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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烽火中仰望袁牧华的身影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长篇历史散文）
作者：钟小平
策划：李腾双
制版：春到百草园
序言 于烽火中见信仰，在岁月里寻身影
当抗日烽火如祝融烈焰般席卷神州，当民族危亡似悬卵般迫在眉睫，总有一些身影，如暗夜穹顶下的北辰星芒，在历史的褶皱里灼灼发亮。他们或许没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赫赫战功，没有“名属教坊第一部”的赫赫声名，却以血肉之躯为笔，以山河大地为纸，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赤诚誓言——袁牧华与易惠群，便是这千万星火中，一对足以让我们驻足凝望、躬身致敬的身影。
翻开这篇散文，你会遇见一个从川南叙永三家坝走出的少年：他曾在私塾的松烟墨香里揣着“少年心事当拏云”的好奇，却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握紧拳头，于成都街头的游行队伍里喊出“打倒军阀”的呐喊，声震如雷，气贯长虹；你会看见一个在上海监狱里饱受酷刑的囚徒，老虎凳、辣椒水没能摧折他如青松般的脊梁，铁窗下的他默念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语，把对光明的信仰刻进骨髓，任风雨如晦，初心不改；你更会撞见皖南事变中那个“粪坑余生”的战士，满身污秽却笑得畅快——那是绝境里的生机，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乐观，是革命者于泥泞中仍向阳而生的坚韧。
而袁牧华的身影，从不是历史长卷里孤单的墨痕。文中的易惠群，是他烽火中的伴侣，更是信仰路上的同道。她从上海务本女中的琅琅书声里走出，因投身抗日救亡被学校开除，却如海燕般冲破桎梏，奔赴延安的红色热土；她在和含地区的幽暗山洞里印刷《大江报》，油墨香混着硝烟味，字字句句都是“还我河山”的呐喊；她被俘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如文天祥般傲骨铮铮，一句“杀罚听便”，掷地有声，震彻寰宇；她将半生心血倾注于马恩列斯著作翻译，笔尖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让革命真理照亮华夏大地的执着。他们的爱情没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浪漫，却在共同的坚守里淬炼成“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誓言；他们的征程布满“道阻且长”的荆棘，却在彼此的支撑中踏过霜雪，走向黎明。
这篇文章，不只是对两个人生命轨迹的回溯，更是对一个时代精神的打捞与致敬。当你跟着作者的笔触，从叙永的田野走到沪上的铁窗，从皖南的硝烟走到北京的书桌，你会读懂：所谓“身影”，是危难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困境中“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执着，是平凡人在时代洪流里，以信仰为炬，写下的不凡史诗。现在，不妨循着这道穿越岁月的身影，去触摸那段烽火岁月里，最滚烫的初心、最赤诚的家国情怀，去遇见那些于黑暗中举火前行的灵魂。
第一章 川南毓秀：三坝春深孕少年
叙永，这座横亘在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千年古城，如一枚被永宁河与赤水河共同润泽的墨玉，北枕画稿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莽莽林海，南接红军四渡赤水鏖战过的赤色热土，自古便是“鸡鸣三省”的交通要冲与文化驿站。自诸葛亮南征时曾丹山飞龙岭屯兵筑营，留下“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征战传说；城中明清古街的青石板路上，至今仍印着马帮驼铃的旧痕，永岸码头的窗棂还藏着巴蜀文化与滇黔风情交融的密码。
叙永城南门外的落卜镇东边，三家坝卧于群山褶皱间，25.8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穿村路线裁作幅员，东接两河，南邻车家，西毗大屯，北望云山，12公里外的镇政府烟火，隔山便能闻见几分。坝中陶家湾最是清幽，青瓦白墙嵌在桑林与稻田之间，袁姓地主的宅院独占湾心，青砖垒的院墙圈着三进院落，檐角铜铃在川南的风里摇出细碎声响，院里的老黄桷树盘根错节，浓荫几乎遮了半座正屋。
三家坝，恰是这方水土的温柔注脚。永宁河上方支流在此蜿蜒成带，春日里桑芽缀枝如碧玉，陶家湾的炊烟绕着田埂与竹篱袅袅升起，混着泥土的芬芳与蚕桑的清香漫过村落。1909年3月21日，袁牧华（原名袁廷英）的啼哭便落在这片沾着晨露的土地上，与桑林里的鸟鸣、河面上的橹声交织成生命最初的韵律。袁老爷因喜得贵子而兴奋不已，按字辈，取名廷英，取其寓意正直、权威和风度翩翩，也象征领导力、成功与和谐，表达了对大儿子品格与事业成就的期许。不久再为儿子又取了一个更为美好的姓名袁牧华，寓意勤劳沉稳、领导力强且才华出众，兼具责任感与光明前景。
袁牧华五岁时，他被送进村口的私塾。那间爬满青藤的土坯房里，案头的《三字经》《论语》在先生的戒尺下轻轻翻卷，松烟墨香与桑田的清新气息交织成童年的底色。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末民初的风雨飘摇中——武昌城头的枪声虽未响起，但川南大地已暗流涌动。叙永码头的石阶上，常有挑夫背着印有“新思想”字样的书刊匆匆而过；私塾先生偶尔会放下戒尺，压低声音讲起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袁牧华总在描红时走神，望着窗外掠过桑枝的飞鸟，心里揣着对“山外世界”的懵懂好奇。这种好奇在他进入县第一高小后愈发浓烈，新式学堂的玻璃窗透进明亮的光线，算术课上的数字、地理课上的地图，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认知的新窗。他第一次知道叙永之外有泸州的酒香，泸州之外有成都的繁华，而成都之外，是一个正被列强撕扯、亟待觉醒的中国。
袁老爷是这陶家湾说一不二的主，手里攥着坝里大半的田地，佃户们晨昏劳作，谷穗刚黄便要先挑进袁家粮仓。他娶过两房妻室，膝下九个子女，最大的袁牧华偏生最不似他——自去镇上新式学堂读书，回来便总揣着本卷边的书，见了佃户不再像弟妹们那般昂首而过，反倒会站在田埂上问几句收成。
这日午后，袁老爷坐在堂屋太师椅上，吧嗒着长烟斗，看着袁牧华又揣着书进门，脸色沉了沉：“又去跟那些穷酸先生混？家里的账册你翻过半页？将来这陶家湾的田，你是打算都分了不成？”
袁牧华站在门槛边，阳光透过窗棂在他蓝布衫上投下光斑，他攥紧了怀里的书，声音清亮却带了倔气：“爹，佃户们种着咱家的田，却连粗粮都吃不饱，这哪是过日子？我在学堂听先生说，外头早不是这样了，人人该有田种，该有书读。”
“反了你！”袁老爷猛的将烟斗往桌上一磕，火星溅在红木桌面上，“我袁家几辈人的家业，轮得到你个毛头小子说三道四？你要是再敢提这些浑话，就别认我这个爹！”
