社的知识青年上课。后来我入伍了，结果，不到一个月，营里又把我抽出来，当了文化教员，还是讲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于我一入伍就当了文化教员，就是因为我读的书多。那时我自己住一间房子，这对于一名新兵来说，是很有优越感的。很多人说我有傲气，可能跟这有点关系，跟多读了点书有关系。当兵三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师里的教师培训班。之后，又参加了新闻培训班，再之后，师里还送我到甘肃省委党校新闻干部培训班学习，那段时间收获非常大。

我特别感恩时任兰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邢世忠，是他从六个候选人名单中选定了我，把我这个当时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连队副指导员，调进了军区司令部宣传处，经常到各个基层部队采访，跟着部队一起拉练、驻训，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收获巨大；我也感恩时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月润，是他依据我在《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昆仑》《散文》上发表的诗文，反复向邢参谋长请求，把我又要到了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当文化干事，在任期间我组织了“骊山笔会”“刘琦作品讨论会”“大西北军旅诗赛”等活动，三十四五岁时就主持《西北军事文学》杂志，虽然我的级别并不高，当时也才是正营职干部，但是由此任工作获得的眼光和工作经验是不一样的，这些工作对我的锻炼非常大。这两位将军与我非亲非故，当时甚至与我都没有见过面，仅凭我发表的新闻和诗文，就把我调到了我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于我来说是最理想的工作岗位，使我之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与文学和艺术有了密切的关系，与军区各部队、全军、全国的作家艺术家们，有了工作上的交集与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我过去和未来所读过的所有我酷爱的书，几乎每一本每一页每一行，都与我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从上山下乡、参军入伍，到军校毕业，由基层一步步进入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并分管负责全军区文学艺术创作工作，主编一本文学期刊，等等，这些工作经历都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可以诚实地说，我是个笨人，但我没有浪费我的青春，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的努力终将成为对努力者的奖赏，也终将成为前进的力量。

董庆月：对于优秀的作家或诗人来说，故乡几乎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意义非凡。您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但您很少写关于故乡的作品。翻开您的作品集，您的写作大多以历史为背景，不管是以前出版的《狂雪》《香魂金灿灿》《初恋杜鹃》，还是近几年出版的《大地夯歌》《蹈海索马里》等等，不难发现，您的诗歌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聚焦于中国近代史，且题材均为宏大叙事。例如，《大地夯歌》生动刻画了中国工农红军将士的英勇形象；《艳戕》深情描绘了红军西路军中八位年仅十三四岁的少女的悲壮故事；《肉搏的大雨》则再现了百团大战的激烈场景……您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当成了自己的“精神原乡”？