袁牧华抿紧唇，望着父亲鬓角的白发，心里涩得发慌，却还是抬了眼：“爹，不是儿子不认家，是这世道要变了。您守着这院子和田地，守不住一辈子的。”话音落时，院外的铜铃又被风吹响，和着远处桑林里的蝉鸣，竟像是藏了几分山雨欲来的声势。
晚饭过后，袁牧华揣着那本卷边的书，悄悄溜到后院的柴房。二妹袁惠茹、三弟袁廷枢、八弟袁廷钰、九弟袁廷骥几个弟妹都早已候在那里，昏黄的油灯下，他们的脸透着少年人的好奇。袁牧华压低声音，将书里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外头有一群人，正在为穷苦人打天下，他们要让所有像佃户叔伯那样的人，都能吃上饱饭，穿上暖衣。”
三弟庭枢皱着眉：“可我们是袁家的人，离开家，我们能去哪里？”袁牧华握住他的手，眼神坚定：“去投奔革命队伍，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我们不能再做地主家的少爷小姐，要和穷苦人站在一起。”二妹惠茹怯生生地问：“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袁牧华望着油灯下跳动的火苗，声音里满是决绝：“我们不能再被这宅院困住，为了更多人的幸福，我们必须走出去。”在他的鼓动下，几个弟妹眼中渐渐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他们悄悄约定，待时机成熟，便一起离开陶家湾，投身革命。
袁牧华高小毕业那年，他背着母亲缝制的布行囊，沿永宁河北行赴泸州求学——这条滋养了他的母亲河，后来成了他与故乡之间最绵长的牵挂。泸州的江风里，飘着百年老窖的醇香与船工号子的雄浑，也飘着进步青年秘密传递的传单。1927年，18岁的袁牧华站在成都宾萌高中的校门口，望着墙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标语，忽然读懂了少年时的迷茫：所谓“寻求真理”，从来不是躲在书斋里的空想，而是要走进时代的洪流。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个他厌恶的大地主家庭。
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在《新青年》《向导》周报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那些印在粗糙纸张上的文字，如火种点燃了他的热血。反帝大同盟的秘密会议上，他第一次握紧拳头宣誓；成都街头的游行队伍里，他举着“打倒军阀”的旗帜，喊哑了嗓子也不肯停下。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迈开的第一步，竟成了一生革命征程的起点。
陶家湾的铜铃在川南的季风里摇了百年，袁家宅院的黄桷树盘根如旧，却再也圈不住一颗向光的心。袁牧华攥在掌心的那册卷边读物，不是寻常典籍，是划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黑暗的星火——当他蹲在田埂问佃户收成，当他在柴房给弟妹讲“人人有田种”的愿景，这颗从三家坝群山褶皱里长出的少年心，早已把故园的炊烟，熔铸成了对旧世界的反叛。他与父亲的争执，是长衫与布衣的对峙，是祖业与信仰的角力，那句“世道要变了”的断言，不是少年狂语，是时代惊雷在川南坝上的先声。当他决意踏出青砖院墙，便如“雏鹰试翼，风尘翕张”，把陶家湾的蝉鸣与铜铃，都留在了身后的故园，而前方，是一条通往烽火与信仰的漫漫长路。这抹渐行渐远的少年身影，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一个时代觉醒的注脚。
第二章 蓉城星火：少年意气赴洪流
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是一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喘息的城。锦江边的茶馆里，长衫文人与西装青年同坐一桌，争论着“救亡图存”的道路；华西坝的银杏树下，华西协合大学的师生们用英语交流着马克思主义著作；青羊宫的庙会中，既有祈福的香客，也有秘密传递革命传单的进步分子。这座曾见证过蜀汉政权兴衰的古都，此刻正成为西南地区革命思潮的策源地——中共四川省委的秘密机关就藏在暑袜街的深巷里，而成都大学，早已是党组织开展外围活动的“堡垒”。
（袁牧华曾读书的成都大学）
1929年，袁牧华考入成都大学文史系预科。课堂上，他听教授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深夜里，他悄悄溜出宿舍，在破庙里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会议。一次会议恰逢春雨淅沥，十几双眼睛映着油灯的微光，负责人低声传达“发动群众、武装斗争”的指示，袁牧华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指尖因紧张与激动微微颤抖。这不是私塾里的“之乎者也”，也不是学堂里的理论空谈，而是要拿生命去践行的信仰。为了隐蔽身份，他开始使用“张华”“张慕华”等化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告别，更是一次对信仰的靠近。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32年。此前，为适应革命工作需要，他转入刘文辉24军军医补习班学习——白色恐怖下，“校医”这一身份，成了掩护革命活动的绝佳外衣。他白天钻研药理与解剖，夜晚则在灯下研读《资本论》，手术刀与革命理论在他手中同样被珍视。这年春天，经中共地方区委批准，他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天成都下着小雨，他摸着胸前崭新的党徽，忽然想起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的生命已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脚下这片苦难的土地。
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组织科科长，兼任三台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三台，这座位于川北的古城，曾是蜀汉涪城故地，如今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外围屏障。涪江穿城而过，江边的鲁班堤见证过无数历史风云。他以三台高中校医的身份为掩护，白天给学生看病、讲卫生课，夜里便在油灯下制定武装斗争计划，联络进步师生。有一次，敌人突然搜查学校，他将秘密文件塞进药箱底层，用酒精棉球仔细盖住。当敌兵翻到药箱时，刺鼻的酒精味让他们皱着眉匆匆走开，而他握着听诊器的手，直到敌人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才缓缓松开。这段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让他学会了冷静与坚韧，也让他深刻明白：革命不仅需要热血，更需要智慧与勇气。
锦江边的茶烟未散，破庙里的油灯已凉。1929年至1932年的成都与三台，藏着一个青年从“袁牧华”到“张华”，再到共产党员的蜕变轨迹——长衫与西装的论争里，他辨明了救亡的真义；油灯下的笔记与党旗下的宣誓，让“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化作“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笃行。