王久辛：福克纳有一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很多作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精神原乡”。很多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都写故乡、写乡村生活，从城市成长起来的作家，像王朔就写城市的生活，而我家在西安市郊区，我读完高中后就上山下乡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既不熟悉城市，也不太了解乡村。我的“精神原乡”其实就是我的家族，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父亲是八路军，他从当儿童团团长开始参加革命，我也是通过他走近了中国革命史。我母亲兄弟姐妹八个，她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是红军，“抗大”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在湖北被敌军抓获活埋了。我姥姥活着的时候，经常会念叨他，所以家里人都知道。而我的二舅，他原本是国民党航空学院的一名飞行教员，一九四八年，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航空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并与其他战友一同参加了起义。我三舅也是一名地下党，在宝鸡铁路工厂组织工人闹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胜利油田机械厂当了一辈子书记。可以说我们家跟中国革命史有着非常深的关系。而通过亲人们的革命经历，我也参军入伍，接受部队的教育，再加上我主动学习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自然而然地就把中国历史当成了我的“精神原乡”，把中国革命史当作自己最亲近熟悉的精神家园，我对中国革命史也逐渐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我觉得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有一个优渥的家族，我们这个家族就很普通，但是在普通当中也有着不普通的一面。在历史长河当中，有这样一个精神背景和“精神原乡”，你在写作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获得一种深度，这个深度是切身的，是来源于亲人们那些真实、独特的生命感受，由此写出来的作品，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真切感、熟悉感，在叙述和表达时，就不会不自信、不敢写。比如说，我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他上过战场，知道战场是什么样的，对整个抗战时期的历史都比较了解，在父亲的讲述中我对抗战历史也多多少少地了解，这种了解会让你在书写的时候没有陌生感，能够很快地切入。我一直很想创作一首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诗，也阅读了大量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然而，我始终未曾动笔，总觉得自己对那片土地不够熟悉。尽管对那里发生的故事耳熟能详，但由于缺乏亲人般的切身体会，我感觉难以深入其中。这确实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尤其是那种带有亲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它能建立起一种联系，使我们有可能真正走进那段历史。若是没有这种联系，单凭天赋去创作，我认为会有些困难。很多人说，王久辛只需“闻一闻”就能写出来，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是可以去“闻一闻”，但是我去闻了，却闻不到真实的气息。我的确反复阅读了朝鲜战争的有关历史，却始终未能找到那种切身的感受，始终捕捉不到那种灵魂深处相通的气息，所以一直没有写出来。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局限性吧？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局限性，我也有我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我所写的作品，基本上不是杜撰的，包括我写的《狂雪》，虽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我父亲经历过，我能从他的讲述当中感受到那段历史，这与从历史教科书、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教科书非常重要，它能补充、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但是如果没有一点真实的感受，那你就很难进入，至少要有一个缝隙，能够让你钻进去，或者有一缕清香，能够让你知道前头有一片花海。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闻到那一缕清香，没有找到那个缝隙。如果有了我一定会写出来的。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还有一个“精神原乡”，就是阅读。我觉得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能够弥补、充实、丰富你父亲母亲及家族给你生活局限的想象。值得一说的是，我在阅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更偏重于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和军旅文学，因为我是军人，是军旅作家、军旅诗人，我是以这样一个身份进入文坛的，我就要寻找能够扩大我的精神视野的作品去读，我的阅读更多的就是集中在军事与战争领域。相对来说，我比一般的作家对军人对战争关注得要更多一点，也就是说当你写这类题材的时候，可能就有更多的借鉴，写出的作品可能比地方的作家，会更多一点军人、军营、军事与战争的味道。这大体上就是我的所谓的“精神原乡”吧。

“长诗是有艺术性的，是有规律的，有着特殊的架构，它接近于交响乐。”

董庆月：我特别喜欢您的长诗《大地夯歌》。您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长征是建立新中国的夯歌。夯歌，什么是夯歌？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盖房子打地基时唱的歌。”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感叹这个题目的巧妙。读完诗后，觉得结构也十分巧妙。全诗贯穿“夯”的动作意象，既是对大地的捶打与塑造，也隐喻着军队以血肉之躯铸就民族基石的历程。这首长诗一千八百行，完全可以一口气读下来，有很强的韵律感。您经常说，一个诗人必须写“大诗”，必须写长诗，您觉得创作长诗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诗才能称得上“大诗”？

王久辛：现在一说长诗，好像给人感觉就是大块头，很长又很深刻。其实长诗与短诗、组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一个大境界的概括，审美的概括，审美的再造，是一种创造性的书写。长诗和短诗都是对意境的书写，这个是不能偏离的。我们现在读到的长诗，基本上都是诗人想当然地将个人意志拉长，或者说是一种拉长的小散文，但这样说似乎又对散文不公正。长诗主要是对大的意境和境界的创造和书写，如果我们先把这个抛离了，离开了意境和境界去谈长诗，那就不是诗人写的长诗，可能是新闻记者写的，或者是其他人写的。长诗是有艺术性的，是有艺术规律的，有着特殊的艺术架构，它接近于交响乐。为什么说接近交响乐呢？比如《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还有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火鸟》等等，这些交响乐作品的内部，是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那么真正的长诗，它和交响乐的起承转合是一样的，有自己的规定性，又有很强的创造性，也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射性，是在规定性里的一种创造、在约束当中的一种创造。