军医的白大褂是铠甲，药箱是密室，手术刀与《资本论》在他手中同样沉甸甸：前者疗愈肉身，后者唤醒灵魂，而当敌兵的脚步逼近时，酒精棉球与听诊器又成了守护信仰的武器。涪江边的鲁班堤见过古战场的烽火，此刻更记下他握笔制定计划时的专注、藏文件时的沉着——那是少年意气淬炼成的冷静，是热血之外，革命赋予他的另一种勇气。
雨落蓉城时，他在秘密会议里颤抖着记录；风过涪江时，他已能握着听诊器静待黎明。这三载光阴，是他与旧我的告别，更是一颗星火在西南大地的悄然点燃。
（袁牧华被捕后被关押的上海监狱）
第三章 沪上风云：铁窗烈火铸丹心
1933年冬，成都的空气里弥漫着肃杀的气息。由于叛徒告密，袁牧华的身份暴露，党组织紧急命令他撤离。他连夜收拾行装，乔装成贩卖药材的商人，沿着成渝古道逃往重庆。沿途的关卡上，贴着印有他照片的通缉令，他不得不绕山路、躲农舍，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途经资中古城时，他在文庙的断垣残壁下短暂藏身，望着“至圣先师”的匾额，想起孔子“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教诲，更坚定了前行的决心。整整半个月后，他终于抵达重庆码头。站在朝天门的石阶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活着，就要继续革命。
1934年5月，党组织批准他前往上海，参加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彼时正处在“一二八事变”后的疮痍中——外滩的洋楼与闸北的废墟并存，租界的霓虹与街头的抗日标语交织，黄浦江面上的外国军舰与码头边的抗日传单形成刺目的对照。他担任宣传部部长，白天在法租界的办公室里撰写抗日檄文，笔尖如刀，剖析着日寇的暴行与民族的危亡；夜里便化装成工人，到工厂、码头散发传单，将“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在民众心中。
宋庆龄先生曾在莫里哀路的寓所亲自接见他。这位伟大的女性握着他的手说：“年轻人，抗日救亡的希望在你们身上，要让更多人知道，中国不会亡。”这句话，他刻在了心底。那段日子，他常与战友们在霞飞路的咖啡馆秘密会面，窗外是巡捕的皮鞋声，窗内是关于民族未来的热烈讨论。他写下的《抗日宣言》被印成千万份，从上海传遍全国，字里行间的赤诚打动了无数国人。
然而，危险从未远离。1936年7月，叛徒再次出卖组织，袁牧华在上海的寓所被捕。当冰冷的手铐锁住手腕时，他没有惊慌，迅速将藏在衣领里的秘密名单吞进肚子——那是数十名同志的性命。他先后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和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狱中酷刑如家常便饭：老虎凳、辣椒水，一次次将他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未吐露半个字。有一次，敌人将他吊在房梁上，恶狠狠地问他“党组织的下落”，他笑着回答：“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因为它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
监狱的铁窗隔绝了阳光，却挡不住他对光明的向往。每天放风时，他都会望着远处的天空，默念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他坚信，黑暗终会过去，光明终将到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合作达成协议，他终于重获自由。走出监狱的那天，上海正下着小雨，他深吸一口带着潮湿的空气，忽然觉得无比轻松——不是因为逃离了牢笼，而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933至1937年的风雨里，袁牧华的身影在成渝古道的泥泞中、上海租界的霓虹下、监狱的铁窗内，刻下了比年轮更深刻的印记。那是叛徒告密后，乔装药商绕山路、躲农舍时，与通缉令上肖像对峙的逃亡身影——资中文庙的断垣残壁间，“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古训，让这身影在饥寒中挺得更直，朝天门码头望长江东去时，他的背影里藏着“只要活着便革命”的执拗。
上海的“东方巴黎”图景中，他的身影有了双重模样：法租界办公室里，握笔撰写抗日檄文的手，笔尖如刀剖开民族危亡的疮痍；工厂码头的夜色里，化装工人撒传单的脚步，将“抗日救亡”的火种踩进城市的肌理。莫里哀路寓所里，与宋庆龄相握的手传递着信念，霞飞路咖啡馆内，与战友低语的身影，在巡捕皮鞋声的间隙，撑起一片讨论民族未来的天地——这是战斗的身影，在租界与废墟的夹缝中，活成了抗日檄文里最滚烫的注脚。
而1936年夏天的被捕，让他的身影烙上了铁窗的冷痕。吞名单时的决绝、受酷刑时的沉默、吊在房梁上笑对敌人的傲骨，把“党组织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心里”的宣言，刻进了苏州监狱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墙缝。放风时望天空的身影，默念着“会当凌绝顶”的诗句，让铁窗隔绝的阳光，在心底长成了不灭的火炬。
1937年雨雾中的出狱身影，带着满身伤痕却步履轻快——这身影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轮廓，而是一个时代里，无数为信仰赴汤蹈火的革命者的缩影。从逃亡到战斗，从铁窗到重生，他的每一道身影，都在历史的卷轴上，写下“丹心未泯”的答案：真正的身影，从不会被黑暗吞噬，反而会在烈火与苦难中，成为照亮后来者的光。
（袁牧华读书的华西协合大学）
第四章 皖南血火：粪坑余生见赤诚
1938年的武汉，成了抗日救亡的中心。这座被长江与汉水环抱的古城，自古便是“九省通衢”，此刻更是汇聚了全国的抗日力量。黄鹤楼的飞檐下，悬挂着“还我河山”的巨幅标语；江汉关的钟声里，混着救亡歌曲的激昂旋律。经董必武谈话后，袁牧华担任武汉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宣传股股长，他撰写的《抗日宣言》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激昂的文字如战鼓，点燃了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
同年冬，他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国民党121师担任政工队队长——这是一次“深入虎穴”的任务，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宣传抗日主张，发展进步力量。也正是在这里，他与易惠群相遇。易惠群，这个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走出的进步女性，彼时是政工队的队员。她曾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除，却从未动摇过信仰；她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里被评为模范学员，眼里始终闪着坚定的光。袁牧华欣赏她的勇敢与聪慧，易惠群敬佩他的沉稳与担当，共同的理想让两颗心越靠越近。