如果你看过《英雄交响曲》的乐谱，或者是《春之祭》的乐谱，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这些作品能够经得住时间的磨洗，而且作品一旦产生就美得那么严丝合缝，每一个音符都是非常精准的，因为精准，所以演奏出来就很流畅、很通透。其实长诗写作也是这样，也应该是通透的、流畅的，甚至应该拥有丰富的辞藻，以实现精准的表达，而不是追求华丽，华丽脱离了精准，就是浮华泛华，就是虚情假意了。只有丰富的辞藻才可能实现丰富的表达，包括对复杂情感的微妙的表达、细腻的表达、真挚的表达、带着情愫的一种表达，所以它才是美的，注意，前提是精准。在听经典的交响乐时，我觉得就是在欣赏长诗。你反复听，就能感觉到它就是一首长诗，它的起承转合，它是那么的婉转自如、淋漓酣畅。现在许多长诗包括一些名人的长诗，都很一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许多人并没有掌握长诗最基本的创作常识，这个跟社会地位没有关系，跟你是教授、博导头衔没有关系，甚至跟你读了多少诗也没关系，就跟你能不能驾驭好文字使之始终在创造表达意境的旋律有关系，让文字在你灵魂的指挥棒下自由恣肆又循环往复地旋转着，像你指挥着一个千军万马的文字大军一样，指挥着你的汉字，一句一句、一节一节、一章一章徐徐迸出、浑然天成、行云流水地写出来。这是要有点天赋，应该用心研究研究，当然这也还需要大量的阅读，专业的阅读，最好是朗读，比如帕斯的《太阳石》、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你大声地朗读，虽然你读的是中文，与原诗隔着另一种语言，但你朗诵的时候，要在心里想着它是西班牙语，是英语。这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一种音乐的旋律感，即使是被打了折扣的音乐感，也是会有所悟的。要是懂外语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些经典长诗里的起承转合的强烈的旋律感、韵律感，以及精神的挥洒，像欣赏交响乐那样的感受。当你能真正地体会到这些奥妙的时候，那你写的长诗就会进入一种境界，就离成功不远了。

长诗不是像很多人想得那么简单，拿起笔就能写。当一个人连一个小曲子都拉不出来的时候，他却要去拉《黄河大合唱》，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首先纠正一点，这不是在打击写作者，每一个诗人都有野心，都有雄心壮志，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地去做功课，要把功课做足。比如说，像《离骚》这样的诗，你不读上百遍，你怎么可能理解它呢？从古至今，中国最好的长诗就是屈原的《离骚》《天问》和《九歌》，读的时候一定要朗读，不要默读，朗诵才能够体会到作者的心情和诗的韵律感。你听着自己的声音，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作者想表达的情绪、情感、智慧和精神。我刚才说到了要做功课，那屈原在两千年前是怎么做功课的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你读一下屈原的诗就知道他做的功课绝不比我们做得少。他对文字的参悟，比我们今天所有在世的诗人都要强。当然，我们不是说拿古人压今人，我是想强调他对字词、语言的感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和对文字的感悟、参悟是我们在表达情感，尤其是抵达意境、抵达境界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最基础的工作，长诗需要你储备大量的文字、词语和修辞。屈原对权力的质疑、对诽谤的厌恶、对妒忌的痛斥、对美的表达等等，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共情。当你读《离骚》的时候，你仍然会有聆听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感受。为什么？其实人的才华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情感是没有古今的。我们现在的情感不比古人丰富多少，说不定还比古人差一点，大可不必怀疑屈原诗歌的现代性。屈原的现代性包含在它古老的文本当中，无论再过去一个还是两个世纪，只要文本还在，读者在读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感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文本所具有的不朽性、永恒性，也是我心向往之，追求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长诗并不是因为写得长，而是这个作品是具有永恒性的，它必须是一个艺术架构。为此，我做了一些努力，我所写的全部长诗，从《狂雪》到《蓝月亮上的白石桥》《大地夯歌》，再到《蹈海索马里》，还有最近在《诗刊》上发表的《银铃响彻》，我其实一直在努力让诗歌意境化、境界化，把灵魂深处最触动人心的意境表达出来。因为我认为诗歌的真理性，就藏匿在意境与境界里，没有意境与境界的诗，是不具有永恒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了大意境大境界的诗，也许并不是特别长，三五百行，像《琵琶行》《长恨歌》《蜀道难》，像艾青的《火把》《光的赞歌》等等，而短诗写作有点儿像散金碎银似的写作，这从音乐界来说叫练习曲或者是短歌。写短诗实际上是为写长诗在做练习。我认为所有写短诗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所有写短篇小说的人都梦想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一样。一个真正的大作家必须有长篇小说，像托尔斯泰必须有《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作品。没有大作品，他撑不出一个文豪级的大作家。同样一个道理，一个大诗人一定要有长诗，而且这个长诗一定要像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样，能够经得住时间的磨洗，什么时候听都会让人共情，如果一首长诗没有这种特质，就不可能成为佳作。我不反对一个诗人有野心、有伟大的抱负，甚至有伟大抱负的实践，但我反对或者说不屑一顾那种盲目地写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写作。