1938年8月，袁牧华介绍易惠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举行，没有鲜花，只有一盏油灯照亮党旗。12月，两人一同被调往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他任政治主任教员，她任政治教员——经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没有喜宴，没有婚纱，战友们的掌声便是最好的贺礼，两枚共同佩戴的党徽便是最珍贵的信物。他们的婚房是一间茅草屋，墙上贴着马克思的画像，桌上放着共用的笔记本，夜里常常一起备课到深夜，油灯将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晨光刚漫过云岭的竹林，袁牧华已站在教导总队的练兵场畔。他脚边放着半截用木炭画满战术图的青石板，手里攥着根被汗水浸得发暗的竹枝，正俯身给围蹲成圈的士兵拆解动作——方才刺杀训练里，几个新兵总在“突刺”时露了下盘空当。“枪要扎得狠，脚得站得稳，”他声音裹着晨雾却格外清亮，干脆拽过个排头兵当示范，竹枝点着对方膝盖，“重心在左腿，右腿像钉进土里，敌人再冲也晃不动你。”说罢猛的后撤半步，模拟敌兵突袭，排头兵果然因重心不稳踉跄倒下，引得周围士兵一阵恍然的低笑。
日头爬到竹梢时，他又抱着摞油印讲义往课堂赶。土坯墙垒的教室里，墨汁味混着士兵们身上的汗味，他把讲义往木桌上一放，先拾起根断粉笔在墙上画：“这是咱们上周勘察的山地，左边是陡坡，右边是狭谷——”指尖顺着粉笔线游走，声音陡然沉下来，“要是敌人从谷口堵，咱们不能硬冲，得像山猫绕路，从陡坡摸上去打反包抄。”讲到紧要处，他干脆跳上长凳，手臂比划着部队穿插的路线，额角的汗珠砸在地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直到暮色把练兵场染成黛色，他还在跟几个班长复盘白天的射击训练。借着马灯的光，他把靶纸铺在石台上，铅笔尖指着那些偏出靶心的弹孔：“不是准星没对好，是呼吸乱了。下次扣扳机前，先匀三口气，心稳了，枪才稳。”风卷着竹叶落在纸上，他随手拂开，眼里的光比马灯更亮——这皖南的每一寸晨光与暮色里，他都在把自己的经验揉进士兵的战术里，像把火种，细细撒在这群年轻人的骨血中。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的围攻。茂林的群山间，曾留下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的吟咏，此刻却被枪声与炮火笼罩。八昼夜的浴血奋战，山头上的硝烟染红了天空，枪声、炮声、呐喊声交织成悲壮的交响曲。袁牧华随教导总队的战士们冲锋在前，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他的手臂也被弹片划伤，鲜血浸透了军装。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决定分散突围。
他与教导总队的王汉杰钻进乱山丛林，身后是敌人的搜捕声。慌不择路间，他们冲进一个村庄，袁牧华脚下一滑，竟跌入了老乡家的粪坑——恶臭瞬间包裹了他，他想挣扎，却被王汉杰按住：“别出声！敌人来了！”果然，几个敌兵很快追到村口，围着粪坑张望了一圈，捂着鼻子骂道：“这鬼地方谁会藏？走！”脚步声远去后，袁牧华才从粪坑里爬出来，浑身沾满污物，却笑得无比畅快——这看似狼狈的“粪坑余生”，竟是命运对他最慷慨的馈赠。
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他换上农民的衣服，一路乞讨着前往上海。沿途的百姓听说他是新四军战士，纷纷塞给他干粮与路费。当他终于找到党组织，见到前来接应的易惠群时，两人相拥而泣——她在突围中与他失散，以为他已牺牲，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那一刻，所有的苦难与艰险，都在重逢的温暖里烟消云散。
卢沟桥的炮声在1937年的夏夜炸响时，北平城的月光碎了，四万万同胞的心跳，骤然与抗敌的鼓点同频。袁牧华攥着那张辗转递来的急电，指尖几乎嵌进纸页——那是来自皖南的召唤，是新四军教导总队在烽火里伸出的信仰之手。他星夜兼程，从沪上的弄堂阁楼奔向江淮的青山绿水，身上的长衫换了灰布军装，案头的笔杆未丢，却多了腰间的短枪，这便是他对“为万世开太平”最赤诚的注解。在教导总队的土坯教室里，油灯的光在他镜片上跳荡，他讲《论持久战》，也讲陶家湾佃户的苦；教战术动作，更教“为谁扛枪”的道理。那些年轻学员的眼睛，曾如三家坝的夜空般懵懂，经他一点拨，便燃成了能燎原的星火。从川南游击纵队时钻过的密林，到新四军根据地的田埂，他走过的路，每一步都踩着民族危亡的节拍；他站过的讲台，每一寸都刻着“救亡图存”的誓言。他粪坑躲过劫难，大难不死的奇迹都是心中那份抗战到底的信念。当抗日军政大学的旗帜在皖南的晨雾中舒展，他的身影常立在旗旁，看着学员们列队出发——有的奔赴前线扛枪，有的潜入敌后送信，他们的背影，多像当年决意走出陶家湾的自己。这抹身着戎装的身影，早已不是孤身一人，他与无数同道者站成了屏障，把个人的理想，焊在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钢铁战车上。多年后回望，那油灯下的讲解声、训练场的口号声，都成了烽火里最动人的回响，而他的身影，便是那回响中最清晰的注脚。
第五章 和含烽火：战地歌声映初心
1943年的皖中，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和（县）含（山）地区，地处江淮腹地，巢湖烟波浩渺，濡须河水蜿蜒，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曹操与孙权曾在此鏖战，留下“濡须口之战”的历史遗迹。此刻，这片土地成了抗日前线，日伪军的“扫荡”接连不断，百姓们躲在山洞里，望着被炮火摧毁的家园流泪。袁牧华调任和含行政办事处秘书长、地委宣传部部长，易惠群则担任“抗联”秘书、《大江报》编辑——这对革命伴侣，再次并肩站在了烽火前沿。
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和含地区的村庄散落在巢湖岸边，每到夜晚，他就带着手电筒，踩着田埂去农户家串门。有一次，他在张家村召集村民开会，刚讲完“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就接到日伪军“扫荡”的情报。他立刻组织村民转移，自己则带着几名武工队员留下来掩护。敌人的机枪扫过来，他趴在稻垛后面，子弹打在稻穗上，谷粒溅了他一身。直到村民们安全转移到巢湖中的芦苇荡，才带着队员们撤离。那天夜里，他躺在芦苇丛中，听着远处的枪声，望着天上的星月，忽然想起要为这片土地写一首歌——一首属于和含人民的战歌。
于是，《和含之歌》的歌词在烽火中诞生。他写道：“和含的山，和含的水，养育了我们英雄的儿女；拿起枪，拿起刀，保卫我们的家乡！”歌词写成后，他找到战友管荫深谱曲。简单激昂的旋律，很快在和含地区传唱开来——战士们在冲锋时唱，歌声震得山谷回响；百姓们在耕作时唱，汗水里都透着力量；连孩子们都背着书包哼着调子上学，眼里闪着希望的光。有一次，一支游击队在作战前齐唱《和含之歌》，竟让日伪军以为来了大部队，仓皇撤退。袁牧华站在山头，听着这穿透硝烟的歌声，眼里泛起了泪光——他知道，这歌声里藏着的，是人民的力量，是胜利的希望。
而易惠群的日子，同样充满艰险。她在《大江报》社工作时，报社的印刷机藏在山洞里，洞口用柴草伪装。她每天冒着风险去排版、印刷，将抗日消息、胜利捷报传递到和含的每一个角落。1943年3月，她在巢县、无为县一带活动时，不幸被汪伪军俘虏，关押在南京。敌人对她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她始终坚贞不屈，什么也不说。直到6月，经组织营救，她才得以脱险。当她拖着消瘦的身体回到和含，扑进袁牧华怀里时，他摸着她脸上的伤痕，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没有抱怨，没有责备，只有战友与爱人之间最深的理解。
那段日子，他们住的茅草屋常常漏雨，雨天时要用脸盆接水；吃的是掺着野菜的窝窝头，偶尔能喝上一碗米粥便是奢侈。但他们过得无比充实。夜晚，袁牧华在油灯下写宣传稿，易惠群在一旁帮他抄写、校对；白天，他们一起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粮草。巢湖的水波映着他们的身影，和含的青山记住了他们的足迹——这对革命伴侣，用青春与热血，在皖中大地写下了最动人的篇章。
烽火映江淮，岁月铭初心。1943年的和含大地，巢湖烟波裹着硝烟，濡须古战场的残垣上，袁牧华的身影如砥柱般矗立——是田埂间访农的手电光，是稻垛后掩护群众的坚毅肩背，更是芦苇丛中酝酿战歌的赤子情怀。那首《和含之歌》，以山河为纸、热血为墨，从战士的冲锋号里跃出，在百姓的锄头尖上流淌，竟成“弦歌退敌”的当代传奇，恰如古人“四面楚歌”之智，却更添几分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他与易惠群的相守，是茅草屋油灯下的相携，是生死相隔时的相念，将“执子之手，与子偕行”的缱绻，熔铸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担当。野菜窝窝头填不饱饥肠，却撑得起救亡图存的脊梁；漏雨茅草屋遮不住风雨，却护得住星火燎原的信仰。
如今巢湖依旧，濡须河长流，袁牧华的身影早已融入皖中山川——那是初心不老的丰碑，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生动注脚，更启示后来者：凡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润山河者，其名必与日月同辉，其魂终随江河永奔。
（易惠群曾读书的陕北公学）
第六章 风雨同舟：革命伴侣共征程
解放战争的炮火，将袁牧华与易惠群的足迹从皖中带到了山东。1945年，他们调任山东省滨海区三地委宣传部工作，他任部长，她任干事。滨海区，地处山东东南部，北临渤海，南接黄海，沂蒙山脉横亘其间——这片红色的土地，曾见证过孟良崮战役的壮烈，孕育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滨海区的冬天格外寒冷，零下十几度的气温里，他们住在土坯房里，墙壁四处透风。夜里裹着薄薄的棉被，袁牧华常常冻得睡不着，就起来围着炉子踱步，继续琢磨宣传文件；易惠群则把双手拢在袖筒里，帮他整理干部档案。他写累了，她就给他泡一杯热茶，茶叶是群众送来的粗茶，却透着暖心的清香；她抄到手酸了，他就帮她揉一揉肩膀，指尖的温度驱散了寒意。没有甜言蜜语，却有着“你懂我坚守，我知你不易”的默契。有一次，易惠群得了风寒，发着高烧，袁牧华背着她走了十几里山路去看病，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他紧紧护着她，自己却磕破了膝盖。
1949年，辽沈战役胜利后，他们奉命调往辽宁省旅大地委。旅大，这座被黄海与渤海环抱的城市，曾先后被沙俄、日本侵占，1945年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街头的老建筑还带着异域痕迹，却已挂上了“庆祝解放”的红旗。袁牧华任旅大地委宣传部部长、区党委常委、秘书长，他致力于清除殖民文化的影响，在街头巷尾张贴“爱国爱党”的标语，组织群众学习革命理论；易惠群则担任旅大区党委翻译组组长，她自学俄文，挑灯夜读俄语词典，将苏联的革命经验翻译成中文，为旅大的建设提供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旅大市委派袁牧华到中长铁路局大连分局任副局长。他不懂铁路业务，就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每天泡在火车站、机务段，向工人师傅请教信号灯的含义、机车的构造。有一次，一列火车因故障停在半路，他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赶到现场，和工人一起趴在铁轨上排查问题，手指冻得发紫也浑然不觉。直到深夜火车重新启动，他才松了口气，这时才发现眉毛和胡子都结了冰。而易惠群的翻译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1952年，她调往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组长，后来又担任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主任。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各卷，都倾注了她的心血——她常常坐在书桌前，对着俄文原著逐字逐句推敲，有时为了一个词语的准确翻译，会查阅十几本工具书，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易惠群翻译的《马克斯恩格斯文选》）
1956年，袁牧华调往黑龙江，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哈尔滨的冬天比旅大更冷，松花江结着厚厚的冰，街上的行人裹得严严实实。他却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深入课堂、实验室，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为了办好机械工程专业，他带队去苏联考察，回来后连夜整理笔记，为哈工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易惠群也随他来到哈尔滨，任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俄语教员，她的课堂生动有趣，学生们都喜欢听她讲课，说她“把枯燥的语法讲成了故事”。1957年，他们再次调回北京，袁牧华任地质部教育司司长，易惠群则回到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室主任、局秘书长。在北京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相对安稳的时光——住在机关大院里，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周末时会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散步，去北海划船，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1960年，易惠群因在翻译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颁奖那天，袁牧华特意提前下班，买了一束她最喜欢的月季花。当她捧着奖状回家时，他笑着说：“这是你应得的荣誉，我的‘翻译家’同志。”她靠在他的肩上，眼里闪着幸福的泪光——从皖南的烽火到北京的和平，他们一路走来，风雨同舟，早已成为彼此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