一个作家、一个大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家。其次，一定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丰富的文字功夫，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生活经历和在文字上下过别人没有下过的真功夫。接着，看你对历史有没有“占有”，了解不了解历史，能不能进入历史，使你的生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在于你有没有能力进入现实生活，不管残酷的现实还是幸福的现实，还有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列宁说，你要写出好文章，就要找到历史、现实的坐标，然后用逻辑去书写，我觉得长诗写作，还要再加上意境与境界和表达意境与境界的才华。就是说，你还要有表达意境与境界的能力，包括字词的悟性与逻辑，修辞的功夫，形象的思维以及文字和情节的再造、生发，等等。你必须沿着一个小细节，派生出更多意象的联想。这对一个诗人，尤其是对一个大诗人，要写长诗的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要求。我打个比方：就像悬在天上的一把剑，你要随时能够把这把剑拿到手里，来为你驰骋疆场、拓土纵横，杀出重围尽展锋芒。这是我对长诗写作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董庆月：二〇二四年，《解放军文艺》第十期精心策划了“迎接大地起伏的歌声”专题，选录了中国军旅诗歌承前启后的八位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其中便收录了您的长诗《钢铁门牙》。我从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关于这首长诗的资料，了解到这首诗是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还获了奖，具体是哪一年呢？诗中提及的“核反应堆”“地空导弹”“航母”以及“电脑与电脑的撞击”等元素，即便放在当下也依然适用，仿佛是新近创作的一首长诗。西班牙诗人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曾说：“诗人本质上是预言家。”您是怎样看待这句话的？

王久辛：这首诗写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份。谈论“预言家”这个话题，可真是说来话长。我在创作《狂雪》的时候，那时是没有任何纪念活动的，最初触动我的是关于人性的深度，反人性的那种程度，直接触发了我去思考这个东西。我原来看徐志耕写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产生这个感觉，但当教中国革命史的靳希光教授在课堂上讲到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人，包括十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时，我就觉得不能饶过我自己，就不能放下这件事。从《狂雪》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即使现在来读《狂雪》，它的深度依然能够给人以警示，能够震撼到你，我就摸到了这个点：“南京大屠杀”是反人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预见性”。

最近，洪芳老师写了一篇军旅诗论，她说她又读了一遍《钢铁门牙》，她过去看过，但是没注意。这次再读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首诗在艺术层面、内容深度上都不低于《狂雪》。为什么？那颗门牙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飞毯一样，古今中外天上人间全都转了一圈儿，而且这首诗的开始是从爱情入手的，“捂着嘴的手掌上/鲜血一样的红段子，静静漫流/起先，漫过事业线/尔后，沿着爱情的脉纹滴滴答答，仿佛昨夜的春雨”，之后又写“爱情，你庞大吗/庞大，但是但是他说/我咽下你，并且/永远永远，不再提起”，是不是很震撼、很锥心，让人的心猛地一紧，这段诗是有一种英雄气概和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的。诗歌之所以能够震撼，就是因为触及了人的情感最深处，最隐秘激情的最深处。什么是预见性？这个情感你有我也有，但是很多人没有用最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我用最准确的方式表达了。