从皖中烽火到齐鲁寒川，从旅大之滨到冰城松江，袁牧华的身影在时代洪流中舒展成一部流动的史诗。滨海区的土坯房里，他围炉踱步的剪影与易惠群拢袖抄录的侧影相叠，粗茶暖盏映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反证——那是烽火淬炼的相濡以沫，比锦缎貂裘更暖人心魄。摔在山路上护妻的那一跤，膝盖的淤青成了革命爱情最鲜活的印章，恰如《诗经》所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在零下十度的寒风里焐出了人间至暖。
旅大的殖民建筑前，他张贴标语的手掌曾抚过民族伤痕，俯身铁轨排查故障时，结冰的眉须凝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担当；哈工大的课堂上，他将苏联考察笔记化作“理论实践结合”的教改火种，让冰城的风雪都为这份赤诚绕道。而当易惠群捧回“三八红旗手”奖状，他手中的月季与她眼中的泪光，把“风雨同舟”四个字酿成了岁月的蜜糖——从巢湖芦苇荡的战歌到北京大院的晨昏，这对伴侣的身影从未相离，正如沂蒙精神里“水乳交融”的底色，是战友，是爱人，更是彼此灵魂的摆渡人。
时光淘洗，山海为证。袁牧华的身影早已超越个体生命的维度：是不懂就问的谦逊者，是临难不退的担当者，是与爱人共赴山河的同行者。他用一生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那些在土坯房、铁轨旁、课堂上留下的印记，终将与沂蒙的松柏、旅大的海浪、松江的冰层一同，成为民族精神图谱里永不褪色的坐标，让后来者明白：真正的坚守，是于风雨中相携，于平凡处深耕，让个人的身影，最终汇入时代的星河。
（袁牧华易惠群编印的《抗日救国宣言》）
第七章 霜雪侵身：丹心未改志如钢
1963年，袁牧华调任山东省地质局副局长。他刚到山东，就深入沂蒙山区考察地质资源。沂蒙，这片革命老区的山山水水，都曾见证过革命的烽火——孟良崮战役的遗址上，松树已长得郁郁葱葱；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还在百姓中流传。他踩着崎岖的山路，走遍了沂蒙的每一个县，白天与地质队员一起勘探，用地质锤敲打岩石，分析土壤样本；夜里就在老乡家的土炕上整理资料，油灯下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他常对队员们说：“地质工作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我们多找到一处资源，国家就多一分力量。”有一次，为了核实一处铁矿的储量，他带着队员在山里迷路了，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水，直到第二天才走出山林，脸上、手上都被树枝划开了口子。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动荡年代”的风暴便席卷而来。1966年，“四人帮”掀起的迫害狂潮，将袁牧华与易惠群推向了深渊。袁牧华因“历史问题”被审查批斗，每天要戴着高帽子游街，要在批斗会上“认罪”。他被关进“牛棚”，吃的是发霉的窝头，睡的是冰冷的水泥地，身体被折磨得越来越差，却始终不肯低头。“造反派逼他承认‘走资派罪行’”，他挺直脊梁反驳：“我一生追随党，为革命出生入死，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有一次，批斗会持续了整整一天，他被打，却依然昂首挺胸，用尽全力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声呐喊，震得批斗现场一片寂静。
易惠群也未能幸免。她被污蔑为“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她的办公室被查封，多年心血翻译的手稿被烧毁，连家里的书籍都被抄走。但她始终坚信，黑暗终会过去，党和人民一定会还她清白。在批斗会上，她义正词严地驳斥：“我翻译马恩列斯著作，是为了传播革命真理，不是为了所谓的‘苏修’！这些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写着‘为人民服务’！”她的坚定，让造反派无可奈何，却也遭到了更残酷的迫害——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肾盂肾炎，却得不到及时治疗，常常咳得喘不过气。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袁牧华与易惠群虽然被分开关押，却始终牵挂着彼此。整整十年，他们在苦难中坚守，在折磨中不屈，用生命捍卫着信仰的尊严，如同寒冬里的松柏，任凭风雪肆虐，始终傲然挺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易惠群已经病得很重。她躺在病床上，听着窗外的鞭炮声，虚弱地拉着袁牧华的手，笑着说：“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以安心了。”然而，长期的折磨早已掏空了她的身体，1976年4月28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袁牧华抱着她的遗体，痛哭失声——他失去的，不仅是相伴一生的爱人，更是与他并肩作战了一辈子的战友。他在她的灵前放上一束月季花，那是她最喜欢的花，就像他们初见时那样。
沂蒙的岩层记得他叩击的回响，批斗场的尘埃载着他不屈的呐喊——袁牧华的身影，在1960年代的霜雪与1970年代的阴霾里，淬炼成一株傲立的青松。地质锤敲开的不仅是铁矿的储量，更是“为国探宝”的赤子肝胆；山径迷路时嚼过的野果，咽下的不是窘迫，而是“不辞青山，相随与共”的坚韧。当狂风骤雨袭来，高帽子压不弯他的脊梁，水泥地冻不住他的热血，批斗会上淌血的嘴角喊出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比惊雷更震彻天地，恰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在特殊年代续写着忠臣义士的气节。
十年炼狱，袁牧华与易惠群的身影如双生的松柏，根在地下紧紧相握，枝在风中彼此呼应，任霜雪侵身，丹心始终向阳。
1976年，易惠群的生命定格在59岁，袁牧华怀抱遗体的恸哭，是对风雨同舟岁月的诀别，更是对信仰坚守的无声礼赞。他放在灵前的月季花，花瓣上凝着的不仅是泪水，更是两人从烽火到霜雪的一生承诺。这身影早已超越个人悲欢：是地质勘探时的执着，是批斗场上的刚毅，是苦难中传递温暖的深情。它向世人揭示：真正的信仰从不是顺境中的点缀，而是逆境里的脊梁；真正的坚守，是霜雪压顶时仍能挺直腰杆，是暗夜无边时仍能守住心中的光。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些在苦难中未改的丹心，终将如沂蒙的青松、岁月的星辰，永远照亮后来者的征程。
（1938年袁牧华调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政治主任教员）
第八章 晚晴余晖：赤子情怀照汗青
易惠群去世后，袁牧华的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但他知道，他不能倒下——他要替她看到“四人帮”被彻底清算，看到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看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成为现实。
1978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推进，袁牧华终于获得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任山东省地质局顾问。他回到山东，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易惠群的遗物——那些被烧毁的手稿已经无法复原，但他依然将残存的笔记、词典小心翼翼地收进木盒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她的气息。每当夜深人静，他就会拿出这些遗物，轻轻抚摸，仿佛能听到她伏案翻译的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1979年，他调回北京，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成员。此时的他，已经70岁高龄，头发早已花白，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坚持每天上班。他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常常为了一个词条的准确性，查阅大量资料，与编辑们讨论到深夜。有一次，为了核实“新四军历史”部分的细节，他不顾年迈，亲自去档案馆查阅史料，回来后又逐字逐句核对文稿。他对编辑们说：“这部书是给后人看的，我们一定要做到准确、严谨，不能辜负历史，不能辜负后人。”工作之余，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翻看过去的照片——有他在三台高中当校医时的留影，穿着白大褂，眼神清澈；有他与易惠群在皖南的合影，两人站在茅草屋前，笑容坚定；还有和含地区群众送给他的锦旗，上面“军民一家亲”的字迹已经褪色，却依然耀眼。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是一生坚守的信仰。
1980年5月，袁牧华的病情突然加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拉着儿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这一生，没有辜负党，没有辜负人民……你们要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守信仰，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谋幸福。”5月10日，这位历经风雨的革命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临终前，他手里还攥着一枚党徽——那是他与易惠群结婚时，两人共同佩戴的党徽，几十年来，无论经历多少磨难，他始终带在身边。
他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他在新四军时的战友，拄着拐杖赶来，眼里含着泪；有他在地质局的同事，带着他曾用过的地质锤，诉说着他的敬业；还有和含地区特意赶来的群众，捧着亲手采摘的野花，念叨着“袁部长是个好人”。人们捧着鲜花，含泪送别这位革命老人。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易惠群的骨灰相邻——这对革命伴侣，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继续他们未完成的“革命征程”。
易惠群的离去，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被抽走了底色，袁牧华的世界在瞬间褪作素白。但他佝偻的身影里，仍藏着未熄的火种——那是替爱人看遍山河无恙的执念，是将毕生信仰续写成章的赤诚。1978年的春风拂过齐鲁大地，平反的文书映着他鬓边的霜雪，他颤抖着将易惠群残存的笔记收进木盒，指尖划过焦黑的纸页，仿佛在触摸她伏案翻译时落在稿纸上的月光。那些被火焰吞噬的手稿，终究化作他心中不灭的灯盏，照亮他余生的每一步前行。
70岁高龄北上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灯光下，他的身影与年轻编辑们交叠成跨越时代的剪影。为核实“新四军历史”的细节，他拄着拐杖踏入档案馆的深廊，尘埃在光柱中起舞，映着他逐页翻阅史料时专注的眼神——这身影，与当年在和含田埂间访农的青年、沂蒙山区勘探的地质员队、批斗场上昂首的斗士重叠，岁月磨白了他的发，却磨不灭“为后人立信史”的较真。书桌前的旧照是时光的切片：三台高中的白大褂映着清澈初心，皖南茅草屋前的合影凝着烽火誓言，“军民一家亲”的锦旗虽褪色，却在他凝视的目光里重焕光彩。每一道褶皱的影像，都是他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二字。
1980年的病房里，他攥着那枚与易惠群共佩的党徽，掌心的温度焐热了金属的凉。“未负党，未负民”的遗言，是他对一生的总结，更是对后辈的嘱托——这声音，与当年和含芦苇荡里酝酿战歌的低吟、批斗场上震彻天地的呐喊、地质勘探时叩击岩石的回响，共同织成他生命的交响。当他闭上双眼，八宝山的松柏为他肃立：新四军战友的拐杖叩击着地面，那是岁月的致敬；地质锤静静躺在灵前，那是敬业的见证；和含群众捧来的野花带着泥土芬芳，那是民心的重量。
他与易惠群的骨灰相邻而眠，如同他们在人间时的并肩——从皖中烽火到北国霜雪，从革命征程到生命终点，这对伴侣的身影从未分离。袁牧华的一生，是一部流动的史诗：他是战歌的创作者，是真理的坚守者，是历史的书写者，更是信仰的践行者。他的身影告诉我们：所谓赤子，是历经千帆仍葆初心；所谓永恒，是将个人生命融入时代洪流。当后来者回望历史，总能在那些为信仰跋涉的身影里，看见照亮前路的光——那光，是袁牧华们用一生点燃的，终将与日月同辉，照彻汗青。
（袁牧华参加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结语：长河映月 初心如炬照千秋
岁月如奔涌的江河，淘尽了世间的尘埃，却永远淘不尽英雄的身影。袁牧华的一生，如同一颗穿越风雨的星辰，从川南三家坝的晨雾中升起，在蓉城的星火里淬炼，在沪上的铁窗下燃烧，在皖南的血火中涅槃，在和含的歌声里闪耀，最终在自己的人生余晖中落幕。他的足迹，印刻在近代中国的每一段重要历史年轮中；他的初心，如同一炬不灭的烈火，照亮了旧社会黑暗的岁月，温暖了旧中国苦难的土地。
他与易惠群的爱情，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儿女情长。那是烽火中的相濡以沫，是牢狱里的相互牵挂，是困境中的彼此支撑，是信仰上的终身守望。他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有着“生死与共”的担当；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却有着“风雨同舟”的默契。他们用一生诠释了“革命伴侣”的真谛——不仅是生活中的同行者，更是信仰上的同路人，是为共同理想奋斗终身的战友。他们的故事，像一首悲壮而深情的史诗，写在皖中的青山上，写在沂蒙的红土地上，写在新中国的历史长卷中，更写在无数后人的心中。