《狂雪》也好，《钢铁门牙》也好，还有《大地夯歌》也好，这些作品都有一些能够触及人心的东西。如果不能让人产生共情共鸣，预见性、超越性就不可能发生。很多理论家都有“预见性”，都能写出很多理论文章，来预见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诗人的预见性在哪里？就是人性的深度，把你震撼、感动的那句诗具不具有永恒性。比如说《蹈海索马里》，当武警战士张楠在索马里英勇牺牲后，我看到了中国军人在今天所肩负的新的使命，不仅仅要在本土上捍卫领土完整，还要跨越国界，维护我们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尊严。后来，像《红海行动》这类电影，基本上都是在这首诗之后慢慢地出现了。诗人为什么会有“预见性”，就是诗人能够很敏锐地发现可能性，诗就是对可能性的一次次开拓，进而实现了具有预见性的创造性的写作。诗歌不像电影、长篇小说和戏剧，它们都有庞大的叙事结构，甚至需要一个团队来集体创作，诗歌不需要，诗歌写作永远都是一个人的战争，只要这个人有才华就能写出来。诗歌是便捷的，在古今中外，包括现当代所有大事件，最先发声反应的，都是诗人最先写出来的诗歌。

“要做一个对美学思想有储备、有准备的写作者。”

董庆月：最近我读了您的抒情长诗《初恋杜鹃》，这首诗以贵州毕节百里杜鹃花海为背景，描绘出一个唯美的初恋世界。诗歌中的一些句子，例如，“我要亲吻歌儿一样的杜鹃/我要杜鹃含着我的吻一样的歌儿/遍植群山”，情感如熔岩般喷薄而出，让人深切感受到初恋的热烈与真挚。起初，我通过微信视频号观看了《初恋杜鹃》的朗诵视频，感到意犹未尽，便特意找出了这本诗集，细致地再次阅读了这首诗。我被这首诗的美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在视频下方留下了一段评论：广西有《桂林山水歌》，贵州有《初恋杜鹃》！我真心地认为，这首诗在美学的层面上展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不仅仅是一首诗，也像是一幅画，一幅充满情感和色彩的画。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诗歌美学的呢？

王久辛：当下的诗歌，包括我们当下的军旅诗和军旅诗人，他们学历都比较高，也读了很多东西，但是审美、艺术修养欠缺。我们讲审美的历程、审美的体验，其实审美它是一个过程。前段时间我在《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谈书衣设计》，讲书的封面、四封怎么设计。我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书的封面要有放射性，即要有思想感情；二是要有规定性，即不能离开书的内容。在放射性和规定性之间，这就形成了审美。只有把放射性和规定性融合在一起创造设计，你才能设计出最接近这本书的美好的封面。我经常讲一定要读黑格尔的《美学》。朱光潜先是翻译《美学》，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又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融贯中西，创造出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宗白华、李泽厚、蔡义、蒋勋等美学家，也有自己的美学理论，但都是延续中国古代与外国现代的美学理论而来的。什么是审美，我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是你把这些人的书看完，你就会清楚审美到底是什么，这是从无知无觉到发现大美的切身体会，是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

现在不少作家以为堆砌辞藻、把心中的感情写出来，就一定能打动人心。这一点没有问题，好的作品都是这样，但好作品又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内在结构，是一个精密的艺术品。比如说，北岛有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只是在那个时代引起了亿万人心的共鸣，就成了名言。名言，不是艺术。现在有些诗人其实并不懂修辞，也不懂审美，但是他下意识知道怎么写，这就等于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尾巴，还有大量的人连摸都没摸到。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对审美思想有准备的写作者。我觉得要做到两条，第一个是多写，不断地思考、总结，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一首诗中，你把环境、氛围、眼神和说话的声调都考虑进去，然后拿出你的方案来。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说，没有一句话是准确的，因为阅读这句话的读者角度不同，就会有无数种表达的可能。还有一个是要多阅读，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逻辑学、修辞学好好学一下。这两门我是自学的。诗歌美学，不仅仅是关于诗歌的技巧和形式，更是关于诗歌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力量。一首好诗，应该是一个精密的艺术品，它应该有内在的结构和逻辑，同时也应该有外在的感染力和美感。这样的诗歌，才能够真正地打动人心，才能够成为经典。