如今，叙永的三家坝早已换了新颜，永宁河的流水依旧潺潺，却再也听不见当年少年离家的脚步声；和含地区的歌声依然在风中回荡，巢湖的碧波依旧荡漾，却再也见不到那对在烽火中奔走的身影；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那两枚相邻的骨灰盒静静安放，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跨越岁月的坚守。站在历史的岸边仰望，袁牧华的身影从未远去——他是那个在私塾里揣着好奇与憧憬的少年，是那个在监狱里坚守信仰、宁死不屈的囚徒，是那个在烽火中写下战歌、鼓舞民心的战士，是那个在建设时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干部，更是那个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誓言的赤子。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袁牧华们用生命照亮的道路，我们正在坚定地走着；他们用热血浇灌的理想，正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他们用一生诠释的信仰力量，告诉我们：所谓初心，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赤诚，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坚韧，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这种力量，足以穿越时空的阻隔，足以抵御岁月的侵蚀，足以引领民族走向复兴。
长河映月，初心如炬。那些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身影，永远不会被历史遗忘；他们所传承的精神火炬，永远在华夏大地上燃烧，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这，便是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这，便是对袁牧华等英烈们最美好的告慰。
二O二五年十二月
第二十次修改定稿于叙永蓬莱书院
（易惠群编缉的抗日刊物《大江报》）
注释：
袁牧华、易惠群历史史实来源——
1.叙永县袁牧华侄女袁小容2025年9月26日微信所转袁牧华女儿袁路明修改的《袁牧华简介（2024年4月11日）》《易惠群皖南事变幸存者简介（2024年4月1日）》
2. 袁牧华核心生平与革命履历
①基本信息：袁牧华，四川省叙永县人，曾用名袁廷英、张慕华、张华、袁骏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生平核心脉络可追溯至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对革命前辈的史料整理。
②皖南事变关键经历：作为皖南事变亲历者，其突围及后续经历的核心史实，来自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浴血皖南——皖南事变亲历者简介》编委会的调研资料，编委会通过寻访其亲属核实了相关细节。
③主要任职与活动轨迹：从早期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组织科科长、三台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主任教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部教育司司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成员等职务履历，结合了党史机构对地方革命干部的档案记载及编委会寻访获取的亲属提供资料。
3. 易惠群生平与革命事迹
①完整生平框架：包括1917年出生、上海务本女中及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求学经历、1936年因抗日活动被开除、1937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入党等早期经历，以及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任职与贡献，均依据抖音百科对其生平的系统梳理。
②抗战时期关键事件：1941年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员、1943年在和含地区参与反“扫荡”、被俘后经组织营救脱险，以及担任《大江报》编辑等事迹，来自《浴血皖南——皖南事变亲历者简介》编委会收录的其亲属提供资料及党史相关记载。
③后期翻译工作与荣誉：1952年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任职，参与《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翻译，1960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76年病逝等信息，均源自权威人物生平资料汇编。
4. 二人革命交集与关联史实
①相识与结合：1938年在国民党121师政工队相识、1938年12月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结为革命伴侣等情节，基于《浴血皖南》编委会对二人共同经历的调研核实，结合易惠群生平中与袁牧华的活动轨迹交叉印证。
②共同革命经历：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滨海区、辽宁旅大地委的任职配合，新中国成立后多地工作调动中的相伴经历，以及“动荡年代”中共同遭受迫害的史实，综合了亲属回忆资料与相关单位党史档案片段。
5. 补充说明：文中对二人具体生活细节、心理活动的文学性描写，系在核心史实框架下，参考同类革命史料中的典型情境进行的合理文学演绎，以增强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其生平时间线及关键职务调整，已通过多方史料交叉验证，确保核心史实准确无误。
钟小平，汉族，笔名四美轩主。籍贯隆昌，生于叙永，曾供职于叙永二中。余德泉教授入室弟子，四川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诗词协会会员，四川省毛泽东诗词会叙永工委主任，泸州市诗书画院创研员、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叙永县政协永宁诗书画院副秘书长，叙永县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叙永蓬莱书院负责人，叙永县政协文史研究员。书法作品数十次参加各级展赛入展获奖、入编作品集，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各类媒体、各级刊物发表。致力于叙永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发掘、传播工作，泸州、叙永景区文化策划，参与《叙永辞赋选》《叙永儿童歌谣》《神怡楼集》 《永宁儿女》《求索之路》《诗韵画稿铁笔风流》《大美长歌》等书籍的编辑工作。