董庆月：您不光写诗，还写散文、评论、书法，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您在创作诗歌时，是否也会从其他艺术形式中汲取养分？

王久辛：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在甘肃省委党校新闻干部培训班参加培训，正值甘肃省歌舞团推出舞剧《丝路花雨》，舞剧首演时省委宣传部专门为新闻班派了个大轿车拉我们去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舞剧，从布景服装到表演再到舞剧所展现的我们敦煌的那种大气磅礴、昂扬向上、妖娆无限、华丽多姿的精神气质，震撼之极，像一场审美教育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我在师里当新闻干事，师里有个胡帮俊医生发明了止泻贴，我根据他的事迹写了篇新闻稿，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刘爱之总编辑。很快，刘总编给我回了信，让我马上带着胡医生到北京去，他要找几个专家来论证一下，如果没问题他们就宣传。那时《光明日报》在虎坊桥，我和胡医生一人一间小客房，我还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有点像“陈焕生上城”一样，感觉非常奇特。当时，《光明日报》旁边的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话剧《她们没有墓志铭》，讲红西路军的战斗故事。若干年后，没有想到这部剧的作者孟冰和李冬青，竟然成了我“军艺”的同班同学。而我们交流着不同的感受，比如我就告诉他们我看后的感觉，他们就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没有墓志铭的红西路军写戏，这个经历让我终生难忘，虽然说的不是诗而是话剧。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向往艺术，只要发现有艺术的地方，你都会不由自主地去看，看了眼睛就会放光，心就会动，腿就会跑，人就会跟着往前去，这对于一个善于思考、勤于总结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影响、一种涵育、一种滋养。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它们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情感的力量，却是相通的。所以我说，无论什么艺术，都能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的补充。作为一个创作者，就应该像一块海绵一样，不断地从各种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让自己的创作更加丰沛、多元、获得应有的深度。

“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学最肥沃的土壤。”

董庆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昌耀、杨牧、周涛等诗人继承了古代“边塞诗”的深厚传统，并运用现代汉语丰富的表达方式，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西北边疆生活的新诗，独具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评论家周政保提出了“新边塞诗”的概念，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直到现在，“新边塞诗”始终根植于边塞，细腻描绘边塞自然、边塞风俗和边防军人的生活，具有很强的辨识度。您曾经在西北当兵，亲身经历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您对于现今的军旅诗人如何能够更好地创作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新边塞诗”有何看法和建议？

王久辛：我觉得作为中国军人，尤其是戍边军人，都可以拿起笔来写一写自己的心志向往与身边的奇闻逸事，不是为了流芳百世，坚持写下去就行了，不一定哪一天就会写出不可多得的佳作。很多诗不是因为要流芳百世才写的，但是坚持写下去，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不写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现在军人的文化素质很高，比古人高多了，基本上都是专科以上学历，而且又在别样的风光、别样的风雪、别样的民族文化中生活，在边防有那么多珍贵的体验、珍贵的生活，你们放开写，同时也用心地读，多读一点书。你看，新疆作家李娟写自己的那种小生活，现在不是写成全国的大作家了吗？而且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也是新疆的，所以呢？我认为：文学是没有中心的。那什么是文学的中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中心，你的感受就是中心，你的才华就是中心。你在哪里，你的感受、才华、表达就在哪里，就是文学的中心。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哪里就是文学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最有可能诞生佳作经典的地方。要热爱自己的生活，因为生活的土壤里埋着无数的经典，你爱它它就会爱你并回馈你经典。

董庆月：近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您的新诗集《狂雪》，我看这本诗集是您的第一本诗集《狂雪》和《狂雪Ⅱ》合在一起出版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您的长诗《狂雪》以南京大屠杀为写作背景，于一九九〇年首发于《人民文学》，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白羽先生在刊物大样上批注：“《狂雪》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他还专门给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军艺培养了一位优秀诗人。这首诗的同名诗集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并被铸成三十九米长的紫铜诗碑，镶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时不时地会产生想要攥起拳头的冲动，久久不能平静。在以往的采访中，我经常看到您提起《狂雪》的创作始末，能否给没读过这首诗的青年官兵和读者再讲一讲？

王久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学校有位讲中国革命史的教授叫靳希光。一天他来上课，讲到南京大屠杀时，他问同学们：“知道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好多同学说知道。他问：“知道杀了多少人吗？”大家都沉默了，似乎知道又不知道，不敢肯定。靳教授说：“三十万！”之后，他又补充说了一句“其中包括放下武器的十万——中国军人。”说完以后，靳老师半天没有说话，我内心的震撼，无以名状。一下课，我就对身边的同学说：“我要写长诗。”那天中午，我对同室的同学曹慧民、赵琪、徐贵祥说，帮我打两个馒头，中午我不去饭堂吃饭了。我坐在写字桌前一动不动，凝然的表情我自己都能感受到严肃得有点过分。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不能激动”“绝对绝对不能激动”“一定要冷冽到极处”“一定要平静，要静到泥土深处”“要比泥土还要安静，要安静到死，要成为死魂灵”“对。死魂灵”“就写死魂灵”“把死了的魂灵写活过来”“把死魂灵复活，让它们魂舞灵舞于九天之上”“写到蒸腾蒸腾再蒸腾”……把死魂灵写活，如何写？写到飞天写出魂舞写出大地向天的蒸腾，如何写出这一切的蒸腾蒸腾再蒸腾？我的思绪乱飞，漫天狂舞。三十万啊！如果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人，那就是三十万颗子弹，三十万颗子弹堆在这是多大一堆？三十万个人，一个人如果是一盆血，那要流三十万盆血，三十万盆血是多少？我必须用我的诗句，把这弥天之痛写出来。而且，必须现在就写，马上就写。一刻、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但是，从哪儿开始呢？第一个字和第一个词儿，该从浩如烟海的字典词源中精挑细选出哪一个呢？想到那一片汪洋大海般流入大地的血，灵魂与肉体中的血，在地下把泥土浸透染红的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地泥土，我命令自己：冷到冰点以下，用不带一丁点儿温度的字来写，写下了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我的写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四十五分……

回想三十五年前的那个初春料峭的黎明时分，我放下写了一夜的诗笔，像个大力士——轻稳地放下心中刚刚铸就就被举起的那一方沉重的巨鼎，飞快地翻看了一下开头与结尾，像上下打量了一下棱角分明而又雄壮厚实的大鼎那样，长出了一口大气……

董庆月：请结合您的成长之路，给青年官兵、读者谈一谈人生感悟，说些人生寄语。

王久辛：我觉得今天的士兵是非常幸福的。对于我们那代军人来说，生活极其艰苦。我在腾格里沙漠当兵的时候，门窗都糊不严，一刮风，尘土就顺着门缝和窗缝呼呼往里钻，像瀑布一样哗哗啦啦地往里落。我们又是很幸福的，至少我们没有饿过肚子，革命先辈们是吃草根、树皮和皮带的。随着祖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国防力量不断地强大，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好我们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你们把国门守好，我们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会蒸蒸日上，世界文明国家所能享受到的那种文明的待遇，我们也都能够享受得到。所以呢，习好武、守好边、站好岗，这份责任连接着你、我、他，连接着你的父亲母亲，包括你的妻子和你未来的孩子——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这是一个多么光荣而又值得骄傲的事啊！

王久辛，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获得者，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先后出版诗集《狂雪》《大地夯歌》《蹈海索马里》等，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紫色的山谷》，随笔集《鸿羽毛》，文论集《情致·格调与韵味》等。曾任《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董庆月，青年军旅诗人。

来源：《解放军文艺》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